雖然喝茶的習慣源於中國,但在東方與西方,卻由於本身環境、風俗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飲茶文化。西方是以英國為典型的紅茶文化——飄溢著布爾喬亞氣息,帶著重商主義的色彩。歐洲強權為滿足對紅茶及其佐料的需求,曾不惜伸展帝國主義的魔掌,在當時的「落後」地區製造殖民地,從事商品掠奪和人身買賣。中國茶貿易也在外國市場操控下興發、鼎盛,而終至衰微。中國原是世界首要產茶國,外商來華爭運茶葉,使中國茶貿易蓬勃發展,但在價廉物美的考量下,外商也向印度、錫蘭與日本發展茶栽培業,強使亞洲產茶國發生競爭。中國茶逐步敗下陣來,外國商人也漸漸放棄了中國茶貿易。
臺北縣人,1980年獲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淡江大學歷史系,並進入中央研究院,現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專長是近代中國經濟史和臺灣經濟史。著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日本歷史與文化》(合著)、《清代糧食畝產量研究》(合著)、《臺北縣茶業發展史》、《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日本在華煤業投資四十年》,以及學術論文七十多篇。
自 序
近代以前,東亞、中亞、西亞、歐洲各民族與中國接觸時,在手工業製品和技術方面,得自中國者多,給予中國者少。因此中國手工業可以說是形成「地大物博」的「宗主國」政治權威之一重要物質基礎。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Silk(絲)、Nankeen(南京棉布)、China(陶瓷器)、Tea(茶)等國際語言仍象徵著往昔燦爛的中國手工業,曾經贏得西方的讚嘆。
我在三十年前開始研究茶業史,當時所以醉心於茶葉,是因為它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從事海上貿易時所展開的東亞三角貿易之重要一環;它所呈現出的飲茶文化是東方精神文化的象徵,同時也是西方物質文化的表相。藉著對茶業史的了解,我略微知曉了所謂「西力衝擊」的意義和內涵,也認識到十九世紀以來東方和西方交會時所迸放出的「火花」,從而湧出了愛鄉情懷。而在全球化議題發燒的今日,我們重新檢視茶葉在當時的流通情況及其影響,適足以說明它是全球化的中國商品。
基於這種認知,我撰寫了這本小書。試圖指出在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以茶葉為飲料的習慣源於中國,經陸路與海路傳播至世界各個角落。但在東方與西方,卻由於本身傳統文化的不同,環境的相異而產生不一樣的飲茶文化。西方是以英國為典型的紅茶文化,此紅茶文化飄逸著貴族的氣息,帶著重商主義的色彩,促使歐洲強權為了滿足對紅茶及其佐料的蔗糖的需求,不惜伸展帝國主義的魔掌,在當時所謂的「落後」地區一而再、再而三地製造殖民地,展開商品掠奪和人身買賣(奴隸)的活動。影響所及,中國茶貿易之開始發展、鼎盛、衰微,皆受制於外國市場。猶有甚者,當時支配貿易的外國商人為能確實獲得價廉物美之茶,於是向印度、錫蘭與日本發展茶栽培業與投資製茶工廠,強使亞洲茶葉生產國發生競爭。
本書就是從這些觀點去構思的,期盼能描繪出中國茶葉在近代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顯現出它足以傲視咖啡、可樂等西方產品的多采多姿的一面。
兩三年來,若非中興大學文學院林富士院長(當時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不斷鼓勵與積極審查,我恐怕無法完成此書,現謹致以十二萬分的謝忱。政治大學歷史系彭明輝教授於百忙之中細心閱讀拙稿、指出不少謬誤,實在感激不盡。對三民書局編輯部的辛勞亦甚銘感。
回首這近三十年來的研究生涯,一股莫名的感慨不禁湧上心頭。先嚴和先慈一直是我最大的物質與精神支柱,他們對學術的尊重與對新知識的不斷追求,影響了我走上學術之道。外子任洪的全力支持更讓我在失去慈親後產生繼續再衝刺的勇氣,從事太空科學工作的他,經常倘佯於浩瀚宇宙,卻鼓勵我關心自己的鄉土,浸淫在經濟史領域中;他時常在品茗之際,從外行人的角度提供不少意見,讓我不至於鑽牛角尖而能豁然開朗。現在我謹將這本有關茶葉的小著獻給他,以表敬愛之情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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