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巴拉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上)(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08628127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DAVID REMNICK
出版日:2011/08/01
裝訂:平裝
規格:26cm*19cm (高/寬)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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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上)》內容簡介:就本世紀以來的美國歷史而言,沒有比奧巴馬的崛起更重要的歷史事件了,然而迄今為止,沒有哪一位記者或歷史學家的著作曾經充分調查奧巴馬的生平和經歷,或者探討其崛起背後的遠大抱負。如果讀者熟悉他本人撰寫的成為暢銷書的回憶錄或他的競選演說,那么他們就會很清楚奧巴馬選擇去強調的那些困難和細節。不過現在我們有了他的一幅畫像,這幅畫像手法嫻熟、顏色鮮艷、刻畫入微而又出人意料,描述了一位探尋自我的年輕人、一位決心成為首位非裔美國總統的不斷崛起的政治家,而作者闡釋不斷發展的歷史事件的意義之天賦可謂無人匹敵。《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上)》是一本史詩般的傳記,書中詳細記述了奧巴馬的人生經歷:描述了奧巴馬的悲慘父親——一位出色的經濟學者,他離家出走,最終潦倒離世;描述了他的母親斯坦利?安?鄧納姆,她十幾歲時就生了一個孩子,然後成為人類學家,在印尼生活和做研究;還描述了一系列的精英機構,這些機構讓奧巴馬接觸到了社會緊張局勢和各種思潮,從而迫使他想象并為自己確定一種身份。通過廣泛采訪奧巴馬的朋友、老師、同學、導師、毀謗者、家人等在他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人物,以及奧巴馬本人,作者為我們展示了一名無依無靠、沒有建樹、滿懷困惑的年輕人的成長路徑:首先在芝加哥擔任社區組織者,這一經歷不僅影響到他投身政治的激情,也為他提供了基礎,由此他進入哈佛法學院,并在那里開始產生更加艱巨的使命感。隨後順利踏入政界,依靠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和民權從政思想贏得了選民的擁戴,最終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雷姆尼克構思巧妙,把奧巴馬的政治生涯至于芝加哥歷史上令人激動的種族和政治交匯的背景之下,為我們描述了該市復雜的種族遺產如何使得奧巴馬在政壇的涉足成為爭議的來源和不留情面的戰術。《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上)》也再度探討了從奴隸制到民權運動期間的一系列戲劇性事件,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奧巴馬的追求并非他個人的追求,而是象征著一個國家的追求。在這個國家,命運掌握在那些渴望打造一個超越當前生活的、充滿希望的未來的人們手中。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戴維?雷姆尼克 譯者:王勇 吳忠岫戴維?雷姆尼克 (David Remnick),曾擔任《華盛頓郵報》記者達10年之久,期間4年常駐莫斯科。1992年,他加盟《紐約客》雜志。1998年以來,一直擔任該刊主編。他之前出版的關于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傳記著作《世界之王》,1998年被《時代》雜志評選為非虛構類圖書第一名。1994年,他撰寫的《列寧墓:蘇聯最後的日子》獲得普利策獎。
名人/編輯推薦
《橋:奧巴馬的人生及其崛起(上)》:普利策獎獲得者、《紐約客》總編輯親自執筆《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芝加哥論壇報》、《金融時報》一致推薦!!深度破解巴拉克?奧巴馬的崛起內幕,全景再現美國首位非裔總統的別樣人生。
序
引言約書亞世代亞拉巴馬州,塞爾瑪市布朗教堂一個改變美國的故事就是在這里拉開了序幕。2007年3月4日中午,根據安排,伊利諾伊州的資淺聯邦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要在亞拉巴馬州塞爾瑪市的布朗教堂發表演說。總統競選活動才開始僅僅一個月,他來到了南部,就是準備與民主黨內部競選領跑者希拉里?克林頓進行首次正面對抗。他計劃公開談論引起外界廣泛關注并認為將最終導致他競選失利的原因—他的種族、他的年輕以及他的“異域”背景。“巴拉克?奧巴馬是誰?”“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從那天開始,直到總統選舉日,他的對手,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會在公共平臺、電視和電臺廣告中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屢屢含沙射影地指出這個人身上有一種讓他不具備資格的異質性:他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亞的童年,他的肯尼亞父親,還有他那出生于堪薩斯州但卻周游過世界的母親。 奧巴馬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助于塑造他的競選語言和特色。離開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的席位兩年之後,在幾乎尚未還清大學貸款的情況下,奧巴馬就以普通的中間偏左?的政策立場正兒八經地參加了總統大選。除了在伊拉克戰爭這一關鍵問題之外,他和克林頓的政策立場沒有根本不同。他的履歷上也沒有列著出任政府官員的經歷或對于立法的貢獻等令人印象深刻的內容。但是奧巴馬的身份、出身、他對于自己身份的定位,以及最重要的一點,他把自己的品質和個性投射為美國雄心和希望的反映方式,將成為他的言辭和魅力的核心。除政治觀點外,奧巴馬的候選資格核心內容,提出的是他的自我:一個復雜、謹慎、聰明、機靈的年輕非裔美國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還算不上什么杰出人物,但他具備成為杰出人物的潛力。在很大程度上,那是撐起他候選人資格的源泉,給競選增添了歷史維度和驕傲,當然,他也無可避免地要承受這些所帶來的苦痛。奧巴馬本人用了“自以為是”和“肆無忌憚”這樣的字眼兒。 在塞爾瑪,奧巴馬準備“提名”自己為所有美國斗爭中最痛苦的種族斗爭的繼承人:這里的種族并不是先驅者在選舉政治或民權運動中提到的種族,也不是堅持種族劃分或種族補償意義上的種族,而是奧巴馬要把他的混合血統作為一個隱喻,指代他打造廣泛的支持聯盟的抱負,他要把美國人集合在道德和政治進步的敘事下。他不一定是這種敘事下的英雄,但他或許將成為其巔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奧巴馬毫無顧忌地從那次劃時代的美國運動中大膽借用其語言和形象,并將其用于自己的總統競選中。 塞爾瑪城矗立在亞拉巴馬河的滔滔濁水邊。該市曾經是繁榮的制造業中心和邦聯軍隊的軍火庫,如今則是個凄涼的地方,只有寥寥兩萬名平平常常的居民。平日里,布羅德街少有人來往,偶有的行人也是無精打采的。非裔美國人多半都住在簡陋的房子、隨意搭建的棚屋以及城東的居民區里,白人則大多住在略微繁榮些的西區。 每年到了人們追尋歷史記憶的那段時間,塞爾瑪的經濟都會突然迸發出一陣生機。在內戰中幸存的種植園住宅大部分都得以保留下來,供那些來此憑吊的游客參觀,雖然沒有多少人會來。4月中旬,癡迷于南北戰爭的人會來這里模擬當年塞爾瑪戰斗的場景,以紀念南部邦聯軍的陣亡者。1865年,特別殘暴的種族主義者、南部邦聯的將軍內森?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在塞爾瑪遭遇了失敗。塞爾瑪的黑人對邦聯時期并沒有什么懷舊情緒。有幾十年的時間,幾乎整整一片城外黑人居民區就是以福里斯特將軍的名字命名的,他曾經從事奴隸貿易,還是三K黨的大人物。 南北戰爭結束後,黑人學生來到了塞爾瑪大學—一所小規模的聖經學院,塞爾瑪這座教堂之城也成了著名的非裔傳教中心。拉爾夫?阿伯內西(Ralph Abernathy)在回憶錄中寫到,塞爾瑪“是我們心目中的‘黑人聚居區域的首都’,是青年才俊和博學長者的聚會之處”。與此同時,由于種族歧視政策的影響,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塞爾瑪參加投票還要經過文化測試,而且只有交納人頭稅才有投票資格,所以幾乎沒有黑人能夠登記參加選舉。在充滿鄙視的白人登記員的包圍中,他們被迫回答諸如“一塊肥皂會有多少肥皂泡”這樣的問題。 當地的治安官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屬于傳說中的伯明翰“公牛”康納那種怪異類型的人;他在制服上別著一個帶有“永遠別想”字樣的徽標,對于任何反種族隔離抗議的跡象都可能采取最殘暴的鎮壓手段。這也是為什么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基層領導人把塞爾瑪作為爭取投票權斗爭的試點城市的原因。1965年1月2日,小馬丁?路德?金來到了布朗教堂—非洲衛理公會的一座磚結構的教堂。他告訴教眾,塞爾瑪已經成了“南方腹地頑固對抗民權運動的象征”。正如蒙哥馬利市曾是最初抵制公交車隔離政策運動、民權運動和平等使用公共設施等運動的中心那樣,馬丁?路德?金和他的戰友們決定,把塞爾瑪作為奪取投票權的戰場。 早在紀念活動開始一個多月之前,奧巴馬就已經被他的朋友、亞特蘭大市資深眾議員約翰?劉易斯邀請來塞爾瑪。年近七旬、謝頂、身材肥胖的劉易斯在國會山一帶和非裔社區并不是以立法者的身份知名,而是眾人眼中的傳承者、一個道德楷模和民權運動行將謝幕的真相披露者。劉易斯說,從里根總統的第一次就職演說開始,在這段漫長的“保守派主政的黑暗時期”里,保持進步政治的生機“尤其艱苦卓絕和有必要”。他說,“做到這一點的唯一途徑便是不斷地講出這些真相。”馬丁?路德?金在亞拉巴馬州開展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組織活動時,劉易斯一直在擔任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主席。他參加了幾乎每一次重要的游行。在無數次的示威游行中,甚至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里面見約翰?肯尼迪總統和林登?約翰遜總統時,他始終都站在馬丁?路德?金的身邊。1963年,在“向華盛頓進軍”的游行中,他是眾多演講者中最年輕、最激進的一員;如今他是那些人當中唯一健在的一位。在約翰?劉易斯生命中的每一天,人們都稱他是一個英雄,可是如今他卻感覺英雄氣短,首鼠兩端,不知道該支持哪一方:是支持多年來“從沒讓他失望過”的克林頓夫婦,還是支持那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2004年,正是這個年輕人在波士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以一場激奮人心的演講蜚聲國內政壇。一開始的時候,劉易斯曾經向奧巴馬暗示會給予支持,但克林頓夫婦和他們圈子里的人都在以這位資深斗士的友誼觀和忠誠度為訴求來吁請他的支持—他們幾乎和厚重歷史的誘惑一樣難以抗拒。感覺到沉重的壓力後,劉易斯向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許諾,他很快就會舉行一次個人的“行政會議”來作出決定。 對于在亞拉巴馬州派克縣長大的劉易斯來說,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就像一個熟悉的惡鄰。在孩童時代,他就非常渴望離家出走,甚至夢想用房屋周圍的松樹制作一輛木制公交車,然後乘坐這輛車一路趕到加州。他的父母是佃農,共有10個孩子。劉易斯從小就想成為一名牧師,為了鍛煉自己,他曾經在後院給雞舍里的雞慷慨布道。不僅在平日和周末布道,還給公雞母雞主持婚禮,給死去的雞主持葬禮。(“幾十只雞,全都非常清醒,直勾勾地看著我,我也看著它們。那一刻,全場一片寂靜,絕對的寂靜,我感覺到有些魔力,近乎神秘。讓人覺得非常崇高聖潔,幾乎有些虔誠的意味。”) 1955年,劉易斯通過電臺收聽到一位來自亞特蘭大的年輕牧師的布道,題目是“保羅給美國基督徒的信”。牧師小馬丁?路德?金以使徒保羅的口氣向基督徒,尤其是白人基督徒致辭,譴責他們對黑人兄弟姐妹缺少同情。在收聽這次布道的過程中,劉易斯產生了成為一名像金博士那樣的牧師的想法。那一年晚些時候,他參加了一場運動。這場運動肇始于蒙哥馬利一家百貨公司的店員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她因為在克利夫蘭大街乘坐一輛公交車時拒絕換座位而被逮捕。作為特洛伊州立大學的學生,劉易斯參加了有關非暴力抵抗的講習班,并加入了在納什維爾和其他南方城鎮發動的取消在午餐柜臺和巴士站候車室里的種族隔離措施的運動。即便被嘲諷為示威鼓動者、“黑鬼”,被年僅十幾歲的暴徒扔點燃的香煙,他也仍然堅持分發耶穌、甘地、梭羅和馬丁?路德?金的箴言。參加“爭取平等乘車自由權利”的示威活動時,他曾經差點兒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灰狗車站被人打死。遭受毆打、逮捕和監禁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次出事之後,他會稍事休息,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體面地再次承受新一天的辛苦一樣: 在我的一生中,一些最難忘、最值得回味的時刻就是從阿梅里克斯、哈蒂斯堡或塞爾瑪—尤其是塞爾瑪—這些地方的監獄被釋放,就近來到“自由之家”組織的某個分部,舒舒服服地洗上一次淋浴,穿上牛仔褲和新襯衫,然後去到某個小型露珠客棧,或者某個設有投幣式自動點唱機的廉價酒館,點上一份漢堡或奶酪三明治,要上一杯冰鎮蘇打水,走到點唱機前,掏出一枚25美分的硬幣,然後翻看點唱機上的每一首歌名,因為選擇必須恰到好處……最後我會把硬幣投進去,挑選馬文?蓋伊(Marvin Gaye)、柯蒂斯?梅菲爾德(Curtis Mayfield)或艾瑞莎(Aretha)的歌。我會拿著三明治坐下來,讓音樂蕩滌我的心靈,洗去我的一切煩惱。我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能夠如此甜美。約翰?劉易斯對塞爾瑪非常熟悉,了解那里的所有小巷、教堂、咖啡館、艾伯特旅館、白人居住區里鋪得平平整整的道路,以及黑人居住的棚屋和喬治?華盛頓?卡弗社區。當然,他也認識治安官吉姆?克拉克,還有市長喬?史密瑟曼(Joe Smitherman)。史密瑟曼雖然沒有克拉克那么充滿敵意,卻曾經失口說起過“馬丁?路德?黑鬼”。甚至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後,塞爾瑪也沒有幾處地方可以讓黑人安全地集會,尤其是如果讓人知道他們是出于政治目的集會的話。他們通常在兩家不起眼的飯店聚會—克萊與利斯頓飯店,有時候還在沃克咖啡館,但多數時候他們會在布朗教堂和街道盡頭的第一浸信會教堂聚會。 在布朗教堂的集會和宗教儀式上,多數發言者都是來自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城市聯盟,或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都是民權運動的主流群體,不過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也曾經登上過講壇。 1965年2月上旬,馬丁?路德?金還被監禁在塞爾瑪監獄里的時候,馬爾科姆在塞爾瑪發表演說,他告誡大家說:“我覺得這里的人最好還是聽聽馬丁?路德?金博士說些什么,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而且要迅速去做,否則其他派別會到這里來嘗試另一種不同的方式。” 1964年12月,馬丁?路德?金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在獲獎演說中,他描述了“2 200萬黑人”為了向“種族主義控制下沒有任何星光的午夜”進攻而發起的“開創性的戰爭”。 1965年2月初,他從塞爾瑪的囚室里寫了一封信,并以廣告的形式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出來: 親愛的朋友們: 在參加授予我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時,挪威國王一定沒有想到,在不到60天之後,我會鋃鐺入獄……通過關押數百名黑人,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市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種族隔離政策陰魂不散的丑陋。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的時候,許多體面的美國人不由得心存寬慰,認為艱苦斗爭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可為什么我們仍然身陷牢獄?為了參加選舉,你是否曾經被人要求回答100個關于政府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連政治學專家也感到難以回答?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和一百多人一起排隊,等了一整天之後,結果卻發現完成了選民資格測試的只有不到10個人? 這就是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在這里,和我一起被關在獄中的黑人數量超過獲得選舉投票資格人員名單上的黑人數量。但是除選舉權外,在塞爾瑪連做人都不容易。記者向治安官克拉克詢問一名女性被告人是否已婚時,他回答說:“她是個黑鬼,不配用小姐或太太這樣的稱呼。” 這就是1965年的美國。我們之所以被囚禁,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國家無法容忍這些狀況繼續存在下去…… 你真誠的,小馬丁?路德?金此後不久,馬丁?路德?金就獲釋了,但是治安官克拉克和他的手下仍然繼續襲擊塞爾瑪市爭取選舉權的示威者,用電牛棒電擊他們,把他們關進監獄。從金牧師抵達塞爾瑪的那天起,克拉克的手下已經監禁了4 000人。劉易斯曾經給記者們提供過一份手寫的聲明,說克拉克已經證明他自己“基本上與法西斯屠殺猶太人時期的蓋世太保沒有什么兩樣”。在塞爾瑪法院的一次正面對抗過程中,克拉克用拳頭猛擊金牧師的伙伴C?T?維維安(C. T. Vivian)牧師的嘴巴,結果連自己的手指都斷了一根。隨後他逮捕了維維安。幾個星期後,金牧師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有沒有哪位小說作家敢斗膽創作這樣一個角色,他戴著治安官的徽章,領著一群戴頭盔的警察,毆打了牧師的嘴巴,然後自豪地夸耀,‘即使我打了他,我也不知道有這回事’。”在附近城市馬里昂的一次夜間集會中,一名州警察兩次開槍擊中了年輕的退伍軍人、紙漿木材工人吉米?李?杰克遜(Jimmie Lee Jackson)的腹部。(杰克遜曾5次嘗試參加選舉登記。)在同一次行動中,杰克遜的母親維奧拉也遭到了毆打,他82歲的爺爺凱奇?李受了傷,但表示自己隨時準備參加下一次示威游行。中槍的杰克遜掙扎了幾天後不治身亡。在布朗教堂舉行的葬禮上,金牧師宣布:“吉米?李?杰克遜是從棺材中向我們宣示,他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必須用勇氣代替謹慎……我們不能心懷怨憤,也不能懷有任何用暴力予以報復的想法。”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年輕領導者之一詹姆斯?貝弗爾(James Bevel)建議運動組織者們發起一場游行,一場從塞爾瑪到州首府蒙哥馬利的示威活動,去把吉米?李?杰克遜的靈柩放到州國會大廈的臺階上,要求州長喬治?C?華萊士(George C. Wallace)主持公道。那個月的早些時候,貝弗爾曾經遭到治安官克拉克用警棍毆打,還被關進監獄,被用高壓水龍中的冷水長時間地沖擊。 聽說金牧師他們的計劃後,州長華萊士告訴他的助理:“只要我還是州長,我就不會容忍一群黑人在本州的公路上游行示威。” 多年來,有關他在1965年3月7日“血腥星期天”下午的經歷,劉易斯已經講述過幾百次。在回憶錄《隨風而行》(Walking with the Wind)一書中,他的描述最為精彩: 我無法計算一生中究竟參加過多少次游行,但是這次游行非常不同。這次游行不僅組織嚴密,而且大家非常嚴肅、氣氛陰郁,幾乎像支送葬的隊伍…… 沒有人唱歌,也沒有人呼喊,只有走路的聲音。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好像我們走在神聖的道路上。這使我想起甘地組織過的向大海進軍的游行。金博士曾經說過,沒有什么比游行隊伍的腳步聲更強有力的了。當時就是這樣的情況,只聽得到眾志成城的一群人前進的腳步聲。這是你可以聽到的唯一聲音。 劉易斯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年輕伙伴霍齊亞?威廉姆斯(Hosea Williams)引領著游行隊伍—排成兩列縱隊的一支600人的龐大隊伍。那一年,劉易斯25歲,身材瘦小,性格靦腆,但卻非常堅定。他穿著一件黃褐色雨衣,背著背包,里面裝著一本書、一把牙刷、幾片水果(“萬一在監獄里餓了”)。劉易斯和威廉姆斯率領游行的人群從布朗教堂出發,經過一個住宅小區,然後朝埃德蒙?佩特斯橋前進。(佩特斯是最後一位在美國國會參議院擔任議員的邦聯將領。)走到橋中間的時候,劉易斯和威廉姆斯停了下來。 600名男女老幼也在他們身後停了下來。在另一側橋頭上,跟我們相對的地方,站著一大幫戴藍色頭盔、穿藍色制服的亞拉巴馬州騎警,一排又一排,還有幾十名作好戰斗準備的警察從80號公路的一側一直排到另一側……在路的一邊我可以看到大約有100名白人,又是笑又是叫喊,手里揮舞著邦聯的旗幟。 霍齊亞?威廉姆斯低頭看了看橋下的流水,問劉易斯:“你會游泳嗎?”劉易斯回答說不會。 他們再次前進。據劉易斯回憶:“唯一聽到的聲音,是我們走在橋上的腳步聲和我們前面一匹馬噴鼻的聲音。”騎警們頭戴防毒面具,他們身後是更多的白人;克拉克已經從達拉斯縣周圍招募了一些志愿者,組成了一支由鞭子和警棍武裝起來的地方隊伍,其中一人甚至揮舞著一根纏著鐵蒺藜的橡膠軟管。帶隊的警官約翰?克勞德(John Cloud)少校告訴劉易斯,示威者組織的“非法集會不利于公眾安全”。克勞德命令劉易斯和威廉姆斯掉轉方向:“回你們的教堂或者各自回家。” “我們可以跟少校談談嗎?”威廉姆斯問道。 “沒有那個必要。”克勞德答道,并要求他們在兩分鐘之內解散。 劉易斯知道,繼續前進將過于咄咄逼人,而撤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對霍齊亞?威廉姆斯說:“我們應該跪下祈禱。” 他們轉過身來向後面的人傳達這一安排。有幾百人跪了下來。 但是解散的命令發布之後剛剛一分鐘左右,克勞德就失去了耐心,他命令部下:“騎警們,前進!” 劉易斯也描述了騎警們靠近時可怕的聲音: 騎警笨重的靴子踩在地上的聲音,旁觀白人的狂暴呼喊聲,馬蹄踏在公路堅硬的瀝青路面上的嗒嗒聲,還有一個女人在喊叫:“抓住他們!抓住這些黑鬼!” 然後他們開始毆打。第一個騎警朝我發動了攻擊。那是個身材高大、身體強壯的男人。他一言不發,掄起警棍就朝我的頭部左側打來。我沒有感到任何疼痛,只是覺得受到了一下擊打,然後雙腿就站不住了。我舉起了一只手—只是條件反射動作—然後蜷縮成“祈求保護”的姿勢。接著還是那個騎警又打了我一下。周圍的一切開始旋轉起來。 我聽到了類似開槍的聲音,然後周圍就升起了一團煙霧。 是催淚瓦斯。 我以前從沒接觸過催淚瓦斯。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毒性非常強、稱為C-4型的催淚瓦斯,效果就是致人惡心。 我開始窒息,咳嗽。我無法呼吸,感覺好像在喘最後一口氣一樣。如果我的一生中有哪一次感覺恐懼過,應該就是那個時候了。可我并沒感到恐懼。我現在還記得,非常奇怪,當時內心非常平靜,因為我想:就是這樣了。人們會死在這里。我要死在這里了。 數十名示威者被送到了塞爾瑪最大的黑人醫院—好撒瑪麗亞人醫院。?其余的人氣喘吁吁、跌跌撞撞地跑步撤回了布朗教堂。有些人停下來用路邊水坑里的水沖洗被刺痛的雙眼。警察和民團成員一路追逐抗議人士到了教堂門口,甚至沖進了教堂大門。在第一浸信會教堂,一名民團成員把一個十幾歲的抗議者從教堂窗戶扔了進去。布朗教堂擠滿了傷口流著血、哭哭啼啼的人。 約翰?劉易斯的顱骨骨折了。他的雨衣上濺滿了泥土和自己的血跡。不過他仍然很清醒,而且還能動。他拒絕去好撒瑪麗亞人醫院,而是去了布朗教堂。一走進教堂,他就來到講壇前,對一起參加示威的人們說:“我不知道約翰遜總統怎么會出兵越南,我也不明白他怎么能派兵前往剛果,我更看不出他怎么能派兵到非洲,卻不能派部隊來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 “說說吧!”游行者們喊道,“繼續說!” “下一次再游行的時候,”劉易斯宣布,“我們要繼續前進,一直走到蒙哥馬利。我們要一直走到華盛頓。” 那天晚上,美國東部時間大約21點左右,美國廣播公司(簡稱ABC)中斷正在播放的電影《紐倫堡審判》,插播了播音員稱為“80號公路上毆打事件的一份詳細的錄像報道”。當晚收看ABC節目的觀眾數目龐大,大約有4 800萬人,新聞播放了15分鐘之後才繼續播放電影。 “血腥星期天”很可能是1930年以來最重要的非暴力抵抗運動。1930年,聖雄甘地帶領78位保護真理力量的追隨者開始了一次持續23天的示威游行,從他的修行處一直游行到沿海城市丹迪,抗議英國政府和殖民者征收鹽稅。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看到和平示威者被棍棒和毒氣侵襲這一真實景象,無疑會觸動他們對此原本冷漠的態度,正如同甘地讓印度人受到鼓舞、讓英國人感到緊張一樣。3月15日,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約翰遜總統發表了有史以來在任總統對民權運動最明確的支持。而從1937年到1957年,他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最初20年間,約翰遜對于提議改善黑人境遇的所有議案—包括取締私刑的法案—都投了反對票。正如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在他的多卷本約翰遜傳記中表明的,約翰遜年輕時曾在得克薩斯州科圖拉擔任教師,教育貧窮的墨西哥裔美國兒童,這段經歷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按照卡羅所寫的,在約翰遜的“抱負和同情心終于指向了同一方向的時候”,他才開始為民權運動貢獻力量。到1965年的時候,國會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力量已經比較薄弱;約翰遜在1964年的選舉中擊敗了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權力平衡出現了變化,從而使得通過一項法案有了可能。那天晚上,約翰遜總統說道:“有時候,歷史和命運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一個特定的地點相遇,從而形成人類無休止的追求自由的過程中的轉折點。在萊克星頓和康科德都是這種情況。一個世紀前在阿波馬托克斯也是如此。上周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也是如此。”在“血腥星期天”事件的兩天前,約翰遜政府的司法部已經起草了一份法案。他指出,即使美國的財富能夠翻一番,并且有能力“征服其他星球”,但是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完善解決,那么,無論是作為一個民族還是作為一個國家來說,我們都是失敗的”。他還說,如果允許這個國家在為那些乘坐販奴船來到美國的人的後人爭取正義的奮斗中松懈下來,那么即將通過的選舉權法案將被證明只是杯水車薪: 塞爾瑪發生的一切是一場更大規模的運動的一部分,這場運動涉及美國各地。這是美國黑人為了享受到美國生活的全部幸福作出的努力。他們的事業也必須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僅是黑人,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克服偏見和不公平的流毒,這種流毒幾乎讓我們的政治生活陷入癱瘓境地。我們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的。那天晚上在塞爾瑪,從電視上看到約翰遜發表講話後,金牧師哭了。6天後的3月21日,金牧師、劉易斯和幾千人一起,從布朗教堂出發,開始了一次前往“邦聯的搖籃”蒙哥馬利市的和平游行。5天後,他們到達州首府的政府廣場,金牧師向人們發表了演說,州長華萊士則通過辦公室的百葉窗偷偷查看外面的情況。金牧師宣稱種族隔離政策“已經奄奄一息”。爆炸、縱火焚燒教堂或者毆打牧師都嚇不倒他們。“我們已經在行動!”金牧師說。至于他的目標,“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打敗或羞辱白人,而是“贏得他的友誼和理解”,讓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生活”: 我知道你們今天要問,“這要等多久才能實現?”……今天下午我來就是要告訴你們:不管目前我們面臨多大的困難,不管現狀多么令人沮喪,這個過程不會太久,因為被人踐踏的真理將再度崛起。 需要等多久?不需要太久,因為沒有謊言可以始終不被揭穿。 需要等多久?不需要太久,因為有耕耘就會有收獲……需要等多久?不需要太久,因為雖然前路漫漫,但終究歸于正義。 最後這幾句排比成了巴拉克?奧巴馬最喜歡引用的話語。金牧師說這話時,奧巴馬才3歲。這些年來,奧巴馬閱讀了黑人解放運動的重要文獻:奴隸們的敘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索杰納?特魯斯(Sojourner Truth)、馬庫斯?加維(Marcus Garvey)、馬丁?路德?金、范妮?盧?哈默(Fannie Lou Hamer)、艾拉?貝克(Ella Baker)、馬爾科姆?艾克斯的演說,關于廢止種族歧視的關鍵性的法庭意見書,以及約翰?劉易斯的回憶錄等等。奧巴馬說過,黑人解放運動最可怕和最成功的時刻—警犬撕扯游行者,金牧師站在林肯紀念堂臺階上的演說,以及他在孟菲斯市洛林汽車旅館的陽臺上被人暗殺—在他腦海中“以黑白影像”的方式一幕幕閃現,激發了他的想象力,加深了他對非裔社區和歷史的堅定認同渴望,加深了他在生活中的使命感。奧巴馬的種族身份既是社會提供的,也是他自己主動選擇的結果;這是他求索、學習過程的結果。在慈愛的白人母親和充滿同情心的白人外祖父母的呵護下,他大部分時間是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島嶼上度過的,唯一缺少的色調就是他的種族身份,要取得這種種族身份,奧巴馬必須經過一番持之以恒的研究、觀察以及大膽假設。一位朋友注意到,在法學院讀書期間游覽芝加哥的時候,奧巴馬在閱讀泰勒?布蘭奇(Taylor Branch)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歷史的第一卷《馬丁?路德?金時代的美國(1954~1963)》一書。僅僅在幾年前,因為自己的身份問題,他還經歷過一場動蕩的內心斗爭,可是奧巴馬如今卻對著該書點點頭,懷著絕對的信心說道:“是的,這就是我的故事。” 2007年1月,奧巴馬正式宣布競選總統的一個月之前,民調顯示,希拉里?克林頓牢牢把握住了非裔選民的選票。當時,并不是所有非裔美國人都知道奧巴馬是誰;即使是在那些認識奧巴馬的人中間,許多人也對另一個象征性的黑人候選人—另一個雪莉?奇澤姆(Shirley Chisholm)或杰西?杰克遜—持謹慎態度,還有許多人衷心支持克林頓夫婦。 非裔美國人都很清楚,他們的選票在提名過程中特別關鍵。1963年,金博士在《我們為什么不能等待》(Why We Can’ t Wait)一書中寫道:“如今黑人在政治力量方面的潛力巨大。比如在南卡羅來納州,1960年肯尼迪總統勝出依靠的那1萬張選票差額就是來自黑人選票……不妨考慮一下,如果1963年參加游行的那100萬美國人直接把精力投入到選舉過程中,那將會產生多大的政治力量。”金博士的預言領先于選舉權法案的通過和成千上萬的黑人選民登記,成了民主黨的政治格言。 再沒有人比比爾?克林頓更清楚這種盤算了。作為一名南方白人,克林頓閱讀過黑人作家的著作,也有黑人朋友—這是他跟幾乎所有前任總統的一個鮮明差別。黑人電臺聯盟的主持人湯姆?喬伊納(Tom Joyner)回憶過1996年克林頓授予羅莎?帕克斯國會自由獎章的情景。在儀式過程中,杰西?諾曼(Jessye Norman)帶領大家演唱《讓我們引吭高歌》—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James Weldon Johnson)創作的被稱為黑人國歌的聖歌。“在那個偉大的日子里,黑人名流悉數到場,大家都站起來,非常自豪地大聲演唱了第一部分。”喬伊納回憶說,“到第二節的時候,歌聲就變得微弱了。多數人都停下來讓諾曼小姐一個人演唱—她面前擺著歌詞。比爾?克林頓是房間里唯一憑記憶唱完整首歌的人。到第三段的時候,就成了他和杰西?諾曼二重唱了。” 1998年,在莫妮卡?萊溫斯基丑聞風波和隨後道貌岸然的游行風潮中,托尼?莫里森在《紐約客》雜志撰文指出,比爾?克林頓“雖然是白皮膚”,卻是“第一位黑人總統”,這位出身貧窮的南方人喜好“吹奏薩克斯管,喜歡麥當勞和其他垃圾食品”,他是第一位親近非裔朋友、教堂和非裔社區并能同他們友好相處的國家領導人。 2007年1月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希拉里?克林頓在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以3?1的比例領先。迄今為止,奧巴馬沒有贏得民權領袖們的支持。在公共論壇和互聯網上經常有消極評價,還有些抨擊他的愛國表現、關于他的左翼聯系,以及他在印尼的伊斯蘭學校接受教育和意識灌輸的言論。一些老一輩的民權領袖,比如杰克遜和艾爾?夏普頓牧師,因為擔心被一代新人超越,開始嘗試就什么是真正的黑人的問題指導巴拉克?奧巴馬,結果暴露了他們的憂慮。“單純膚色一樣并不意味著你和我們是一類人。”夏普頓說。 奧巴馬和他最親密的助理們回憶說,2004年開始參加伊利諾伊州參議員競選時,他也曾處于類似的處境,許多住在城里的黑人最初更喜歡那些操縱政黨活動的政客,而許多白人選民則認為,任何人都比一個名字聽起來很怪異,而且跟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名字押韻的黑人候選人強。“我們過去曾處于同樣的處境,”奧巴馬的首席戰略顧問戴維?阿克塞爾羅德(David Axelrod)回憶說,“但是在總統大選中,你面對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于,從宣布參選到艾奧瓦州選區候選人提名時第一次真正的競爭,中間有接近一年的時間。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有一系列替代性的競選。”塞爾瑪就是這些替代性競選的第一站。 在奧巴馬出席活動一個星期前,希拉里的競選團隊獲悉了奧巴馬將在布朗教堂發表演說的消息。他們匆忙作出安排,讓希拉里?克林頓在3個街區外的第一浸信會教堂發表演說。來自亞拉巴馬州的非裔國會議員、奧巴馬的朋友阿圖爾?戴維斯(Artur Davis)說,希拉里?克林頓很清楚,她必須來塞爾瑪—“要發表聲明讓人們認識到她對贏得黑人選票的重視程度,沒有任何地方能勝過這個舞臺。”前總統克林頓也會一同前來,并將被列入國家選舉權博物館的“名人堂”。 比爾?克林頓足夠聰明,不會不知道,在當天的媒體報道中,希拉里在塞爾瑪的表現能得到的最好結果充其量是一個波瀾不驚、不溫不火的平局報道。他已經接受了勸告,要盡可能少發表言論,以免分散媒體對妻子的注意力。2006年2月,他和希拉里一起先後在科雷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的葬禮上致辭時,他表現得很高明、很真誠,許多人感覺他可以跟那天登上講壇的最出色的黑人牧師一爭高下。相比之下,在他之後致辭的希拉里則表現得拘謹、笨拙,給人例行公事的感覺。看過對他們發言的比較描述後,比爾?克林頓告訴我,他曾經跟希拉里說過:“如果我們是在韋爾斯利女子學院的學生團聚場合一起發言,你可能會得到更好的反響。你不可能注意到這一點,這是我生活過的地方,我在那些教堂周圍長大,我在那家教會認識的人比大學一年級結束時認識的同學還多。這是我生活過的地方,在這里你未必要超過我,你只要超過其他人即可。”在第一浸信會教堂,希拉里?克林頓發表演說時非常誠摯,效果也很好。(她的丈夫沒在演講現場露面。)她的目標是把民權運動向前延伸,讓自己置身其主流之中。“經歷了廢除文化水平測試和人頭稅的重重艱辛之後,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因為我們必須努力向前,”她在演講中說道,“在貧困和不平等現象繼續惡化的情況下,我們怎能就此止步呢?” 希拉里把塞爾瑪和民權運動的歷史融入了美國解放歷史的敘述,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和影響,包括給她自己的經驗教訓和影響。她堅持認為,投票權法案是所有美國人的勝利。“今天,這一法案賦予了參議員奧巴馬競選總統的機會,”她說,“而根據這一法案的邏輯和精神,它也將給予西班牙裔州長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同樣的機會,而且,是的,它也讓我有了這個機會。”在某些時候,演說的文字措辭比她的語言表達更令人信服,尤其是在希拉里這位伊利諾伊州北部的女子開始放下戒備之心,表現出她內心的布蘭奇?杜波依斯?性格的時候。那種口音源自何處?奧巴馬的一些黑人批評者,尤其是那些熟諳教堂情況和民權時代演說者身世的人,說奧巴馬也沒有在講壇發表演說的天賦,說他雖然努力嘗試融合宗教的神聖用詞和街頭語言—這是一種傳統的解放和規勸語言—然而有時候卻讓聽眾感覺造作。但是希拉里在發表演說時格外在聲音方面的用心,用不著專家就可以聽得出來。她很真誠,她也很努力,但她在塞爾瑪并沒有占到上風。在布朗教堂,座位上坐滿了人,他們要么曾經出現在“血腥星期天”的現場,要么在後來曾經和金博士一道步行著游行到蒙哥馬利。馬丁?路德?金的幾位主要同事—約翰?劉易斯、C?T?維維安、約瑟夫?洛厄里—悉數到場,他們坐在奧巴馬身後。洛厄里牧師已經85歲,是亞特蘭大黑人教會的領袖級人物,他把奧巴馬看做是某種奇跡。美國白人,甚至美國南方的白人,最終樂于支持一名黑人參選總統,這只能說是一個奇跡。他又怎能拋開奧巴馬呢?在20世紀90年代,洛厄里也曾經是比爾?克林頓的堅定支持者,不過如今的政治時刻已經截然不同。洛厄里已經經歷了太多,在奧巴馬這種情況下,他不能猶豫。1963年,洛厄里在伯明翰入住的酒店房間發生爆炸,他險些喪命。1979年,在亞拉巴馬州的迪凱特,在就一名黑人智障者被控強奸一名白人婦女遭到監禁而進行抗議時,三K黨黨徒朝他開槍。在塞爾瑪,他作出了決定:“我已有一個候選人了。” 麻煩的是,在布朗教堂,洛厄里差點兒搶了那位候選人的風頭。在劉易斯語調嚴肅地致以歡迎辭後,洛厄里來到了講臺前。他走得很小心,聲音沙啞,有些緊張,但他老謀深算,精力充沛,眼睛里流露出惡作劇般的神情。以一種似乎漫無邊際的方式開始,就像一首讓人無法分辨的前衛音樂的起始小節一樣,洛厄里開始談論最近發生的各種“瘋狂”的事情:他的瘋狂在于身為衛理公會牧師,不久前卻在一家天主教教堂為一名伊斯蘭教毛拉的健康祈禱;一位穆斯林眾議員的“瘋狂”在于到教堂唱基督教贊美詩。然後,音樂和背後的思想開始一致起來: 哈麗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通過地下鐵路奔波救助黑人奴隸時,她的瘋狂可謂前所未有—但是這種瘋狂很好。保羅傳福音給阿格里帕時,阿格里帕說:“保羅,你真瘋狂。”但這種瘋狂很好。 而我今天要說的是,我們在這個國家需要更多能夠很好地瘋狂的人。如果能讓很好地瘋狂的人去投票站投票,那么你就很難說會有什么結局……讓我告訴你很好的瘋狂可以做什么。有一天,在紐約地鐵的站臺上,有位男士就很好地瘋狂了一下。他低頭看到路軌之間有一位兄弟趴在那里,迎面而來的地鐵列車注定要讓他喪命。這位男子立刻跳到了軌道的中間。我對一個朋友提了個要求,我說,你去那里,去量量深度有多少。他們告訴我,最深的地方有26英寸。在這個世界上,26英寸的深度,絕對容不下一個人趴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地鐵列車駛了過去,車體接觸的唯一後果,就是在他的帽子上留下了一小塊油漬…… 今天,同一個上帝就在這里。這個國家將要發生某種瘋狂的事情。主啊!在洛厄里5分鐘演講的大部分時間里,奧巴馬一直神色恍惚。不過,隨著洛厄里開始揮舞雙手,布道演說開始變得激情澎湃、變得更加有趣,隨著洛厄里越來越清楚地表明、真正“瘋狂得有道理”理念的言外之意就是可能有黑人當選總統,奧巴馬開始和其他人一樣鼓掌、發笑。洛厄里在熱烈的掌聲和笑聲中大步走下講壇後,奧巴馬的臉上樂開了花。舞臺不僅僅是已經準備好,而是好像已經被洛厄里充分調動起來。“巴拉克告訴我,我出盡了風頭,”洛厄里後來表示,“不過我發誓,我不是故意的。” 在2004年8月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說—當時奧巴馬仍然只是一名州參議員—引起全國矚目之前很久的時候,奧巴馬就一直在伊利諾伊州各地發表演說,講述自己的經歷:他的家庭背景、他作為社區組織者和學生的成長過程、他對前輩的感激,以及他作為公務人員的發展過程。他學會了把他的經歷賦予象征意義:我的故事就是你們的故事,就是美國人的故事。奧巴馬并不是暗示他是獨一無二的,美國有幾百萬人具有復雜背景,種族、民族、來源駁雜不一,但是奧巴馬提出,他希望能成為第一位代表美國生活多樣性的總統。奧巴馬可以變換自己的演說風格,但卻毫不影響聽眾對他的真誠態度的感受。他能根據聽眾的不同,細微地調整口音和講話的抑揚頓挫:如果是在芝加哥中環商業中心區的午餐會上面對商界人士,他可能采用更直接的方式;如果是在州南部的海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發表演說,他會采用更無拘無束的方式;如果在一家黑人教堂發表演說,則可能模仿牧師的口氣。奧巴馬能使用多種語言,可以因人而異。這并非玩世不恭,也不是說只有種族主義者才會注意到這一點。位居美國最偉大演說家行列的馬丁?路德?金也是如此,在埃比尼澤浸信會教堂發表演說時,他可以用一種節奏、一套隱喻和參照框架,而在林肯紀念堂的臺階上面對來自美國各地的多種族聽眾發表演說時,他可以轉變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種節奏、隱喻和參照框架。對馬丁?路德?金和其他傳教士來說,有時候需要引用蒂利希?的話語,有時候需要引用藍調音樂的歌詞,有時候需要援引濟慈和卡萊爾,有時候卻要提及先知。在修辭的魔力和流暢性方面,奧巴馬當然距離這種水平很有差距,但是作為政治家,他卻真正具備成名的天賦。就像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家里可以用一種語言,在學校用另一種語言說話,在跟朋友交往時再用第三種語言講話,同時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一樣,奧巴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發表演說。他花了幾年的時間才練成這項技能。 奧巴馬在塞爾瑪的演說采用了周日布道文的結構。首先,他表達了對在座的長者—洛厄里、維維安、劉易斯等人—的感謝,還感謝了已故的金博士。一如既往地,他對自己剛到華盛頓不久就參選總統“過于放肆”一事作了禮節上的承認。然後,他援引了一位在黑人教會里具有無可挑剔地位的權威人士—克利夫蘭州的小奧蒂斯?莫斯牧師(Otis Moss, Jr.)公開支持的話語,奧巴馬在演說中提到了布朗教堂的這位家喻戶曉的牧師。莫斯牧師是黑人教會的重要人物,是莫爾豪斯學院的董事會成員,還曾經和馬丁?路德?金一起在亞特蘭大的埃比尼澤浸信會教堂擔任牧師。奧巴馬說莫斯牧師寄給他一封信,信中寫道:“如果有人質疑你是否應該參選,只要讓他們看看約書亞的故事就行,因為你就是約書亞世代的一員。”換句話說,奧巴馬登上講壇的時候,已經得到了民權運動的一位精神領袖的祝福。此外還有另外一層關聯:莫斯牧師的兒子奧蒂斯?莫斯三世,很快就將在芝加哥南區的三一聯合基督教會接替奧巴馬原來的牧師耶利米?賴特。 從早期的黑人教會到民權運動過程中,牧師們都在利用摩西和約書亞的隱喻來比擬斗爭和解放的過程,明確把美國南部種植園的奴隸比做法老統治下的埃及的猶太奴隸。在《摩西,山之人》(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一書中,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虛構了一位摩西,他既是一位權威人物,又敢對抗冷酷的法老。赫斯頓筆下的摩西為以色列人贏得自由時,他也預示著另一個摩西式的人物馬丁?路德?金的誕生。當時他大聲喊道:“終于自由了!終于自由了!感謝全能的上帝,我終于自由了!”用金博士這樣的牧師的話來說,上帝對以色列子民的承諾,就如同《獨立宣言》和《解放黑奴宣言》中申明的平等許諾一樣。馬丁?路德?金聲稱,和摩西一樣,他也是數百萬黑人男女的領導人,他們“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跨越不平等的紅海,到達自由平等的應許之地”。正如布朗教堂中的人們所知,和摩西一樣,馬丁?路德?金并沒有完成使命。其實,金博士對他的殉道早有預感:我只是想實現上帝的意愿。而他已經允許我登上山頂。我看過山那邊的情景,看到了上帝應許之地。我可能不會和你們一起到達那里。但是今天晚上,我希望你們明白,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必將到達那應許之地。40年後,在馬丁?路德?金被謀殺、人們在失去這位精神領袖的荒漠中游蕩了40年之後,奧巴馬向教堂里的其他一些“摩西式”人物—不僅是知名人士,還有步兵和死者—表達了敬意。為了讓他表達的信息傳遍天下,讓它超越種族界限,超越塞爾瑪的地域界限,他強調指出,那些摩西式的人物與“法老”抗爭,“不僅代表了非裔美國人,而且代表了全體美國人”。作為對林肯總統葛底斯堡演說的回應,奧巴馬指出,這些人不僅忍受了嘲笑和羞辱,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作出了徹底的奉獻”。奧巴馬是跟著教會之外的母親和外祖父母長大的,但從20多歲開始,他已經在黑人教堂度過了無數時間,最初是作為組織者,然後是作為教友。和最初黑人教堂—避開南部奴隸主的地下教堂—最早的牧師一樣,他采用了《聖經》中被奴役和解放的象征故事來表述一種同時具個人特點(“我的經歷”)、種族性、國家性和普世性的現狀。他首先把《聖經》中的故事比做民權運動先行者們所作的斗爭: 他們帶領大家跨越了人們原本以為不可能分開的海洋。他們在沙漠中游蕩,但心中始終很清楚,上帝與他們同在,如果他們保持這一信念,他們就將安然無恙。而正是因為他們的行進,下一代人才沒有付出這么多的鮮血…… 然後,奧巴馬開始將自己的故事融入民權運動的敘事中。在解釋自己背景的特殊性時,他堅持強調了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 如果不是因為今天在座的某些人的努力,我或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你們看,我的祖父是肯尼亞的一位為英國人效力的廚師。他生長在一個小村莊里,一生中,自始至終,就是廚師和男仆。這也是人們對他的稱呼,甚至在他60歲的時候。他們還這么叫他。他們稱他為男仆。他們不會提他的姓,而是直呼他的名字。聽起來很熟悉吧? 奧巴馬是在宣稱,他的祖父在非洲的經歷和教堂里許多人的祖父母的經歷并沒有很大不同。種族主義就是種族主義,痛苦就是痛苦,他們都面臨著實現各種可能性的道德和歷史時刻: 在亞拉巴馬州塞爾瑪這里也發生過一些事情。在伯明翰也發生過一些事情,從而激發了鮑比?肯尼迪所謂的“遍布世界的希望漣漪”。在給別人洗衣服、照看孩子的漫長的一天工作結束後,一群婦女決定步行回家,而不是乘坐公交車,這就是變化。當擁有博士學位卻在普爾曼臥鋪車做勤雜工的男士們決定放棄工作,當我們決定不顧各種風險,要為了尊嚴而站起來的時候,這就是變化。按照奧巴馬的講述,美國人奮起斗爭、贏得權力的時刻應該被理解為具有普遍意義:它發出的呼聲橫越了重重大洋,結果我的祖父開始為自己的兒子籌劃和自己不一樣的人生。而他在一個非洲小村子牧羊長大的兒子,也可以突然把眼光放得高些,突然間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黑人也可以有機會成功。 在亞拉巴馬州塞爾瑪和伯明翰發生的一切也攪動了這個國家的良知。它讓白宮里的人們開始擔憂,他們說:“你們知道,我們在跟共產主義作戰。約翰,如果我們在自己本國都不能實現憲法里面描繪的理想,我們如何去贏得世界各地人們的衷心支持。我們可能會被人指責為偽君子。”因此,肯尼迪政府決定,我們要實施“空運”計劃。我們要去非洲,把非洲的年輕人帶來美國,給他們獎學金讓他們來美國學習,這樣他們就可以了解到美國是個多么美妙的國家。 這個名叫巴拉克?奧巴馬的年輕人得到了這樣一張機票并來到了美國。他認識了這位女士,她的先輩曾經擁有奴隸,但她有不同的想法,當時發生了一些很美妙的瘋狂舉動,正如我們所知當時的情況,因為他倆彼此叩問,覺得兩人結婚生子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因為在亞拉巴馬州塞爾瑪發生的事情,美國各地都發生了震動,因為有些人愿意跨越一座橋去游行示威。于是他們就結了婚,生下了小巴拉克?奧巴馬。因此,不要說我和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沒有關系。不要對我說來到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我算不上回家。我之所以能來這里是因為有人曾經游行過。我之所以能來這里是因為你們都為我作出了犧牲。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奧巴馬出生在“血腥星期天”事件之前4年,不過這已經無關緊要。奧巴馬并沒有單純停留在他關于英雄事跡連續性的浪漫(而且有些部分浪漫化的)肯定上。他接著講述了新一代人的責任,批評了他們令人失望的軟弱。由于關注自身利益,癡迷金錢,新一代人并沒有承擔起對于斗爭傳統和人類本身的責任。在塞爾瑪,這句話似乎只是針對非裔美國人;在隨後的日子里,其對象卻逐漸擴充到包括所有種族、所有信仰的人。“有時我擔心,由于他們取得的成功,約書亞世代的人忘記了他們自己所從何來,”奧巴馬在塞爾瑪指出,“他們認為用不著付出那么多的犧牲。他們認為遠大目標就是賺盡可能多的錢,開最豪華的汽車,住最寬敞的房子,戴勞力士手表,擁有私人飛機,賺到跟奧普拉?溫弗瑞一樣多的錢。”他并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賺錢本身沒有任何錯誤”,而是認為單純過于關注財富的積累會導致“志向上的某種貧乏”。投票給一位候選人—哪怕是一位非裔候選人—還不夠,這僅僅是反對仍然存在的貧窮和不平等現象的另外一步:黑人學校不太可能得到足夠的經費支持。那些學校里稱職的教師數量也少,教科書也少。在有些學校,老鼠的數量超過了計算機的數量。這被稱為成就鴻溝。你們都面對著醫保鴻溝和成就鴻溝,你們還面對著仍然沒有解決的卡特里娜颶風問題。即使在宣布參選總統前,奧巴馬在談論種族問題時也很斟酌。作為參議院里唯一的非裔,關于“黑人問題”他最經常發表觀點應該是很正常的,比如結構性不平等、消除種族歧視行動、貧窮問題、毒品法等問題。但是他卻決心做一個雖然擁有黑人身份,但卻具有寬廣視野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在卡特里娜颶風事件—這一事件讓許多美國人重新認識到了始終存在的種族問題—之後,老杰西?杰克遜表達了他對新奧爾良貧窮黑人的遭遇的憤怒。他認為造成的破壞類似于“一艘販奴船的船體”。奧巴馬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但言語中卻沒有那么強烈的種族怨憤意味。不過,如今在塞爾瑪,他的言語非常平靜,但卻充滿憤怒。這是馬丁?路德?金晚年組織窮人運動時期的語言風格。奧巴馬堅持認為,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權法案》之後,種族歧視的流毒依然長期存在。但奧巴馬并沒有停留在抗議層面。在一句讓人想到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說中最著名的時刻的話中,他提出質疑:半個世紀前,游行者們在努力“贏取國家的良知”的過程中曾經在內心灌輸過“紀律和毅力”,如今這種品質在約書亞世代身上是否已經部分喪失了?新一代人的責任既是在廚房餐桌旁,也是在更寬廣的社會舞臺上;現在迫切需要“在孩子們放學回家後關掉電視,保證他們坐下來完成作業”,給他們灌輸一種觀念,學業上的成績并不是“白人特有的”。奧巴馬表達的觀點,有無數黑人牧師曾在他之前表達過,但是作為總統候選人,他不只是說給教堂里的人聽,而是面對鏡頭,說給美國各地的受眾:我也知道,如果黑人兄弟們愿意從沙發上站起來,有那么幾個人進行投票登記,一起去參加投票,我們就可能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這就是摩西那一代人教給我們的。脫下你在臥室里穿的拖鞋。穿上你的行軍鞋。去參與政治。改變這個國家!這就是我們需要的。在這個國家我們有太多的貧困兒童,每個人都應該為此感到羞恥,但不要告訴我這跟許多爸爸表現得不像爸爸沒有丁點兒關系。不要以為受孕就是父親身份的終結。我對此有所了解是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在我掙扎的時候,我的父親就不在身邊……如果你想改變世界,那么你必須首先改變自己……約書亞說過,“你知道,我很害怕。我拿不準自己能否面對挑戰。”耶和華對他說,“你的腳掌將要踏上的每個地方,我都已經賜予你。堅強起來,鼓起勇氣,因為你無論去往何方,我都和你在一起。”堅強起來,鼓起勇氣。這是為一次進程所作的祈禱。在公交車司機要求她站起來給白人讓座的時候,這句祈禱文讓一位女士堅持坐在原地不動,這句祈禱文讓9個黑人孩子踏進了小石城白人學校的校門,這句祈禱文鼓舞著我們的兄弟姐妹走過了亞拉巴馬州塞爾瑪這里的那座橋。堅強起來,鼓起勇氣……跨越外面這座橋的,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有青少年也有兒童,他們都屬于由上帝子民組成的得到主的關愛的社區。他們希望一起走完那個過程。但是,摩西開創的使命要由約書亞來完成,今天,我們聽到了召喚,召喚我們成為當代的約書亞,召喚我們成為開創跨越這條河流局面的一代。這是一次精彩絕倫的演說。在斯普林菲爾德發表演說宣布參與總統選舉時,奧巴馬講述了他的經歷,然後把自己的經歷和一個更宏偉的共同目標聯系在一起。他用的是“讓我們成為……的一代”這個說法:“讓我們成為根除美國的貧困現象的一代”,“奮斗多年之後,讓我們成為最後解決醫保問題危機的一代”。那次演說的象征性人物是林肯—那位雖然缺乏經驗但在國家面臨崩潰之際卻表現出偉大力量的偉人。奧巴馬在斯普林菲爾德的演說針對的是所有美國人,而不是專門針對非裔。在塞爾瑪,他尤其直接針對非裔美國人,贊揚了其中的長者,動員并且對更年輕的約書亞世代提出了要求。他的演說比較了總統候選人的生活特殊性和政治斗爭的相似之處,體現了這位年輕人對于繼續發展全國性政治運動使命的主動承擔。而這些內容都是通過傳統的黑人教會—那是奴隸之間最早的自由空間,至今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黑人機構—的表述方式闡明的。在塞爾瑪,奧巴馬援引的不是林肯,而是馬丁?路德?金。為了選舉政治的目的,他采用了那位先知發表演說的手勢、節奏和象征符號。毫無疑問,他贏得了長輩的支持。“他推心置腹,毫無保留,我很喜歡。”洛厄里牧師表示,“有些人胡說八道,說他不夠格代表黑人,但對我來說,這始終是一個如何看待民權運動、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的問題。他取得了成功。” “巴拉克把演說置于教會歷史的背景下,這對非裔美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C?T?維維安牧師說,“對黑人來說,巴拉克可謂恰恰跑壘成功。馬丁?路德?金是我們的先知—用《聖經》的語匯來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知。我們這個時代追隨這位先知的政治家就是巴拉克?奧巴馬。馬丁?路德為之後的政治現實奠定了道德和精神基礎。在我們的歷史上,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時代。”在隨後的幾個月里,有不少人議論過奧巴馬年輕時與非裔美國人生活中心的疏離問題,說他在白人家庭長大,黑人父親與他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聯系。“哦,請記住,”維維安牧師說,“在美國,無論何時你愿意選擇黑人身份,你需要忍受的痛苦都不會少。”1968年4月,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兩個月後,羅伯特?肯尼迪又被暗殺。從此之後,美國的自由派團體一直在等待一位救世主式的人物。如今,巴拉克?奧巴馬毛遂自薦。在支持者的眼中,他是荒涼時代的希望;在全體美國人都為魯莽而又極其無趣的總統感到失望的時候,他的出現讓人們看到了他所擁有的鼓舞人心的智慧和顯而易見的能力;在美國人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甚至是對他們的憎恨的時候,他擁有一種世故;在美國已經變得不再是由白人主導的時候,他是多族群融合的體現。這就是他的競選運動希望之所在,根據你所處立場的差別,可能是現實情況,也可能是自負的傳奇。奧巴馬還設想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實現的勝利的情景。美國入侵伊拉克前,他持的是反戰立場,對于來自海德公園的一位州參議員來說,或許這并非什么極具勇氣之舉,但卻也絕非毫無風險,而且足以把他跟自己的民主黨內對手區分開來。這種立場可以吸引黨內的年輕選民和自由派。很可能種族問題—尤其是像他預計的那樣—對他的幫助要遠遠超過對他的傷害。塞爾瑪那天最後安排的是跨越埃德蒙?佩特斯橋的儀式。橋的盡頭有一個廣告牌,感謝游客支持當地的內戰旅游景點,上面畫著福里斯特將軍的一幅巨大畫像。“今天拜訪塞爾瑪就是要記住,迄今為止,美國仍然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C?T?維維安說,“但是黑人同胞都知道,我們在一步一步走向勝利。邪惡勢力正在被打敗。”和重現塞爾瑪戰爭時的景象不同,重現跨越佩特斯橋的過程并沒有涉及模擬的暴力場面。一些小的沖突僅僅局限于那些希望拍到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照片的攝影師之間的推推搡搡。他們會牽著手站在一起嗎?不會的。但他們確實和劉易斯、洛厄里,以及年輕政治家阿圖爾?戴維斯一起站在了前排。在路上,奧巴馬還碰到了85歲左右的民權運動偶像人物弗雷德?舒特爾沃斯(Fred Shuttlesworth)牧師。弗雷德牧師曾經在伯明翰和“公牛”康納進行斗爭,遭受過毆打、爆炸襲擊和多年的誹謗侵擾。舒特爾沃斯剛剛切除了一個腦部腫瘤,但是他拒絕錯過這次紀念活動。在橋上,他和奧巴馬聊了一會兒。然後,曾廣泛閱讀民權運動方面著作并對民權運動非常向往的奧巴馬脫下外套,挽起袖子,朝嘴里扔了一塊口香糖,幫著推起摩西時代領袖人物弗雷德?舒特爾沃斯的輪椅,跨越佩特斯橋,走到了另一側。
目次
前言:約書亞世代第一篇第1章 肯尼亞的牧羊人第2章 夏威夷?普納荷第3章 我是誰?第二篇第4章 芝加哥?黑人都市第5章 哈佛?米歇爾第6章 新生活第三篇第7章 沒有任何背景第8章 膚色不夠黑?
書摘/試閱
在夏威夷讀書的第一年,老巴拉克·奧巴馬選修了一門俄語課程,上課過程中,他認識了一位年輕的同學。那是個聰明的女孩,身材略顯豐滿,褐色的大眼睛,尖下巴,皮膚像粉筆那么白。(“她不是海濱女郎,這是肯定的,”阿伯克龍比回憶說,“安是堪薩斯州的白人。”)那一年安·鄧納姆17歲。他們很快變得很熟。有一天,老奧巴馬讓她下午1點在圖書館總館附近等他,她同意了。等了一段時間後,因為那天的陽光非常燦爛,她就在一個長椅上躺了下來。“一小時後,”她後來告訴兒子,“他和兩個朋友一起來了。我睜眼一看,他們仨站在我面前,我聽到你的父親盡可能嚴肅地說,‘看吧,先生們,我說過,她是個好女孩,會等我的。’”不久後,安寫信給她的朋友蘇珊·博特金,告訴她自己在夏威夷調整得很好,上課也很開心,還在跟上俄語課時認識的一個肯尼亞男生約會。博特金說,開始的時候,“說實話,跟約會肯尼亞男生相比,我對她學俄語更感興趣”。老巴拉克·奧巴馬開始帶著安參加跟尼爾·阿伯克龍比和其他朋友的晚間聚會,不過她很靦腆,不愿在別人面前講話。奧巴馬似乎不很在意,因為他往往在討論中占主導地位,他對待女性的方式可以禮貌地稱為傳統型。“她年輕、安靜,那時候幾乎很少說話,”阿伯克龍比說,“但奧巴馬在每次談話中都是主導者。她是個女孩。他是宇宙的中心。她總是在聆聽、學習。”成年之後,小巴拉克·奧巴馬曾經充滿懷疑地描寫過父親和母親年輕時的浪漫情懷。他并非完全寬容當年的少女媽媽,不過最後還是諒解了她的天真和善良目的,以及她對自己的愛。安在任何事情面前都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包括種族問題和她自己的發展前途。她“是那樣一個女孩,腦海中縈繞著影片中對黑人美麗形象的描述,在我父親的關注下受寵若驚,雖然困惑和孤獨,但卻想要打破父母對她的生活的控制,”奧巴馬寫道,“那天等候我的父親時,她表現出的天真摻雜著誤解和她自己的需要,但那是一種無意識的坦率的需要,或許這就是所有愛情開始的方式。”這是一個令人陶醉的時刻:兒子通過想象審視年輕時的母親,努力想看清楚當時的她。不過直到最後階段,他還是對母親持既批判又同情的態度。安的戀人卻不是那么天真。他沒有告訴她自己在肯尼亞已經有了妻小,而且第二個孩子即將出生。(他也沒有告訴朋友們。)他對安撒了謊,說他已經離婚。在隨後的幾年間,他有一段重疊的婚姻關系。如果老巴拉克·奧巴馬曾經因為對兩個妻子和孩子們態度冷漠而感到過內疚的話,他也沒有流露出來過。凱姿婭告訴一位肯尼亞記者,她不反對丈夫娶第二個妻子,這并不違反盧奧族的風俗習慣,說老巴拉克·奧巴馬“經常通過郵件寄給我禮物和衣服,還給我匯款。許多人都羨慕我。”到12月的時候,安懷孕了。2月初,在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她和老巴拉克乘飛機去毛伊島結了婚。 “聖誕節的時候,她說她愛上了那個非洲人,說家里人很通情達理,這件事處理得挺好,”蘇珊·博特金回憶說,“到春天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已經嫁給了那個非洲人,快要生小孩了,她的父母很通情達理,應對得挺好。”在此之前,安似乎從來沒有對生育和撫養孩子產生過興趣。“這件事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因為我有幾個弟弟,她會看著他們,問:‘他們不可愛嗎?—他們會不會離開?’”博特金說,“她從來沒有對他們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一想到她這么早就選擇結婚生子,我就覺得很有趣。她徹頭徹尾地愛上了那個男人。”安的父母發現,老奧巴馬性情溫和,頭腦聰明,甚至很有魅力,但卻不那么親近可靠。(臨終時,梅德林·鄧納姆這樣評價老奧巴馬,“他很……怪。”)雖然鄧納姆夫婦自己感覺很寬容,他們卻費了一番周折才接受女兒這么年輕就結婚這種想法,更不要說嫁給一個過去的情況不清楚、未來難以確定的非洲人了。“斯坦努力去接受女婿巴拉克,”阿伯克龍比說,“他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認為外孫子小巴拉克將來的生活會很困難,但他逐漸變得非常喜歡這個孩子。”《猜猜誰來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是斯坦利·克萊默(Stanley Kramer)導演的一部很受歡迎的電影,講述了一名才華橫溢的黑人醫生和一位理想主義的年輕白人女子的婚事以及女孩父母的反應。這部電影直到1967年才公映。但是電影公映後,斯坦利·鄧納姆曾把自己對新女婿的最初反應比做影片中的斯潘塞·特雷西看到西德尼·波蒂埃時受到的震驚,而且也沒有為此感到內疚。因為自己信念中的種族特點和真實感覺到的情況的差別,他感到懷疑、憤怒、困惑,希望能夠保護女兒。斯坦利·鄧納姆是1992年去世的,沒能活著驗證克萊默的這部電影中一個具體細節。片中有一個場景,特雷西問這對年輕夫婦計劃如何撫養他們的混血孩子。波蒂埃提到了他的未婚妻,“她認為我們的每個孩子都會成為美國總統。他們的執政將會是豐富多彩的。”至于他自己,“老實說,我覺得你的女兒有點樂觀。我做到國務卿的職位就可以了。”這話聽起來跟安·鄧納姆心頭無限的理想主義和希望的感覺非常相似。雖然後來經歷了許多考驗,歷史發展也多有變化,比如眾多暗殺事件、黑人權力運動的崛起、分裂主義的誘惑,這種種族理想主義卻仍然非常純潔。“她極具金博士時代早期的特點,”她的兒子說,“她認為在膚色不同的表相之下,人從根本上來講是相同的,任何形式的偏見都是錯誤的,我們奮斗的目標是把每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對待。” 從肯尼亞家人那里傳來的消息也不是很歡迎他們結婚。侯賽因·奧尼揚戈·奧巴馬給兒子寫了一封語帶諷刺的信,說他非常反對他們結婚,原因并不是因為這樣意味著兒子要娶第二個妻子,而是因為白人婦女會玷污奧巴馬家族的血統。“兒子宣布要娶白人女子,你能跟他說什么呢?”莎拉·奧格維爾回憶說。1961年8月4日晚上7點24分,小巴拉克·侯賽因·奧巴馬生于火奴魯魯市威基基海灘附近的卡皮奧拉尼婦幼保健中心。出生證上母親的種族一欄寫著“白種人”,父親的種族則是“非洲人”。安輟學來照顧兒子。她根本沒料到自己這么快就處于傳統的家庭地位:一個人和小巴拉克留在家里,而老巴拉克卻去上課,到圖書館學習,和朋友出去喝酒。然而,她的朋友們卻不記得她曾經不滿或沮喪過。無論是作為年輕的母親,還是成熟起來并成為研究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國家的著名人類學家之後,她一直是個樂觀主義者,能夠面對生活的發展變化。她最不愿意出現的情況,就是人們看到她之後可能會想象的情況:一名白人婦女,抱著一個黑人小孩走在街上。愛麗絲·杜威(Alice Dewey)是夏威夷大學的人類學學者,後來成了安的學術導師和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她說過:“他們說她這么‘不同尋常’,但對在夏威夷長大的人來說,她嫁給非洲男人沒有多么不同尋常。這并沒有違反夏威夷的習俗,而且也沒有那么怪。而她是在堪薩斯州長大的,那么這件事就令人難以置信了。夏威夷是種族混合的地方,是不同文化的交匯點。”1962年6月,老巴拉克·奧巴馬以優等成績從夏威夷大學畢業了。他面臨的選擇是:留在夏威夷讀研究生;或者以全額獎學金到紐約的新學院大學讀研究生,獎學金可以養活他們一家三口;或者去哈佛大學。對他來說,作出選擇很簡單:“我怎么能拒絕最好的教育?”志向總是排在首位,尤其要排在女人和孩子前面。他告訴安,他要到位于波士頓劍橋城的哈佛大學去讀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生。6月下旬,《火奴魯魯廣告人報》刊登了他離開的消息,不過沒有提到安和小巴拉克。老巴拉克·奧巴馬向妻子許諾,說如果時機合適,他會回來接她和孩子,但是他這番話的誠實度跟當年第一次婚姻時的情況沒有多大差別。“斯坦利對女婿巴拉克離開女兒安感到很失望,但也不是非常失望,”尼爾·阿伯克龍比說,“他認為這樁婚事遲早會散,時間短暫或許更好,免得傷害小巴里—這是他對孩子的一貫稱呼。他感覺,如果他需要在孩子的生活中充當父親的角色,那么干脆就開始好了。”那年秋天,安帶著孩子去劍橋看望丈夫,住了短短的幾天,但此行很失敗,她又回到了夏威夷。有近10年的時間,老巴拉克再也沒有見過安和兒子,他也沒有公開自己在夏威夷有妻小的事。他經常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西區酒吧碰到弗雷德里克·奧卡特察—“空運”計劃的一位朋友,他們幾乎無所不談,政治、經濟、部族問題、肯尼亞的裙帶關系,以及回國後他們要怎樣重塑內羅畢。“他諱莫如深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家庭,”當時在耶魯大學讀心理學的奧卡特察說,“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經結了婚。我始終不知道他有一個兒子。不管怎么說,當時確實不知道。”20歲的安·鄧納姆是位單身母親。先前所有的冒險承諾現在似乎都不太可能了。“她的婚姻解體後,我很傷心。”她的老朋友蘇珊·博特金說,“和老巴拉克相戀時,她非常輕松,非常平靜,對去非洲感到很興奮,戀愛很投入,說她的丈夫要在政府擔任重要角色,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她非常失望的是,老巴拉克的父親寫信告訴他,不要帶著白人妻子和混血兒子回肯尼亞,他們不受歡迎。當時正是茅茅黨人起義的時候,他們在處決白人婦女,還做出一些不能以言語表達的事情。聽說這些事後,安的父母非常擔心。” 據華盛頓大學的教務主任講,1961年冬天,安注冊了進修課程,并在1962年以正式學生的身份入學。她帶著小巴拉克搬到了西雅圖,在國會山社區的Villa Ria住宅區租了一套公寓,和中學時代的一些老朋友重新建立了聯系。安的朋友們發現,她一點兒也不介意賣弄一下自己的孩子。不讀書的時候,她就用嬰兒車推著小巴拉克在西雅圖的大街上走動,在有些人看來,這樣的場景似乎有點兒讓人吃驚。“當時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結婚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安的朋友瑪克辛·鮑科斯說,“她根本沒有因為自己嫁給黑人而感覺害羞。”但是,維持學業的同時照顧小巴拉克是很困難的,一年之後,她決定回火奴魯魯去和父母住在一起,到夏威夷大學讀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幾個月的時間,她靠申領食品券維持生計。劍橋市那邊沒有多少消息。老巴拉克在研究計量經濟學,和一批新朋友喝酒,而且很快又有了一個女朋友,盡管他已經有了兩次婚姻。“不過到那個時候安已經不再有任何幻想了,”尼爾·阿伯克龍比說,“他就是那個時代的人,來自一個非常重男輕女的社會。”斯坦利·鄧納姆此前幾經周折才接受了女兒年紀輕輕就結婚的現實,更何況還是嫁給了背景這么復雜的一個人,如今卻成了一名溺愛孩子的外祖父。他帶著小巴拉克去海灘,和他一起在公園里玩。“斯坦利喜歡這個孩子,”阿伯克龍比回憶說,“在孩子的父親不在身邊的情況下,沒有人比斯坦利·鄧納姆更仁慈、更照顧孩子的了。他非常細心,非常寬厚。”1964年1月,安以難以忍受“嚴重的精神折磨”為由提出離婚。身在劍橋市的老巴拉克·奧巴馬簽署了離婚文書,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安或許曾經因為遭到老巴拉克遺棄而受了傷害,但是再次跟有色人種的男子約會時,她卻沒有猶豫。老巴拉克·奧巴馬離開夏威夷去往哈佛,然後回到肯尼亞[帶著另一個女人,一位美國教師,名叫露絲·尼德桑德(Ruth Nidesand),是他在劍橋認識的]兩年之後,她開始約會正在夏威夷大學讀書的印尼地質學者羅洛·蘇托洛(Lolo Soetoro)。跟老巴拉克比起來,羅洛比較溫和,也不那么積極進取,安的父母跟他相處得更融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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