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秘史(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16604052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作者:(英)唐尼.格拉克斯坦
出版日:2013/04/10
裝訂/頁數:平裝/359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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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二戰秘史》關注二戰正面戰場之外的歷史,把目光對準普通人的戰爭經歷。內容包括淪陷國家的抵抗運動、情報工作,也包括盟軍國家後方人們支持戰爭的行為,更包括軸心國家內部人們的抗爭。全書資料翔實,分門別類,再配以圖表,將之前人們不夠重視的戰場歷史揭示了出來,是一部可讀性和史料性兼具的作品。《二戰秘史》作既不同於那些關注二戰戰場上的各場戰役、技術、將領及其軍隊的研究,也不同于那些集中于個體的領袖人物(比如希特勒、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等)或者國家的研究,它的考察對象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地區和場合,在那裡兩種不同的戰爭(反對軸心帝國的戰爭和爭取權利的人民戰爭)能夠比較容易地被觀察和辨別。
作者簡介
唐尼.格拉克斯坦,生於1956年,英國學者、歷史學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成員。畢業于華威大學(又譯:沃裡克大學),現任教於蘇格蘭愛丁堡斯蒂文森學院歷史系。曾獨立出版多部世界歷史與軍事史學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二戰秘史》揭秘二戰抵抗運動,全面展示戰爭全面。
《二戰秘史》分國別介紹各國戰爭史,重點關注普通人的戰爭體驗。
《二戰秘史》資料翔實,可讀性與文獻價值兼具。
《二戰秘史》(作者唐尼·格拉克斯坦)關注二戰正面戰場之外的歷史,把目光對準普通人的戰爭經歷。內容包括淪陷國家的抵抗運動、情報工作,也包括盟軍國家后方人們支持戰爭的行為,更包括軸心國家內部人們的抗爭。
《二戰秘史》分國別介紹各國戰爭史,重點關注普通人的戰爭體驗。
《二戰秘史》資料翔實,可讀性與文獻價值兼具。
《二戰秘史》(作者唐尼·格拉克斯坦)關注二戰正面戰場之外的歷史,把目光對準普通人的戰爭經歷。內容包括淪陷國家的抵抗運動、情報工作,也包括盟軍國家后方人們支持戰爭的行為,更包括軸心國家內部人們的抗爭。
序
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官方版本比較容易被認識和發現。同盟國政府一向樂于在各種文件檔案中,以及像倫敦和平紀念碑這樣的公共紀念碑上宣告自己輝煌的勝利;除此之外,群眾游行、電影、書籍和電視劇——比如《兄弟連》等——也都反復表現了盟軍的勝利。其他的一些“證據”則顯得比較低調和冷靜:比如位于波蘭格但斯克的維斯特普拉特半島,它作為打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的地方,仍然保留著當年的遺跡和悲郁的氣氛;同樣的,矗立在柏林市中心卻毀于戰火的威廉一世大教堂,至今仍見證著盟軍空襲的威力。
相比之下,其他形式的戰爭——人民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則是隱蔽的,因此想要發掘它的歷史面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挑戰。完成這本書和探訪出現在目錄中的那些國家(當然還有一些由于篇幅所限沒有收錄進來),所花費的時間差不多和整個“二戰”一樣漫長。線索和證據被人為地隱藏起來。有時這種隱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比如在挪威卑爾根倉庫的屋頂上曾經秘密地藏匿過抵抗組織的無線電發射器;但是在某些時候,這種動機卻是惡意的。在雅典的軍事博物館中,完全沒有提到最終導致希臘解放的抵抗運動組織——因為它們在政治上過于激進。
在符合官方口徑的前提下,也會有一些展示抵抗運動的博物館,比如宏偉壯觀的華沙起義博物館、位于班斯卡一比斯特里察的未來派風格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博物館、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麥抵抗運動博物館,還有印度尼西亞日惹的費勒得堡博物館中的立體布景。大多數抵抗運動博物館都很小,有時甚至就是不起眼的城鎮或村莊中的一兩間屋子;然而往往是這些簡單樸素的地標會告訴我們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從新加坡的某個見證過印度國民軍組建的安靜的公園,到博格尼亞熙熙攘攘的中心廣場,莫不如此。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證據,包括墓地、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甚至還有那些專門為越戰中“橙劑”受害者的后代們開設的工廠——他們都是因為父母的基因受損而先天致殘。戰斗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但凡發生過戰斗的地方,只要我們肯細心地去找,就必然會有所發現。
在我的家鄉愛丁堡,這兩場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戰爭——之間的差別尤為顯著。蘇格蘭國家戰爭紀念碑高高聳立在城堡巖(casdeRock)街道的上端;沿著街道往下再走幾百米,走下一段深色的階梯,在鐵路線附近一棵樹下的角落里,才會看到一塊金屬的牌子,尺寸比這本書大不了多少,上面的銘文表明這是為了紀念在西班牙內戰中為抗擊法西斯而死去的人們。我真心希望這本書能夠為讀者全面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一個更為平衡的視角。
相比之下,其他形式的戰爭——人民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則是隱蔽的,因此想要發掘它的歷史面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挑戰。完成這本書和探訪出現在目錄中的那些國家(當然還有一些由于篇幅所限沒有收錄進來),所花費的時間差不多和整個“二戰”一樣漫長。線索和證據被人為地隱藏起來。有時這種隱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比如在挪威卑爾根倉庫的屋頂上曾經秘密地藏匿過抵抗組織的無線電發射器;但是在某些時候,這種動機卻是惡意的。在雅典的軍事博物館中,完全沒有提到最終導致希臘解放的抵抗運動組織——因為它們在政治上過于激進。
在符合官方口徑的前提下,也會有一些展示抵抗運動的博物館,比如宏偉壯觀的華沙起義博物館、位于班斯卡一比斯特里察的未來派風格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博物館、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麥抵抗運動博物館,還有印度尼西亞日惹的費勒得堡博物館中的立體布景。大多數抵抗運動博物館都很小,有時甚至就是不起眼的城鎮或村莊中的一兩間屋子;然而往往是這些簡單樸素的地標會告訴我們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從新加坡的某個見證過印度國民軍組建的安靜的公園,到博格尼亞熙熙攘攘的中心廣場,莫不如此。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證據,包括墓地、當事人的直接回憶,甚至還有那些專門為越戰中“橙劑”受害者的后代們開設的工廠——他們都是因為父母的基因受損而先天致殘。戰斗幾乎是無處不在的;但凡發生過戰斗的地方,只要我們肯細心地去找,就必然會有所發現。
在我的家鄉愛丁堡,這兩場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戰爭——之間的差別尤為顯著。蘇格蘭國家戰爭紀念碑高高聳立在城堡巖(casdeRock)街道的上端;沿著街道往下再走幾百米,走下一段深色的階梯,在鐵路線附近一棵樹下的角落里,才會看到一塊金屬的牌子,尺寸比這本書大不了多少,上面的銘文表明這是為了紀念在西班牙內戰中為抗擊法西斯而死去的人們。我真心希望這本書能夠為讀者全面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提供一個更為平衡的視角。
目次
導論1.西班牙:二戰序曲第一篇、南斯拉夫、希臘、波蘭和拉脫維亞:地處集團之間2.南斯拉夫:大國力量的均衡3.希臘:盟軍與抵抗組織的戰爭4.波蘭:華沙起義5.拉脫維亞:逆歷史潮流而動總結第二篇、法國、英國、美國:盟軍陣營內部的分歧6.法國:帝國的榮耀與抵抗的意識7.英國:團結的幻象8.美國:民主軍火庫中的種族主義第三篇、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在邪惡軸心之下9.德國:保守派和極端左翼力量10.奧地利:抵抗運動與統治階級的投降11.意大利:工人階級與兩場戰爭第四篇、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不一樣的敵人12.印度:從饑荒到獨立13.印度尼西亞:軸心國、同盟國與人民的對抗14.越南: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突破第五篇、中國:兩個平行的戰爭結語年表
書摘/試閱
1943年11月,同盟國在德黑蘭舉行會議,最終決定:“南斯拉夫游擊隊將在最大程度上獲得武器裝備和戰略物資方面的支援……”這一決定的誕生實在是花費了太長的時間。
也正是從這一時刻開始,南斯拉夫游擊隊得到了英國逐漸增多的軍事支持。待遇的轉變也體現在武器投放的數量上。從1941年到1943年6月,米哈伊洛維奇是唯一的被支援對象,盟國向他提供了23噸武器裝備。1943年7月到9月間,有107噸軍火被送到米哈伊洛維奇那里,另有73噸被送到了鐵托的營地。③但是到了1944年,就只有鐵托能夠收到盟國的武器供給了。盟國還試圖鼓勵鐵托與南斯拉夫國王之間達成某種妥協,以這種遲來的努力對政治局勢作出修補;盡管最后雙方簽訂了一個正式的協議,但是皇室和君主政權還是無望在南斯拉夫得到重建。
如果說英國算是從容不迫、不慌不忙地與米哈伊洛維奇一方決裂,重新回到支持積極的抵抗運動的立場上的話,那么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拖延了更長的時間,直到1944年11月才改變了與米哈伊洛維奇合作的政策。與之前相同,決定因素仍然不是看哪支隊伍能夠最有力地打擊軸心國力量。當英國的政策開始轉向支持鐵托領導的共產主義游擊隊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的注意力仍然困守在切特尼克身上,原因在于:現在“蘇聯和英國在巴爾干和地中海地區都有利益存在,而我們寧愿選擇不支持任何一方”。隨后他們又補充說:“我們不贊成任何以犧牲塞爾維亞人(即切特尼克)利益為代價從而使鐵托一方的力量得以增強的計劃。”
英、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對共產主義的考量。我們當然不能期望蘇聯在涉及游擊隊的問題上會表現出相同的猶豫。然而,蘇聯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之問關系的發展卻再次驗證了“平行戰爭”的邏輯與觀點。在斯大林看來,外國共產黨組織是可資利用的手段和工具。20世紀30年代末,斯大林將流亡在外的南共領導人全部集中到莫斯科,隨后又在大清洗運動中將他們殺害殆盡,共產國際甚至曾經嚴肅地討論過南共最終解散的問題。鐵托作為唯一的幸存者,認為“在戰爭期間有些事情反而變得更容易一些,因為在戰爭中你至少知道你的敵人在哪里”,“當我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活著回來”。
鐵托明智而謹慎地把戰爭的榮耀給了蘇聯,高度贊揚了“蘇聯紅軍的勝利”,并且把“進一步普及蘇聯體制,建設社會主義”寫進了黨的任務中。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斯大林決策的權衡與考慮并不是出于一般性的政治原則,而是出于與同盟國集團保持良好關系的需要,這也正是為什么他會在納粹入侵的前一天承認南斯拉夫國王彼得二世的政府。對于鐵托來說,戰爭的最終勝利則取決于民眾同時反對君主制政權(包括這一政權的戰爭部長,米哈伊洛維奇)和法西斯主義的斗爭:
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沒有從我們的斗爭中看到擊敗法西斯主叉的希望,沒有看到那些曾經壓迫過他們并且試圖繼續壓迫和統治他們的那些人最終被推翻的希望……如果我們的斗爭不是致力于為全體南斯拉夫人民帶來自由、平等的權力以及全民族親如兄弟的情誼,那么我們的斗爭就不可能這么頑強不屈.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功。
莫斯科發覺這種斗爭途徑給他們帶來了諸多不便。1941年8月,克里姆林宮對南斯拉夫游擊隊組建解放委員會的措施提出了批評。此外.鐵托在克里姆林宮的聯系人季米特洛夫還指示他“不要提及廢除君主制的問題”,也“不要提出任何建立共和政體的口號”。在相當長~段時間內,由莫斯科負責經營運轉的自由南斯拉夫電臺拒絕談論切特尼克與軸心國集團的合作,也從不宣傳游擊隊的戰斗情況。當鐵托組建無產階級第一旅(一支由游擊隊核心力量組成的移動突擊部隊)的時候,蘇聯曾經抱怨說,這將會引起英國的猜忌,懷疑“游擊隊運動呈現出共產主義的特點,想要把南斯拉夫蘇維埃化”。 任何實際上的援助也無法緩解莫斯科的批評所帶來的痛苦。鐵托為此極為惱怒,他曾經通過無線電質問季米特洛夫:“成千上萬的難民處于饑餓之中,時刻都有可能死去。我們已經熬過了二十個月英勇的甚至是超如常人的戰斗,難道你們真的沒有什么辦法給我們一些幫助嗎?”然而他收到的答復卻是閃爍其詞的:“一旦條件具備,我們就會馬上著手處理所有最緊急的問題。你怎么能懷疑這一點呢?”1942年8月,鐵托又質疑說.為什么沒有任何報道來揭露“南斯拉夫政府的賣國行徑,以及我們的人民正在經受的超出常人想象的痛苦與艱辛。到底是誰正在與侵略者戰斗,是切特尼克,是烏斯塔沙,還是別的什么人?你難道不相信我們每天都告訴你的事實嗎?”P52-54
也正是從這一時刻開始,南斯拉夫游擊隊得到了英國逐漸增多的軍事支持。待遇的轉變也體現在武器投放的數量上。從1941年到1943年6月,米哈伊洛維奇是唯一的被支援對象,盟國向他提供了23噸武器裝備。1943年7月到9月間,有107噸軍火被送到米哈伊洛維奇那里,另有73噸被送到了鐵托的營地。③但是到了1944年,就只有鐵托能夠收到盟國的武器供給了。盟國還試圖鼓勵鐵托與南斯拉夫國王之間達成某種妥協,以這種遲來的努力對政治局勢作出修補;盡管最后雙方簽訂了一個正式的協議,但是皇室和君主政權還是無望在南斯拉夫得到重建。
如果說英國算是從容不迫、不慌不忙地與米哈伊洛維奇一方決裂,重新回到支持積極的抵抗運動的立場上的話,那么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拖延了更長的時間,直到1944年11月才改變了與米哈伊洛維奇合作的政策。與之前相同,決定因素仍然不是看哪支隊伍能夠最有力地打擊軸心國力量。當英國的政策開始轉向支持鐵托領導的共產主義游擊隊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的注意力仍然困守在切特尼克身上,原因在于:現在“蘇聯和英國在巴爾干和地中海地區都有利益存在,而我們寧愿選擇不支持任何一方”。隨后他們又補充說:“我們不贊成任何以犧牲塞爾維亞人(即切特尼克)利益為代價從而使鐵托一方的力量得以增強的計劃。”
英、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反對共產主義的考量。我們當然不能期望蘇聯在涉及游擊隊的問題上會表現出相同的猶豫。然而,蘇聯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之問關系的發展卻再次驗證了“平行戰爭”的邏輯與觀點。在斯大林看來,外國共產黨組織是可資利用的手段和工具。20世紀30年代末,斯大林將流亡在外的南共領導人全部集中到莫斯科,隨后又在大清洗運動中將他們殺害殆盡,共產國際甚至曾經嚴肅地討論過南共最終解散的問題。鐵托作為唯一的幸存者,認為“在戰爭期間有些事情反而變得更容易一些,因為在戰爭中你至少知道你的敵人在哪里”,“當我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活著回來”。
鐵托明智而謹慎地把戰爭的榮耀給了蘇聯,高度贊揚了“蘇聯紅軍的勝利”,并且把“進一步普及蘇聯體制,建設社會主義”寫進了黨的任務中。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斯大林決策的權衡與考慮并不是出于一般性的政治原則,而是出于與同盟國集團保持良好關系的需要,這也正是為什么他會在納粹入侵的前一天承認南斯拉夫國王彼得二世的政府。對于鐵托來說,戰爭的最終勝利則取決于民眾同時反對君主制政權(包括這一政權的戰爭部長,米哈伊洛維奇)和法西斯主義的斗爭:
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沒有從我們的斗爭中看到擊敗法西斯主叉的希望,沒有看到那些曾經壓迫過他們并且試圖繼續壓迫和統治他們的那些人最終被推翻的希望……如果我們的斗爭不是致力于為全體南斯拉夫人民帶來自由、平等的權力以及全民族親如兄弟的情誼,那么我們的斗爭就不可能這么頑強不屈.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功。
莫斯科發覺這種斗爭途徑給他們帶來了諸多不便。1941年8月,克里姆林宮對南斯拉夫游擊隊組建解放委員會的措施提出了批評。此外.鐵托在克里姆林宮的聯系人季米特洛夫還指示他“不要提及廢除君主制的問題”,也“不要提出任何建立共和政體的口號”。在相當長~段時間內,由莫斯科負責經營運轉的自由南斯拉夫電臺拒絕談論切特尼克與軸心國集團的合作,也從不宣傳游擊隊的戰斗情況。當鐵托組建無產階級第一旅(一支由游擊隊核心力量組成的移動突擊部隊)的時候,蘇聯曾經抱怨說,這將會引起英國的猜忌,懷疑“游擊隊運動呈現出共產主義的特點,想要把南斯拉夫蘇維埃化”。 任何實際上的援助也無法緩解莫斯科的批評所帶來的痛苦。鐵托為此極為惱怒,他曾經通過無線電質問季米特洛夫:“成千上萬的難民處于饑餓之中,時刻都有可能死去。我們已經熬過了二十個月英勇的甚至是超如常人的戰斗,難道你們真的沒有什么辦法給我們一些幫助嗎?”然而他收到的答復卻是閃爍其詞的:“一旦條件具備,我們就會馬上著手處理所有最緊急的問題。你怎么能懷疑這一點呢?”1942年8月,鐵托又質疑說.為什么沒有任何報道來揭露“南斯拉夫政府的賣國行徑,以及我們的人民正在經受的超出常人想象的痛苦與艱辛。到底是誰正在與侵略者戰斗,是切特尼克,是烏斯塔沙,還是別的什么人?你難道不相信我們每天都告訴你的事實嗎?”P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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