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第三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國際)論文集（簡體書）

出土上古文學論綱（代序）
春秋中期禮樂文化復興運動與《魯頌·閟官》
“纘禹之緒”的解讀
《左傳》書法體例與《魯頌·闥宮》“土田附庸”的解讀
從出土文獻看《詩》《騷》之承傳
《孔子詩論》與《魯詩》考論
出土碑志與杜甫研究
從《五行》學說到《茍子》——一段被湮沒的重要學術思想史
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與近60年出土文獻的學術價值
《保訓》之“中”指歷法知識
從《楚居》的“聶耳”傳說看商周之際的楚國地理與史實
出土文獻與諸子散文研究芻議——兼論先秦儒家散文的發展脈絡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校史一則
周代策命的禮儀背景及文體特點
“建初買地券”真偽考
卜天壽寫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辨析
論出土文獻的數字化及其與古代文學的研究
漢鼓吹鐃歌《朱鷺》新解——以漢代畫像、造像藝術為證
北朝鮮卑帝王及宗族譜系校補
出土文獻與清代《說文》研究
秦漢簡牘制度的發展與儒家文獻的經典化
古書書名的題寫與演變芻議
2001年以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李君碑和墨學傳承
解讀《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
《隋書·音樂志上》所引沈約說再考——對于“《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說的懷疑．
甲骨卜辭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
銀雀山漢簡唐勒《御賦》與宋玉賦公案
上博楚簡《采風曲目》與《詩經》學案
出土文獻在家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以顏氏家族文化研究為例
敦煌寫本形制的社會文化特征
由出土簡帛俗文獻看文學的由俗變雅
溫縣盟書及其與侯馬盟書的關系
汲冢出土文獻對晉代學術的影響
論出土文獻中的蚩尤神話
二重證據法：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互證——清華簡《尹至》與《呂氏春秋》研究 
三家《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1世紀初期十年出土文獻文學研究及趨向
石鼓文創作年代等問題考述
殷周金文之敘事
《黃帝四經·道原》賦體特征探析
甲骨卜辭的散文特征
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散文藝術特色探析
新出土文獻與《易》經典化研究——兼論新出土文獻的價值與利用
第三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
后記

形成這種認識最重要的時期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紅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幾乎同時被發現時，更出現了推翻中華文化一元說的浪潮，一些學者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單一的，不存在由黃河文化首先發展而后向四周擴散的黃河文明中心說，中華文明是像天空的繁星一樣多元發展起來的。因此，一些學者致力于考證楚文化與中原文化之間并無傳承關系，乃至有人提出楚不是華夏文化的一支，不承認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有關楚族淵源的記載的真實性。
百年來，我國的考古事業不斷發展，大批地下文物的出土，豐富了我們的認識，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大量出土的是文物而較少先秦的文獻資料。相比之下，先秦出土的文物，以楚為最，80年代的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那林林總總的楚文物，可謂令觀眾眼花繚亂，也更增添了南方文化獨立發展說者的信心。在楚辭研究中，則是由日本學者藤野巖友的“巫系文學”說的傳人，使得一些學者認為“北方文化為史官文化，南方文化為巫官文化”的說法得到理論依據。因此當時召開楚辭會議時，巫風盛行，所有楚辭作品，均被貼上“巫”的標簽。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于1984年發表了《評楚辭研究中的“巫化”傾向》①與《河南在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②的文章，提出了我的不同意見。
在1984年開始動手撰寫《楚辭論析》③這部書時（1984年動筆，1987年完稿），我堅持從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個方面談了我對《詩》和《騷》承繼關系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關于楚族族源記載證明，楚族來源于中原，雖則后來“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然而沒有證據說明司馬遷所記有誤，因而另立新說于史無征。況且楚國國君一直自認為是華夏的一員，以為楚君偽造其族源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
（二）出土文物已經證明，楚文化在春秋中期之前和華夏各國基本一致，并未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只是在春秋中后期，隨著楚國的強大，才逐漸顯露出地方文化的特色，但也僅僅是一種變形，而非另一種類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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