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

作者中譯本序 夏志清（節錄）

一

1951年的春天，我一方面忙於寫論文，一方面真不免要為下半年的生活問題着急起來。我雖算是耶魯英文系的優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會在美國謀教職的：東方人，拿到了博士學位，回祖國去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樓的一位政治系學生對我說：政治系教授饒大衞（David N. Rowe）剛領到政府一筆錢，正在請人幫他作研究，你謀教職既有困難，不妨去見見他。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饒大衞是以反共著名的中國之友，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我到他辦公室去見他，二人一談即合拍。加上我是英文系的準博士，寫英文總沒有問題，饒大衞立即給我一張聘書，年薪4,000元，同剛拿博士學位的耶魯教員（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我既找到了事，寫論文更要緊，也就無意去謀教職，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臉了。

饒大衞僱用了他的得意門生魯幸．派（Lucian Pye）同我這兩位research associates，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會學校出身的華籍家庭主婦這兩位research assistants，人馬已全，7月1日開始工作，編寫一部《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國軍官參閱之用。那時是韓戰時期，美國政府原則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饒大衞才能請到這筆錢。數年之後，《中國手冊》上中下三冊試印本出版，先由美國軍方、政方高級官員審閱，可能發現全書反共立場太強硬（當然書裏面別的毛病想也不少），未被正式納用，這對饒大衞自己而言，當然是事業上的一大挫折。否則，這部《中國手冊》，美國軍官人手一篇，饒大衞自己中國通權威的聲望也必大為提高。這部《手冊》試印本，一共印了350部，美國各大圖書館也不易見到。

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在研究院那幾年，更心無旁騖地專攻英國文學。那幾年改行編寫《中國手冊》，一開頭就大看有關中國的英文著述。虧得那時候這類書籍還不算多，一年之中就把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我一人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另外寫了〈禮節〉、〈幽默〉二小章（〈幽默〉章近已重刊《譯叢》1978年春季號），〈家喻戶曉的人物小傳〉一章，也參與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人文地理部份的寫作。最使我感到頭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區的個別報道。實在看不到多少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五十年代後期《時代》週刊刊印了一個中共特輯（該期封面人物是毛澤東），居然也報道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周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大眾傳播〉這一章得參閱中共報章雜誌，花的工夫最大（哥大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那本《中共大眾傳播》問世，是十年後的事了）。〈思想〉、〈文學〉這兩章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自己是中國人，介紹孔孟朱王的思想，杜李關馬的詩曲，不看多少參考資料，也可以寫得出的。但〈思想〉這一章專述「傳統思想」（traditional ideologies），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文學〉這一章重點卻放在現代文學上，佔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我在國內期間，雖也看過一些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極少，對新文學可說完全是外行。寫〈文學〉這一章，把耶魯圖書館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還有一批尚未編目的中共文藝資料，也放在辦公室裏翻閱。什麼《白毛女》、《劉胡蘭》、《白求恩大夫》等小冊子以及趙樹理、丁玲的作品，倒真正花時間看了一些。（王瑤《中國新文學史》下冊1953年才出版，四十年代中共文學的演變，只好自己摸索，一無憑藉。）中國現代文學史竟沒有一部像樣的書，我當時覺得非常詫異。

到了1952年春天，又得為下學年的工作發愁了。饒大衞雖對我的勤快大為賞識（那位社會系畢業的家庭主婦一年之中只寫了〈中國社會〉一大章，〈服飾〉一小章），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4,800，但我實在不想再幹了，有關中國的英文書籍已大致讀遍，再做下去沒有意思了。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長辛潑生（Hartley Simpson）那裏去請教，有哪幾家基金會可以申請研究資助。他說最大的是洛克斐勒基金會，此外還有幾家較小的（那時福特基金會似乎尚未設立），可一家家試你的運氣。我就打了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書，一共只有兩頁。先寄一份給洛氏基金會人文組組長法斯（Charles B.Fahs）。他對我的計劃倒頗感興趣，立即來信叫我去同他面談。去紐約談了半小時，居然定局，給我兩年的研究補助金（grant），每年4,000元。這個數目，不知是我自定的，還是基金會給我定的，已記不清了。但這筆補助金用不着繳所得稅，實收比跟饒大衞做事那一年多一些。後來洛氏基金會准我延長一年，過了三年（1952–1955）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名義上那三年我算是耶魯英文系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

我來美留學，沒有用過家裏一分錢，也沒有到飯館去打過一天工，洗過一隻碗，講起來比好多留學生幸運。但韓戰開始，我就得省錢下來寄給上海家裏。1951年7月開始，月寄100美金，一年1,200元。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2,800元，恰夠維持生活，談不上有什麼研究費。假如那時有勇氣向洛氏基金會另請研究費、旅行費，到美國各大圖書館參觀一番，也去臺灣、香港跑一趟，自己看到的資料當然要多得多了。但自己尚無教授身份，實在不敢獅子開大口，能有固定收入，過着我自甘澹泊的研究員生活，就很滿足了。頭兩年我照舊住在研究院宿舍，一日三餐包給學校。第三年婚後才搬到校外去住。

目錄

出版人的話 vii

一介布衣：紀念夏志清先生（劉紹銘） ix

2015年再版序（劉紹銘） xv

2001年版序（劉紹銘） xvii

作者中譯本序（1978年）（夏志清） xxi

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王德威） xxxvii

第1編 初期（1917-1927）

第1章 文學革命 3

第2章 魯迅 23

第3章 文學研究會及其他：葉紹鈞、冰心、凌叔華、許地山 43

第4章 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 71

第2編 成長的十年（1928-1937）

第5章 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獨立作家 87

第6章 茅盾 105

第7章 老舍 125

第8章 沈從文 143

第9章 張天翼 161

第10章 巴金 181

第11章 第一個階段的共產小說 197

第12章 吳組緗 215

第3編 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1937-1957）

第13章 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的中國文學 223

第14章 資深作家：茅盾、沈從文、老舍、巴金 263

第15章 張愛玲 293

第16章 錢鍾書 329

第17章 師陀 349

第18章 第二個階段的共產小說 355

第19章 結論 377

附錄

附錄1 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夏志清） 389

附錄2 姜貴的兩部小說（夏志清） 405

附錄3 經典之作（劉紹銘） 425

附錄4 名世與傳世（劉紹銘） 435

附錄5 Remembering Professor C. T. Hsia（Joseph S. M. Lau） 437

附註 441

參考書目 471

索引 501

第1編 初期（1917-1927）

第一章 文學革命 劉紹銘譯

1917年1月，《新青年》雜誌上出現了一篇題名為〈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作者胡適那個時候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學生，主修哲學。在發表這篇文章以前，胡適已花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去研究中國應否要採用白話文這個問題了。他也曾就這個問題跟其他留美的中國學生商量過，但都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前，他寫過信給《新青年》的編者，裏面曾用過「文學革命」這句話。可是，在現在這篇文章中，他卻沒有再提到這個爆炸性的名詞；他只在所列舉出來的八項信條中的第八項——「不避俗字俗語」——引用了但丁的《神曲》和中國的通俗小説來説明一下白話文的活力。胡適當時大概絕沒有料到，他這篇文章，後來竟然會掀起了一個在範圍與重要性來説可謂史無前例的文學運動，把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路向改變過來。

陳獨秀是當時《新青年》的編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同時也是個「老革命家」。他對科學和民主非常熱中，亟亟於要打到「孔家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基礎，因此他對胡適的文章，非常欣賞。在他看來，要鬥垮這個式微的傳統，語言和文學的改革是非推動不可的。緊接着〈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後的下一期，他就在《新青年》上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給胡適捧場，內容潑辣，文字浮誇異常。陳獨秀這篇文章，以文學知識和立論態度來講，真可謂集無知與不負責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適那篇勸人不要用陳腔濫調、不要作無病呻吟的文章可謂背道而馳。在這篇社論中，陳獨秀堂而皇之的説要「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以代替「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以代替「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以代替「迂晦的艱溋的山林文學」。¹列舉了這三大主義以後，陳獨秀就把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作一個簡短的、流水賬式的交代，説中國文學一向是操縱在迂腐而晦澀的貴族文學家、古典文學家和山林文學家的手裏。不消説，這種看法是太過於武斷了。陳文的最後一段，以此質問中國的作家：「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即雨果，譯註〕、左喇〔即左拉〕、桂特〔即歌德〕、郝卜特曼〔即霍普特曼〕、狄鏗士〔即狄更斯〕、王爾德者乎？」²在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的當兒，竟把王爾德拉了進去奉為經典，豈不滑稽？

1917年7月，胡適由美返國，出任北大哲學系教授。到這個時候，除陳獨秀外，少數北大教授也漸漸看出中國文學實在有改良的必要了。錢玄同和劉復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而自1917年開始，《新青年》這本雜誌，就成了他們幾個人討論白話文運用問題的論壇。但令他們失望的是，他們的論點，並沒有引起什麼反應。錢玄同迫得只好在1918年3月號上，用筆名寫了一封「嚴重抗議」的信給《新青年》編輯，希望藉此引起爭論。傳統派的文人中，只有林纾一人對這場運動自開始就密切注意的。但他一直沒有採取什麼行動。直到1919年3月，他才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指責他對校內教授破壞儒家道德與古典文學傳統的行為，視若無睹。可是，胡適這時已經寫好了他那篇見解精闢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1918年4月號），以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眼光去替白話文學辯護。對比之下，林纾責難白話文破壞道統的話，就站不住腳了。1920年，教育部明文規定白話文為小學一二年級的語文教材，而胡適等人的努力，也有了正式的結果。

胡適提倡白話、改良文學的構想，早在1915年夏天就有了（那時他還在康乃爾大學本部讀書）。文體改革與中國的復興，有着極大的連帶關係，也是30多年來，先知先覺的中國學者、新聞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所關心的問題。自鴉片戰爭後，列強對中國武力和經濟的侵略，有增無已，使中國人感到他們之間因語言形成的隔閡，非馬上打破不可。一種淺白易懂的語言，不但可以幫助政府官員和學者增加他們對西方科學、藝術和政制的認識，而且還可以使一般人民提高對外侮的警覺。不消説，好用典故、講求韻調的文言文，實難應付這種需要。不説其他的，就拿翻譯來講，文言文就難以符合準確的需要。嚴復「翻譯」亞當‧史密、J.S.米爾、T.H.赫胥黎和海勃‧史賓塞等人的作品，雖然文體優美，用字典雅，換了才氣稍差的人，自然翻不出來。但以翻譯標準來論翻譯，嚴復的「翻譯」，頂多只能算是他個人才華的表演而已。林紓的「翻譯」，流傳極廣，大受歡迎。司各脱、狄更斯、托爾斯泰和柯南道爾等人的小説，在林紓筆下，成了第一流的古文，至於內容是否符合作者原來的意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³文言文還有一個缺憾：它不是一種傳播新知識、新觀念的理想工具。當時有不少熱心的社會改革者，不見容於清廷，失意之餘，乃獻身於新聞事業，使自己的理想能直接深入民間。為了便於容納西方的專門術語，他們迫得放棄古文，創出一種新的文言體來，使大家容易看懂。梁啟超是這班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新文言體不但便於介紹和討論新的觀念，而且還是宣揚愛國思想的有效工具。當時模仿他這種文體的人，有政治評論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不但如此，一般報紙和官場所用的中文，還以此做標準。這種趨勢，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才慢慢的改過來。

事實上，遠在胡適先生提倡白話文以前，中國已有不少流行小説是用白話文寫成的了。像《老殘遊記》和《官場現形記》這種晚清小説，不但説明了一般人對白話文學的興趣越來越廣，而作者也越來越依靠白話文來諷刺和暴露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弱點了。另一方面，報業興起，積極提倡使用白話文，因此，白話文除了小説外，多了一個派用場的地方。

可是，另外有些熱心的社會改革者，覺得這些辦法仍不能教化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羣眾，乃提倡國語和其他方言的拉丁化。漢字的簡化也是他們的計劃之一。這些社會改革者裏面較知名的是王照和勞乃宣二人。他們看到基督教傳教士把中國各地方言用羅馬字拼了出來，居然能以此到民間各地區傳教，覺得這個方法值得仿效。

在胡適以前，白話文、新文言體和漢字拉丁化的運用，主要是為了適應政治上和教育上的需要而已。早期的社會改革者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從未想到要涉及到文學的範圍去，而白話小説的作者，亦從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中國的正統文學。因此，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他不但認識到白話文的教育價值，而且還是第一個肯定白話文的尊嚴與其文學價值的人。在他看來，中國文學能有今天的成就，乃是因為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有通俗的作品以非正統文學姿態出現的緣故。他在《新青年》早期的文章裏、在《白話文學史》上卷中，都曾一再從中國詩歌、戲劇和小説的發展史中引用例子來證明這一點。⁴依此看來，當時倡導白話文學，不但不會與中國文學的傳統脱節，而且還是保證這傳統繼續發展下去的唯一可靠辦法。

為了「改良」文學，胡適在歷史中找尋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結果他又得到另外一種成就：他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這實在是一項老早就應該做的工作。千百年來的科舉制度（到1905年才廢除）把中國讀書人閱讀的範圍束縛了，使他們除了經史子集外再無工夫涉獵其他東西。因為小説和戲劇不在閱讀的範圍以內，要想做官的或已經做了官的讀書人，即使對此發生興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看。事實上，自元朝以來，小説和戲劇的作品，大部份都是那種謀官不遂或是根本反對這種科舉制度的文人所寫成的。他們創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娛，根本不會想到以此來提高自己的社會身價或文學地位。到了清代，讀書人和一般人民對文學的態度起了變化，他們漸漸對小説感到興趣，而小説家亦開始多少享受到職業尊嚴。但儘管如此，除了像金聖嘆這種「異端」外，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説的價值，聲稱《水滸》、《西廂》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的。

在文學史上，一種文學的類型，其發展能夠不因批評界的漠視和敵意而受到阻礙，倒不見得是一件怎樣不尋常的事。就拿英國的例子來説罷。沒有幾個伊莉莎白時代的戲劇家敢把自己的作品看成嚴肅的文學的；而亨利‧費爾丁和山姆‧理察遜這兩位小説家的地位，在十八世紀英國讀者心目中，也難與蒲伯和米爾頓相比。如果胡適不是在西方文學的傳統中找到了這個保證，那麼，他學問再好，批評眼光和膽識再大，也不能給中國文學帶來這麼一個反傳統的看法。正因為他深知西方文學自但丁和喬叟以後，「國語文學」已成了主流；戲劇和小説也享受到崇高的地位，他才能給中國文學提供了這樣一種嶄新的看法。同樣地，在闡釋中國思想史方面，胡適也借助了西方較為精密的一套哲學專門術語。

胡適既在這個文學革命上扮演了這麼一個吃重的角色，因此他覺得有責任去鼓吹國人重視白話文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它將來的無限前途。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早期的白話文學能在全無督促鼓勵的狀態下產生好幾部不朽的作品，那麼，中國的新文學，一來因國人對白話文的前途已具信心，二來受了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應該會有更出色的表現了。但可惜胡適雖然是個了不起的倡導人，他卻不能以身作則，自己寫出一些令人滿意的文學示範作品來。在他所處的時代和地點説來，胡適之揚棄古文傳統，在歷史意義上與華滋華斯之摒絕德萊頓與蒲伯、早期艾略特之非難浪漫詩人和維多利亞時代詩人差堪比擬。所不同者是胡適這種「厚今薄古」態度內涵着更多的文化和社會因素而已。再説，胡適的處境也有異於華滋華斯和艾略特的地方。胡適所提出的有關文學的理論，並不是為了替自己的創作辯護而寫的。不錯，為了示範的需要，他寫了不少於今讀來索然無味的白話詩，收入《嘗試集》（1920年出版），但他的目的不外叫人像他一樣繼續嘗試而已。（我們在這裏不妨附帶一提的是，胡氏有關中國白話文傳統的言論，最難令人愜意的一部份，就是論詩那部份。在《白話文學史》中，他為了配合自己論調的需要，迫得把舊詩中稍有艱深晦澀的，都看作是擬古的、虛浮的或拘泥形式的，不論其地位多重要，都給予很低的評價。這當然有失公允的。）他還翻譯了好幾篇西方短篇小説，輯成一個小冊子，目的是把外國這一類型的文學介紹到中國小説的傳統來。

附註

第1章

1.黃松康寫的《魯迅與中國新文化運動》（Huang Sung-k’ang, Lu Hsü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odern China）曾把這篇社論的兩段翻成英文。

2.見《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集，頁75。

3.英人魏萊（Arthur Waley）在1958年11月號的《大西洋雜誌》裏寫了一篇論翻譯的文章，對林紓的翻譯，尤其是狄更斯的部份，推崇備至。他説：「林舒翻譯的狄更斯作品，與狄更斯原著稍異其趣。但在我看來，中文的狄更斯讀來要比英文的狄更斯好，因為原著冗長誇張的句子和喋喋不休的毛病都在翻譯中消失了。」可是，問題來了。即使我們同意魏萊氏的説法，認為林紓「言簡意賅」的翻譯要比狄更斯「綿延不斷」的句子讀來舒服，我們仍禁不住要問：一個翻譯家的主要任務，如果不是為了保存原著的精神和風格，那是什麼呢？

4.胡適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書中曾簡約地提出了他對中國文學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