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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5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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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書從邊境、政治、科技、戰爭、商業、服飾、藝術、文學、語言、音樂等方面展現了成吉思汗和他所創立的帝國對當今世界的影響。
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掃平了東亞,征服了伊斯蘭世界的許多國家,摧毀了歐洲陳腐的騎士方陣。在他的指揮調度下,蒙古帝國從未一次派出超過10萬人的大規模軍團,卻在25年的時間裏征服了比羅馬帝國400年征戰還要廣闊的土地。

他建立的帝國邊界從西伯利亞到印度,從越南到匈牙利,從朝鮮半島直到巴爾幹半島。蒙古帝國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畫了世界版圖,把原來相互隔絕的文明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新時代的到來劃定了新的秩序。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現的成吉思汗形象並不像從前西方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冷酷嗜殺的暴君。事實上,他是一個高瞻遠矚、富於創新的領導者。他將法律的力量置於自身權力之上、鼓勵宗教自由、創辦公立學校、准予外交豁免權,並開通自由貿易。他所創建的貿易路線不僅促進了商業發展,也促進了思想、技術以及專業知識的交流。

歷史以遊牧人與農夫之間的殘酷戰爭為開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種文化為結局。《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核心觀點認為,正是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國的刺激下,歐洲開始了空前的技術、貿易和思想革命,由此揭開了現代世界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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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 •威澤弗德
著名蒙元史專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人類學博士,第一位從蒙古成吉思汗大學獲得人類學榮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曾為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麥卡利斯特學院人類學教授。2013 年退休後,正式遷居蒙古,開展對蒙古帝國歷史更深入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印度締造者》《鄉根》《野蠻與文明》《金錢簡史》。為寫作《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書,作者用 18 年的時間遊歷蒙古,並深入研究文獻資料。《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書深深影響並改變了人們對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國歷史作用的看法,曾被翻譯成25 種語言。2007 年,蒙古總理授予傑克•威澤弗德代表蒙古最高榮譽的“北極星勳章”。

威澤弗德是一位天才演說家……他從自己領悟的深度,成功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形象。威澤弗德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和耳目一新的觀點。

——《出版家週刊》

 

我為作者寫這本書所付出的異常努力所感動,驚歎一位人類學者居然能如此細緻入微地復原出已經消失在人們記憶中的歷史。

——著名學者 葛劍雄

 

威澤弗德的《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之形成》是我的*愛。這是一本令人著迷的書,它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刻畫了成吉思汗。

——印度前總理 曼莫漢•辛格

 

歐洲人稱其為“世界之鞭”……其實他是名副其實的“人類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變。人類的世界觀因他而昇華。

——《華盛頓郵報》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幾乎將亞洲全部聯合起來,開闢了洲際的通道,便利了中國和波斯的接觸,以及基督教和遠東的接觸。……馬可·波羅得知了釋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總主教。

——法國東方史學家 格魯塞

 

成吉思汗把東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掃除了,吧阻礙經濟文化交流的堡壘削平了,於是東西方的交往開始頻繁,距離開始縮短了。

——著名元史專家 韓儒林

 

由於有了蒙古人,人類才*次擁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強不拔、勇猛無敵的精神和機智敏捷的性格塑造出了偉大的成吉思汗……網絡還未出現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打通了世界各國的聯繫,建立了國際關係新秩序。

——韓國前總統 金大中

 

 

另一種視角的蒙古史姚大力 
蒙古帝國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廣袤的地域、太漫長的時間段、太多語種的文獻資料,而漠北草原深處的游牧政治與文化所留下的翔實記載又太過稀少。這就迫使絕大多數學者只好根據自身的興趣與擅長,把各自的學術探索聚焦於被進一步分割開來的諸多狹小而專門的分支領域。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讀者想要通過直接閱讀一大堆過分專精深奧、過分細部化的專業性著述,從而求得對這段歷史的比較深入貫通的理解,也就變得格外困難了。或許正因為如此,在近代以來的學術界,曾出現過不少大手筆的蒙古史名家;他們力圖在創造性地對各種史料及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清理、吸納和消化的基礎上,整體地、準確地展現出蒙古民族歷史變遷的宏偉圖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國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國人格魯塞的《蒙古帝國史》,不但贏得了大量非專業的讀者,而且至今仍是從事相關課題的專業工作者必須備置案頭的重要參考書籍。
就其總的寫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與上面提到的那幾部名著可以說略有相似之處。為了讀懂《蒙古秘史》這部用漢字記音方式傳承下來的 13世紀的偉大蒙古史詩,作者和他的同事們檢閱了“十二種語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獻資料。本書採集史料的範圍,包括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編年史》、撰寫於蒙古征服時代的珍貴的敘利亞編年史《巴爾赫布勒斯》,以及伊斯蘭世界的伊本阿昔兒《編年史》、術茲札尼書等。雖然還不能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這方面存在最大問題,是作者似乎不能直接閱讀漢語文獻) ,但是作者在發掘史料和廣泛參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確實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過,它不同於多桑、格魯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顯。作者念念不忘的,是從自己特定的專業視角出發,對蒙古帝國興亡的歷史進程作出某種帶有人類學性質的闡釋。他尤其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即蒙古對歐亞舊大陸的征服,給予緊接著就跨入近現代門檻的人類社會帶來了一些什麼樣的積極影響?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獨特之處,那麼我們不妨稱之為對蒙古帝國史的文化人類學解讀。
現在讓我舉一個例子,說明作者是如何憑藉著人類學視角的觀照來窺透某些歷史事件背後的文化含義的。在闊亦田擊敗 “古兒汗”札木合所糾結的十一部聯盟後,成吉思汗的軍隊卻在接下來追擊潰部的戰鬥中被打散了。他頸脈受創,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過來。這時他只覺得全身的血已經流盡,口里幹渴難忍。於是陪伴在他身邊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隻身闖入對面的敵營,去為成吉思汗找尋蒙古人愛喝的馬奶子。《蒙古秘史》的漢文旁注在這裡寫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脫著,獨褲有的赤裸,相抗拒著立著敵人裡面走著。”(按此語大意為:者勒篾脫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著內褲,朝駐紮在對面的敵方營壘裡走去。)他雖然沒有找到馬奶,可還是從敵營中帶回來一桶馬酪,使成吉思汗從重傷中獲得稍許的恢復。這段故事是每個研習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許此前還沒有人認真想過,為什麼者勒篾在闖進敵營時需要裸露著自己的身子?《秘史》記載者勒篾自己的話說,萬一在敵方營壘裡被人發現,他便能以赤身裸體為證,詭稱自己是在即將被自己人處死之前僥倖逃脫,來投奔對方的。不過,本書作者卻不滿足這一解釋。他說:“對蒙古人而言,當眾裸體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間裸體穿越營地,他們或許會以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於禮貌,擔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們或許會把臉轉過去。”看來這確是一個身處險境的陌生人避免別人注視自己的好辦法!一個非常真實的細節就這樣獲得了更充分的解說。
也許會有人以為,者勒篾為何要赤裸著身子進入敵營,這本身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認真地對它刨根問底。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人類以往的歷史已一去不復返;想研究歷史的人,如果不能夠從五花八門的片斷資料中找回對過去時代的觸摸肌膚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無法真切地 “看見”他想追尋的那段歷史。“不拘細節”或以“不拘細節”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碼是不能成為像樣的歷史學家的!
當然,蒙古帝國時代的歷史資料並沒有為作者的上述解釋提供直接的證據。那麼作者是從哪裡獲得這項有關知識的呢?他曾廣泛地遊歷過古代蒙古人所到之處,用他自己的話說: “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及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抵達威尼斯。”不過,光靠這種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斷然還無法寫得出像現在這樣的一本書;儘管連作者自己對此也一度估計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為結束本課題研究而安排的這次“收尾式的短暫旅行”,卻變成了另一項長達五年之久的研究。這位文化人類學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覺:這是長期與“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帶給他的最大收益。對於自己的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滿敬意地寫道:“他們之間總是非常激烈地進行著爭論,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經常會提出一些我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他們了解牧人的想法,儘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里扎營,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判別出哪個地方蚊蟲多,因而不適合夏季駐宿,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宜冬季下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擊地的迴聲因而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在凍結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層才能讓人騎著馬走過,在什麼情況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須破冰涉水而過。”
人類學家總是力圖從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經驗、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出發,去尋找對於他們行為的社會和文化解釋。所以作者反復強調,《蒙古秘史》的解讀,必須建立在 “對13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識”的基礎上。他說,除非把文獻讀回到“事件發生的實際地點上去”,否則現代的人們將難以理解史詩敘事的來龍去脈和它作為一部傳記史的意義。散見在本書中的諸多新鮮見解,頗多得益於被作者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堅持的這一特殊學術取向。
書中另有一個例子也很值得提出來加以討論。在他的父親也速該被塔塔爾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 (當時叫作鐵木真) 所在的孛兒只斤家族被他們的近親泰亦赤兀惕部落驅逐出去以後,鐵木真在非常孤立無援的生存環境中與他的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發生了衝突。結果他殘酷地殺害了別克帖兒。《蒙古秘史》在敘及兩人不和時,僅提到別克帖兒曾先後奪走過鐵木真捕得的一隻雲雀和一尾鹹水魚。在一個亟須同心協力以應付危機的時候,為一點小事而害死自己的親屬,鐵木真的此種行為確實有些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本書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 “收繼婚”習俗,即在一家之長死去以後,由其成年的長房長子繼承家長地位,後者並有權利將其生母以外的父親其他庶妻收娶為自己的妻子。作者寫道,在也速該被毒死之後,別克帖兒“漸漸地開始行使最長男性成員的特權”。不僅如此,“別克帖兒長大後,訶額侖(按,此即鐵木真的母親)將接受他作為丈夫。因此,無論在哪個方面,別克帖兒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鐵木真決不能忍受與別克帖兒共處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鐵木真的失常行動由此似乎獲得了相當圓滿的解釋。
不過,作者的這次嘗試還不能算十分成功。這裡的關鍵在於,無論別克帖兒是否具備長房長子的身份,他在當時還遠遠沒有到達能夠 “行使最長男性的特權”,包括娶庶母為妻的年歲!
我們不知道別克帖兒的準確年齡。但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別勒古台一直活到 1251年之後;即使後者是死於1170年或1171年的也速該留下的遺腹子,那時他也已經八十歲開外了。這就是說,既然別勒古台的出生年代不會更晚於1171年,則比他略年長的哥哥別克帖兒本人的生年,也不大會早過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所以他極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弟弟;至少不存在任何證據可以讓本書作者宣稱說:“別克帖兒稍長於鐵木真。”所以,在那場悲劇發生時,別克帖兒絕不會大於十一二歲。本書對鐵木真的焦慮所做的推定,其實是很難成立的。
倘若不揣冒昧,這里或許應當補充說,本書敘述中欠於精確的地方,看來還遠遠不止是個別的。朝鮮半島在成吉思汗建國前早就建立了統一的王氏高麗王朝;但作者卻把它的建立歸因於 “蒙古人統治的擴張”。在蒙古帝國之前,中國和歐洲,尤其是中國與西歐之間的確長期缺乏直接的相互溝通;可是由此便斷定“在中國沒人聽說過歐洲,而在歐洲則沒人聽聞過中國”,就又顯得有點魯莽了。蒙古人稱驛道系統或驛道中轉設施為jam。事實上,漢語中的“站”字,就是在被用來音譯蒙語的jam一詞之後,才有了“固定的中途轉運地點”這樣的含義。本書把驛站稱為“牙木” (yam) ,指的是突厥人對這個詞的讀音,這是不錯的。但它同時又說,驛站亦名為ortoo。蒙古語裡恐怕沒有這個詞語;作者所指,或為ortoq一詞,元代漢語將它音譯為“斡脫”。它在元代是指借用政府的權力替蒙古貴族貿易生息的“官搗”,其中以中亞和西亞的外來移民居多。他們做生意時,很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廣泛地利用驛站系統,但是“斡脫”一詞從未變成過驛站本身的別名。
再舉兩個略微複雜一點的例子。一是本書對蒙古部落的原初經濟文化形態,提出了一個相當大膽獨特的見解,即把蒙古部的生存環境定位在 “草原與北部西伯利亞森林的交界處”,藉以突顯出森林狩獵型文化對蒙古人思想和行為方式的深刻影響;作者由此便推斷說,他們與真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人,體現出“完全不同的特性”。這個說法,似乎對蒙古人圍獵方式與其慣用的軍事戰略及其他社會動員手段之間的相似性,給出了某種很完美的解釋。或許是出於專業性的直覺,他很靈敏地感悟到,較晚才從大興安嶺遷移到漠北草原的蒙古部,其生活和生產方式的發達程度,與乃蠻、客列亦惕等部落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使我想起乃蠻王妃對蒙古部的譏諷;她曾罵他們是一幫“歹氣息、爛衣裳”的烏合之眾。但是,如果作者所說的“蒙古人”也包括像泰亦赤兀惕、主兒勤等較富裕強大的部落在內,那我們就不能否認,12世紀的蒙古文化從總體上說其實早已演變為游牧的文化了。不應該把鐵木真氏族因被他們所屬的大營盤驅逐出去而陷入的艱難處境,看作是蒙古部落整體生存狀態的寫照。另外,大規模的圍獵活動,即使起源於森林狩獵民的傳統,也早已轉變成了草原游牧人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沒有必要硬將它看作是只能屬於森林狩獵民的技術。
其二,書裡說道: “蒙古官員發現歐洲和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於是他們採用阿拉伯、印度數學中的許多實用的新方法。”書中又說:“他們很快就認識到用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縱橫位置的優點,並把零、負數和代數學介紹到了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數學之被引入當日中國,既不出於“蒙古官員發現”云云,也不是因為“中國的數學太簡單、不實用”,只不過是從伊斯蘭世界大批東來的中亞和西亞知識人很自然地將他們早已熟悉的一種技術隨身帶到了中國而已。事實上,這些數學知識基本上也只在他們中間流行和應用。在元代安西王居第遺址中發現過一塊鐵板鑄造的“方陣圖”。它共有三十六格,分別在其中刻鑄從一至三十六的阿拉伯數目字;每個直行或橫行的六個數字相加,其和都是一百十一。這是包含零在內的阿拉伯數字傳入中國的最早實證,但它並不能證明上述方陣排列法本身也是那時從域外傳入中國的。因為在南宋末年錢塘人楊輝的《續古摘奇算法》一書裡,已經出現了比安西王所藏更複雜的方陣圖;它橫豎各十格,內填一至一百共一百個數字,每橫行和每直行相加,其和俱為五百零五。倒是類似現代算術裡用豎式計算多位數與多位數乘積的方法,明代稱為“鋪地錦”或“格子算”,則很可能是在元代經由中亞細亞伊斯蘭世界傳入中國的印度數學技術。除了像這樣的極少數例外,在元代傳入中國的阿拉伯數目字、阿拉伯與印度數學,包括經由阿拉伯中轉的歐洲數學如歐幾里得幾何學等等,似乎大都不曾被真正
接納到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去。
上面提到的這些缺憾足以提醒讀者,哪怕是對一本寫得十分精彩的書,我們也沒有理由把其中所講的一切內容都毫無保留地予以接受。這又使我想到,如果能在書中增加一些附註就好了,既用來表彰該書所獨有的精當新穎之處,也對那些敘事還不夠精審的地方予以必要的疏證或說明。之所以會有這個念頭,是因為我猜想,這本書注定會在中國成為讀者面極其廣泛的暢銷讀物。層出不窮的 “戲說”作品啟發了人們對歷史知識的興趣,越來越多的人想進一步追問:“真的”歷史,也就是演繹出諸多“戲說”故事的這段或那段真實歷史過程,究竟是如何在過去的歲月中現實地發生的?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以研究歷史為專業的人,一面慨嘆幾乎要被“戲說”氣死,一面卻依然故我地只顧埋頭炮製遠遠離開大多數非專業讀者的興趣及其閱讀能力的“論文專著”。所以在今日中國,由貌似高深的大部頭“專著”所裝點的“學術繁榮”已甚有過度之勢,唯圖書市場又最缺少“企鵝叢書”或“岩波新書”“中公書庫”一類具有極高專業水準的普及本讀物。
其實,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讀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學術準確性,或者以辜負讀者的高智商作為代價。正相反,它很可能會對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學術品格形成某種挑戰。因為它要求作者俱有一種更開闊、更深刻的整體性關懷和對人類精神價值的敏銳洞察力,把他正在討論的問題放置到人類普遍經驗的認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講述。想把一本書寫得讓人讀不懂,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專門化的問題表述得使缺乏專業基礎的人也能理解,並且還要使他閱讀得饒有興趣,那就十分困難了。在如何將歷史知識轉化為一般人們的最大限度的共識方面,本書作者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對所謂 “普及性”一詞,很容易引起誤解。說某書具有普及讀物的性質,決不意味著它就不值得被專業工作者閱讀。專業工作者不但需要廣泛接觸其所從事領域之外的許多“普及性”讀物,而且也完全可以從同一領域的優秀普及讀物中獲得某些專業上的啟發。除了對新近解除禁閉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區的有關信息,本書所提到的絕大部分歷史事實是我原來就已經了解的。但是很誠實地說,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在某種新鮮感的推動下,幾乎一口氣看完了這部著作。書裡不時閃現出來的許多銳利見解和生動而流暢的議論,經常會以嶄新的觀念化的形式將舊有的實證研究重新激活,或者觸發一系列新的細部考察,並由此在很多方面推進我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足見外在形式十分平易的歷史敘事,也可以被寫得具有高度的學術張力。
我們都知道,近代人類社會的世界體系,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衝擊之下形成的。但就舊大陸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經出現過一次維持了大約一世紀之久的 “世界體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締造的蒙古帝國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學者曾全面研究過這個近代以前的世界體系。本書力圖追尋的,則是這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繫。作者用充滿激情和想像力的筆調寫道:“偉大的歷史人物,不能被整齊地捲塞在書皮之間,也不能像受壓的植物標本被熨平。……當事件本身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去後,它們的影響還將長期存在。就像一口鐘的振盪聲一樣,在停止敲擊之後,我們仍可以感覺到它。成吉思汗離開歷史舞台已經很長時間了,但他的影響將持續地縈繞在我們這個時代。”
歷史經常喜歡以 “弔詭”的形式來呈現自己的面貌。蒙古對外戰爭的血腥殘忍,它給受害方造成的經濟文化破壞和強烈的精神創傷,足以使今天的人們在閱讀相關記載時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在把對各地的軍事佔領轉變為持久統治的過程中,蒙古人也施行過不少暴政,做過許多不識時務的事情。本書說他們“對國際主義不斷地顯示出極大的熱忱”,又說南宋軍民“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要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要多得多”。這顯然已屬於太過離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國又確實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帶來的種種阻隔。要是沒有這個帝國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紀舊大陸範圍的“全球史”,乃至於後來時代歐洲——它之受惠於當日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明顯要超過與它相向的另一極——的歷史,也就一定會是另一種樣子了!是歷史的“合力”,將人類所蒙受的很多災難性事件轉換為推動他們福祉的客觀條件。揭示蒙古帝國與現代世界形成之間的歷史聯繫,並不意味著要為當日蒙古對他國的侵略和蹂躪進行申辯。
本書簡略描繪出,包括科技、戰爭、衣著、商業、飲食、藝術、文學和音樂等等在內的 “歐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於蒙古人的影響,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生了改變”。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藝復興的後期,“歐洲啟蒙運動卻產生出一股不斷增長的反亞洲精神”;而“對蒙古人的詛咒”,則成為批判“亞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說之一。此種歐洲中心論的幽魂後來又奇怪地與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貼附在一起。就這個意義來說,作者的有關闡述似乎還是有所針對的。從中國讀者的角度說來,他們對歷史上的游牧人與定居農耕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了解,較多的是集中在沿“長城南北”這一軸線而伸延的那個層面上。因此,本書按內陸歐亞草原帶的東西軸線來鋪展的宏偉畫卷,也一定會在體察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歷史聯繫方面,給他們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認識和啟發。
最後,我要從個人專業的角度說一點題外的感想。這本由人類學家撰寫的蒙古史著作又一次生動地提醒我們,歷史學研究固然應當充分發揮其人文取向的原有傳統優勢,但是與此同時,它也必須同各種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保持全方位的溝通和相互滲透。當代中國的各種社會科學,大都在 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建立起來。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和高等院校的歷史專業教學,在對於如何吸納社會科學的理論、觀念和方法的問題上,至今仍缺乏最基本的意識。就如同一位文學評論家說過的:“我們都被創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諸如“大部頭”“多卷本”“系列著作”和各種名目的量化指標,把本來就先天不足的一代專業工作者逼得根本沒有再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又給下一代樹立了很壞的榜樣,造成寫書人比讀書人還多的怪現象。正因為如此,當我讀到本書作者敘述自己計劃中的收尾式旅行如何變作“另一個五年的研究”時,我心中頓時充滿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淒涼的感動!這不是一本十全十美的書,但是憑著作者在當年心甘情願地開始“另一個五年”的精神,我就敢於相信,這是一本值得我們認真去讀的書。
2005年12月寫於東京
致中國讀者 10
代序:另一種視角的蒙古史 16
導言:消逝的征服者 32
第一部分 草原爭雄: 1162—1206
1 一塊凝血62
2 三河傳說100
3 群汗逐鹿132
第二部分 蒙古人的世界征戰: 1211—1261
4 唾棄黃金可汗164
5 算端與可汗的較量198
6 發現歐洲、征服歐洲230
7 權力場上的皇后們268
第三部分 全球的覺醒: 1262—1962
8 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國312
9 他們的“金光”342
10 帝國的影子370
結束語 :不朽的成吉思汗精神400
再版譯後記 410
參考文獻 413

第三部分 全球的覺醒:1262-1962

 

亞洲正吞噬著我們,韃靼人已君臨天下。

——托馬斯·曼《魔山》

 

9

他們的“金光”

中國和巴黎的藝術家爭著為大汗獻藝。——愛德華·吉本

 

12871288年之際的一個冬日,正值彌撒期間,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從他的王座上站起來,向剛到的蒙古帝國忽必烈汗的使者列班掃馬致意。一旦列班掃馬到達英王的朝廷,他就可能成為歷史上走得最遠的官方使者,從蒙古首都開始,他在陸路上繞行一萬一千二百公里,穿過中東的主要城市,經過歐洲諸國的都城。英王愛德華站在使者面前,沒有向使者遞交歸附蒙古大汗的投降書,卻從使者手中接過了作為基督徒共享的聖餐——麵包。因為以前到蒙古的歐洲使者都是牧師,所以忽必烈汗也要派一個基督教牧師使者,於是他選中列班掃馬,雖然他是亞述派基督徒,但他還是一個忠心的蒙古人。

 

列班掃馬最初的使命是,從忽必烈汗的都城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但到巴格達後,他的上司讓他改道去歐洲,時為1287年。除了拜見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古斯二世、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之外,列班掃馬一路到達愛德華的朝廷,這是他行程的終點。他把信件和禮物沿途分發給各位君主,在啟程赴下一個目的地前,他總是在每個國家的朝廷中停留數周或數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到處觀光,會見學者、政客和教會官員,向這些人介紹蒙古大汗和從屬大汗的伊利汗,傳遞他們想與世界各國和平交往的強烈願望。在回來經過羅馬時,教皇尼古剌四世邀請列班掃馬用自己的語言舉行彌撒;然後,在1288年的聖枝主日(復活節前一個星期日——譯者注),教皇舉行彌撒,並親自將聖餐發到這位蒙古使者的手中。

 

歐洲的君主們在他們的朝廷上公開地接見列班掃馬,但是,此前蒙古派出的許多使者都被教會和這些國家所冷落。據馬修•帕裡斯所說,早在1247年,貴由汗統治時期,就有蒙古大使來到法國宮廷;第二年的夏天,又有“兩位來自韃靼的使者,被他們的君王派來拜見主教大人”。然而,在早期的來訪中,歐洲官方似乎害怕洩露關於蒙古人的任何信息。正如帕裡斯寫的:“他們到來的消息被教廷封鎖得十分嚴密,連教士、公證員及其他和教皇交往密切的人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是在1269年,當波羅兄弟——馬菲奧和尼哥羅——從他們首次的亞洲之行返回時,他們帶回了忽必烈汗向教皇發出的邀請,即向蒙古派出一百名牧師,他們可以與蒙古朝臣切磋學問。

 

由於整個蒙古帝國非常強調宗教信仰自由,因此,當列班掃馬到達歐洲、發現只允許存在一種宗教時,他感到十分驚訝。特別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宗教領袖不但擁有比政府還要大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這麼多影響普通群眾日常生活的世俗權力。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基督徒,所以列班掃馬很高興看到他所信奉的宗教能獨佔鰲頭,但是這一切卻與蒙古帝國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在蒙古,許多宗教百花齊放,而且,它們在為自己打算之前必須先為帝國的需要服務。

 

儘管他的來訪備受矚目,在歐洲還得到了熱情的款待,但是,與以前那些不被承認的使者相比,列班掃馬卻沒有更好地完成使命;他沒有與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或教會官員達成某種協議。他的成功僅僅在於,他設法使教皇承諾,派有學問的人去蒙古朝廷,因為這已經是忽必烈所多次要求的。沒有完成外交使命,列班掃馬回到了波斯伊利汗的朝廷,講述了他旅行的情況,它們被人用敘利亞文抄寫下來,名為《蒙古諸汗派往歐洲之特使和全權代表——列班掃馬行狀》。列班掃馬之行,特別是他送給英王聖餐和親自從教皇手中接受聖餐,說明蒙古人自入侵歐洲五十年以來,是多麼深刻地改變著世界。曾幾何時,眾多文明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裡,很大程度上互不瞭解,現在它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系。

 

蒙古人不再使用騎馬的武士和可怕的攻城裝置,他們現在派出恭順的牧師、學者和大使。蒙古征服戰爭的時期已經結束,而蒙古和平的年代才剛剛開始。世界形勢出現了和平與繁榮的顯著變化,出於對這一現象的公認,後來西方學者把14世紀命名為“蒙古強權下的和平世紀”,或“韃靼統治下的和平世紀”。蒙古諸汗正通過和平的貿易和外交手段,努力發展與他國的商業和外交關係,這一切已不能用武裝暴力來取得了。通過各種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前仆後繼地去追求他們心中的神聖目標——將所有人統一在“長生天”之下。

 

 

 

蒙古商業的影響力要比他們的軍隊更深遠,在忽必烈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轉變為“蒙古公司”。在整個13世紀和14世紀初,蒙古人維持著橫跨帝國各境的商貿路線,每隔約三到五十公里就修築備有各種必需品的驛站,這些驛站提供作為運輸工具的牲口,還有一些嚮導,他們可以引領商人通過險要地帶。與列班掃馬出使歐洲同時、生活於蒙古朝廷中的馬可•波羅,以前在旅途中就經常使用蒙古的中繼驛站,可能是熱情過頭而忽略了事實,他說,這些驛站不僅“華麗”和“宏偉”,而且陳設著“適合國王使用的絲制床單和各種奢侈品”。為了促進沿途的貿易,蒙古當局頒發了一種具有護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證件,蒙古的“牌子”(Paiza)是一塊比手掌大的金牌、銀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鏈條穿著,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憑著這塊金屬牌和一些像老虎、矛隼那樣的記號,不識字的人也可以確定旅行者的重要地位,從而提供適當的服務。“牌子”使持有者可以在帝國全境旅行,並保證了他的安全、住宿和交通,並使他免除當地的賦稅或差役。

 

蒙古人拓展維護商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真正重視商業交流,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成吉思汗時代蒙古部落組織內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財產共有制度,每個宗親各得一“份子”,即“忽必”(khubi)。就像每個孤兒寡婦、每個士兵都有權得到在戰爭中搶來的適量物品一樣,每個黃金家族成員也有權佔有帝國各地的一份財富。非蒙古官員得到的是支付的薪俸,而高級蒙古官員則不然,他們拿到的是多份貨物,然後在市場上把它們大部分出售賺錢,或用來交換其他商品。作為波斯伊利汗國的統治者,旭烈兀仍然擁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統治之下的2.5萬戶中國絲織工匠,他也對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權,他還可以得到北方草原的毛皮和獵鷹,當然,他還有牧場、馬匹和分配給他的住在蒙古故地的戰士。蒙古統治家族的每一系,都可以要求得到屬他們的天文學家、醫生、織布工、礦工和雜技演員。

 

忽必烈擁有波斯和伊拉克的農場,還有成群的駱駝、馬匹、綿羊和山羊。一隊傳教士穿梭于帝國,到一地去檢查貨物,到另一地去核實帳目。當中國的蒙古朝廷送給波斯瓷器和藥物時,波斯的蒙古人要為其中國親屬提供香料、鋼鐵、寶石、珍珠和紡織品。作為搜集運送貨物的回報,中國的蒙古人可以得到這匹貨物的四分之三;不過,他們要輸出相等數量的貨物給其他地區的同胞。忽必烈汗引進波斯的翻譯人員和醫生,還有一萬名俄羅斯士兵,他們是用來墾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這些俄羅斯人待在那裡成了永久居民,他們的活動一直記錄在中國的官方史書中,直到1339年最後一次被提及。

 

儘管家族各系之間為爭奪大汗之位而產生政治分歧,但是經濟和商業系統繼續正常運作,只有短暫的中止或因零星的衝突而走了彎路。有時甚至在戰爭期間,對抗的雙方也允許貨物的流通。窩闊台汗的孫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統治者,他經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儘管如此,海都也仍舊擁有中國南京周圍的大量工匠和農夫。在反忽必烈汗大會期間,海都要求運回他在南京的貨物,可能是出於交換,海都允許忽必烈從草原部落索取屬海都的馬匹和其他貨物。蒙古帝國的政治版圖主要分成四個部分——中國、莫臥兒斯坦、波斯和俄羅斯,這絲毫沒有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貨物需求。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強了他們維持古老的財產共有制度的願望。假如一個汗拒絕把他人的份額交給其他家族成員,那麼,其他人也將拒絕把各自境內屬他的份額送給他。共有的經濟權益遠勝於政治紛爭。

 

經常性的財產分配活動逐漸使蒙古的戰爭線路變成了商業大動脈。通過不斷擴大的蒙古驛站系統——“奧托”(ortoo)或“牙木”(yam),馬隊或駝隊把各種消息、人員和貨物從蒙古送到越南,或從朝鮮半島送到波斯。隨著貨運的增長,蒙古當局試圖找到比舊有傳統路線更迅速更便捷的路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忽必烈汗於1281年發起一次重大的探險活動,以查明黃河(蒙古人稱之為“黑河”)的源頭並繪製成圖,學者再用這些信息製成一幅詳細的黃河地圖。探險隊開發出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線路,蒙古人以此將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納入其郵路系統。在蒙古時代,這些新線路使西藏與中國內地在商業、宗教和政治上的聯繫空前加強,遠遠超過西藏與其他地區的聯繫。

 

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官員總是竭盡全力去尋找關於敵人營地或城市的精確地圖、地圖集和其他地理書。在忽必烈統治下,學者綜合中國、阿拉伯和希臘的地理學知識,創立了聞名於世的、最精密的繪圖法。忽必烈汗引進很多阿拉伯地理學者,如著名的劄馬剌丁,在這些人的影響下,工匠們于1267年為忽必烈製造出地球儀,上面繪有歐洲和非洲,還有亞洲及相鄰的太平洋島嶼。

 

儘管最初的商業路線是通過軍事征服戰爭開闢的,然而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依靠戰馬可以在陸地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蒙古人拓寬延伸大運河,使它連接黃河與長江,以便更遠、更有效地把穀物和其他農產品運往北方地區。他們將中國的工程技術應用於新環境,在全國建造水利設施。在雲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幾個與溝渠相連的堤壩和水庫,它們一直保留到現代。

 

對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關注造船業,在他們的軍事努力失敗時,他們就把這些知識用於和平的商業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戰略性的決定:主要用船把貨物運進他的帝國,因為他意識到,水路運輸依靠風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陸路運輸依靠人力和畜力,他們需要不停地餵養,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運送三千噸物資,但至1329年,運力已達二十一萬噸。馬可•波羅回國時從中國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說,蒙古船隊有四艘桅杆大船,乘著三百船員,還有六個船艙中帶著各類陶器的商人,其人數也差不多。根據伊本•拔圖塔記載,為給船員們提供新鮮食物,有些船甚至還在木盆中種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斷建造適於遠航的大船,便於裝載重負荷的貨物,還修建港口,供貨物搬運。蒙古人推廣指南針在航海中的應用,學會製作精密的航海圖。從中國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這條線路成為遠東和中東的主要航線,被馬可•波羅和伊本•拔圖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隊沿途還停靠在越南、爪哇、錫蘭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處,蒙古人就會得到大量的貨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這些東西在蒙古國內是不易出產的。從波斯灣出發,船隊進入蒙古勢力影響之外的地區,繼續與當地進行正常貿易,換取來自阿拉伯半島、埃及和索馬裡的琳琅滿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制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採用共有制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繫。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整個蒙元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為更直接地通往歐洲市場,不再遠距離繞道南方的伊斯蘭國家,蒙古人鼓勵外國人在帝國邊緣的黑海沿岸建立貿易站。雖然蒙古人最初襲擊貿易點,但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的1226年,他們就允許熱那亞人維持克裡米亞的貿易站卡發,後來又增設一個站點塔納(今俄羅斯羅斯托夫以南、頓河河口南岸——譯者注)。

 

為保護這些陸海貿易站,蒙古人不斷追捕海盜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業手冊《貿易實踐》中,佛羅倫薩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強調,通往蒙古契丹省(指元代遼陽省,包含今黑、吉、遼和內蒙古東部——譯者注)的道路“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貿易線路的開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壞的波斯、伊拉克的製造業聯為一體,也為中國的製造業創造機遇。蒙古人征服中國所產生的破壞力,遠小於他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忽必烈迫切要求把傳統的中國陶器輸入上述市場,也需要將伊斯蘭和印度的技術廣泛地引入中國。通過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量產品,但他們要依靠商人階層運輸和出售這些陶器。蒙古人從武士變成了食利者,但他們卻沒有使自己變成商人的能力和顯著願望。

 

蒙古精英階層與貿易的緊密聯繫,表明他們與傳統的明顯決裂。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它們是有損尊嚴的、肮髒的,而且通常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工商業的重要性被列在出仕和信教之下。而且,這一時期的歐洲處於封建社會,其經濟觀念就是,每個國家應該自給自足,還有,每個領主的領地應該盡可能實現自力更生。留在領地內的任何貨物,不是為耕地農民換取其他物品,而只是為貴族家庭或教會購買珠寶、宗教聖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統治者總是利用農民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生產糧食、栽培樹木、製造工具、紡織布匹,他們幾乎不可能為農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對輸入物品的依賴,標誌著一個家庭的破產。

 

傳統的中華帝國在數個世紀的抑商環境下運作。他們邊界上的城牆,成為限制貿易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也是保持國家財富完整並將其留在城內的重要手段。對這些統治者來說,放棄商貿物資就等於向鄰國進貢,他們企圖盡可能避免出現如此情況。商人的地位僅高於盜賊,這是中國文化的偏見,蒙古人直接衝擊這種偏見,他們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職業之前,僅次於政府官員。儒家學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們從傳統中國社會的最高層下降到社會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僅高於乞丐。

 

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蒙古人認識到,在某地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另一地就成了異乎尋常和有銷售潛能的物品。13世紀後期的幾十年成為狂熱地尋找新商品的時期,這些新商品能在不斷擴大的蒙古商業網內出售,或者用來交換舊商品,再以新的途徑將舊貨銷售。從染料、紙張和麻藥到開心果、爆竹和毒藥的每一樣東西,都有潛在的買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員似乎必須找到那些可能成為買主的人及其居處。為適應市場的整體需求,中國的工場最終不僅要為世界市場生產傳統的中國瓷器、絲織工藝品,而且還要為專門市場增加全新的品種,包括製作刻在象牙上的聖母瑪利亞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給歐洲。

 

蒙古人促進貿易的發展,通過徵收地方上的產品,並為它們找到國際市場,蒙古人引進許多新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的來源仍可以從它們名稱的詞源上看出來。有一種特別平坦光滑的絲綢,在西方稱之為“satin”(綢緞),它的名稱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馬可•波羅就是從那裡起航回國的。還有一種高檔的裝飾布料,叫作“damask silk”(錦緞),其名稱來源於大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數從波斯伊利汗國來的商隊都要途經大馬士革去歐洲。馬可•波羅提到另一種產于摩蘇爾(今伊拉克北部城市——譯者注)(Mosul)的精細布料,它在古法語中叫“mouslin”,然後在英語中稱為“muslin”

 

甚至許多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可能產生高額利潤。新商業促使紙牌遊戲迅速流行,因為商人和士兵發現,紙牌很輕、容易攜帶,是一種有趣新奇的消遣活動。象棋和其他棋盤遊戲需要帶笨重的棋子,相比之下,士兵或騎駱駝者可以隨身攜帶一大包紙牌。新行情刺激著更快、更便宜地生產紙牌的需求,而雕版印刷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方法通常是用來印刷宗教經文的。紙牌印刷的市場要比經文印刷廣闊得多。

 

歷史上大多數征服性帝國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被征服地區。羅馬人把拉丁語、他們的神,和他們對酒、橄欖油的偏愛強加在人們頭上,他們甚至把小麥種在它無法生長的地方。從土耳其的以弗所到德國的科隆,每一座羅馬城市的市內佈局和建築風格,從市場、道路到圓形支柱或門道的細部,都是一模一樣的。在其他時代中,英國人在孟買蓋起都鐸式的建築;荷蘭人在加勒比海建造風車;西班牙人以自己的風格,在從墨西哥到阿根廷的地區修建大教堂和廣場;美國人在從巴拿馬到沙特阿拉伯的地區建立別具特色的居民區。只有對某處的實物遺跡進行研究,考古學家才能追溯印度、阿茲特克、馬裡、印加或阿拉伯等帝國的發展情況。

 

與此相比,蒙古人對被其征服地區的踐踏要輕得多。他們沒有給那些地方帶去與眾不同的建築風格;他們沒有把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強加於被征服地區,因為在更多情況下,他們禁止非蒙古人學習蒙古語;蒙古人沒有強迫人們種植外來作物,也沒有強行改變臣民整體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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