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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留聲:我的青蔥歲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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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留聲:我的青蔥歲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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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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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是著名歷史學者金雁的散文集,既是個人生活記憶,也是對一段歷史時期的記錄。

書中主要回顧了20世紀60—70年代,即作者的童年和青春階段。通過翔實生動的文字,作者回憶了擅長持家且頭腦清明的姥姥;伴隨著饑餓和乾旱環境的童年生活;被打落社會底層而早早承擔起生活重擔的經歷;從知青插隊到就業“供銷社”的謀生歲月;恢復高考後考取研究生的一段拼搏過程;等等。字裡行間充滿令人唏噓的故事、果敢頑強的人生態度,以及獨立深刻的反思。

同時收入了一些回憶成家後與秦暉共同生活的文章,幽默戲謔,趣味盎然;以及訪問東歐的一段獨特經歷與見聞。

書中收入珍貴照片及作者繪畫作品。


作者簡介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主要著作有:《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與秦暉合著)、《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與秦暉合著)、《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與秦暉合著)、《新餓鄉紀程》、《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火鳳凰與貓頭鷹》等。

自序:沉澱在記憶中的片段

套用托爾斯泰的句式:時代是共同的,但是每個個體的體驗各有各的故事。書中這些蒙塵往事的小文,寫我成長的故事、我身邊的人,以及我對周圍世界的認知,甚至有些只是吉光片羽的生活片段,都不算完整的記錄,但我力圖接近真實。因為記憶是被過濾的,是有選擇性的,它不可能像電影膠片一樣倒帶重新播放。

每個人的記憶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個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積澱在記憶中保留下來,一定是在我當時的認知範圍內產生了強烈的心理震盪。個人史的回溯記述其實是“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之間的對話”。

我父親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1995年故去的時候,留下了從1938—1978年四十年的日記,它是我瞭解

1949年後上一代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重要參考。有時我也會經常翻看查閱,不說別的,僅對我們兄妹三人成長歷程的記錄,現在讀來都十分生動有趣。哥哥曾掌管著一個幾百人的工廠,一日他突然來電話,說是新廠房上樑時為選吉時,一定要問明白他這個廠長的生辰八字。我女兒好生奇怪,說:“他出生時還沒有你,怎麼向你詢問,豈不是怪事。”我答:“因為姥爺的日記在我手裡,一查便知。”可見再好的記性也比不過文字可靠,有當時記錄的文字參考,還原度要可靠些。

受父親的影響我小學四年級開始記日記(我們那個年代記日記是很普遍的事情),插隊、工作時一直沒有間斷,研究生畢業以後由於上課、帶孩子忙碌,中斷了這個多年的習慣。但是以前的通信和日記本一直保留著,隨著我們多次搬家遷徙,始終放在我上大學時用的一個帆布箱子裡。

到北京以後因為居住條件的限制,一些不常用的東西就挪到了陽臺上。20世紀90年代有一次北京下瓢潑大雨,由於我們上班,家裡沒人,敞開的門窗使屋裡狼狽不堪,回來後急忙搶救被雨淋濕的書籍而忽視了陽臺上的東西。多日之後想起來再看,信件日記已經發黴板結,筆跡掉色暈染,受損嚴重,挽救不了了。

起初並沒有太往心裡去,覺得當年那些幼稚的筆觸、帶有濃厚時代語言痕跡的東西價值不大,算不上什麼太珍貴之物。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個體記錄的感悟,每每想起來為之嗟悔不迭、心痛不已。現在想來如果有這些文字材料作為輔助,説明回憶就會準確容易得多。

儘管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像黑白照片一樣單調,或者說是一個以標準化的模式塑造無個性的時代,每一個人都被迫變成整齊劃一的工具,即便如此,對於“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我們,也還是感覺意趣盎然,因為有一份情感在裡面。就像哈維爾所說,失去故事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只要沒有失去創造自己人性故事的人類,就有希望。

那時候整個社會氛圍都在有意壓低和泯滅物質需求,哪怕多吃一塊糖、喜歡漂亮衣服的一丁點“貪欲”就不停地“鬥私批修”。不論是否真心,大家都“禁欲主義”般地以崇尚精神需求和追求宏大目標為抱負。那時候雖然外界的信息很少,但凡一幫人坐在一起侃大山,都離不開“三山五岳”“世界革命”,而這種心中有“天下”的大命題也最能博得崇拜者和女生的青睞。

記得1973年夏季,弟弟騎了四十裡路,到我所在的供銷社來看我,我們倆見面好像國家領導人一樣互通了一下國際形勢。其實我們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掌握,卻擺出一副關心“世界革命”的架勢,或者說其他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我們只能以遙遠的大話題來麻痹當下,抑或對時局的敏感是那時無助小人物的一點期盼寄託吧。

父母年老的時候,我們總希望他們寫點自己的經歷,寫寫回憶錄。他們總在強調:“我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沒有什麼好寫的。”我們說平頭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態,我願意把自己的成長歷程呈獻給大家,使讀者可以通過不同個體的視角來瞭解當時的社會面貌。當然我也是在與自己對話,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過的腳印。

《“五朵金花”的命運》這篇非小說、非報告文學、非回憶錄,好像有些不倫不類,但這些故事都是根據我個人的所見所聞綜合而寫,帶有那個年代的一些特殊印記,考慮到需要回避當事人的原則,只能借助第三人稱的口吻敘事。運用這種在真實的基礎上再創作的敘事方式,可能以後我還要撰寫若幹篇吧。我並不在乎如何對這類寫作進行定義,只是想把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和事講述出來,所以收進這個集子也不算太突兀。

關於畫插圖的經過有必要交代一下。最早開始寫這類隨筆的時候,我發現一個規律:我們50後理解上一代人比下一代理解我們要容易。現在的年輕人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些隔膜,我們這個年齡段眾所共知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比較費解,於是就想到以插圖形式作為補充。我小侄子是計算機高手,在計算機上繪畫也很有一套,於是就請他試畫了幾張,效果不錯。可是他有自己要忙的一攤子事情,而且80後對我們當年的服裝呀、工具呀,以及時代背景等也不甚了了,一來二去就顧不上了。

於是我萌生了自己動手的念頭。我們小時候都有些“連環畫情結”,對文字的配圖有親切感。說實在的,小學時期我的圖畫一般般,沒有任何天賦,只是對“線條”有些感覺,到了六十歲再上手邊學邊畫,能行嗎?我屬於“笨”人,寫文章畫畫都不太有靈氣。

我先生秦暉認為我純屬“不務正業”,瞎耽誤工夫,所以我最初學畫的時候,“偷偷摸摸”地畫,不敢鋪攤子,他一來我就收起來。好在我對自己要求不高,想著試試也無妨,畫好畫不好都沒關係,就臨時抱佛腳找來一些圖畫書籍,一邊臨摹學習,一邊在此基礎上“改造加工”,或者對著手機上的照片畫。結果先得到女兒的首肯,她把一些圖放在“秦川雁塔”的微信公眾號上,可能網友們知道不能把我當插畫師一樣要求,也是鼓勵多多。

從此只要有時間,我盡可能為每一篇小文配一兩張圖。畫了一個階段還是有一定的提高。現在回頭再看最初畫的,筆法的確雜亂幼稚。出這本集子時,我曾想重新配插圖效果會好一些,但轉念一想這也是一種成長學習的記錄,除了個別有所調整外,基本維持原樣。

我一直認為這類隨筆屬於“正經文章”發不出來時可有可無的“閑文”。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訴我,相比較那些“正經”論文,我們更喜歡帶有個人生活氣息的講述。有朋友開玩笑說:你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我的“窺探欲”,使我們看到了“秦老爹”生活中的一面。也有網友留言說,看了《“秦老爹”記趣》笑得肚子疼。感謝朋友們的鼓勵,如今把它們結集出版呈獻給讀者,希望大家喜歡。如果讀者們感覺不錯,我還會繼續寫下去。

2019年6月4日


目次

自序:沉澱在記憶中的片段 / 001


我姥姥 / 001

我的1960年 / 025

“黑幫子女”的下放生活 / 042

“鐵道遊擊隊式”串聯 / 063

“唯成分論”年代的經歷 / 076

插隊的日子 / 091

水的故事 / 103

穿衣的故事 / 113

供銷春秋 / 127

“五朵金花”的命運 / 151

“黃埔一期”考研記 / 182

“魅力導師”趙儷生 / 198

“秦老爹”記趣 / 213

“秦老爹”在農村過大年 / 249

自行車的故事 / 258

東歐見聞 / 270


書摘/試閱

我的1960年

關於1960年,歷史學家已有大量的權威性論著,但我想每個個體都有自己不同的體驗。“我的1960年”就是從一個六歲的城裡兒童的視角折射出當時時代的背景。其實關於1960年的很多記憶我都已經模糊,但好在父親的日記比較完整,可以幫助我“復原”那段已經淡忘的歲月。


失敗的“生產自救”

1960年我六歲,剛剛上小學一年級,我們上的是“保小”(保育院+小學),是那種全托的住校生。按說這種幹部子弟學校已經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條件好多了。可是那個年月也不過如此:我只記得學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經常早上是一小碗雜豆稀飯,中午是一碗爛糊面,晚上有半塊被熱過幾次泡得軟塌塌的玉米發糕,雖然極端難吃但尚能果腹。我們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時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級黨校(也就是後來的“西北局黨校”)工作。當時一般的雙職工家庭除了禮拜日平時都在食堂吃飯,大食堂的飯菜和我們學校小食堂的飯菜沒什麼兩樣,都是“瓜菜代”,一碗裡我數出來最多時是十一根麵條,最少的時候只有四根(父親把這兩個數字記在了日記,還說“金雁是個有心人”,這個兒時記憶於是被保存了下來),所以星期日自己動手的“家庭餐”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大事”。母親終歸會想出一些辦法來,以滿足我們永遠填不滿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錢飯、五月份吃槐花飯、六月份吃麥粒飯,或者南瓜飯、“雙蒸飯”什麼的。經常是星期一剛過,我就開始“回家倒計時”了。我也曾幫助大人採購食品,拿著購物本和票證到處排隊,那時候是“短缺經濟”,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憑票供應。小寨食品店對我們是最有誘惑力的地方,後來商店裡也出現了一些不憑本憑票的“高價食品”,貴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親的日記知道,江米條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點九元一斤,而那時的人均月收入還不到十元,櫥窗裡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對我們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罷了。弟弟還敢嘬著手指嘟囔兩句,我連想都不敢想,知道這種“高價”食品是拿來看的不是拿來吃的,即便嚷嚷著要,也只會遭到大人的一頓訓斥。

那時單位為了解決饑荒問題,允許職工在房前屋後空閒地開荒種菜,飼養家禽,大家都熱火朝天地投入生產自救。雖然按大人人數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積有限,但是為了決定種什麼,我們家裡還專門進行過一番“論證”。我們還小,實際上是大人說了算。父親的論據很充分:第一,我們都缺少油水,應該種一點油料作物,芝麻最合適;第二,塊莖作物的產量高,吃了又很容易產生“飽腹感”,可以種土豆。農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動起來,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要到那一小塊“自留地”裡勞作,從小小的秧苗裡我們似乎看見了熱騰騰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黃的芝麻烙餅。忙活了好幾個月,到了收穫季節,不知是大人疏於管理還是書生坐而論道不懂農活,沒有考慮到土壤、氣候以及作物的適應性,反正我們家種的莊稼明顯比別家的差。別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穫的喜悅中,有人種的南瓜大到兩個小孩都抬不起來。後勤處專門在辦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個大臺秤,讓大家過磅,並記錄下來。我們兄妹三人拿著面口袋去挖土豆,結果挖出的土豆們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實和種子的比例大約是1∶1,總共收穫了大約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強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為不好意思,也羞於過秤,怕別人問起收成怎樣,我們撿了幾塊石頭裝在面口袋裡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後,這一次“生產自救”的經歷成了我們時常提起的笑料。

種地的試驗失敗以後,懊喪了沒幾天,父親從山東老家用鳥籠子給我們帶回來十隻小花雞,我們歡呼雀躍地立馬忘掉了沮喪,興趣轉移到這幾個滾來滾去的小圓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飽,也要省出一點來喂小雞。有一次母親還沒有吃飯,弟弟就刮了鍋底去喂雞,父親讓我們評理:是媽媽重要還是雞重要?我說當然是媽媽重要。哥哥要顯示他的與眾不同,正話歪說地表示,“雞重要”。弟弟兩邊都不得罪,說媽媽和雞都重要。這些小生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生活,牽動著我們的喜怒哀樂,但是沒幾天,半數以上的小雞都相繼慘遭厄運。第一隻慘死在爸爸的腳後跟。因為小雞有跟腳的習性,只要有人走動小傢伙們就會跟成一串,有一隻小雞跟得太緊,爸爸沒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還有一隻颳風時被門夾死了,一隻跳進洗腳盆裡淹死了。有一隻小雞死得最慘,是被我們鄰居的兩位綽號“厭死狗”的禿瓢小子抓去當燒烤吃了,為此哥哥去和他們打架,我和弟弟傷心得哭了一鼻子。最後長大的只有四隻。


先過“三關”

1960年冬天母親到臨潼縣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風,寒假期間不上學,怕我們兄妹三人在家裡打架,父親一人照顧不過來,決定在我們三人中帶一個去鄉下。我們都覺得能到一個新鮮的環境裡定會其樂無窮,就拼命地講述自己的優點,好證明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證,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表現得極為誠懇,卻沒有得到兩位大人的首肯。我突然想起母親曾向父親說過,那裡的食堂沒有主食,經常吃不飽,浮腫現象很普遍,就講了一個在哥哥弟弟看來簡直毫無說服力的理由:“我吃得最少,餓了也不會要吃的。”沒想到憑這一句話,立刻“通過審核”,我勝出成為最佳人選。

去之前母親唯恐我把農村想得過於浪漫,不停地給我打預防針,說那裡有多艱苦多困難,環境有多麼糟糕,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衝水的廁所,所有這些都沒能降低我對將要換一個環境的渴望和新鮮感。我裝了一本書,拿了一身換洗的內衣,穿著我的小棉猴兒滿懷喜悅地隨媽媽下鄉去了。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產隊(所有這些具體時間地點我都是在父親的日記中查到的)母親所在的駐隊房東家,農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幾乎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院子裡有兩排破爛的土坯房,房東一家住北屋,我和媽媽住在小一點的南屋,一進門有一張桌子,我事後才知道這是為了方便媽媽寫字從生產隊搬來的;靠右手有一盤土炕,炕上擺著兩個手繪的炕櫃,有一個小炕桌,左邊地上堆著麥草和一些農具,就是全部了。初見底層帶來的驚愕讓我感到很大的不適應。

到了農村要過的第一關,是學會上廁所。豬圈和廁所是一體的,第一次上廁所的時候媽媽拿了一根棍子,讓我覺得很好奇,進去以後才知道棍子是用來趕豬的,否則人一蹲下來,豬就來拱屁股,等著吃屎。最麻煩的是,豬嘴上糊滿屎再來拱人,會把人弄得污濁不堪,而且可能因為冬天豬更願意吃熱的,所以格外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廁所都是一次人豬大戰,有時我被豬攆得提著褲子到處轉,這才體會到坐在抽水馬桶上看著小人書是多麼愜意。所以白天我就盡可能跑到野地裡去解手,以避免那“欺生”的豬老來拱我。

第二關也是最重要的一關,就是忍受饑餓。原本我想農村的飯菜再差,也差不過我們小學,那麼難吃的飯菜我都咽下去了。結果遠遠不是我想像的那樣。“飯”倒不難吃,就是量不夠,所謂“飯”只有一種,就是玉米糊糊。當時農村還在吃食堂,家裡沒有多餘的糧食,在食堂打飯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著一碟鹽,拿筷子蘸一點往碗裡攪一攪,喝下去就是一餐。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裡吃,有不少人家拿個瓦罐提溜回去再摻和點野菜什麼的,可以多抵擋一陣子。我們因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隊裡食堂的那點東西。通常媽媽早上給我端回來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她也從不叫醒我,可能想著多睡覺就可以少餓肚子。那半碗“吃食”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跡地“穿肚而過”。剛開始時,玉米糊糊還稠些,喝了還能頂一陣子,後來天氣越冷糊糊越稀,正應了那句“饑屁、冷尿、熱瞌睡”的俗語,半碗糊糊到肚裡,兩個屁一泡尿就什麼也沒有了。我記著自己向父母的許諾——“餓了也不要吃的”,估計就是我要媽媽也沒處找,因為我看見媽媽的兩條腿腫得錚明瓦亮,一按一個坑,這可能就是大人說的“浮腫”吧。我餓得像冬天無處覓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飯剛過,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裡到處亂轉,指望能找到什麼填肚子的東西——被蟲子吃了一半乾癟的酸棗、枯樹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過幾遍凍土裡剩下的蘿蔔頭,我都往嘴裡塞。

第三關是適應農村的氣候。按理說臨潼和西安都屬於關中平原,兩者相距不過幾十裡遠,氣候應該沒有明顯的變化,但不知怎麼的,我感到鄉下的冬天格外冷。也許是農村除了火炕沒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許是空曠處顯得格外風寒,我穿著毛衣、毛褲、棉鞋,外面還套著一個帶帽子的棉猴兒,仍然凍得縮手縮腳。我屬於末梢神經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腳冰涼,在這樣的天氣裡手腳就更像冰坨子。屋裡的窗紙上破了一個小洞,就感覺北風呼呼地往裡灌,媽媽說,這就叫“針尖大的眼,鬥大的風”。我們睡的火炕只能說不冰涼而已,晚上脫了衣服進被窩時需要咬咬牙才能鑽進去,早晨也要鼓足勇氣才能從被窩裡爬出來。

就這三關已經讓我後悔不迭了,與我所期盼的新鮮浪漫一點也不一樣,想想在家裡和哥哥弟弟搶小人書打架也是一種甜蜜的感覺,要不這會兒都聽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嗒—嗒”的廣播前奏,聽到孫敬修爺爺講故事了。但是顯然後悔也沒用,一時半會兒是無法回去的,誰讓我自告奮勇地要來呢?


認識“改改”

有時候媽媽很晚也不回來,我一個人在小小的油燈下拿著翻爛了的課本,無聊至極,又冷又餓又害怕,就會跑到北屋房東家裡去。對房東大人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但對房東家的小姑娘記憶深刻。房東家裡有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後來我知道關中女孩以“改”為名的很多,由於重男輕女,寓意下次“改”生男孩,和華東一帶女孩多叫“招弟”“來弟”類似。小說《創業史》中有個改霞,我女兒小時請的保姆叫改香,她們的小名應該都是“改改”。

改改還沒有上學。我記得她梳著歪歪兩個羊角辮,光身板穿著一件爛棉襖,腰裡系根繩子,下面是條單褲,沒有穿襪子,黝黑的光腳趿拉著一雙她娘的舊單鞋。但她並不像我整天把手插在袖筒裡,而是忙裡忙外地要管豬,還要管弟弟。對了,改改有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個字)。這麼多年之所以還能記住小男孩的名字,是因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燈給吹滅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裡引火。我屢試屢靈,坐在炕上任何一處,只要大叫一聲“噗”,油燈準滅,所以我說,“噗”應當改名叫“滅燈”。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來,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裡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燒得比我們的熱,坐上去不再有那麼刺骨的寒冷。因為我的棉猴兒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個“鱉蓋蟲”,說她從來沒穿過毛衣、沒穿過襪子,但是一點都不冷。她指著弟弟說,他還沒有穿過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光身子光屁股用一個小被子圍起來,兩個被角用一塊磚頭壓住。那個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稚園時用過的,一定是媽媽拿給她們的。

改改很能幹,顯得比我大好多歲,凡是我認為為難的事情改改都能幫我解決。我說我不敢上廁所,因為怕那頭老拱人屁股的豬。改改說,我領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廁所裡對著那頭豬用陝西話大喊一聲,“蹴著,不許動”,豬就像能聽懂她的話似的,果真老老實實地臥在那裡不動了。我說炕太冷,改改進屋摸了一下,從屋外牆角處拿了一個推耙,從炕眼往裡搗鼓了幾下,過一陣子炕就比原來暖多了。我說吃不飽,改改遲疑了一下,在灶頭處翻了翻,摸出半截紅薯乾,用菜刀切下多半遞給我,剩下小半,說還要留一點用來哄弟弟。噗已經長牙了,會抓住什麼亂啃。她說,她們從食堂裡打來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點不摻野菜的留給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鍋裡混上蘿蔔、蔓莖、土豆、野菜之類的煮一下,就會禁餓一點。看著改改充滿誠意的大眼睛,我有點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紅薯乾。

認識改改以後我覺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剛來時那麼想家、那麼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樣到野地裡瞎轉,媽媽回不回來問題也不大了,好像天氣也沒有那麼冷了。有什麼不懂的難辦的事情,只要問改改就都能解決。我們倆——如果加上噗就是我們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著,玩著。我教改改寫字,很快她就能用燒火棍在屋裡的地上寫下一個大大的“改”字。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裡從沒玩過的遊戲,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最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膝蓋關節上的一塊小骨頭,它分四個不同的面:花生、窩窩、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個羊拐撒開,往上扔一個石子,趕快把不同的面調整一致,再一把抓起來並接住石頭,誰抓得多誰就贏。我不管怎麼用心,就是玩不過改改。改改說是因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過來。她答應等到過年的時候,一定想法幫我弄一副更小一點的羊拐,然後塗上紅顏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點心

有一天早上醒來,我怕冷賴在被窩裡不願起床,眼睛望著頂棚發呆,突然看見頂棚上吊著一個不大的籃子。我納悶道:怎麼以前就沒發現呢?那裡面裝的是什麼呢?我穿戴整齊以後,踮著腳怎麼夠也夠不著,站在炕桌上還是夠不到,把媽媽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手能夠摸到籃子的底部,但仍然摸不到籃子裡面。我四處張望,好像只有炕櫃可以利用。我費勁巴拉地把炕櫃移到中間,把炕桌擺在炕櫃的旁邊,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邊,這樣就形成了三個階梯。等我把籃子拿下來,發現裡面有一個熟悉而整齊的食品包,上面蓋著“小寨商場”的印標。我小心翼翼地解開紙繩,看見了小寨食品店櫥窗裡的那種高價點心,就是我曾經認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級點心,一共八塊,每一種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餅一樣硬皮的,有雞蛋糕、薩其馬,還有裹著一層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東西,散發著一股誘人的甜香味,饞得我直咽口水。我摸摸點心,舔舔手指頭,確定這不是我應該吃的,就把它原樣捆綁起來。但是實在心裡癢癢難忍,就在腦子不清醒的狀態下又打開點心包,掰了一小塊雞蛋糕後飛快地把它放回原處。我像做賊似的跑到野地裡三兩口吃完了雞蛋糕,心裡惴惴不安地四下張望,生怕被人發現了。

自從我知道屋頂上吊著一籃點心的那一天,我整個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時候也顯得心不在焉。心裡就像有兩個我在打架:一個在說,假裝不知道,假裝那點心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在說,吃一點點,媽媽看不出來的,只吃一次以後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媽媽一走,我就趕快像前一天一樣登高取下點心,掰下來一塊後又原樣包好掛起來。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我聽到媽媽自言自語地說:“好像誰動了這炕櫃?”我轉過臉去假裝睡著了。以後每天我都會動作熟練地來這麼一個回合,逃到野地把點心吃完再回來。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點給改改和噗吃,改改還給過我紅薯乾呢,但始終沒有行動。只是有一次,我掰了一小塊點心準備出門的時候,聽到北屋裡噗在哭。我進門一看,改改不在屋裡,噗掙脫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給被子重新壓好磚頭,他仍然咧著小嘴哭個不停。我在手指上蘸了一點點心餡兒,擱在噗的嘴裡,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著我的手指使勁地吮吸著,他剛長出的四個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癢癢。但我怕叫改改撞見,看見我手裡的東西,就趕快逃走了。

我覺得沒吃幾回,等到一天早上起來再解開點心包的時候,發現八塊點心已經全讓我一小塊一小塊地掰完了,我才感覺犯了錯誤。我並沒有想把它們吃光,應該給媽媽留一點的。後來我明白這就和豬八戒吃西瓜的心態一樣,不到吃完是不會結束的,就又沒有心理負擔地恢復了往日和改改的遊戲。直到有一天天氣特別冷,媽媽因為工作耽誤了晚飯,她回到家裡說,要讓我看一樣好東西。等她伸手去拿那個筐的時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閉上眼睛不敢看那個紙包打開的結果。我低著頭向媽媽承認,點心是我吃了。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夜是怎麼過去的。多少年後,我問起媽媽當時對我偷吃點心生不生氣時,她竟然說,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了。

我後來知道,那幾年大饑荒中陝西是全國各省(直轄市除外)中情況最好的,餓死人最少。後來我們家下放到甘肅,得知那裡當年就慘了,而且有大量婦女逃到陝西與人同居求活。饑荒後其中不少人又跑回來,遺留下嚴重社會問題,以至於“走過陝西的”婦女成為當地人人皆知的社會現象。不過這也說明當時陝西確是中國的福地。而臨潼所在的關中平原又是陝西最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風整社”本身就是中央處理大饑荒慘劇的開始,導致饑荒的“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成為“整風”的物件,荒情開始好轉。所以我看到的情況已經是當時中國農村不錯的景象了。

春節前夕,媽媽叫一個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帶回家去。後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看到當天只有一句話:“金雁從臨潼回來了,滿身都是蝨子。”

我的1960年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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