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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的諮訪關係:對遠程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探索(簡體書)
人民幣定價:68元
定  價:NT$4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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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在這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通過視頻、語音等手段在網絡上進行溝通愈發便利快捷,遠程心理治療在如此有力的技術支撐之下得以飛速發展,許多精神分析師未經深思就紛紛興奮地投入其中,開始利用計算機、手機等媒介為身處異地的來訪者提供心理治療服務。盡管有人聲稱以技術為媒介的遠程心理治療和咨訪雙方共同在場的面對面心理治療是等效的,但其實很少有研究證據能夠支持並推進這些主張。那麼,在不能直接面對面的情況下,治療過程真的仍然有效嗎?正如一位患者所言,當盯著屏幕的治療無法進行“親吻或踢踹”時,會發生什麼呢?最親密的關係,包括精神分析師和來訪者之間的關係,依賴於一種重要的內隱的非言語成分,它與外顯的言語成分具有同等的分量,甚至是更重的分量。這種微妙的交流又是如何受到以技術為媒介的交流方式影響的?為了厘清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本書結合神經科學、傳播學、嬰兒觀察、認知科學和人機交互領域的研究視角進行了發人深省的探索,值得每一位正在開展或者準備開展遠程心理治療工作的治療師加以關注和反思。

《網絡上的咨訪關係 : 對遠程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探索》除英文版外,還有意大利文版。


吉莉恩·艾薩克斯·拉塞爾(Gillian Isaacs Russell)

拉塞爾博士是一位在英國受訓的精神分析師。她是美國精神分析協會(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和英國精神分析管理委員會(British Psychoanalytic Council)的成員,也是《英國心理治療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編輯委員會委會和審核小組成員。


她與托德·埃西格(Todd Essig)博士共同編輯了《精神分析的視角》(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有關精神分析和科技的專刊;在《精神分析中的創新:起源、發展、進步》(Innovations in Psychoanalysis: Originality, Development, Progress;Govrin & Mills,2019)一書中,共同寫作了“身體和屏幕關係:將治療從一廂情願的想法推向知情之後的決策”的章節。她還為《英國心理治療期刊》寫作了“疫情期間的遠程工作(Remote Working during the Pandemic)”(2020)一文。


拉塞爾博士在科技及其對人類親密關係的影響,尤其是對精神分析性治療的影響這一主題上,在國際上從事寫作、講座和教學工作。她目前是美國精神分析協會新冠疫情工作的顧問團隊成員。她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波爾德市執業。


啟發我做這些研究並成就此書的,是我個人的經歷。我自己使用基於“屏幕關係”的心理治療,促使我提出最初的三個問題:


● 如果沒有身體的共同在場,最佳效果的心理治療進程會發生嗎?

● 在受制於屏幕的心理治療中,如果病人說這裡沒有任何“親吻或踢踹(kiss or kick)”的可能性,會發生什麼呢?

● 如果內隱的非言語交流和外顯的言語交流之間的平衡被徹底改變了,親密關係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能勇於探索精神分析之外的領域:神經科學、溝通研究、嬰兒觀察、認知科學和人機交互的領域。

在這些領域和精神分析的交叉點上,我發現由於屏幕關係去除了身體的共同在場,它們將精神分析的過程限定在“心智的狀態(state of mind)”,而非“存在的狀態(states of being)”。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是,精神分析中的這對搭檔需要傳統的在場體驗,來深化精神分析的進程,而不僅僅是通過技術模擬的在場。

這本書分為四個部分。我們從概念上穿行,就好像從地理上的前沿領地、咨詢室、研究實驗室,一路推進到屏幕自身,這並非巧合。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身體與我們用來思考的抽象概念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並且由前者向後者傳達信息。這個探索歷程的隱喻和我們的感覺運動體驗相連:我們的身體在空間中的位置構成了我們隱喻性的概念化。

從完整意義上說,心智的具身性(enbodiment)對屏幕關係的體驗具有深遠影響,而這是形成本書背景的一個主要主題。第一部分的開篇是介紹性章節,它勾勒出促使我探索並研究屏幕關係的體驗。在第二章,我們可以直接讀到臨床工作者和病人在遠程治療中的體驗。在第三章中,我對歷史上借助媒介的心理治療進行了思考,也對當前這種形式的治療加以思考,進而思索屏幕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第二部分對臨床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臨床和實驗性研究做了細心檢視。本書第三部分又回到屏幕上,對屏幕上發生了什麼以及什麼未能發生,有了更豐富的理解,包括對關鍵概念“在場(presence)”做了一個說明。最後,第四部分討論臨床工作者了解情況後必須做出的選擇,這樣的選擇是為了決定在這個數字時代,他們想成為什麼樣的治療師。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精神分析面臨著深遠的反諷意味。人口更加頻繁地遷移、現代經濟的出現以及快節奏的生活加劇了對基於“屏幕關係”的心理治療的需求。為了響應這樣的需求,很多精神分析師開始接受遠程心理治療。但是這個時候,權威們也對技術如何塑造關係表示出了深切的憂慮,擔心技術媒介對親密關係的聯結和反思性的獨處都會造成損害。心懷這樣的憂慮,針對遠程心理治療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和什麼未能發生,本書啟動了一場更加深入的精神分析性探討,嘗試對屏幕關係中的所得和所失做出更好的權衡。


引言


第一部分 前沿領地

第一章 西方的前沿領地

第二章 探索科幻非虛構的數字前沿

    與臨床工作者和病人對話

    環境:床上不是躺椅,車裡不是咨詢室

    沉思浮想

    溝通:“好像在嘗試靠大喊大叫來更好地看一個人”

    彌足珍貴之物

    在空間中移動:“關掉計算機不是一段旅程”

    潛在可能性:親吻還是踢踹

第三章 勾勒數字前沿

    屏幕上發生了什麼:到目前為止的故事

    身處技術前沿的先驅

    回避模擬:什麼都沒改變

    模擬的陷阱:對模擬進行保護

    版圖還在延伸


第二部分 咨詢室與研究實驗室

第四章 咨詢室裡發生了什麼

    決定治療有效性的因素

    安全和促進性的環境

    均勻懸浮注意和沉思浮想

    提供新的關係體驗

    解釋和領悟

    其他類型的幹預

第五章 來自第一類實驗室:與神經科學連接

    鏡像神經元和具身模擬

    記憶系統

    字裡行間:精神分析過程中的內隱因素

    右腦和內隱的過程

第六章 來自第二類實驗室:以技術為媒介的溝通

    共識

    信任

    凝視

    注意力

    距離仍然重要


第三部分 在屏幕上

第七章 媒介設備

    我準備好拍自己的特寫了

    松散的聯結

    幻想和速效藥

第八章 在場的問題

    自我的層次

    在場的層次

    在場定位自我:原初和社交在場

    與他人在世共存


第四部分 為屏幕關係創造空間

第九章 有時它有效……

第十章 房間裡的大象

第十一章 牙膏和牙膏管

第十二章 當著某人的面


參考文獻

附錄 出行受限時期的遠程會談指南


致中國讀者


提筆為《網絡上的咨訪關係:對遠程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探索》的中文譯本作序,讓我感到莫大的喜悅。因為中國正是十幾年前我開始嘗試進行遠程工作的地方:以遠程技術為媒介在中國進行教學、督導和臨床治療的工作,讓我真正開始思考遠程建立關係和進行溝通的體驗。就像我在別處提及的那樣,我跟其他從事同樣工作的臨床工作者一起參加了一個同輩顧問團體,我們本來希望探討西方和中國之間的文化差異,而實際上,我們卻更多是在討論一個非常不同的溝通體驗,那時我們稱之為“Skype”上的體驗。我們懵懵懂懂地開始使用技術媒介做治療,期待它跟我們在咨詢室裡具身的共同在場的體驗一模一樣。但使用技術媒介的體驗讓我開始產生疑惑,我的同行們也感到同樣的疑惑。我們沒有預料到這種方式給臨床工作帶來了根本性的挑戰。所以,當我們從一腔熱忱中冷靜下來後,我開始提出問題。如果治療雙方的身體沒有共同在場,那種高效的治療性過程可能發生嗎?當我們把治療關係縮減到一塊屏幕所限定的二維空間裡,會發生什麼?為了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仔細調查了在技術媒介上的溝通,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我們的關係和改變我們的從業實踐。實際情況是,在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療與技術媒介之間,此前幾乎沒有相關的研究工作。我必須跨遠一步,去探討神經科學、虛擬現實、人機互動和溝通理論中出現的研究成果,它們為我的思考提供了更多信息。針對通過技術媒介的溝通體驗,我對臨床工作者和病人做了幾百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訪談。我並沒有既定的計劃,也沒有特定的期待。在一開始,我對能夠發現什麼證據沒有任何預期。我發現,如果一個人要有效地使用技術媒介進行溝通,最關鍵的是要意識到雙方同處一室的具身的溝通跟使用媒介的溝通之間存在什麼不同。自本書英文版於2015年出版之後,又出現了更多更深層次的相關研究。例如,一個最新的研究表明,現實世界中那些有可能與身體產生互動的可觸摸的物體,與二維或三維的形象相比,之所以能對注意力、記憶力和神經反應產生更強大的影響,就是因為他們可以讓身體產生行動。即使提高視覺刺激的豐富性(比如在三維視覺條件下),結果也不會有什麼差異:對視覺形象的反應仍然比對真實世界中的物體的反應弱。此外,當把真實的物體放在一個透明的障礙物後面不讓手去觸摸時,這種反應的強度也會變弱(跟對二維形象的反應等同)(Gomez,Skiba,& Snow,2018)。看來,一個無法和身體互動的視覺形象,與一個和身體同在一個環境中、能和身體互動的真實物體,對行為和注意力的影響很不同。

在一個有關慢性疼痛的面對面治療和遠程網絡治療的對照研究中,兩組病人都認為他們的治療方式是可信的和令人滿意的。然而,在幹預結束時以及在治療結束後的12個月裡,相比遠程治療的參與者,面對面治療的參與者的疼痛強度明顯更低,抑鬱、焦慮和壓力水平降低,同時,情緒調節功能、覺察力和生活質量都得到提升。雖然兩個組對治療體驗的感受是相同的,但是實證表明,面對面治療更有效(Chavooshi,Mohammadkhani,& Dolatshahi,2016)。

在本書英文版出版以來的5年間,諸如Sherry Turkle、David Sax、Nicholas Carr和Michael Harris等一大批數字時代的學者撰寫的書籍也出版了,他們討論了技術的有所能和有所不能。他們提出了充分有力的證據來支持具身性的關係和雙方共同在場時的交談、沉默、獨處、共情、沉浸式思考和注意力等。精神科的研究者Alan Teo發現,只有面對面的互動才能預防50歲以上的成年人患抑鬱。心理學家Jean Twenge觀察到,對於2000年之後出生的千禧一代,朋友之間在屏幕上互動的時間增加了,而面對面的時間在減少,這也正在導致抑鬱患者增加。同時,治療師似乎也在擴大通過模擬方式建立關係的從業實踐,在這樣的臨床工作中,治療雙方沒有身體的共同在場,也沒有身處同一個環境。在諸如便利性、民主化、保持連續性和成本效益等名義下,似乎有一種要把身體從治療性互動中去掉的驅動力。美國的在線治療提供者,比如“談話空間(Talkspace)”和“更佳幫助(Betterhelp)”這兩家網絡平臺,承諾“方便、價格實惠、私密的在線咨詢。隨時隨地進行。”他們聲稱:“這裡沒有躺椅,沒有紙巾,沒有第一次約會見面那樣的緊張。”一些美國精神分析的學會已經開始在線提供“完整的精神分析培訓”,包括個人分析。起初,這只是提供給那些在其他遙遠地區的候選人,現在也提供給身在美國的候選人了。這些支持使用技術媒介進行治療的人認為,有相當高比例的病人對他們的體驗感到滿意。他們認為我們需要跟上未來的需求,避免被淘汰,並且跟上數字原住民的步伐,以他們感到舒適的方式工作。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要準備進入Turkle所謂的“機器人時刻(robotic moment)”了,我們情願跟計算機程序、手機應用程序、機器人或者一方屏幕建立關係,而無視它們具有的局限。我們已經學會了簡單接受模擬的關係—“就像……一樣(as if)”的關係。我們已經從認為基於屏幕關係的治療總比什麼都沒有好(例如,對那些確實沒有其他選擇的病人),上升到了它足夠好(當病人或治療師旅行時,用來保持連續性),進而用它來進行常規的關懷,且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比任何治療都要好的地步。

2015年,我所關注的是正在考慮進行遠程治療的臨床工作者,我抱著一種比昂式的“無欲無憶(without memory or desire)”的態度,去了解跨學科的各種研究,以便在最充分的知情後對是否采用遠程治療做出決定,並且和病人對此進行充分交流。我怎麼都想象不到,到了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會突然間迫使我們都開始采用遠程媒介治療,把它變成了最安全的執業方式。我們不得不立即把治療、督導和教學轉移到在線。我們的決定跟個人的偏好以及政治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快速地讓自己對遠程治療熟悉起來,用它來保持與對方的聯結,因為它“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就這樣,我們沒有過渡、別無選擇地轉到遠程治療和遠程培訓上,這讓我們很多人都毫無準備和感到脆弱。我立即產生了如何提供幫助的想法—如何利用我對遠程治療的經驗,減緩同行在轉變時期的壓力。我非常感謝美國精神分析協會在此時緊急組織了新冠疫情顧問團隊。這個團隊針對疫情對我們工作的全方位影響都給予了緊急響應,從解決突然發生的遠程治療的轉換,到說明這對病人和治療師的影響,到幫助那些身處健康護理前線的工作人員,並在線回答公眾有關在封城禁足時期的疾病和死亡對心理的影響的問題。我們組織了國際性的同輩顧問團體,開放給來自任何心理健康領域的執業者,只要自己認同自己屬於精神分析治療的這個社群就可以。在這些每周一次的小組中,我擔任了其中一個小組的組長,為臨床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安全的(虛擬的)地方,當我們在疫情這片沒有航海圖的潮水中航行時,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和相互支持。

毫不意外,在這些小組中,有關喪失、恐懼和哀傷的議題浮現。視其所在的地域,很多同行正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著因病毒而喪失家庭成員和朋友,或他們的病人。他們也正在應對日常作息、環境和生活的喪失,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我們所有人都面對著無助、喪失和死亡的威脅。

大家最關切一個的主要議題是在線工作有多麼令人耗竭,甚至出現了一個專門的用語來描述它—“Zoom疲勞癥”。他們很疑惑,為什麼在在線工作一天會這麼累—這似乎違反了直覺:畢竟你並不用通勤,這是很方便的,很多人甚至不用換掉他們身上的健身服或睡衣。

我們談論了技術媒介的種種具體局限帶給我們的影響以及對此的感受,這些局限包括:連接被中斷、像素化的屏幕(pixilated screen)、回聲或聲音斷斷續續。

現代的技術讓我們把工作帶回家中,帶到我們的個人空間中,空間和時間的界限消融了。研究表明,作為封城禁足的結果,美國工作者平均每天工作的時間增加了3小時!在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工作日已經額外伸長了2小時(Davis & Green,2020)—“就是無處可逃。沒有太多事可做,無處可去,人們覺得他們沒有合適的理由說自己不在”。我們個人的時間放在在線了:被封城禁足的人們最初腎上腺素飆升時,會在Zoom上跟家人團聚,在Zoom上舉辦雞尾酒會,在Zoom上聚餐。我們的工作時間放在在線了:我發現我自己會一周工作7天,包括臨床工作和額外的美國精神分析協會新冠疫情支持小組的會議工作。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可以安靜下來,獨處一會兒,並且重新恢復精神。

當我們進行遠程溝通時,無論使用的媒介是計算機還是電話,很多精細的非言語線索喪失,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為了全面理解溝通的內容而更加辛苦地工作。當我們在屏幕上面對面工作時,看到的是沒有整個身體的面部,視覺上比見面時離得更近,也更加分神。這是二維的。在共同在場的環境中,即便病人在使用躺椅,其面部也沒有全部在分析師的視線之內,但我們會感覺到整個身體的姿態,以及它傳遞的非言語信息。在會談時段開始和結束的時候,我們能看到病人的臉。而在線的工作會讓我們因另一個人的缺席而不時地感到孤獨。

這說明了在場的喪失,這種核心的神經心理學現象來自生物體的一種能力,就是根據自己在外部世界裡可以采取的行動來為自己定位。在場跟情感參與、專注以及沉浸式技術體驗的程度並不是同一件事情。對於人類而言,這些行動尤其包括在共同外在環境中與另一個人互動(即便是潛在的)的能力,那種“親吻和踢踹”的可能性。這種在場的感覺可以讓神經系統識別出,這個人是在我的自我之外的環境中,並不僅僅是我內在世界的一個產物(即我是醒著的,不是在做夢)。

我們非常了解共同的身體在場對我們來說是多麼重要,即使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我的一個同事,是一個有小孩的母親,在封城禁足時,卯足了勁兒工作了好幾周,還要跟也困在家裡工作的伴侶分擔帶孩子的任務。她要容納孩子、伴侶、她“在屏幕上的”病人,當然還有她自己的恐懼。最終,在科羅拉多的一場春季暴風雪之後,當太陽升起而白雪開始消融的時候,她的家庭終於決定去戶外走走。他們在朋友們的房子外面停下來,有些朋友冒險來到門廊處跟他們揮手致意。只有在這個時刻,當面見到她的朋友,看起來很近又那麼遠的時候,我的這位同事才終於哭了出來。當她徘徊在人行道上對朋友揮手,伴隨著近距離所蘊含的能觸碰對方的各種可能性的時候,她才意識到在屏幕上工作時失去的是什麼。

當遠程溝通“奏效”時,是因為我們有一種在場感的錯覺—“遠程在場”。但是錯覺無法一直保持下去。當我們不得不收窄我們的注意焦點並且集中注意力時,我們會失去這種錯覺。這就是我在書中寫到的一位治療師所描述的被“粘在屏幕上”的狀態。為什麼遠程工作特別累人,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遠程工作時,駐留在那些均勻懸浮注意、沉思浮想的狀態裡會更加困難,那種狀態需要你的注意力可以“進進出出”。有能力轉向你內在的思考過程,並能重新聯結那種潛在的相互間無間斷的可靠的在場感,會促進沉思浮想。而借助技術媒介遠程工作總是要伴隨集中注意力的努力和焦慮,這讓那種“進進出出”的狀態不太可能總是發生。

遠程工作的性質促進了一種被稱為“持續性部分注意力(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的分神狀態。在這種狀態裡,我們需要高度警覺,預期隨時可能發生的與對方的聯結,什麼地方都要在線:當我們如此可及的時候,卻又不在此時此地。分析師和病人都跟我提及,在遠程會談中,自己會好奇是否收到郵件了,實際上還悄悄查了一下,各種程序窗口都運行著,電話被調整為靜音放在了桌子上,但是收到信息時還是可以瞥一眼。

研究發現,就連把電話或智能手機放在附近的桌子上—即使關了機或正面朝下放著—也可能降低同時在場的交流的質量,參與者之間的親和力、信任和共情的水平都降低了,尤其是如果他們此前已經擁有過很親近的關係(Misra,Cheng,Genevie,& Yuan,2014)。針對這種分散注意力的情況,我們有一套實用的措施可供采用。托德·埃西格和我設計了一套可以在開始遠程工作之前提供給病人的指南(Issacs Russell & Essig,2019)。我們建議病人:除了用於遠程呼叫的設備之外,把其他所有的設備都調為“免打擾模式”,包括智能手表、筆記本計算機以及其他電話。如果你使用智能手機或計算機做遠程會談,除了即將使用的程序,盡最大可能退出所有其他程序,並且關閉提醒功能。最好讓你的手不被占用,可以使用耳機。如果你只使用手機上的音頻交流,確保把手機屏幕朝下放置。如果只使用計算機上的音頻,就把顯示屏關閉或完全調成黑屏。

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很少讓眼神長時間鎖定在彼此的凝視上(盡管遠程工作在這方面很不同尋常,而大部分技術媒介的性質決定了我們沒有真正的目光對視)。在和別人相處時,我們習慣了管理個人的空間,並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想象一下,當我們進到一部特別擁擠的電梯裡時,我們會多麼自然地朝下看,或者把目光從其他乘客身上移開。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當人盯著巨大的虛擬的人的面部時,身體會退縮。盯著屏幕上碩大的腦袋,導致了一種某個人“猛地出現在你面前”的錯覺,會激起我們的戰斗或逃跑反應(Bailenson,2020)。所以,雖然使用屏幕會給你帶來更多的面部表情和位置信息,卻並不是我們在面對面和共同的環境中會自然看彼此的方式。

有時,在使用電話和僅僅使用音頻的時候,盡管我們失去了一些視覺線索,反而讓我們的目光可以更加自由地移動,就如同在共同的環境中的會面一樣,而且可能比視頻感覺更輕松。

但是電話和視頻兩者都改變著我們對他人的感知覺。在我們的溝通中,65%以上是非言語的,而且在我們借助技術媒介進行溝通的時候,很多非言語信息都丟失了。

在新冠疫情的同輩支持團體中,大家提到作為一個容納彼此的物理空間的咨詢室沒有了。當病人和治療師雙方都在應對共同現實所帶來的痛苦時,很難在會談中提供容納的功能。面對我們之前從未遇到過的不確定和未知,除了嘗試保持和保留一個內在的分析性空間,以便在這個空間裡思考之外,我們做不了其他事情。當我們自己感覺到不安全時,能做到這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我們和我們的病人必須身處兩個環境時,溝通中額外的困難是缺乏連貫性和安全感。在我最初的研究訪談中,病人報告過他們會在任何地點做遠程治療:在床上、客廳、工作的辦公室、居家的辦公室、辦公地點停車場的轎車裡,一直到遊泳池旁邊的躺椅。有相當數量的病人是在床上做治療的,蓋著毛毯或被子之類的床品。這種情況或許在封城禁足的情況下更加顯著,這時,病人別無選擇,只能在家裡工作。當人們跟一直都待在家裡的室友或家人住在一個狹小的生活空間裡時,要獲得私密性是極其困難的。

我最初做這個研究的時候,跟我談過話的所有分析師都提到過病人在保證談話空間的連貫性和避免侵入方面的困難。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在傳統上,這些都是分析師要承擔的責任,而且是治療過程中的一個實實在在的組成部分。現在,它成了我們無法自主選擇以提供給病人的東西了。從更廣義的角度看,在疫情期間,不僅僅是病人將生命中缺乏安全感的創傷帶到了工作中,病毒這個隱形的侵入者也帶來了非常真實的共同的危險體驗,它不受控制並且恐怖兇險,並且可能真實地存在於對方身上。在新冠疫情期間,治療師也必須在各種不同的地點工作,包括居家的辦公室、客廳和廚房,而不一定是他們的咨詢室(除非咨詢室跟家在一起),周圍還常常有伴侶、孩子和各種寵物。一個同事跟我說:“我的病人現在知道了,我有一只鸚鵡,這只鸚鵡會哼電影《星球大戰》(Star Wars)的主旋律”。

我之前寫過,“床不是躺椅,車不是咨詢室”。但是我們現在別無選擇。病人必須參與進來,承擔起維護安全的邊界以及為自己提供治療環境的任務,這代表著從共享的環境切換成了遠程的設置。遠程技術的引入消除了傳統分析中分析師對於設置擔負的責任。如果病人從未有過安全的基本體驗,他們甚至無法想象這種體驗,那麼期待他們能夠為自己提供安全的設置是不合理的。很多來做治療的病人的早期體驗是侵入性的。比較理想的情況是,這種安全環境的提供不僅僅是我們從認知上討論或解釋的一個概念,而是分析師提供的一個現實:它需要被體驗到。

我們感知時間和空間的方式跟我們在空間中的移動有關,並且是彼此依賴的。

在疫情之前的研究中,病人向我報告說,來咨詢室和離開咨詢室的路程對於他們回憶這次會談有非常重要的幫助。關掉計算機和行進一段路程是不一樣的。一位病人對我說:“點擊一下鼠標(離開一個Skype的咨詢會談),就好像剖宮產,而不是自然的分娩。”分析師們也報告說,在遠程治療時,要記住會談開始的時間和會談中的實際內容變得更困難。舉例來說,在面對面的會談中從不做記錄的分析師發現,他們在遠程會談中“偷偷地”做了記錄。一位同行最近和我說:“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就這樣做了,我沒有用Zoom,我是在電話會談中做了記錄,這讓我感覺內疚。而且我發現要記住電話會談中的內容非常困難。當我事後看會談記錄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這些內容的。這讓我挺不安也挺心煩的”。在空間中行動和移動的具身性體驗,與學習、心理加工過程以及記憶都相互關聯。移動以及身體共同在場所具備的三維特點會對我們的記憶產生更大更持久的影響。研究者發現,對更為復雜的移動的體驗,例如,跟打字相比,用手書寫不僅能促進認知能力,而且會對記憶產生影響(Bounds,2010)。我們在空間中行動和移動的體驗越豐富,這種體驗對我們的感知覺、意識以及記憶的影響越深遠。

關於這一點,我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做過很多思考。新的研究顯示,我們既用大腦思考,也用身體思考。大腦中正在發生什麼依賴於身體作為一個整體正在發生什麼,以及身體如何與其身處的環境相適應。我們不僅僅擁有“心智狀態 (state of mind) ”?大腦如今被視為更大系統的一部分,重要的是這個更大的系統包括感知,也包括行動:這是“存在的狀態(state of being)”。就如Demasio所說,“我們是具身的(enbodied),不僅僅是具頭腦的(embrained)”(Demosio,2005)。

三位榮獲2014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的科學家做了很多關於定位導航(知道如何在物理空間中尋找路線)與記憶如何被建立和儲存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維持我們身體旅程記憶的神經系統,跟維持心理旅程記憶(對過去、現在的記憶以及想象未來的能力)的神經系統,是同一個神經系統。這也許可以從某種角度解釋,為什麼在遠程會談時,分析師們在會談時間以及會談內容上出現了不同尋常的健忘,以及病人對遠程會談在記憶和加工過程方面的困難。如果你沒有在一個空間裡移動過,就意味著你沒有在記憶中實地確認過這些事情。

因此,封城禁足帶來的停滯不變的狀態(有人跟我形容,這就像把各種體驗混在一起的“一鍋亂燉”)缺乏在空間中的移動或作息安排及環境的變化,影響了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知。

在托德·埃西格和我為病人們寫的遠程會談指南中,我們建議:“在咨詢開始之前和結束之後,都給自己額外留出15分鐘的時間走一走,或者到外面去,哪怕出去在小區附近稍微轉一轉(如果你覺得這麼做很舒服的話);或者,如果需要待在屋裡,就在自己的這個地方走一走。如果根本沒有辦法走一走,簡單做一些身體的拉伸動作也可以。剛開完另一個遠程會議,或者剛打完電話,或者剛結束其他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動(不管是工作方面還是娛樂方面),就立即開始做咨詢,這種做法不太合適。你需要一些時間為我們即將開始的工作做準備。同樣,在咨詢結束後,用15分鐘做同樣的事,之後再從事下一項活動,這會留出一段時間讓咨詢產生一些共鳴反應,而不是迅速跳到你要做的下一件事情中。”這個在空間中移動的建議對臨床工作者同樣有幫助。除了顯而易見的身體獲益,也有額外的獲益,包括將這一次會談內化,以及在時間過程上做一個標識。

我是在一場全球性危機中寫下了這些文字的。我記得英國分析師Margaret Little提起過的一個故事,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開會的當下,每幾分鐘就有空襲炸彈落下來,每次爆炸來臨時,人們都要低下頭,下意識躲閃一下。在討論中,溫尼科特站起來說:“我想我應該指出來,這裡正在發生一場空襲。”然後他就坐下了。但顯然,沒有人關注這些,會議繼續進行(Little,1985)。這裡正在發生一場空襲。我們目前都生活在疫情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對自己和與我們共同處在這個大背景下的病人們承認這個事實。移情和反移情在這個背景中發生著,盡管我們非常關注移情和反移情的動力,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並且不得不見證所有人都在面對的這個全球性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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