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簡體書）

致謝

第一部分 精英活動的背景

第一章 精英與政治發展：歷史背景

晚清精英及其角色

精英與政治發展

20世紀初浙江政治史綜述

第二章 “四個浙江”

社會生態區（Social　Ecological　Zones）的劃分

模型諸方面

第三章 “四個浙江”中的共有組織

傳統精英組織

政府扶持組織

第二部分 “四個浙江”區域的社會政治生態

引言

第四章 核心區內部精英職業基礎與模式

作為精英基礎的宗族

精英職業模式

第五章 核心區內部精英的集體性：社會群體與自發組織

士紳、紳商、商人

現代學校的畢業生

精英與自發團體（Voluntary　Associations），1900—1927

第六章 核心區內部精英與政治決策

地方官與地方精英

縣以下的行政區域邊界劃分

地方自治機構的角色

地方財政支出與政治上的優先考慮：以嘉興為例

決策的關注問題與模式

第七章 核心區外部的政治與精英結構

精英事業的模式與趨勢

自發組織

縣內政治與政治結構

核心區外部與其他區域

第八章 邊緣區內部的政治與精英結構

邊緣區內部的精英模式：青田縣的劉氏家族

精英事業的模式與趨勢

政治結構：縣內寡頭和縣行政長官

政治計劃

職業軍人起源：核心區外部與邊緣區內部

外來者的角色

邊緣區內部的發展主題

第九章 邊緣區外部的政治與精英結構

行政邊界意義的削弱

精英結構和事業：模式與趨勢

政治計劃

外來者的角色

政治發展的開端

第三部分 地區、省、國與20世紀初的政治

第十章 辛亥革命

核心區內部：杭州起義

核心區內部：杭州之外

外部區域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第十一章 無官職精英的省政參與模式：議會、派系與結盟

浙江省級議會，1910—1926

1920年代省內非議會精英組織

省內政治的模式

第十二章 外部區域精英在省政中的崛起：金衢嚴處同鄉會、政治理念以及國民黨的勝利

金衢嚴處同鄉會

1927年年中以前浙江省內國民黨的發展

結論

附錄A 分析單位

附錄B 縣級分類數據

附錄C 方法論和資料來源相關問題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原著出版於1982年）是蕭邦奇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專著。

蕭邦奇，馬裡蘭羅耀拉大學的榮休教授，退休前曾擔任該校的亞洲史德勒講席教授。他於1944年出生於美國南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農場主家庭，1975年在密歇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和楊格（Ernest　Young）。蕭邦奇的研究與教學興趣主要是19、20世紀的中國史，尤其對浙江歷史情有獨鐘，關注於宏觀敘事和地方多樣性之間的互動。曾出版過多部非常有影響力的著作，包括《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九個世紀的悲歌：湘湖地區社會變遷研究》（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以及《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值得一提的是，《血路》曾在1997年獲得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的殊榮。除卻學術專著，他還出版過一系列的論文集、資料合編以及教科書。

《中國精英與政治變遷：20世紀初的浙江》是一部頗有創見的著作，它將20世紀初期中國視為政治轉型的時期，而不僅僅是政治分裂及建構民族國家的暫時中止，亦將研究視野從經濟發達地域，轉向了更為廣闊的欠發達地區。更有意義的是，該書所建構的“四個浙江”的分析框架，以及所運用的豐富多樣的史料、扎實而細致的研究方法，極大地深化了近代浙江的研究。

由於地形和傳統行政區域乃至學術流派劃分的影響，明清以來學者多將浙江內部區域差異分為浙東、浙西，即寧紹臺溫處金衢嚴的浙東和杭嘉湖的浙西。兩浙亦成為浙江的別稱，如最近浙江圖書館與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主辦的“兩浙名賢——浙江歷史名人系列講座”，即寓此意。這種由歷史傳統沿襲而下的分析框架，在多種主題下，如浙東學派、浙西詞學之類，又如“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之語，自然是跟歷史事實有熨帖之處，但如不假思索地將浙東、浙西之別視為浙江研究的主幹乃至全部，則無疑存在極大的風險。

在蕭邦奇看來，對於政治變化和發展時期的精英及其功能而言，“浙東與浙西的分野並不能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分析框架，因為這一分野並未考慮區域內部的不同，以及經濟與社會變化之於該環境的影響”。他的研究成果，無疑突破了浙東、浙西二分法的窠臼。雖然施堅雅也曾提出了以“城市化”作為考量的分析模型，主要以人口密度為指標，將浙江省分成城市化水平較高的長江下遊區域和城市化水平較低的東南沿海一帶，但蕭邦奇認為此模型過於模糊，不足以反映多樣精英結構種類。他根據人口密度、郵政發展程度、金融指數（以典當行和錢莊為衡量標準），將浙江75個縣劃分成核心區內部、核心區外部、邊緣區內部、邊緣區外部，概之為“四個浙江”。繼而對每個區域內的行政機構，傳統組織如宗族，現代精英制度組織如自治機構、商會、農會、律師公會、教育會，軍事機構，現代學校，公共領域如水利、慈善等等進行了具體而微的辨析，從而提煉出相應的四種特征。蕭邦奇指出，清末民初幾十年浙江省級層面精英的政治角逐，與四個區域特征息息相關。從辛亥革命、1920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不同的歷史進程與不同的區域特性產生共振，而產生不同的政治變遷和政治格局。

雖然從研究主題出發，蕭邦奇以縣為單位，將浙江分成四個區域，但他敏銳地注意到府這一層面在認識浙江政治變遷上的價值。“分析省內政治合作與同盟的合適單位應是府而非較大城市貿易系統，盡管很多府城同時也是較大城市。”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即使在縣域內部，各地發展其實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在他看來，理想的分析單位是鄉鎮一級，只是他已經盡其所能，但是資料仍明顯不夠。可見，蕭邦奇在使用“四個浙江”分析框架的同時，仍保持強烈的警惕性和自省性。但就其研究主旨而言，四個浙江的分析框架已達到了預期目標。誠如他在附錄C所述：“這些資料來源問題雖然使得許多結論不夠有力，但不會全盤顛覆基於實證研究的有依據的假說。即使這些數據只能用於初步提出假說，但在中國精英研究的起步階段，假說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考慮到眾多學者直至今天仍以概貌式或者舉例式，又或以浙東、浙西二分法來研究浙江，毫無疑問，蕭邦奇在四十年前提出的研究範式仍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此書初稿翻譯分工如下：第一至九章，楊濤羽和徐立望；第十至十二章，李齊；結論及參考文獻，肖依依。徐立望對全書譯文統稿和修訂，李齊承擔了審校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初期為了保證翻譯的質量，徐立望和楊濤羽對本書前九章各自翻譯，結果兩個文本姑且不論譯語準確與否，單就句式風格而言，已是大相徑庭。語境轉換之困難，令人生畏；遙想蕭邦奇教授當年爬梳大量地方史料，則令人生敬。限於學力，譯文當有不少舛誤，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一本書能夠問世，是多人相助的結果。感謝李齊，沒有他的督促和支持，譯稿完成遙遙無期。感謝浙江大學哲學系王俊兄的推薦，讓我與此書結緣。同時也感謝復旦大學博士生吳世平、浙江大學碩士顏揚方在翻譯過程中的幫助。編輯卞清波、康海源兩位老師為此書的出版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徐立望

2021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