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是日本考古學家岡村秀典研究雲岡石窟的專著。作者參照中日兩國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結合近年中國的考古新發現，綜合運用樣式學、圖像學和空間分析的研究方法，對雲岡石窟主要洞窟的具體年代、信仰內容及其源流、窟內尊像配置所體現的觀念、北魏時代武周山石窟寺全景的復原等做了深入細緻的考證分析。
作者簡介
岡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所長。1957 年生於日本奈良市，1980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1982 年作為進修生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歷任京都大學助教、九州大學副教授，2000 年獲濱田青陵獎，2019 年獲“立命館白川靜紀念東洋文字文化賞”。師從樋口隆康、林巳奈夫教授，受宿白、鄒衡、俞偉超等先生的薰陶，主要研究中國考古學。著有《三角緣神獸鏡の時代》（吉川弘文館，1999）、《中國古代王權と祭祀》（學生社，2005）、《夏王朝》（講談社學術文庫，2007）、《中國文明》（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8）、《鏡が語る古代史》（巖波新書，2017）、《中國文明 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另外，總監修《雲岡石窟》共42 冊（科學出版社，2014—2018）。
徐小淑：博士，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名人/編輯推薦
收錄200餘幅珍貴圖片，融貫中日雲岡石窟編年說
目次
第一章 雲岡石窟的歷史
第一節 石窟前史 /003
第二節 文獻中的北魏石窟寺 /010
第三節 碑文記載的石窟寺復興事業 /015
第四節 發現與調查 /022
第二章 雲岡石窟的開鑿工程
第一節 石窟的源流 /037
第二節 既往的年代觀與本書的編年 /042
第三節 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050
第三章 大像窟的營造
第一節 前1期大佛的雕鑿 /061
第二節 未完成的大像窟——前2期 /069
第三節 中部山崖的大像窟——前3期 /078
第四節 雲岡前期的雕像 /095
第五節 大佛與皇帝 /102
第四章 佛殿窟的營造
第一節 雙窟的出現—— 中1期 /113
第二節 彰顯馮太後功德的營造事業 /137
第三節 民間造像——太和七年龕 /148
第五章 仿中式木構建築的石窟
第一節 佛殿窟的完成—— 中2期 /165
第二節 雙窟與“二聖” /193
第三節 佛殿窟的變化—— 中3期 /201
第四節 塔廟窟與漢式服制的確立 /232
第六章 後期造像及北魏之後的雲岡石窟
第一節 遷都洛陽後的中小窟
——雲岡後期窟 /263
第二節 隋唐時代的佛三尊像 /279
第三節 遼金時期的石窟寺復興 /288
附 錄
索 引 /297
參考文獻 /309
雲岡石窟新舊編號對照表 /321
後 序 /325
書摘/試閱
第二節 文獻中的北魏石窟寺
石窟的營造
關於雲岡石窟的開鑿，《魏書·釋老志》中有如下記述：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複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禦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文成帝在復興佛教之初，任命師賢為道人統，師賢是罽賓的王族，遊學至北涼，北涼被滅後遷至平城，太武帝滅佛期間還俗行醫。和平初年師賢歿後，管理宗教的長官道人統被更名為沙門統，由曇曜擔任。這段記載為增強曇曜的權威性，穿插了文成帝禦馬銜曇曜法衣，曇曜因“馬識善人”之說受到文成帝厚遇和世人尊重的逸事。和平元年（460）曇曜上任沙門統後，向文成帝奏請在平城西的“武州塞”石崖開窟五所，即現在雲岡的“曇曜五窟”。漢代武州塞位於雲岡向西溯武州川而上約2千米處的吳官屯。曇曜五窟開窟年代的上限為460年，五窟內各雕鐫一本尊大佛，最大的佛像達70尺（約20米）之高。
前述文成帝在都城的五級大寺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造了五尊釋迦立像，由此來看，曇曜五窟亦可能是為先帝營造的石窟。
皇帝的行幸
雲岡石窟在北魏時期被稱為“武州山石窟寺”，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前的平城時期，文成帝（452—465年在位）與其後的獻文帝（465—471年在位）、孝文帝（471—499年在位）皆信奉佛教，然而史書中與石窟有關的記載除曇曜五窟外，只有皇帝的行幸記錄。長廣敏雄（1976）提出皇帝很可能親臨石窟落成或大佛開光法會的假說，並著眼於《魏書·帝紀》中的行幸記錄，將其作為石窟年代的線索，梳理出以下七條，其中也包括沒有直接標記“石窟寺”三字的條目。
（1）天安二年（467）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2）延興五年（475）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3）太和元年（477）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
（4）太和四年（480）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5）太和六年（482）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6）太和七年（483）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
（7）太和八年（484）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
其中（1）是獻文帝、（2）—（7）是孝文帝，（3）的目的是祈雨，（2）和（3）都是夏天五月行幸，且只記為“武州山”，因此可能亦是祈雨的祭祀。武州山位於平城通往舊都盛樂的大道邊，皇帝常在此舉行祭祀活動。關於（7）的記載，《資治通鑒·齊紀（二）》（卷136）中則記為“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而且從方山沒有石窟寺這一事實看，也應是武州山石窟寺的誤記。由此，文獻中顯示的行幸石窟寺記錄只有五次，即467年獻文帝一次和480—484年孝文帝四次。
石窟寺景觀
酈道元的《水經注》成書於延昌四年（515）前後，卷13的“㶟水”是記錄桑乾河流域地理狀況的部分，其中關於武州山石窟寺的景觀記述如下：
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祈洹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徑靈巖（寺）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開鑿在武州川河岸的石窟（圖2），西部是尼庵，東部是名為靈巖的僧寺。從酈道元的描述可知，其規模宏大，寺院殿堂錯落有致地分佈於石窟窟頂與河岸。唐朝道宣的《廣弘明集》卷3中“今時見者傳雲，穀深三十裡，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的描述也大致相同。從《水經注》成書的年代看，這應該是遷都洛陽之後的景觀。
此外，道宣《續高僧傳》卷1“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中，關於石窟景觀有如下記述：
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裡,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裡。東頭僧寺恒共千人。
據此可知，曇曜在其奏請所造石窟的通樂寺做住持。隋朝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9中載“至和平三年，詔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淩廢，欣今載興，故於北臺石窟寺內集諸僧眾，譯斯傳經流通後賢，庶使法藏住持無絕”。《魏書·釋老志》中載“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看來“恒安”與“北臺”與平城基本為同一地方，說明曇曜身負複法重任，奏請開鑿石窟，並且在石窟寺內從事譯經活動，這裡除用來禮佛的石窟外，還有講經和譯經的場所。從《曇曜傳》亦可知，平常有1000餘名僧人生活在東面的僧寺。整個石窟分為通樂寺、靈巖寺等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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