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宣言(全三冊)（簡體書）

前 言

我是個小孩，大約十歲。我夢想寫一本書，把文字和圖畫混雜在一起。一些歷險，一些零碎的回憶，一些警句格言，一些幽靈，一些被遺忘的英雄，一些樹木，以及怒濤洶湧的大海。我積攢著句子與素描，晚上，星期四下午，尤其是犯咽炎和支氣管炎的日子，獨自一人在家裡，自由自在。

我已經寫畫了厚厚的一遝，卻又很快把它們毀掉。書每天都在死去。我十六歲。我進了美術學校，我很煩悶。六個月後，我離開了那裡，毅然決然。我燒掉全部畫作：它們不像是我所夢想的書。

我成了國際列車臥鋪車廂的列車員。那本書突然就於深夜出現在了一列火車中，那是在跟一個徹夜無眠的旅客好幾個小時的閒聊之後。淩晨，在羅馬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咖啡館裡，我有了這個題目：“不確定宣言” 。在那個時代，意識形態到處存在，左派分子，法西斯分子，各種確定性在一個個腦袋裡打架。義大利受到種種恐怖襲擊的威脅，大家都認定是無政府主義者幹的，實際上卻是秘密員警所操縱的新法西斯主義者小團體幹的。而他們的資助者呢？有人說是基督教民主黨的高層，有人說是共濟會的宣傳二處 ，甚至還有人說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徹頭徹尾的一派大混亂。在工廠中，工人全面自治已成為日常秩序。所有的政黨都焦慮不安。如何讓工人階級閉上嘴？恐怖主義顯然成了反對烏托邦的最佳藥方。

在一份小報上，我發表了一篇很短的故事，它的題目就已經叫作“不確定宣言”了，那是一種以青春過失為形式的模糊嘗試。那時候我住在瑞士。我離開了瑞士，我一個人去巴黎郊區的薩爾塞勒過暑假。在這個整個八月都是一片荒涼的小城鎮中，在一個塔樓群的腳下，有一家酒吧，那是街區中的唯一一家酒吧。去酒吧的只有北非人。和他們有一些接觸之後，我就下定決心立刻前往阿爾及利亞，去尋找我的《宣言》。不過，那卻是另外一個故事了。那時候，我的書重新成形，也就是說，它重新形成為一篇枯燥乏味的草稿：那是一個孤獨者的精神狀態，對愛戀之苦的抽象報復，對意識形態、時代氛圍、逝去時光的哀號。

我在巴黎安頓了下來，住在皮加爾街 42 號的頂層樓上，一間小小的兩居室。始終孤單一人，沒有女人，沒有朋友。一年的孤獨、悲慘。我沒有錢，沒有工作。我想盡辦法發表繪畫作品，但遭到所有報刊編輯的拒絕：“商業價值不夠。”這一理由，我將會反復聽到，在巴黎，在歐洲，尤其在我將去生活一段時期的美國。我成了乞丐，好幾次。所有金錢關係都是反人性的罪惡。

我用中國墨來畫畫，但我也用水粉顏料來表現長著人類身子的怪鳥，它們踩著滑雪板，在小小的公寓中要飛起來。我寫一些很短的敘事作品，有時候短得僅僅只有幾行。我毀了一切。《宣言》在沒完沒了地死去。

一年又一年過去，我四十歲了。我在一家出版社出了第一本書。這是一次慘敗：“商業價值不夠。”四年後，又出版了一本新書，然後，新書接二連三地出版，奇跡般地暢銷。它們每一本都是重新找回《宣言》的一種嘗試，但是，每一本都與它失之交臂。於是，我重拾《宣言》，我隱隱約約地知道，這事情根本就沒有完結。我拾取好幾百頁的筆記本：報紙的片段，回憶文字，閱讀筆記。然後，一幅幅圖畫積累起來。它們如同檔案館的圖像：複製的舊照片，照著大自然臨摹的風景，種種奇思妙想。它們經歷著各自的生命，卻什麼都不闡明，或者只是闡述一種模糊的情感。它們進入圖畫盒，而在那裡，它們的命運還不確定。對於字詞也是同樣，小小的微火，就像黑色書頁上的洞。然而，它們淩亂地向前，貼到突然出現的圖畫上，形成一些到處凸現的、由一旦借到便永不歸還的話語構成的片段。伊西多爾·杜卡斯 寫道：“剽竊是必需的。進步要求剽竊。它緊緊地抓住一個作者的句子，採用他的表達法，抹去一個錯誤的想法，代之以正確的想法。”這話說得英明至極。瓦爾特·本雅明說得也同樣精彩：“我作品中摘錄的語句就像是攔路搶劫的綠林強盜，它們全副武裝地從斜刺裡殺出， 把閒逛者所相信的一切都奪走。”我們總是要借用別人的眼睛，才會看得最

清楚。為了更好地說出痛苦與憐憫，基督與聖母被世人抄襲和剽竊多少遍？

孩提時代，我在書本的夢幻中寄放了後來將成為回憶的東西。而現在， 我依然有強烈的歷史感，在學校的長椅上，我清楚地聽到了奴隸們在雅典街道上的哀歎，戰敗者從戰場上走出來時的悲號。但是，歷史在別處。歷史是學不會的。歷史是整個社會都必須體驗的，不然就會被抹去的一種情感。戰後的一代人因為重建了世界而失去了歷史的線條。沒錯，他們是重建了世界，他們也讓和平降臨在大地上，宛如長長的一聲歎息過後，就忘卻了苦難的時代。現在，我們還生活在這和平的殘餘中，而正是帶著這些殘餘，我們即興創造一個社會，一個抹去了以往許多社會的社會，一個沒有了記憶的社會，就像那個美國社會，它為我們規定了要哪一種和平，至少是規定了和平的面具。今天的和平是完全相對的，因為它靠那些發生在遠方的、地區性的戰爭滋養著，而那些戰爭與我們拉開了距離，體現出令人絕望的種種景象。

但是，有另一種戰爭在啃噬著我們，卻從來沒有正式爆發過：這就是“使時間消失的時間戰爭”，是由一種現在時態所進行的戰爭，而它被剝離了過去，並被粉碎在不可信的、燦爛的或幻滅的未來之中。現在時態失去了過去時態的在場，但過去時態並不因此而徹底消失—它延續在回憶的狀態中，一種無生氣的，被剝奪了話語、物質以及現實的回憶。現在時態把時間變成了一種空洞的時間，懸浮在一種根本找不到的歷史之中，而這空洞充滿了一切，並展開在一切可能的空間中。或許正是因為這空洞的自我完成，某種東西才會突然出現，就仿佛那消逝的時間應該讓位給另一種時間，一種前所未有的時間。從此，被冠以“現代性”之名的現在時態就有了完成生命進程的可能性。或者不如說：現在時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地插入到它那重構的過去，以免讓自己淪落到被遺忘的境地。這是哲學家科斯塔斯·帕帕約阿努的鄭重警告：“現代性正是以一種純粹而又專一的人類經驗的名義，肯定了現在對過去的優先權。人類時間明確地脫離了物理或生理時間的支配。它不再按照天體運轉或者生命迴圈的樣子，描畫出一個圓圈的形象。它從自然中擺脫出來，解放出來，它所包含的只有對物質上的那些新因素的唯一承諾：它所傳達給意識的，再也不是星辰與季節那永恆不變的秩序，而是簡化為人的自身、人的孤獨、人的未完成狀態的形象。”

歷史總是愚弄我們，因為事後證明它總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完美地變成一出反對現代性和科學的開放式戰爭戲劇，而科學全然在它的統治之下——正如威廉·福克納 所說，科學是一張“不可親吻的危險的嘴”。

以碎片化的方式，喚回被抹去的歷史和對時間的戰爭，這就是我創作《宣言》的目的。第一卷由此開啟，而其他各卷將以不確定的方式，跟隨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