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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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中韓關係史名家張存武先生的十篇專論,主要探討:(一)明清中國與朝鮮王朝的邊界問題,(二)兩國文化交流的影響,以及(三)晚清中國的對朝鮮政策與當時的中韓關係。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比鄰而居,中韓邊界在近代引起一連串的國際糾紛。作者為徹底釐清邊界問題,上起明代,下迄清末,全面整理、考察相關證據。作者強調中韓雙方存在不同立場,對於邊界的理解與企圖亦不盡相同,斷不可盡信片面之詞。而解決中韓邊界,乃至定界的課題,必須聚焦清代前期的「穆克登(1664-1735)定界」。
文化交流方面,〈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洵為名篇。如作者自承,「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除考據學一端外,重點已盡於此。所猶待充實者,不過添加佐證、量化濃縮,進一步發揮其意義而已。」朝鮮如何透過中國吸收文化、知識,僅此一文,可謂一覽無遺。關於朝鮮的對中國外交文書,乃至朝鮮如何刺探中國情報,詳於〈韓人保留下來的明代公牘〉、〈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二文。
最後兩章討論清代晚期的中韓關係史,特別是中國、朝鮮身處西力東漸的變局,兩國如何肆應、圖變,又冀望維繫傳統的封貢關係,宛如一大博弈。至於日本併吞朝鮮後,中國方面如何感知與回應,見諸〈中國對於日本亡韓的反應〉。凡此一系列專論,得以概觀清代中韓關係史的變遷。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比鄰而居,中韓邊界在近代引起一連串的國際糾紛。作者為徹底釐清邊界問題,上起明代,下迄清末,全面整理、考察相關證據。作者強調中韓雙方存在不同立場,對於邊界的理解與企圖亦不盡相同,斷不可盡信片面之詞。而解決中韓邊界,乃至定界的課題,必須聚焦清代前期的「穆克登(1664-1735)定界」。
文化交流方面,〈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洵為名篇。如作者自承,「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除考據學一端外,重點已盡於此。所猶待充實者,不過添加佐證、量化濃縮,進一步發揮其意義而已。」朝鮮如何透過中國吸收文化、知識,僅此一文,可謂一覽無遺。關於朝鮮的對中國外交文書,乃至朝鮮如何刺探中國情報,詳於〈韓人保留下來的明代公牘〉、〈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二文。
最後兩章討論清代晚期的中韓關係史,特別是中國、朝鮮身處西力東漸的變局,兩國如何肆應、圖變,又冀望維繫傳統的封貢關係,宛如一大博弈。至於日本併吞朝鮮後,中國方面如何感知與回應,見諸〈中國對於日本亡韓的反應〉。凡此一系列專論,得以概觀清代中韓關係史的變遷。
作者簡介
作者/張存武
1929年生,筆名海浮子,山東省臨朐縣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中美關係史、中韓關係史、海外華人史。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8-1998)、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事長。著有《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清韓宗藩貿易》、《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等書。
編校者/吳政緯
1989年生,臺東人。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外國人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史、書籍史、明清時期中朝關係史。著有《眷眷明朝》、《從漢城到燕京》。
1929年生,筆名海浮子,山東省臨朐縣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中美關係史、中韓關係史、海外華人史。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8-1998)、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事長。著有《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清韓宗藩貿易》、《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等書。
編校者/吳政緯
1989年生,臺東人。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外國人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史、書籍史、明清時期中朝關係史。著有《眷眷明朝》、《從漢城到燕京》。
目次
編校說明
【邊務】
第一章 明季中韓對鴨綠江下游島嶼歸屬權之交涉
第二章 清代中韓邊務問題探源
第三章 清韓陸防政策及其實施:清季中韓界務糾紛的再解釋
第四章 穆克登所定的中韓國界
【交通】
第五章 韓人保留下來的明代公牘:《吏文謄錄》殘卷
第六章 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
第七章 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
第八章 新儒學會與天主教義在朝鮮的變適:以丁夏祥〈上宰相書〉為例
【近代】
第九章 中國對朝鮮的政策(1860-1883)
第十章 中國對於日本亡韓的反應
【邊務】
第一章 明季中韓對鴨綠江下游島嶼歸屬權之交涉
第二章 清代中韓邊務問題探源
第三章 清韓陸防政策及其實施:清季中韓界務糾紛的再解釋
第四章 穆克登所定的中韓國界
【交通】
第五章 韓人保留下來的明代公牘:《吏文謄錄》殘卷
第六章 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
第七章 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
第八章 新儒學會與天主教義在朝鮮的變適:以丁夏祥〈上宰相書〉為例
【近代】
第九章 中國對朝鮮的政策(1860-1883)
第十章 中國對於日本亡韓的反應
書摘/試閱
崇德二年(1637)滿清征服朝鮮,二者乃有宗屬的關係,後者成為前者的屬國。以這樣方式建立的封貢關係,其基礎當然是不穩固的。崇德期間明朝猶在,所以朝鮮人在心理上尚未誠服,相信明朝總會轉敗為勝,自己的處境也可從而改善。順治入關後朝鮮雖感失望,然而當三藩之亂時(1673-1681)朝鮮的希望又死灰復燃,且喊出北伐的口號來。
及三藩之亂敉平,朝鮮復仇的念頭始斷,清韓宗藩關係遂走上正常軌道。在這段關係不穩定的期間,照理清朝對朝鮮應該有所防範,在靠近朝鮮的邊區也應修建防禦工事。然而事實不然,這一宗主國似乎一無軍事戒備及設施可言。吉林、寧古塔地區與朝鮮最近者為琿春,初時只有屯長,康熙五十三年(1714)始設協領及士兵一百五十名。興京為循渾江進出朝鮮平安北道東北地區的前進據點,然至乾隆為止,其屯兵數額最多不過五百餘名。惟一可視為針對朝鮮而採取的措施,是崇德三年(1638)將遼東區的國防前哨自通遠堡推進移設於鳳凰城。可是自該處至朝鮮尚有一百二十里,其屯兵額也並不多,除康熙三十至五十九年間(1691-1720)達一千至一千五百餘名外,其他時間均為數百名。
此外,清廷在東北施行的局部封禁政策也反映其不重視防禦朝鮮。清朝入關後,為了保持皇室及八旗王公在東北的山澤之利及純清的滿洲習俗文化,將今吉林省的大部地區,及遼寧的東、南部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加以封閉,禁止漢人進入開墾採獵,而與朝鮮相近的圖們、鴨綠兩江流域,及長白山區均在封禁之內。為了禁阻漢人潛入禁區,清廷建立了一道柳條邊牆。自開元東北的威遠堡至鳳凰城西南的一段於康熙十一年(1672)左右完成,即後世所稱的東邊。其間設立六處邊門,北自威遠而南為英額門、汪清(興京)門、鹻廠(嘉木禪)門、靉陽門,及鳳凰城邊門。鳳凰城邊門距城十里,距鴨綠江一百一十里。
一般而言,重邊防必移民實邊,而清朝則封禁之,似特空其邊以待外國。這可由下述事實印證之。鳳凰城至鴨綠江間百餘里地,中國不置郵不設站。朝鮮貢使行經時固由該國自行臨時設站供應,即中國欽使往來其間也由該國供應。朝鮮貢物須運至邊門始雇中國車或由中國官方運輸,在中國所買貨物交接遞運也在此邊門,清軍於此檢查出入境韓人。不僅如此,朝鮮貢使入中國時,其義州通事直伴送至連山關,而回程時該府人員攜帶糧饌深入至通遠堡迎接。總之,這東柳條邊牆成了中國實際的「邊」,而邊門與鴨綠江間百餘里地區成了朝鮮人活動的天下。
滿清不重視對朝鮮的防務可有數種解釋:(一)清朝對朝鮮採攻勢政策,有事時騎兵自瀋陽、遼東出發很便捷,故不必大量屯兵於邊鎮;(二)滿清每年向朝鮮取得大量物資,已從財經方面削弱了該國的力量,並且因不時抽調朝鮮軍隊從征作戰,足可監視防禦其軍事力量。不過這是對朝鮮的一般綜合政策,非邊務政策,故可略而不論,此處要提出討論的是清朝解除朝鮮半島防禦工事的政策,及其自然廢弛的經過。
滿清在結束其與朝鮮丙子之役(1636)的丁丑和約(1637)中規定,朝鮮「新舊城垣不許繕築」。朝鮮為農業國家,軍隊以步兵為主,抵抗清人的鐵騎全憑設險固守。現在清廷不單禁其新築城池,就是舊城頹敗了也不許繕修。這無異完全解除朝鮮的防禦能力。因之,朝鮮在戰後便很注意解除這條和約的約束。
朝鮮國王曾企圖不理會該項規定,逕自修築南漢山城以防清軍大砲,而負責修城的兵曹判書則以為和約中有山城勿築之語,倘或因擅修而被詰責,則事甚可慮;如既築之後,被迫撤毀,亦甚狼狽,不如先告清國,觀其所答而後行。但國王則慮報告後不為清方所允。正當為難之際,有人提議以防盜為由請求允許。此議觸動了國王的靈機,立刻利用日本來侵,情勢危迫為由,請准築城。
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侵韓至是雖已四十年,兩國也有使介往還,然而韓人恐懼倭寇之情依然未減,朝鮮為清人戰敗後更是謠言時起,謂倭寇必來。崇德二年(1637)十二月日本對馬藩主遣人要求朝鮮回答兩國交易貨物不如舊時,係因通明路絕,抑或北狄為難,以及其他變更往來禮節等七事。朝鮮認為此乃日本有意試探,故除加強南方水師警備外,復討論將倭寇動態告知清國之事。
朝鮮官員以為,雖告急,清國未必來援。國王則堅信清軍必將出援,蓋清、韓僅一水之隔,朝鮮如為日有,滿清亦危,形勢所至,不得不救,正如明人援韓一般。而朝臣深懼清國以馳援為名,派兵數萬進駐三南,故主不向清人告急,而專意治兵強國,兵強非但可南備倭,瀋陽聞之亦必有所忌憚。
及三藩之亂敉平,朝鮮復仇的念頭始斷,清韓宗藩關係遂走上正常軌道。在這段關係不穩定的期間,照理清朝對朝鮮應該有所防範,在靠近朝鮮的邊區也應修建防禦工事。然而事實不然,這一宗主國似乎一無軍事戒備及設施可言。吉林、寧古塔地區與朝鮮最近者為琿春,初時只有屯長,康熙五十三年(1714)始設協領及士兵一百五十名。興京為循渾江進出朝鮮平安北道東北地區的前進據點,然至乾隆為止,其屯兵數額最多不過五百餘名。惟一可視為針對朝鮮而採取的措施,是崇德三年(1638)將遼東區的國防前哨自通遠堡推進移設於鳳凰城。可是自該處至朝鮮尚有一百二十里,其屯兵額也並不多,除康熙三十至五十九年間(1691-1720)達一千至一千五百餘名外,其他時間均為數百名。
此外,清廷在東北施行的局部封禁政策也反映其不重視防禦朝鮮。清朝入關後,為了保持皇室及八旗王公在東北的山澤之利及純清的滿洲習俗文化,將今吉林省的大部地區,及遼寧的東、南部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加以封閉,禁止漢人進入開墾採獵,而與朝鮮相近的圖們、鴨綠兩江流域,及長白山區均在封禁之內。為了禁阻漢人潛入禁區,清廷建立了一道柳條邊牆。自開元東北的威遠堡至鳳凰城西南的一段於康熙十一年(1672)左右完成,即後世所稱的東邊。其間設立六處邊門,北自威遠而南為英額門、汪清(興京)門、鹻廠(嘉木禪)門、靉陽門,及鳳凰城邊門。鳳凰城邊門距城十里,距鴨綠江一百一十里。
一般而言,重邊防必移民實邊,而清朝則封禁之,似特空其邊以待外國。這可由下述事實印證之。鳳凰城至鴨綠江間百餘里地,中國不置郵不設站。朝鮮貢使行經時固由該國自行臨時設站供應,即中國欽使往來其間也由該國供應。朝鮮貢物須運至邊門始雇中國車或由中國官方運輸,在中國所買貨物交接遞運也在此邊門,清軍於此檢查出入境韓人。不僅如此,朝鮮貢使入中國時,其義州通事直伴送至連山關,而回程時該府人員攜帶糧饌深入至通遠堡迎接。總之,這東柳條邊牆成了中國實際的「邊」,而邊門與鴨綠江間百餘里地區成了朝鮮人活動的天下。
滿清不重視對朝鮮的防務可有數種解釋:(一)清朝對朝鮮採攻勢政策,有事時騎兵自瀋陽、遼東出發很便捷,故不必大量屯兵於邊鎮;(二)滿清每年向朝鮮取得大量物資,已從財經方面削弱了該國的力量,並且因不時抽調朝鮮軍隊從征作戰,足可監視防禦其軍事力量。不過這是對朝鮮的一般綜合政策,非邊務政策,故可略而不論,此處要提出討論的是清朝解除朝鮮半島防禦工事的政策,及其自然廢弛的經過。
滿清在結束其與朝鮮丙子之役(1636)的丁丑和約(1637)中規定,朝鮮「新舊城垣不許繕築」。朝鮮為農業國家,軍隊以步兵為主,抵抗清人的鐵騎全憑設險固守。現在清廷不單禁其新築城池,就是舊城頹敗了也不許繕修。這無異完全解除朝鮮的防禦能力。因之,朝鮮在戰後便很注意解除這條和約的約束。
朝鮮國王曾企圖不理會該項規定,逕自修築南漢山城以防清軍大砲,而負責修城的兵曹判書則以為和約中有山城勿築之語,倘或因擅修而被詰責,則事甚可慮;如既築之後,被迫撤毀,亦甚狼狽,不如先告清國,觀其所答而後行。但國王則慮報告後不為清方所允。正當為難之際,有人提議以防盜為由請求允許。此議觸動了國王的靈機,立刻利用日本來侵,情勢危迫為由,請准築城。
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侵韓至是雖已四十年,兩國也有使介往還,然而韓人恐懼倭寇之情依然未減,朝鮮為清人戰敗後更是謠言時起,謂倭寇必來。崇德二年(1637)十二月日本對馬藩主遣人要求朝鮮回答兩國交易貨物不如舊時,係因通明路絕,抑或北狄為難,以及其他變更往來禮節等七事。朝鮮認為此乃日本有意試探,故除加強南方水師警備外,復討論將倭寇動態告知清國之事。
朝鮮官員以為,雖告急,清國未必來援。國王則堅信清軍必將出援,蓋清、韓僅一水之隔,朝鮮如為日有,滿清亦危,形勢所至,不得不救,正如明人援韓一般。而朝臣深懼清國以馳援為名,派兵數萬進駐三南,故主不向清人告急,而專意治兵強國,兵強非但可南備倭,瀋陽聞之亦必有所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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