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決裂：從「接觸」到「脫鉤」，美中分合謎團

直擊美中破局的真相，揭開美國40年來的美好幻象

美國知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沈大偉用一把利刃，劃開長達40年的「幻覺」。用美國的角度，深刻剖析美中決裂的真正原因。沈大偉長年深耕中國議題，曾被中國拒絕入境長達九年。他在本書中揭露：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並非一次失敗，而是一場持續四十年的自我催眠！

★ 美國如今的轉向，也不是意外，而是被迫承認長期的戰略誤判。
美中分合愛恨關係糾纏史最詳盡的整理！
搞懂美中關係到底好還是不好？

★ 美中關係裂縫包括新疆、西藏、台灣、南海問題！美國專業國際關係學者都呼籲收手，作者一方面認為「姑息主義」無助中國發展成長，而川普高喊「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結果，發動美中貿易戰、貨幣戰！雙方反而進入新冷戰時代！

★ 台灣如何從美中關係的縫隙中求生存？如何不兩個世界強國的競爭下成為犧牲品？作者抽絲剝繭爬梳美國如何因為台灣問題和中國發生齟齬，並且華府智庫出現「抽手、讓步」建議，未來賣台的，恐怕不在台灣內部，而是商人總統川普。

沈大偉與他的兩個巨型謎題
沈大偉始終把自己視為一名「解謎的人」。他研究中國數十年，寫過的每一本書，無論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權力結構、現代化軍隊的崛起、美國中國研究社群的變遷、北京在世界舞台上的擴張、領導體制的內在運作、東南亞與中國的互動，甚至藝術收藏與帝王文化，全都源自於某個他無法忽視的問題。那些問題常常先以模糊的輪廓出現，像是意象般的疑惑；而他之所以開始研究，是因為必須解開它們。
沈大偉從來不是那種預設結論、以假說為出發點的學者。他自稱是「實驗導向的歸納式研究者」，研究方法更像科學家而非典型政治分析者。他追著證據走，讓資料自行形成敘事，而他負責把碎片拼湊成一個能夠說服人的故事。他相信，寫作若不能把複雜問題說成一個清晰的故事，就算不上真正的分析。同時，他也深信真正重要的不是「自己想講什麼」，而是證據想告訴世界什麼。
在本書的開端，他發現自己面前出現了兩個無法迴避的「巨型謎題」。這些謎題不僅關乎美中關係，更攸關全球秩序、國際政治與二十一世紀的走向。
第一個謎題：為何美中關係總在友好與敵意之間擺盪？
沈大偉最早注意到的，是美中之間那個跨越數十年、甚至兩百年的「週期性擺盪」。兩國的關係彷彿總在靠近與疏遠之間循環：有時合作如蜜月期，有時對立如兵戎相向。奇特的是，這並不完全由領導人性格、政黨文化或突發事件所決定，而是像是某種歷史節律般的、反覆出現的結構。他回顧重要時刻：美中在1950至60年代幾乎完全隔絕，互視為敵；但在1970年代初突然打開互動，開始了接觸年代，並維持長達半個世紀。他不禁問：為什麼？為什麼兩國一段時期會走向合作，又很容易在另一段時期重新陷入敵意？為什麼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始終難以形成一種真正穩定的平衡？這個謎題，最終成為他研究的第一條主線。
第二個謎題：為什麼接觸政策在近年迅速瓦解？
第二個謎題更為迫切。從2017年開始，美中接觸政策迅速崩解，彷彿過去五十年的努力一下子被逆轉。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國安疑慮、制度競爭、脫鉤論調…這些新詞彷彿在短短幾年之內，取代了過去的合作語言。
對於沈大偉而言，最難以忽視的問題是：這只是短期的政治震盪？還是代表著美中關係進入了某種「結構性轉折」，一種無法輕易倒回去的新局？他想弄清楚：究竟是什麼力量，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突然擊碎了長久以來的政策共識？這就是第二條主線。
他從美國外交政策的內部動力開始尋找答案，雖然研究的是美中關係，但沈大偉十分清楚：要理解這段關係，光看中國是不夠的――必須回到美國內部。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制度。任何能維持五十年的大戰略，必定需要廣泛的國內支持；缺乏支持的政策，無法穿越政黨輪替、無法在八任總統之間傳承。因此，他決定拆解：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對中接觸」能夠在如此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歷經風雨仍然延續？
答案是：一個巨大的、跨部門的「接觸聯盟」。它包含政府、國會、企業、州與地方政府、學界、文化與社會組織、科技與商業利益共同體。這個聯盟並非陰謀，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每個群體都因自己的需求而支持接觸策略。這個聯盟的形成，是接觸政策得以持久的關鍵；而這個聯盟的瓦解，也正是沈大偉要解的第二個謎題。
「接觸」( Engagement )一詞，竟在美國內部有數十種不同的含義
沈大偉在研究中發現，「接觸」在美國不同群體眼中，從來不是同一個詞。
對商界而言，它代表市場與供應鏈；對科技業而言，它意味著人才、研發與合作；對學界，是研究交流、學術自由與國際化；對外交官，是降低風險、穩定區域秩序；對人權倡議者，是促進中國自由化與制度轉型的希望；
對軍事與戰略界，是避免誤判與衝突升級的必要手段；對州與地方政府，則是投資、經濟發展與文化合作。就像是印度寓言裡摸象的盲人，人人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卻都相信自己摸到的是全貌。這些群體因此能在同一個詞上找到各自的利益，而形成龐大的、彼此疊合的支持網絡。
沈大偉常說：接觸政策之所以得以持續五十年，是因為它讓太多美國人受益。然而，所有支柱卻在近年開始鬆動。長期以來，「對中接觸」幾乎被兩黨默許為美國的基本方針。即便曾有批評，民主黨有人不滿中國人權問題，共和黨有人擔心助長中國的長期實力，但這些批評始終停留在邊緣，未動搖整體方向。
直到 2015 到 2017 年，一切開始劇烈改變。
沈大偉注意到：從歐巴馬政府後期開始，疑慮漸漸累積；川普執政時則急轉直下；拜登政府雖然改變了語氣，但延續了幾乎同樣的競爭架構。支撐接觸政策的那些群體，開始質疑過去的判斷。有些業界因國安審查面臨壓力，有些學界面對政治化風險，有些州政府感受到政治氛圍的急遽轉向。原本維繫聯盟的動能逐漸瓦解。一個曾經龐大而穩固的基礎，彷彿在短短幾年內坍塌。這讓沈大偉更加確信：要理解這段崩壞，不只是分析政策轉折，而是要深入美國社會的底層，理解到底是哪些力量、哪些情緒、哪些長期累積的矛盾，讓接觸聯盟不再具有正當性。
為什麼他要寫這本書？
沈大偉研究中國一生，然而他也看見一個矛盾：世界多半以中國的角度理解美中關係，但忽略了美國內部的政治、利益、情緒與結構變化。而本書正是他希望補上的那一塊。
他不想只記錄事件，而是想回答：為什麼美中五十年的接觸會誕生？它如何在制度、經濟、社會與文化中根深蒂固？又是哪些力量，使它迅速崩解？
眼前的競爭，是新的冷戰？暫時性的震盪？還是真正的歷史性轉折？更重要的是，美中關係的下一階段，究竟可能長成什麼模樣？寫這本書，是他將數十年觀察、訪談、資料分析，連同對國際秩序的深刻焦慮，一併放進同一個敘事之中的嘗試。
他希望讀者從這本書看到什麼？
他希望讀者明白，美中關係不是抽象的國際議題，而是由無數現實利益、身份認知、政治動力、制度支柱所共同塑造。它不是一場兩國領導人的棋局，而是社會結構的互動。不是單純的「好」或「壞」，而是歷史與體制推動下的複雜結果。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提醒：全球秩序正處在一個關鍵轉折點，而這個轉折不會因任何政治人物的上台下台而改變。理解這個過程，會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識。
解謎仍在進行中
沈大偉知道，這本書無法提供所有答案。就像他過去解的所有謎題一樣，美中關係的兩個巨型問題，仍然在不斷變動之中。但他希望，本書至少能提供一盞燈，照亮美國內部的思考邏輯，照亮政策背後的機制，照亮接觸與脫鉤之間的歷史脈絡。
他始終相信，只要看得夠深、夠遠、夠誠實，證據就會自己說話。而他仍然會持續追著證據前行，像他一直做的那樣：把世界看成一個待解的謎題，用故事與分析一點一點將它拼出輪廓。這本書，就是他在這場漫長解謎之旅中的最新一步。也希望是讀者理解當代世界的重要起點。

作者簡介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政策研究專案主任。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後，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前往中國，先後在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學習漢語。1983年至85年間，他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從事博士研究。1988年起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還曾擔任《中國季刊》編輯。1996年起，出任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並兼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高級研究員。此外，他還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所、外交關係委員會、美國亞太安全理事會等機構的成員，並擔任美國國防部、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新聞署、微軟公司等的顧問。他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已經出版30多本著作。主要著作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問題與前景》、《美帝︰中國如何看待美國》、《權利轉換：中國和亞洲的新動力》。

譯者簡介
侯英豪
退休資深專業經理人，專長領域為人力資源管理。在超過 30 年的職涯中曾服務於不同行業、國籍、規模以及跨越不同地理疆界的各類型公司。包括前20年服務於聲譽卓著之全球性跨國大企業，如美國運通 ( American Express ) 、漢偉 ( Honeywell ) 與拜耳( Bayer )；後10年轉換跑道，加入了規模龐大且績效優良之大型台商集團，包括華碩、國巨與台灣高鐵。對於專業人力資源管理各個領域之理論與實務涉獵既深且廣，在業界享有盛名。目前於台灣經緯智庫股份有限公司擔任首席顧問，並在台灣科技大學以兼任身分授課，講授人力資源管理相關之課程。
郭岱軒
前TVBS、ETTV、SET新聞台政治記者、CTV中視新聞部國會記者與新聞主播。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廣播電視研究所，目前為政大傳播學院、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生，好優文化出版社副總編輯。

(依姓名筆畫排序)
中華民國立法院副院長 江啟臣
旅美華人律師 邱　彰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黃奎博
前中央社社長 陳國祥

推薦序
敏感的台灣問題：美中戰略引爆點 / 邱彰
根據《美中決裂》一書，作者沈大偉對美中關係如何影響台灣提出了清晰而嚴厲的分析。他認為，台灣不僅是外交象徵，更是當前美中關係的戰略引爆點，一旦失衡，便可能引發連鎖效應，改寫整個印太秩序。
台灣：最敏感的戰略焦點
沈大偉指出，台灣已從一個「議題」變成雙方展現決心與力量的直接舞台。他以 2022 年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為例，說明此舉如何引發中國的飛彈試射、海空軍侵擾與中斷軍事對話。這場危機顯示，台灣問題的任何動向，都足以牽動中美軍事對峙的紅線。
對「戰略同理」與「放手台灣」論的批判
沈大偉強烈批評以 Charles Glaser為代表的「戰略同理派」學者，這些人主張美國應「放手台灣」，以換取與北京的「大交易」或「戰略調適」。沈大偉斥之為「姑息主義」與「失敗主義」，認為此舉將：削弱美國在全球的信譽與嚇阻力；助長北京的擴張企圖；並破壞整個印太安全平衡。他指出，這些理論錯估了中國追求區域霸權的決心，低估了台灣在美國戰略版圖中的核心地位。
歷史連續性與「台灣遊說團」的角色
沈大偉回溯美國對台政策的歷史，指出自 1949 年蔣介石政府撤退來台以來，華府對台北的支持最初由「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推動，後者逐漸演變為今日的「台灣遊說團（Taiwan Lobby）」。儘管其影響力已不如冷戰時期，但該團體仍在美國國會與輿論界持續發揮作用，確保華府對台的非正式防衛承諾與民主支持得以延續。
作者的整體觀點：台灣是美國決心的試金石
沈大偉認為，台灣是檢驗美國戰略清晰度與道義承諾的試金石而非可犧牲的談判籌碼。對他而言，台灣既是道義責任，也是戰略支點。若台灣失守，象徵的不是美中競爭的終結，而是進入中國主導下更危險的新秩序。然而，部分評論指出，沈大偉的結論雖明確但過於強烈，他以外部因素解釋美中關係惡化，將中國視為「主要責任方」，這樣的論述雖具說服力，但在現今錯綜的國際格局下，未必能提供具體的解決路徑。沈大偉自己也承認，美中關係歷來如乒乓球般起伏反覆。從尼克森的「打開中國」、柯林頓的「擁抱中國」，到川普的「斷裂與復活」，他提醒讀者，歷史從未停止擺盪，接觸也未必真正死亡。
各界評論與學術評價
The Cipher Brief 稱此書為「一個說得極好的故事，建立在沈大偉全面且幾近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之上」，並讚賞他以五種學派分析美中政策的理論架構。科克斯書評 (Kirkus Reviews)指出，該書中雖具宏觀視野，但結尾的策略建議「在不確定的美中競爭中，似乎成了一紙空談」。綜觀評論，《中美決裂》被視為理解美中關係轉折的重要著作，揭示了兩國從「接觸」走向「全面競爭」的歷程。自 1972 年以來，美國曾希望藉由接觸讓兩國共享繁榮，但如今的夢想似乎已經破滅。沈大偉的這本新書，為這場「接觸政策」進行了一場歷史與理念的解剖。然而，他也留下一個開放的疑問：「接觸」真的死了嗎？或它只是在另一個戰略周期中等待復活？

 

前言 兩個非常重要的基本謎題
我喜歡解謎。之前的每一本書，我都是從一個謎題開始―那是一種令我著迷、卻難以解釋的現象。當我開始研究與撰寫這些書時，無論是探討中國共產黨、中國現代化軍隊、觀察美國的中國學者群、中國正在擴張的全球角色、中國的未來、中國的領導體制 、中國與東南亞，或是中國的帝王藝術珍藏等等主題，都從未確知研究結果將把我帶往何處。我通常可以直覺到一些有根據的訊息，並避開那種多數社會科學家所執著的「制式假說」，但在探討證據之前，我還是不知道會有甚麼結論。
我算是個實驗導向的歸納型學者，追隨並編研證據，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敘事。我也相信，好的寫作在於「講好一個故事」。那麼，「證據所支持的故事是什麼？」就是重要的問題了，這本書當然也不例外。
這本書圍繞兩個基本謎題。首先，為什麼美中關係在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間，總是周期性地在「友好」與「敵對」之間搖擺？為什麼想要建立一種穩定而可持續的「平衡」，是如此地困難？美國與中國在1950年代與 1960年代，歷經二十年的隔絕與衝突後，為何卻在1970年代突然轉向，能夠彼此擁抱與接觸，並維持到2010年代、長達五十年的互動？這段時期，還被稱為「接觸年代」。
第二個謎題是，為何這個美中長期接觸戰略，在近年（2017–2024）出現裂痕，取而代之的是「體制性脫鉤」、「部分經濟脫鉤」、社會疑慮，以及對中國的策略性競爭？同時，這幾年的惡化，到底是長期波動關係中的一個暫時性階段，最終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回復到較友好的關係呢？還是代表著某種更深層、更持久的結構性變化？這些，都是推動本次研究的核心問題。
這本書主要探討的是美國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在美中關係的角色。由於美國是個民主國家，若要讓外交政策得以長期維持，必須擁有廣泛的國內支持。從尼克森到歐巴馬八位總統執政任內，美國的「對中接觸」一直享有跨黨派的支持。然而，在川普與拜登兩位總統的執政期間，這一戰略及其相關政策，卻遭到了根本挑戰，並很大程度被撤回；與此同時，構成「接觸外交聯盟」（Engagement Coalition）的美國政府機構與國內各方行動組織，也隨之分裂。
如同印度古老寓言中的「盲人摸象」，「接觸」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涵與目的，對美國國內的不同群體而言，並不相同。「接觸外交戰略」的妙處，在於它的彈性，能夠同時滿足政府與社會多方面的利益，讓不同的利益團體，都成為利害關係者。基本上，每個群體都接受了這樣的前提：美中之間越深入、越直接的交流，越有益；與美國接觸，會在時間推移中，促進中國的現代化與自由化，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同時，美國也能從這種互動與整合中，獲得直接與間接的利益。更廣泛來說，中國與世界以及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深度接觸，也將被視為有利於美國利益。許多歐洲、亞洲及其他國家，也接受這個邏輯，並依此推行各自版本的「對中接觸」。
儘管雙邊關係偶爾出現波動，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但對中接觸從未真正受到根本質疑。民主黨內有人批評，接觸政策過於寬縱中共的人權迫害與壓制；共和黨內也有人質疑藉由貿易與技術轉移，強化中國長期實力的作法是否明智。然而，這些反對的聲音，一直處於美國對中政策的論述邊緣。長期以來，兩黨中堅力量持續信奉接觸的邏輯―這幾乎成為不言而喻的。
數十年間，美國外交體系層出不窮地發表報告，主張雙邊合作與中國融入多邊制度秩序的必要性。這從行政部門官僚體系與中國對口機關的持續擴大往來、州與地方層級的深入聯繫、學術界與公民社會的蓬勃交流、貿易與商務關係的日益擴張，以及大量的觀光、移民與社會互動中，都可清楚見到，對中接觸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既必要又成功。
然而，自2015至2017年左右，一切開始崩解了。對中接觸外交的基本信條，在歐巴馬執政後期受到質疑；川普政府（2017–2021）則徹底背離之前的八任政府，幾乎全面放棄接觸外交戰略與操作模式；拜登政府（2021–2025）雖然延續「全面競爭」的方針，但實際上卻使接觸外交正式終結。
這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何以在歷經數十年的共識與多方投入後，美國的接觸外交戰略與聯盟開始瓦解？轉折點究竟是在何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圖表0.1中的美國民眾對中國好感度，自 2015年以來急遽下滑，至2023與2024年，分別有百分之八十三與百分之八十一的受訪者，對中國抱持負面看法。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趨勢？ 圖表 0.2顯示2024年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國人視中國為「敵人」，百分之五十認為中國是「競爭者」，僅百分之六視其為「夥伴」。如今，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唯一共識，大概就是中國對美國「構成多重挑戰與威脅」了。
這些強烈的負面觀感，並非一夜之間形成，而是近十年來持續惡化的結果。同時，全球輿論對中國的觀感也急遽下滑：根據 2024 年初針對三十五個國家的調查，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受訪者，對中國持正面印象，百分之五十二持負面觀點。
美中關係的惡化，可追溯至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那場危機，使中國對美國的信任度逐漸消失，也讓美國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努力，越發艱難，因為北京的態度變得強硬。不過整體而言，在川普首次上任前，美國的「接觸外交政策」架構，仍大致維持；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官方內外也開始私下質疑這一戰略的基礎與效益。
直至川普於2017年上任，所有「官方接觸」的假象，就迅速被認清了：雙邊政府對話機制，從九十八項驟減至二項，川普政府首次公開將中國標籤為「戰略競爭者」，並發動美中貿易戰，使雙方關係急速往下。拜登政府上任後，基本延續川普的對中路線，只是沒那麼咄咄逼人而已。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之一是：美國對中政策與戰略之所以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僅僅是因為川普與拜登政府的政策轉向，更因為構成「支持者聯盟」的美國社會內部各界，也在分崩離析。沒有國內支持，出自華府的戰略與政策，不可能長久。從歐巴馬第二任期開始，各個原本是接觸外交聯盟成員的群體，無論是政府官員、企業界、學術界或非政府組織，各自因為種種原因，逐漸對中國感到失望，而且未能獲得預期利益，最終反倒成為我所稱的「反中聯盟」新成員。

前 言 4
致 謝 24
第1 章 難以捉摸的平衡與沸騰的爭論 30
第2 章 接觸的戰略與戰術 64
第3 章 接觸聯盟的起源 98
第4 章 關係正常化後的接觸聯盟演變 136
第5 章 從「接觸」到「戰略競爭」 198
第6 章 華府圈內的反中聯盟 244
第7 章 華府圈外的非政府反中勢力 286
第8 章 美國對中政策大辯論 358
第9 章 結論：邁向新的中國戰略 418
後記 中國對「接觸」與「後接觸」的解讀 454

美國與中國已進入一個長期且不確定結束的「全面競爭時代」。這裡必須強調，「競爭」並非「對抗」或「圍堵」的代稱。它的真正涵義就是：在所有領域主動而堅定地展開競爭。競爭是對手之間的行為，而中國就是美國的對手。有效的競爭既包括「防守」，也包括「進攻」。美國必須一方面強化自身、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擴張與影響力施壓與限制，而非協助其壯大。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這分別對應於「防禦性現實主義」與「攻勢性現實主義」。
那麼，美中究竟在競爭什麼？答案是―在爭奪各自的國內實力與全球影響力。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全面提升自身的綜合國力，同時提出一個能說服其他國家的世界秩序願景。正如伊康米在 2024 年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中簡潔指出：「這是一場關於國際體系的價值與結構本身，以及誰能主導這一體系的競爭。」
僅僅使用「戰略競爭」一詞，是不夠的，因為對許多美國專家而言，「戰略」主要指軍事或安全領域。今天的美中競爭，是全面性的，涵蓋多個層面的：軍事與安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外交、經濟與商業、媒體與文化、軟實力、治理模式、公共外交與「影響力行動」、情報、科技與創新、印太區域以及各國際機構的多層次博弈。在這些領域中，中國都與美國形成直接競爭對手關係，其政策與行為往往與美國目標背道而馳，甚至完全相反。這種競爭雖尚未在所有領域形成「零和博弈」，但其強度與範圍正在
迅速擴大。這同時也是一場典型的大國競爭―在形式上對稱（兩個領先大國之間），在權力結構上則非對稱（崛起國 VS 既有強權），即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競爭的時間尺度暫時是不確定的，看起來可能將持續數十年。
長期競爭極為複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者布蘭茲在其《黎明前的鬥爭：冷戰歷史對當今大國競爭的啟示》一書中指出：「長期競爭的精隨是一場持續的、開放式的大國影響力競賽⋯⋯它具有互動性―你必須在對方試圖超越你的同時，超越它。它會要求你重塑國際環境，限制對手的選項⋯長期競爭發生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
沒有國家能在所有面向佔優勢，因此若要在某處保持強勢，就必須在他處容忍弱點。長期競爭的重點在於『戰略抉擇』：國家必須決定重點、節省資源，用有限手段迫使對手浪費自己的資源。成功的國家，能夠將自身優勢瞄準對手的弱點，並把機會轉化為長期優勢。
長期競爭是全面性的。軍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權力是多角度的，因此競爭也必須整合多種影響力為一體。這場競爭將持續數年、數十年、乃至數代人。它回報的是穩步增強實力，而非追求短期勝利⋯⋯承諾與堅持至關重要。
長期競爭既是國家實力的較量，也是制度的試煉。它考驗的是哪一種政治、社會與經濟體系，更能有效產生並運用權力。也因為長期競爭是一種制度的競賽，聰明的競爭者，會毫不留情地利用對手的內部弱點。」
這是布蘭茲教授極具智慧的見解，他的整本著作應成為所有美國戰略家制定今天與未來對中競爭策略的必讀之書。美國應全面擁抱與中國的競爭，並以積極進取的態度推行。被動只會導致失敗，必須具備「多線操作」的能力。就像在運動比賽中，勝利策略取決於主動防守與掌控進攻節奏。美國應持續推進自身利益與政策優先事項，同時對挑戰美國全球性利益與價值的中國行為進行反制。美國不應從積極競爭中退縮，也不應認為那是某
種負面的做法－只因為幾十年來康德主義式的合作模式所界定的是為「接觸」。該承認現實：中國不是美國的朋友或夥伴，而是競爭者、對手，甚至可能是潛在敵手。我們再次進入一個「現實主義時代的大國競爭」情境，美國必須拋開長期以來對「接觸」、「外交」與「合作」的依賴思維，採
取更強硬、更具戰略耐性的心態。這也意味著美國必須提高對摩擦的容忍度。有時，競爭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對抗。不過，建立「底線」、「護欄」與「信任機制」，以防競爭失控，同樣至關重要。
美國與中國的分歧遠多於共識。因此，「先競爭，後合作」的策略最為務實。在以競爭為主的關係格局中，仍有少數領域值得維持有限合作―特別是在「全球治理」方面。包括：全球經濟穩定、反恐、人工智慧、氣候變遷、防疫、海上通道安全、核不擴散、區域安全與維和、禁毒、移民管理等。這些跨國議題具有共同利益，美中兩國（連同其他國家）皆應在這類議題上尋求協調。這類的合作不必一定是「聯合行動」，雙方平行推進的政策
若具互補性，也可達成實質合作。值得肯定的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在全球治理上確實「有所作為」，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依然是一個不滿現狀、修正主義的國家。它與普丁的俄羅斯一起，一面在國際秩序內獲取利益，一面試圖削弱其自由主義規範。雖然中俄的反自由聯盟對美國與西方世界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但不管怎樣，中國與美國政府在前述問題上，仍有許多重疊之處。在追尋有限和針對性的合作時，美國不應表現得過於急切。北京了解，在這些領域中，有的是（不是全部）會影響其國家利益的具體議題，與美方合作時，就會務實的做出以個案為基礎的決定。對於華府的一大挑戰是要避免陷入北京常用的「交換策略」，也就是「你幫我這裡，我
才幫你那裡」。最佳方針是逐案處理、相互獨立。雖然美中競爭與美蘇冷戰並不完全相同，但重新檢視冷戰時期的政策工具與戰術，仍具參考價值。部分冷戰手段仍可再次運用，但將中國等同於前蘇聯並不恰當。正如坎貝爾與蘇利文所言：「今日的中國是一個比蘇聯更具經濟實力、更懂外交手腕、也更具意識形態彈性的對等競爭者。」
我還要補充一點：中國如今已制度化地融入國際體系，中國公民也深度融入美國社會，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數量龐大―這些情況在當時的蘇聯完全不存在。儘管如此，中國經濟―雖是國有、集體與私部門交雜的「混合體系」，其本質仍是一種源自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模式的計畫經濟。中國的政治體制也依然是徹底的列寧主義體制，由一個奉行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全面掌控。在許多實際層面上，共黨一國體制的組織與運作方式，仍是蘇聯政治機構的衍生產物。我經常告訴學生：「若要了解中國，必須先了解蘇聯。」
此外，中國今日所採用的若干戰術，例如：「統一戰線」與「假訊息行動」、間諜活動、發展非對稱武器、全球軍事部署、培養代理國與附屬勢力、以及「兩對一」的戰略三角操作，都是蘇聯時期的標準作法。因此，美國在應對中國的同時，應借鏡過去應對蘇聯的經驗與手段。事實上，美國在冷戰時期，也曾有過與中國進行競爭的經驗，這段歷史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儘管這些蘇聯與中國的負面行為特徵仍具現實意義，但冷戰時期的「合作面向」也同樣值得參考。如我所主張建立「主動式管控競爭」，而非僅止於防禦性。這一構想在於尋找、乃至超越那些降低衝突風險的傳統機制，包括軍控協議、軍事信任措施、第二軌對話、危機管理機制與熱線聯繫等等，進一步探索人權談判框架與區域安全架構。正如美蘇在戈巴契夫與老布希年代所做到的那樣，今日的美中關係，在人權與安全領域同樣需要類似的大膽與創新的構想。
無論美中關係多麼緊張與競爭，我們都不能停止對話。這些對話應在多層次、雙邊與多邊框架中持續進行。誠然，對美方而言，對話往往缺乏實質內容―因為中方代表慣常依稿發言、使用「口號」式的敘述、採取「戰狼式」的語氣，並拒絕靈活互動與實質交流。但完全切斷對話是適得其反的。當然，持續檢討與調整對話形式，始終是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