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

中國即將崩潰？
不──但中國威權制度可能由「彈性」轉向「鈍化」。
 
隨著中國社會與經濟體制逐步邁向多元化與全球化，中共若要持續以高度集權的威權體制來管理如此複雜的社會，將變得愈加困難。然而，中國歷經香港雨傘運動、COVID-19、經濟衰退等重大衝擊，國內外壓力不斷積累的情況下，中共政權為何依然穩固？人民為何依然支持政權？
 
黎安友對於中國的關鍵觀察：


真正為中國政治體制帶來穩定的，並非政權制度化，而是領導階層的權力更加集中──首先是鄧小平，然後是江澤民，現在則是習近平。威權統治在中國被證明是有彈性的，但它並非透過政權制度化或是共識統治，而是藉由重申階級制度、動員模式來維持。中國政治體制未來或許會衰敗，但我目前的觀察是：至今它並沒有。 
本書集結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關於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深度研究報告。作為研究當代中國長達四十年的學者，黎安友在書中不僅分析了中國民主制實踐的挫敗與威權主義的彈性，也探討了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以及複雜的美中關係和人權問題。全書旨在為西方讀者提供一個理解中國國家行為的視角，並就關鍵的政策議題提出獨到見解。本書內容涵蓋廣泛，從中國模式的內在問題到高層的權力鬥爭，為讀者全面解讀當代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參考。

本書特色
●以「中國眼」視角解析威權政治的內在邏輯
跳脫西方民主中心論的預設立場，從中國歷史、政治文化與制度運作出發，理解中國共產黨如何建構並維持其統治正當性與政治韌性。
 
●橫跨天安門至習近平時代，完整梳理當代中國政治脈絡
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體制調整，一路分析至習近平集權與治理模式轉向，呈現中國威權體制如何在不同階段回應內外挑戰。
 
●深入剖析「中國模式」的吸引力與內在矛盾
不僅解釋中國模式為何能在部分國家產生示範效應，也指出其在治理、人權、社會控制與經濟發展上的結構性風險。
 
●連結中國內政與國際秩序，回應當代關鍵議題
將中國國內政治變化與美中關係、全球秩序重組、人權外交等議題緊密結合，提供理解中國國家行為的重要分析框架。

作者簡介
黎安友，美國著名漢學家、政治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以其對中國政治的深入分析和獨到見解而聞名國際學術界。畢業於哈佛大學，並自1971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現為該校講座教授。黎安友的研究專長涵蓋中國政治、近代史、比較政治學和人權研究。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並著有《中國的民主》、《尋求安全感的中國》等重要著作。

譯者簡介
博登書屋英文編輯、翻譯。

●黎安友教授備受學界敬重，是當今中國研究中少見的通才型學者，在歷史反思與現實觀察之間游刃有餘。他善於定性中國政治體制，曾提出了多項富於洞見且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例如「派系模型」、「追求安全感」以及「威權韌性」等重要概念。《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一書從天安門事件一路分析至習近平時代，清楚說明中國威權體制為何未如外界預期般崩解，反而展現出高度的韌性。本書充分展現作者對中國政治的整體判斷能力，是關心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必讀之作。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本書不跟風、選邊，展現了一個長期研究中國的學者獨立思考的結晶。
──李志德（資深記者）

●經濟發展為何沒有帶來中國的民主化？這是世人都想問的問題，黎安友教授一生關心中國人權，曾就中國這個主題寫過無數書與文章，非常期待他這部文集帶給我們的新洞見。
──陶儀芬（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黎安友教授縱橫中國研究超過六十載，因為「知中」而得以將中共的「彈性專制」邏輯呈現在我們面前，更為研判中國政經走向與美中戰略競爭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指南。
──盧業中（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推薦序】
文／榮偉（博登書屋社長）

中國有一句古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博登書屋編輯出版《著名西方學者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可以說是借「他山之石」攻當代中國研究之「玉」。所謂「玉」，就是當代中國研究的核心問題：中國的未來是走民主憲政之路，還是繼續走專制極權之路？ 從上個世紀辛亥革命開始，中國的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追求民主憲政，許多人為此拋頭顱灑鮮血，至今一百多年了。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都選擇了民主憲政政體，不久前拜登總統主持的全球民主國家峰會，參加的國家和地區達一百一十個之多（也包括台灣），但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目前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之一的中國，居然還徘徊在民主憲政政體的門檻之外，豈不是咄咄怪事？ 難道是中國人民天然不適合民主憲政？ 還是現行的體制限制了人們對民主憲政的嚮往和實施？

黎安友曾寫道：「就像大自然不能容忍真空（沒有空氣）一樣，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也不能容忍真正的民主，並將其領導人推向獨裁。」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本質一言以蔽之且一針見血。黎安友的這本書彙集了他最近幾年來發表在英文媒體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廣泛深入的研究報告，也是集其四十多年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心血成果。他在分析研究〈中國民主制實踐失敗的教訓〉的文章開篇說到：「民主至少是指：公開競選有權作出政治決定的職位，並透過自由言論、自由出版及自由結社來保障這種公開競選。如果不計近年來的台灣，即使按這個最低標準，中國也從未實行過民主。」這篇文章雖然寫於一九九三年，但是對當下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依然有效。中共最近高調推出所謂的「全過程民主」，在黎安友這篇文章發表近二十年後，中共的「全過程民主」可以說離黎安友所提出的民主最低標準依然很遠！二○○一年美國華人律師章家敦（Gordon G. Chang）以他多年來在中國工作的經歷為基礎，寫出《中國即將崩潰》。從那時起「中國（中共）即將崩潰說」在西方學術界一直是分析中共體制現實與未來發展的一種重要論斷。甚至像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這樣一直被認為是知華或「親華」派的美國學者，也在二○一五年於《華爾街日報》高調發表文章，加入「中國即將崩潰」的「大合唱」。對此，黎安友在二○○八年提出中共專制政權是一種「韌性」機制（resilience，本書按慣例翻譯成「韌性」，但韌性似乎有正面和肯定的意思。就我所知中共官方喜歡這個韌性誤譯，而我認為應該翻譯為「彈性」，因為「彈性」是一個中性詞）。在他看來中共體制本質上和民主沒有任何關聯，但是「它不是一種僵化的專制，而是一種能夠適應、能夠自我調整，又繼續保持專制性質的政權」。

時至今日，黎安友依然認為中共政權還保持了這種「彈性」，因此中共一個晚上倒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在他看來，中國的未來必將走上民主憲政之路，這不僅是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政治走向清明、人權得到保障、各民族關係平等和諧、社會和平穩定的唯一選擇，也必將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本書選了黎安友的文章〈中國模式與西方制度自信的危機〉，此文特別針對貝淡寧（Daniel A. Bell，加拿大籍學者、中國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出版的《中國模式：政治菁英和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這本書的一些為「中國模式」背書的系列論調，作了系統的、徹底且體無完膚的批判。在我看來與榮劍前不久在華語圈風靡一時的文章《為革命招魂？──評汪暉的中國革命史觀》徹底批判汪暉為所謂的「帝國敘事」（中共體制）尋求「歷史合法性」有異曲同工之妙。貝淡寧和汪暉因特殊身分之故，在西方可以矇騙相當一部分人。讀黎安友的文章經常讓我擊節叫好！ 我認為他對中國政治社會研究的精闢透澈，在當今中外學者中無人出其右。這本《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簡體版原名《黎安友論中國》）將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的必讀教科書。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目前最重要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已經成為穩定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基石。正因為如此，美國對華專家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不但成為美國學術研究領域的顯學，且其研究成果也是美國歷屆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質詢依據。近四十年來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美中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包括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沈大偉、金峻遠（Aver y Goldstein）、李成（Cheng Li）、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裴敏欣（Minxin Pei），以及如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這樣的年輕學者等。綜合他們的學術觀點，不管外界如何評價他們，或被稱為「親華派」（鴿派），或被稱為「反華派」（鷹派），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希望中美關係應朝向正確方向發展；希望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應該在世界舞台上成為遵守國際既定秩序的負責任大國；且真誠希望中國政府或中共當局能夠履行自身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些「自由」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普遍接受並實行的現代文明國家基本準則。

我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哈佛大學作為訪問學者時，曾經採訪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現已故去）。當時我曾問他為何美國在國際上經常批評他國「內部事務」，例如批評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極端惡劣，卻因此遭中國政府指責為「干涉他國內政」，或被稱為充當「世界警察」角色？ 傅高義的回答非常準確地代表美國政府和人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他說：「從一個美國人的觀點來看，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當年許多移民從歐洲或世界其他國家來到美國，是因為在原本的國家受到迫害、歧視；在美國，他們實現了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理想。因此自由、民主、人權不但是美國的立國精神，也是我們意識形態的重要特點。這自然會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我們美國人民希望世界各國人民同樣能夠得到自由、民主、人權的保障，這表達了美國人民真誠而良好的願望，並不是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原文見《波士頓新聞》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中美印象網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轉載）這些話聽起來非常普通，但卻代表了美國人民的偉大和高尚！希望世界各國人民都能夠享受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充分保障，這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民的心願嗎？ 中共自己早年在延安時期不也是這樣的許諾嗎？

《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旨在借「他山之石」攻「中國問題」之玉。雕琢璞玉之疵，展現無瑕之玉。這塊玉，是中國人民走憲政民主中國之路帶來的福祉，是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追求的真正「中國夢」。中國古人說「功不唐捐，玉汝於成。行而不綴，未來可期」，我堅定相信一個民主憲政自由法治的中國必將到來。

借此機會特別向黎安友教授表達我們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的感謝！感謝他從博登書屋創辦以來作為我們的學術顧問，給予極大支持和無私的幫助，從他那裡我感受到他對中國土地不倦的熱愛和關注，以及他真誠希望中國人民和平幸福、中國社會走向進步文明的一顆拳拳赤子之心。

博登書屋由美國獨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於二○二○年初在紐約成立，是一家綜合性出版社。出版物包括中英文《當代中國評論》季刊；獨立思想庫研究報告；當代華語世界思想者叢書，當代華語世界人文歷史叢書，當代華語世界時政評論叢書，當代華語世界口述歷史叢書，以及當代華語世界思想者文庫、自由主義論叢、西方世界著名學者中國研究叢書。博登書屋還經營中英文圖書互譯，出版博登翻譯叢書。同時發行紙本和電子書刊，透過亞馬遜圖書發行平台銷售紙本書，使用Google Play圖書發行平台銷售電子書。銷售範圍遍及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

博登出版社秉持言論自由的立場，在美國紐約出版全球華人知識分子的文章和圖書；讓海內外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進入全球漢語和英語思想市場，以推動海內外思想交流，傳播平等、自由、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博登書屋誠摯邀請全球漢語寫作者共襄盛舉；以手指和鍵盤和我們共同開闢耕耘這塊言論自由的樂土，共同推動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

我們也很高興能與有理文化合作，讓黎安友這本《中國威權之謎：從天安門到習近平的政治邏輯》繁體版，在台灣出版，讓更多華文讀者得以直接閱讀這位當代中國研究重要學者的思考與論證。願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在紛亂對立的世界之中，保持思辨的能力，是這個時代最珍貴的價值之一。

二○二六年元月二日　紐約

一九六○年，我作為一名大學生開始學習中國歷史和語言。當時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經濟和學術關係，很少有大學生對中國感興趣。中國是如此遙遠、如此異國情調、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研究當代中國就像研究古希臘或羅馬般。在這兩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任何人際接觸。中國的奧祕可能會如同古代奧祕般激發人們的求知欲，但當時的中國在我們的腦海中同樣是抽象的。

一九七三年，當我得以在中國停留三個星期時，中國對我來說開始變得真實──但僅是部分的真實。那是在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之前，所以沒有旅遊或學術交流。作為受邀特別代表團的成員，只有少數美國人可以訪問中國。那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紐約州教育工作者研究小組﹂的成員。我們一行十餘人在精心安排的旅行中參觀了廣州、北京、上海和杭州，官方導遊全天嚴格監督，因此我們無法漫步到計畫外的地區，亦不得與未被指定的人交談。

在這次旅行中，中國對我來說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雖然與我來自的國家地方非常不同，但那裡的人似乎看上去並不完全真實。公社和廠黨委書記向我們介紹了農民和工人如何透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促進生產；大學教授告訴我們，他們下鄉養豬並向農民學習是多麼高興，這次經歷如何提高了他們的學業水準。

經過一天的「簡單介紹」後，我們代表團成員聚在酒店喝啤酒，爭論所聽到的內容是否是中國人的真實想法。由於向我們介紹情況的人看起來很真誠，許多人因此得出結論：中國人真的相信這些觀點，這表明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多麼不同。

我和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學生一樣，認為只有在無人監督的環境中與中國人見面之後，才真正體驗到他們與我們一樣是真實的人──多樣化、複雜、個性化、善於質疑、遭遇經驗、成長和變化。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我開始遇到來美國大學學習和交流的學生和訪問學者，以及在民主牆（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和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之後湧入美國的異見人士。透過他們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個人經歷、不同的思想，我開始體會到中國社會豐富而多樣的真實感，以及中國文化的複雜性、中國政治發展的多重可能性。

中國如此之大──無論是人口、領土、悠久歷史還是文化深度─沒有一個西方人，甚至可能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自稱為「中國專家」。不過，這個問題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任何研究中國的人都不能停止學習。在我努力了解中國的六十一年（至今）中，理解中國的重要性也變得愈加迫切。中國和西方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中國愈來愈強大，誤解中國的風險也日益加大。

本書翻譯的文章是我近年來為更好地了解中國所做的努力的結果，我想告訴西方讀者，如果要成功地管理與中國的關係，我們需要知道什麼。許多美國人只根據自己的世界觀看待中國，但這樣我們就無法理解是什麼真正驅動了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我試圖用「中國眼」的視角，即由內而外來看中國。

其中一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中國政治動態的理解。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否穩定，西方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公眾是否支持該政權？ 政權是否因派系鬥爭而分裂？ 習近平是否已經集權到足以引發其他政治領導人抵制的程度？ 西方讀者了解這些主題很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應對中國政權。我在被翻譯的幾篇文章中對這場爭論的貢獻，是論證中共政權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即使部分中國公民和西方人，因其專制做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對其抱持反感。

其他文章則試圖向美國讀者解釋推動對華外交政策的原因。許多西方人將中國視為一個敵視西方價值觀、企圖欺壓鄰國並控制國際體系的大國。我的觀點是，中國決策者認為中國是脆弱和不安全的，並正在努力改善中國的安全。隨著中獲得更多經濟資源，決策者得以加大軍事和外交投入。我認為中國不想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或破壞西方的民主；相反，中國受益於聯合國及其許多相關政府間組織，以及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同時，我也不會淡化中國追求自身安全利益對美國一些關鍵利益所構成的挑戰，例如美國政策所說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這在實際上意味著台灣與大陸長期的分離。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很重要。但我擔心，如果美國人誇大「中國威脅」超出其真實範圍，將可能推動美中關係從「戰略競爭」走向暴力對抗，最後將傷害兩國和世界其他地區。

第三部分文章涉及美國的對華政策，試圖分析該政策的實際內容和原因，並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尤其是關於人權問題的建議。我對西方認為中國政府制度優於民主制度的某種觀點提出了一些批評。

將這些文章放在講中文的讀者面前，對我來說是一個接觸新觀眾的絕好機會。中西方之間的對話從來都不夠，如今的對話比後毛澤東時期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受限。紐約博登書屋為翻譯和出版這些文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這只是博登書屋計畫出版的幾卷西方譯本之一，我必須對這種努力表示感謝和欽佩。無論我的觀點是對還是錯─或者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我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成為持續對話的一個步驟，有助於增進雙方的理解。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二○二一年十一月　紐約

主編前言
作者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民主與威權
・中國民主制實踐失敗的教訓
・獨裁者的兩難處境
・文化、共謀和身分—為什麼二○二○年後公眾對共產黨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威權主義合法性之困惑
・重新審視威權主義的復原力──與傅士卓商榷

第二章　中國與世界
・新冷戰的核心
・未來中國展望
・中國的世界秩序
・中國的崛起和國際制度—中國是否尋求推翻全球秩序？
・「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修辭與現實
・中國的影響和反擊—香港和台灣之外的暫定結論

第三章　中國模式
・中國：高層的鬥爭
・中國模式與西方制度自信的危機
・中國中產階級之難題
・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誕辰的焦慮

第四章　中美關係
・中國如何看待美國：北京恐懼的總和
・正確的人權價值觀規範：一致性、耐心、多邊主義和樹立良好榜樣
・新天安門文件—改變中國的祕密會議之內幕
・習近平是誰？

附文
・開拓中國研究的新路—黎安友關於中國問題的解决方案

未來中國展望

二○二三年，習近平將結束他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第二個任期。自從鄧小平在三十五年前修訂中國憲法以來，連續兩屆任期是國家主席可以合法任職的最長期限。但如今的習近平並沒有退休的打算。（編按：本文寫於二○一八年）

二○一八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缺乏實際立法權的橡皮圖章機構──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為習近平無限期擔任這一職務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這一步棋引發了中國自由派的絕望，也令境外評論家震驚。《華盛頓郵報》連續兩天發表兩篇文章，猜測習近平正為自己設定成為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的第一位﹁終身領導人﹂。習近平的出現，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報復。鄧小平做了毛澤東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結束永久革命；而習近平正在做鄧小平最擔心繼任者會做的事──恢復一人終身統治。

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實際上是習近平集權過程中影響較小的一步。國家主席一直是一個禮儀性職位，在排名上位於總理︵目前由李克強擔任︶之前，但在權力上低於總理。一九八二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條和第八十一條規定，國家主席「頒布法規，任免總理，……授予國家勳章和榮譽稱號，……接待外國外交代表……批准或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一直擔任黨的最高職位至去世。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後，他僅短暫出任主席職務，隨即將此職位交給影響力較小的劉少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整肅了劉少奇，讓主席職位失效，並最終在一九七五年《憲法》中取消這職位。

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在中國的第四部憲法中重新引入了任期限制。為了防止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權力鬥爭再次發生，他規定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均不得超過兩屆任期。

鄧小平意識到，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需要一位能夠與其他國家元首進行對話的國家元首。而這仍然是今日此職位最重要的功能。即便如此，領導層中的次要人物還是履行了這一職能，直到天安門事件後，黨魁江澤民恢復了毛澤東早期的做法，將黨、軍、國家的最高職務統一於一人之手。江澤民的繼任者胡錦濤與現任的習近平都遵循了這一模式，同時兼任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

因此，廢除任期限制在象徵意義上比在實際意義上更為重要。這是習近平首次明確否定鄧小平制定的繼任制度。在官僚機構的各個層級，鄧小平都設定了年齡限制，超過該年齡的官員即被視為超齡而不得再獲提拔，藉此確保那些被認為最有前途的人能在職業階梯上迅速發展，並為國家提供相對年輕的領導人。他還規定黨和國家官員的固定退休年齡，並以身作則，拒絕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儘管他曾擔任過八年的軍委主席。然而，年輕的領導人仍然堅持讓他在重大問題上作出最終裁決，這導致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危機中批准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進行軍事鎮壓。基於年齡的退休制度演變為對黨內最高職位默許的兩屆任期限制，這些職位每五年在秋季的黨代會上交替一次。根據這一非正式規定，高級領導人在六十七歲之後便無資格連任政治局委員，而由於總書記兼任軍委主席，這實際上也為該職位設定了年齡和任期限制。

直到目前為止，習近平的升遷都是按照劇本進行。二○○七至二○○八年，五十四歲的他被任命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並在二○一○年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這些職務的組合意味著他是胡錦濤的繼承人。二○一二年秋季和次年春季，習近平在五十九歲時成為最高領導人；至六十四歲時，他延續了所擔任的三個職務的第二個任期。

與此同時，習近平持續穩步鞏固對黨和國家的控制，且如今變得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要強大。他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被塑造成神，而是被描繪成一個明智而果斷的管理者。他的言論雖尚未被稱為「魔法武器」，卻已成為必須遵守的指令。

但是，毛澤東不斷發動權力鬥爭，而習近平則從其最強大的對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掌權前夕的倒台中獲益；在隨後的兩年裡，他利用反腐運動清除了薄熙來的人脈。習近平削弱了總理李克強的獨立權威；將其他派系的技術專家納入自己的領導集團；瓦解地方勢力網；並將家庭成員的腐敗紀錄作為籌碼，用以制衡可能在幕後制約他的退休高層領導人。據報導，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有超過一百萬名黨員因腐敗而受到紀律處分，其中包括七十多名副部長及以上級別的官員。

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反腐委員會拘留了一位原本有望進入政治局的新星孫政才，他的真正罪行是對習近平的領導缺乏足夠忠誠。目前，尚無人公開對習近平的路線表示明顯異議，也沒有人獲得足以挑戰他的官方地位。毛東對政策問題的關注是偶發性的，他從決策的一線退出，並在認為其他領導人的方向不對時進行破壞性干預；而習近平有一種不懈的工作熱情，並已經接管了每個重要政策領域的日常指導。

在對中國歷史的敘述中，習近平巧妙地抹平了災難性的大躍進、悲慘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自由化的曲折，以及其後建立快速增長的「準市場、準國家」經濟的之字形路線。鄧小平允許人們謹慎地承認毛澤東的罪行，其公式是錯誤「只占三○％，成就占七○％」。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即使是對「前三十年」的這種溫和批評，也已從媒體和教科書中消失。中國七十年的歷史被描述成一個艱鉅但最終勝利的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稱讚毛澤東「創造了今天中國實現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本政治條件和制度基礎」，稱讚鄧小平「發動了改革開放的新偉大革命」。他對江澤民和胡錦濤統治國家的二十多年保持沉默─這段時期被不公正地視為停滯不前。習近平宣布「新時代」的到來，目標是在二○二一年中共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小康社會」，在二○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這構成了一個「三位現代化締造者」的故事。

習近平「復興中國「的「夢想」與他的前任不同，他熱衷於秩序。他的價值觀既與熱愛混亂的毛澤東不同，也與喜歡試驗的鄧小平不同。習近平解開了毛澤東思想中混亂和順應之間的矛盾，並選擇了順應；他拒絕了鄧小平對「人性是不可改變的自私」這一事實的接受，卻接受鄧小平「繁榮將創造穩定」的信念。

當習近平呼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時，他想像的是一個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公民在一個仁慈國家的哺育和保護下，自動遵守儒家的「三綱」（忠於父親、統治者和丈夫）以及「五常」（仁、義、禮、智、信）。這是一個有機的社會，在其中沒有人有任何不滿意的理由。為了建立這樣的社會，習近平國安部門的下屬動員了「朝陽群眾」監視員，安裝監控攝影機，並建立「社會信用體」，根據廣泛的個人資料對人們的社會適應性進行評級。

大約在二○一六年開始出現傳言（有可能是刻意放出的傳言），稱習近平打算在兩屆任期結束後繼續擔任總書記。在二○一七年十月的黨代會上，他展開第二個任期，並在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安排十四名最親密的追隨者。沒有任何人在地位和年齡上足以擔當他的指定繼任者。習近平當時廢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而不是等到接近第二任期結束的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廢除，這是在強化他自掌權之日起就一直向官僚機構發出的訊息。正如他在黨代會上所言：「遵循領導核心，保持一致，維護中央委員會及其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黨和國家系統上上下下的官員都很清楚，習近平將至少再活十年；對於國家主席這個職位，他也不會考慮如普（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利用梅德韋傑夫作為替補的方式來迴避總統任期限制的策略。

二○一七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共黨章中的指導性正統思想清單上新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翌年三月，他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同樣的表述寫入《憲法》。此時，他在政治局中的忠臣已經在國家系統中擔任要職。劉鶴是習近平中學時的朋友，負責金融部門；而追隨習近平已三十年的栗戰書，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曾在其第一任期領導反腐運動，儘管年齡已超過任職上限，仍當選為副主席，他幫助習近平解決重大外交政策問題，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批准了對龐大政府官僚機構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旨在使習近平的政策得到更有效的執行。大會設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其工作人員幾乎全部來自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並由忠於習近平的楊曉渡管理─他曾是王岐山手下的黨委副書記。該委員會將繼續調查、審訊和未經正當程序拘留的嫌疑人，如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那樣。但現在它的目標不僅是黨員，還擴展至非黨員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公務員、大學和醫院職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機構上下進行了改組和整合，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正在被簡化。

習近平對新時代的願景與他目前所統治的中國社會相去甚遠。歷經四十年的爆炸性經濟增長，中國人處於努力奮鬥、不滿和焦慮的心態，並因精神危機而導致宗教活動增加；同時，政府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不過，政府在廣大民眾中仍廣受歡迎，許多人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習近平在前任努力的基礎上，擴大社會福利制度、改善醫療保健、提高農村人口的收入，並使一些農村居民能夠獲得城市居住證。在二○一八年三月的代表大會上，他推動設立退伍軍人事務部，以更好地解決退伍和復員軍人的生活問題。當習近平說「黨的領導是確保人民管理國家的根本保證」時，他所想到的是透過黨更有效地提供服務。

習近平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在上一次黨代會的講話中，他指示同僚集中精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新的原則性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習近平不得不重塑三種權力工具：黨、軍隊和國家。黨內的反腐運動是這一努力中最為公開的部分。習近平還恢復了「黨內」的傳統儀式，如集體學習黨的檔案、定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

黨內晉升愈發依賴「政治表現」，即「遵循領導核心，與黨中央領導保持一致」。新任宣傳部長黃坤明是習近平的忠實支持者，他試圖加強習近平的形象及其勸誡性思想的宣傳。

習近平對軍隊進行了重組。傳統上，軍隊是一支以地方劃分的部隊，分踞在七個「軍區」，沒有能力進行聯合行動。軍官在購買武器和物資時，普遍存在買官晉升和收受回扣的現象。據報導，軍隊中的反腐運動已查處一萬三千名軍官，其中包括一百名將軍，使習近平得以用更年輕、更合適、更忠誠的高級軍官重新配置最高領導層。

二○一四年，他發起一項全面的重組計畫，包括將四個原本獨立行動的司令部變成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部門；將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陸軍指揮權降至與海軍和空軍相同的水準；增一個指揮部；將七個軍區重組為五個戰區指揮部，並遣散三十萬士兵。在胡錦濤時期，對軍隊的操作權不是由作為軍委主席的胡錦濤本人掌握，而是由身穿軍服的副主席掌握。習近平改變了這一點。根據他的「主席負責制」，他擁有真正的總司令權力。據中國媒體報導，軍隊如今「完成習主席確定的所有重要任務，做好習主席要他們負責的所有工作。在所有行動中服從習主席的命令。」

在國家層面，習近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經濟改革。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和美國經濟研究機構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發現，在過去五年裡，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宣布的十項改革僅取得兩項實質性進展。但這些落後的目標現在將得到更有力的推進，主要透過一項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政策來實現。與美國的供應方經濟學不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減少建築材料、房地產、銀行信貸和其他領域的過剩供應，因為這些過剩會提高風險，降低生產力並造成浪費。

改革的目標涵蓋鋼鐵、鋁業、高風險資產管理產品供給、不受監管的同業拆借業務，以及使用債券籌資的地方政府等。到目前為止，這些團體已找到減緩改革的方法。但正如習近平的一位忠臣在二○一八年三月《人民日報》上所寫的，精簡國家機器和派遣監督委員會小組檢查合規情況，將「打擊各種抵制、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的努力」。

習近平既重申了早先提出的「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口號，也表明國家將繼續引導市場，支持「冠軍」國有企業，並投資於所謂的新經濟領域──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這些都是中國在二○一五年雄心勃勃宣布的「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的重點。同時，他正在對名義上的私營企業施加壓力，這些企業的繁榮與官方的支援息息相關，被要求減少海外投資，轉而投入有針對性的扶貧專案及國內尖端技術。

總的來說，習近平正在使他從毛澤東和鄧小平那裡繼承的制度體系更具回應性和效率。但他扭轉了毛澤東之後一段時間透過法治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嘗試。正如明克勝在其著作《時代的終結：中國的威權復興如何破壞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 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所言：「法律與中國的未來愈來愈不相關。」相反，習近平正在創造一種二十一世紀的﹁組織武器﹂，即社會學家菲利普・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七十年前所描述的「透過有紀律和可部署的政治代理人」發揮作用。這些代理人既不是向下對其選民負責，也不是橫向對法律機構負責，而是向上對其上級負責。這個系統將問題推到最高層，直到抵達願意承擔責任的人。習近平的出現是為了承擔這一重任，而他的個性也契合此角色。這就是為什麼黨內許多人歡迎扭轉鄧小平制度的原因，他們認為鄧小平制度導致了停滯。

但是，人權律師、女權活動家、學者、記者，以及黨和國家官員都發現，他們的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在推行強硬路線的黨委書記陳全國領導下，西藏和新疆的監視制度得到了加強，而陳全國在二○一七年十月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

即使是那些隨著經濟增長而支持政權的廣大民眾，也不再有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熱情。這種熱情已被消費主義、海外旅行和社群網路所埋沒。中國人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但對習近平的崇拜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信仰。只要習近平持續取得偉大的成就，人民就會心存感激；但若他磕磕絆絆，人民則可能會反目。同時，對知識分子、活動家和少數民族而言，他的中國夢愈來愈像二十一世紀的高科技、不那麼血腥的毛澤東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