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一位政治異議者在NBA與世界的人權抗爭

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
沒有了自由，你什麼都沒有！
為了自由，你又願意犧牲多少？！

恩尼斯•坎特•自由（Enes Kanter Freedom）的人生，是一場從籃球夢想走向全球人權抗爭的驚心動魄旅程。本書以第一人稱娓娓道來這位前NBA球員如何從土耳其東部小城凡城走出，成為職業籃球明星，卻因堅持真理而付出慘痛代價——被祖國取消國籍、家人遭受監禁與酷刑、頭頂五十萬美元懸賞、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甚至在NBA因穿「自由西藏」「自由維吾爾」客製球鞋而遭冷凍、封殺，最終被迫離開聯盟。
坎特出生於一個重視教育與信仰的家庭，早年受法圖拉•居倫（Fethullah Gülen）溫和伊斯蘭思想影響，立下「不因先入之見而仇恨他人」的童年承諾。九歲時目睹朋友焚燒美國國旗的場景，讓他開始反思仇恨的根源。憑藉過人身高與努力，他從土耳其青年國家隊一路打進歐洲頂級聯賽，後來遠赴美國，歷經高中資格風波、Nike合約糾紛，仍靠堅韌意志進入肯塔基大學，並於2011年NBA選秀中被爵士隊摘下。
在NBA的十一年生涯，他曾效力爵士、雷霆、拓荒者、尼克與塞爾蒂克等隊，場上以積極籃板與低位腳步聞名；場下卻逐漸覺醒為人權鬥士。他公開譴責土耳其總統艾爾段的獨裁統治，揭露家人遭迫害的真相，也因此在印尼、羅馬尼亞等地險遭綁架與引渡。2019年起，他更將矛頭指向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西藏、香港等議題發聲，穿著印有抗議圖案的球鞋上場，引發國際關注，卻也讓自己成為NBA與中國商業利益的「麻煩人物」。從被球員工會施壓、媒體封殺，到最終在2022年被塞爾蒂克交易後遭火箭釋出，他的職業生涯因堅持原則而提前畫下句點。
本書不僅是運動自傳，更是對自由價值的深刻省思。坎特描述了從仇恨教育中掙脫、擁抱美國多元文化的過程，讚頌美國作為自由燈塔的意義，同時批判西方社會在面對獨裁金錢時的虛偽。他失去家人、朋友、事業，卻收穫更大的使命感——創立基金會、舉辦跨宗教和平籃球營、推動不同信仰兒童的對話與理解。
這是一本關於勇氣、犧牲與希望的故事。坎特以親身經歷證明：自由從非天賦，而需不斷爭取。即使面對死亡威脅、國際通緝與職業生涯的終結，他仍選擇挺身而出，為沉默者發聲。閱讀此書，你將被一位運動員轉型為全球人權倡議者的堅韌所震撼，也會重新思考：在舒適圈外，我們願意為自由付出多少？

作者簡介
恩尼斯‧坎特‧自由Enes Kanter Freedom
原名Enes Kanter，1992年5月20日出生於瑞士蘇黎世，父母為庫德族人，後隨家人移居土耳其。他是土耳其裔美國籃球運動員、人權活動家、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以及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青少年時期，他前往美國發展籃球事業，就讀肯塔基大學（未上場），2011年NBA選秀以第三順位被猶他爵士隊選中，展開11個賽季的NBA生涯，曾效力爵士、雷霆、尼克斯、拓荒者及塞爾蒂克等隊，主要擔任中鋒位置，以籃板和得分能力著稱。
2010年代後期起，Kanter開始公開批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威權統治，譴責人權侵犯，導致土耳其政府吊銷其護照、將他列入國際刑警通緝名單、監禁其父親，並懸賞50萬美元。他的家人也遭受迫害。2021年，他正式成為美國公民，並將姓氏改為「Freedom」（自由），象徵其信念。
轉向人權倡議後，他特別關注中國政府對維吾爾族的迫害、強迫勞動及西藏、香港等議題，常穿著自製「自由鞋」傳遞訊息，也批評俄羅斯、伊朗、北韓等國的壓迫。他因此失去NBA續約機會，卻成為全球壓迫者的發聲者，獲得雷根自由獎、蘭托斯人權獎等多項榮譽。
如今，Enes Kanter Freedom積極寫書（《以自由之名》）、演講，並計劃未來參選美國國會議員，持續為自由與人權奮鬥。他的故事展現了運動員如何以平台捍衛普世價值，即使付出職業與家庭代價，仍無怨無悔。

譯者簡介
李祖明
曾在Hoop Taiwan美國職籃雜誌編輯部任職，近年擔任外稿作者，從翻譯《生來張狂：科比．布萊恩傳》展開譯者生涯後，翻譯《你的人生，為何而戰》、《明日何在》、《生來張狂》、《無所設防》、《出神入化》、合著《NBA惡漢列傳》等書。希望能更深入、廣泛地了解並分享籃球這項運動背後的故事。

第一章 承諾

砰！砰！砰！

在印尼雅加達的午夜時分，一陣超過敲門程度、狂亂且沉悶的聲響，落在了我的房門上。

我從因疲憊而陷入的沉睡中驚醒，瞄了下時鐘，凌晨兩點三十分。到底是有什麼事？

我跌跌撞撞地翻下床，走向門口，在貓眼中看到了我的經紀人梅爾（Mel，為了保護個人資訊而使用化名）。他看起來神情緊繃、衣衫不整，一副也是剛剛被驚醒的樣子。

我才剛把門打開一點，梅爾就對著我低聲說道：「馬上來我的房間，我們得談談。」他壓低音量，以免在我門口附近的保全聽到他的聲音。

我幾乎把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交給梅爾打理。我們認識了好幾年，他在我上大學時當我的翻譯，如今則是我在經營慈善事業的夥伴。如果他說代誌大條了，那我絕對相信現在事態嚴重。

不久之後，我們來到他的房間。他直勾勾地盯著我的雙眼，輕聲說道：「我們必須馬上閃人。」

「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馬上閃人？」

「在今天稍早舉辦籃球營的學校，有朋友打電話跟我說，有批人在今晚從那裡出發，要來找你『談談』。我們不知道這些人的確切身分，但現在的情況可能會變得非常危險。」

第一種可能，這些來訪者是想擄人勒贖的綁匪，這種事的確時有所聞，會發生在拜訪某些太平洋國家的知名人士上。第二種可能，則更令人坐立難安：印尼政府的特工可能正在找我。如果真是如此，這只代表一件事，就是土耳其政府對印尼施壓，要拘留並引渡我。

我不喜歡在惡霸面前落荒而逃。我一度把梅爾的警告當成他想太多所以疑神疑鬼，還建議我們各自回房睡覺。但梅爾對我千拜託、萬拜託：「我們得逃跑，事情可能會很嚴重！」這是個根本稱不上是選擇的選擇，不逃的話，就會落入土耳其獨裁者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手中，這傢伙就是讓我的人生多年來過得有如身處地獄般的人。我幾乎可以確定，他就是幕後黑手。

「我們走吧。」

我們瘋狂地搜尋能最早離開的航班，並找到一班早上五點半飛往新加坡的飛機。這可能是我們唯一能逃離的機會。

凌晨三點半，我們訂了兩張票。但在我們準備行動時，發現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要在逃脫時偷偷甩開我們的隨行護衛。我當時正接受印尼政府、當地警方與私人保全團隊的保護。我就像帶著一批軍隊在旅行，半夜還有全副武裝的警衛在我的房間門口站崗。幸好，梅爾打了一通電話聲東擊西，虛晃一招，把門口的警衛引到大廳。此刻，我們不能相信任何人，甚至不能相信這些原本是聘來保護我的人。

在他趕回來前的片刻，我開始盡速把些許行囊塞進包包。而我心中充滿的失望並不亞於慌張，畢竟我並不希望這段印尼時光是以這種方式結束。我在四十天橫跨十七個國家，為世界各地的孩子們舉辦免費的籃球訓練營，這裡是其中一站。在NBA打了六年之後，我在場外萌生出將這項我熱愛的運動分享給大家的熱忱，希望藉此將我們共同的人倫價值教給這些背景不同的孩子。如今，我在此處進行的這項工作得暫時告一段落。

我走出房間，為了保險起見，還在門上掛了請勿打擾的牌子。梅爾和我衝進樓梯間，並在逃生梯朝著飯店後門的出口全速前進。大多的財物、這趟巡迴之旅隨行的友人、以及跟著我們大批保安團隊的車隊，包含這些事物在內的一切幾乎都被我們拋諸腦後。我們原本安排要在隔天與印尼記者與政治人物進行的採訪與會面也要全數取消。接下來等著我們的，不是被關進監獄、讓某些被艾爾段洗腦的印尼政府官員賣土耳其一個人情，就是搭上下一班飛機離開這個國家。

那天是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隔天就是我的二十五歲生日。我萬萬沒想到會有這種展開，並用這種方式為自己慶生。

凌晨三點半左右，我們走出逃生梯後，幸運地在幾分鐘內就攔到了計程車。我們請司機全力踩油門、狂飆到機場。途中，梅爾拍了一段影片，我們打算在萬一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就傳給我們在美國的朋友和律師。擠在後座的梅爾在影片中說明：「當地有人跟我們通風報信……土耳其政府要求他們協助、幫忙聯絡恩尼斯，並要跟他聊聊。我們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必須保障他的安全。」如果我們最後被抓，至少我們有試圖逃脫過，而且還留下了事發經過的證據。

我從來沒有體會過，一趟這麼短的車程，卻讓人覺得漫長得有如永無止境。謝天謝地，我們抵達機場，匆匆忙忙地通過安檢，全程屏氣凝神。我有六呎十一吋的身高，在人群中很容易遭到鎖定。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一個穿著制服的人，輕拍我的肩膀，說出那句我最不想聽到的話：「請跟我來。」

幸運的是，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或許我穿的連帽衫和墨鏡有幫上一點忙。在我設法通過全身掃描，並在板著臉的安檢人員眼前表現出自然的態度後，我們搭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飛機。在飛機的輪子飛離地面的時候，我們才終於能鬆一口氣。

兩小時後，我們在新加坡降落。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幫我們安排印尼行的朋友，想知道到底是誰要找我們「談談」。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到他說了什麼：「來找你們的人是軍方與情報單位，他們是來抓你的。如果你在這個國家再逗留五、六個小時，你就會被送上飛往土耳其的飛機。」

我們幸運地逃出生天，但還沒有脫離險境。我們不知道接下來該去哪裡。最後，我們決定去歐洲。由於歐盟有著強力的人權法，所以我們相信那裡很安全。反正我們本來就有排要去羅馬尼亞的行程，參加一個有六千人規模的大型國際文化節慶活動，就去羅馬尼亞吧。

我們抵達首都布加勒斯特，和等待入境的人們一起排隊。這本來就通常會是一條大排長龍的行列，這一次更是令人感覺長得沒有盡頭，尤其是還有幾個同行旅客盯著我巨大的身軀時，更是讓人覺得寸陰若歲。輪到我走向櫃檯，我把護照交給檢查相關文件的官員，她檢查了至少十分鐘，眼神不斷在電腦螢幕和頁面之間來回跳動。原本在我後面的人們，被引導到排向其他櫃台的區域。我收到了這個訊號，這代表可能有得等了。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越來越緊張。

我開口詢問檢查著我那本護照的女子：「有什麼問題嗎？」

她叫我等一下，然後走進後面的房間，接著帶了警察回來。

「你的護照已經被註銷，你不能入境。這裡有一份你的拘捕令。」

不用懷疑，是土耳其找上門了。

隨後，兩名穿著黑色長褲與白襯衫的羅馬尼亞警官把我帶去拘留區。所幸，儘管梅爾沒有被拘留，他還是留在我的身邊，盡可能地保護我。在我們想像最後會落得什麼下場的同時，絕望的思緒也一步步將我們推向崩潰邊緣。

就在這時，曙光乍現。

在其中一位看守我的警官去上廁所時，另一位警官朝我跑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匆忙說道：「我超愛看NBA，也一直有在關注你參與的社會運動，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我說：「你想要我的簽名？」

「別管簽名了！你剩兩小時的時間可以離開這個國家。如果到時候你還在這裡，他們就會把你送回土耳其。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政府已經開始討論引渡你的條件了。」

很快就要被遣返到一個想置我於死地的國家所帶來的焦慮淹沒了我，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但我知道一件事，我在美國有朋友，而且美國人永遠站在自由那一邊。我在美國待了超過六年後，獲得許多無比深刻的體悟，此事即為其中之一。這個國家是世界自由的先鋒，而我現在何其有幸，能將它稱之為家。我在社群網站上發布了一則短影片，記錄我遭到拘留的情形，並控訴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是幕後的元凶：「他是個大惡棍，也是個獨裁者。」幾分鐘後，史蒂文．亞當斯（Steven Adams）、羅素．威斯布魯克（Rusell Westbrook）等隊友們就傳送了「夥伴，怎麼了？」之類的訊息關心我，並開始在社群網站上推廣 #FreeEnes 的標籤。#FreeEnes 這個標籤的起源，是肯塔基大學的學生在我沒拿到NCAA的出賽資格時發起的搞笑抗議口號。現在，它有了比這嚴重許多的意義，也讓全世界開始關心這件事。

每當有熱愛自由的人陷入危機，都會指望這個國家作為他們的救星：美利堅合眾國。當時在NBA展開職業生涯的我，正效力於奧克拉荷馬市雷霆，也和奧克拉荷馬州的參議員詹姆士．蘭克福德（James Lankford）交了朋友。我撥出的第一通電話，就是打給他。「我覺得土耳其想把我抓走。」在我向他說明我的困境時，這句話從我嘴裡脫口而出。他沒有半點遲疑，馬上回答：「我罩你，我現在就找人關切一下。」

我事後得知，蘭克福德參議員打給了羅馬尼亞政府。過了四十五分鐘，一名穿西裝的男子來到現場，和羅馬尼亞警衛們聊了幾句。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這名男子是何方神聖。

然後他走到我面前，在幾乎和我臉貼著臉的距離對我說：「把你帶的東西留在這裡。」

我困惑地看著他，而他把一張紙遞到我的手裡。

「這是你的機票，去搭下一班飛機，千萬別回頭。」

我愣在那裡，而且我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來頭！

「快走啊！」

「那我的行李怎麼辦？」

這位神秘的朋友簡直不敢相信他聽到了什麼。「你現在還有空擔心行李？去搭飛機！」

我看著這張機票，是要先飛往倫敦，然後再到紐約，都是感覺能讓我平安通過的地方。不知用了什麼方法，原本在旅途中沒有受到刁難但選擇留下來幫忙的梅爾和我離開安檢區域，途中不和任何人有眼神上的接觸。我們順利搭上飛機，但與在雅加達停機坪時相仿，等待起飛的我們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深怕有壞消息傳來。還好，沒事，飛機起飛後，過了近四個小時，我們在倫敦的希斯洛機場降落了。

但苦難還沒結束。

我們著陸後，機長就透過廣播宣布：「所有人坐在位子上，不准站起來。」

很快，兩名手持自動連射槍械的警察衝上飛機，他們胸有成竹地沿著兩側走道前進，顯然已經鎖定了目標。

我的心臟開始狂跳，已經接受了他們是要帶我下飛機的可能性。梅爾轉身對我說：「如果他們是來找你的，那就玩完了。他們會把你遣返到土耳其。」

我只能搖搖頭。「好吧，事到如今，我還能怎麼辦？」

走過通道的保安部隊，在我的座位旁停下腳步。我心想：結束了。

但結果出乎意料，保安部隊要找的是坐在我正後方的人，後來證實，這個人的確是恐怖分子。我想，只要沒被一個確定是恐怖分子的人毀掉你的跨洲行程，都稱得上是美好的一天。但現在我有個新麻煩：由於從羅馬尼亞起飛的這班飛機碰上這件事，我們要轉往紐約的飛機已經起飛，把無法前往紐約的梅爾和我留在此處。

一名航空公司的代表很親切地為我們處理問題，給我們一張飯店禮券，請我們隔天再來搭下一班飛機。但她不知道，由於我的護照已被註銷，所以如果離開機場航廈就沒辦法再進來了，而且我可能被列在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名單上。我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

我客氣地婉拒她提供的幫助：「我找個地方睡就好了。」

「什麼意思？你不要住飯店？」

「不用，我睡在機場就好。」她聽得都呆了。

梅爾和我開始在世界數一數二繁忙的希斯洛機場步履蹣跚地尋找能休息的地方。逃亡超過兩天且沒換衣服，我們不僅看起來相當噁心，更早已精疲力盡並吃膩了機場的食物。最後我們找到一家機場內的飯店。辦理入住手續後，梅爾和我交換房間，這樣如果有人想闖進掛在我名下的房間來抓我，就會抓錯人。

這兩天的逃亡之旅早已讓梅爾與我身心俱疲，於是倒頭就睡。度過一個平靜的夜晚後，我們在隔天早上準備登機前往紐約。有位戴著墨鏡和棒球帽的先生，早已在登機口等候抵達此處的我。他說英語，但我分不出他的發音是美國腔還是英國腔。沒記錯的話，他沒有拿出自己是政府或警方相關單位人士的任何證明，也沒有花時間講客套話，就直接叫我拿出綠卡。檢查一下、做了筆記、撥出幾通電話的他，最後吐出兩個字：「去吧。」在排隊登機的人群中，只有我一個人受到這名男子給予的「特殊待遇」，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人。在這段我人生最令人窒息的篇章中，這不過是又添了一件怪事罷了。

經過大概八個小時，飛機在紐約著陸。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在回到美國時這麼開心過。在這一連串的磨難中，多虧蘭克福德參議員、那位在羅馬尼亞穿著西裝的男子與出現在倫敦的國土安全部特務伸出援手，我才能夠回到安全的地方，而他們都是美國人。他們趕來救我一命，而在這個世界上，也的確找不出有誰比美國人更擅長救人了。那天，我發誓，在成為美國公民之前，不會再離開美國的國土。而在接下來的四年半裡，我的確沒有踏出這裡半步。

我成為一名人權鬥士、並為此做出犧牲的路途，並非始於我在NBA打球的時光。這一切的起點，是我在九歲對母親古爾蘇恩（Gulsum）立下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