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下層：古代禮俗與信仰論集(限量親簽版)

如果歷史是一條長河，我們通常只看見水面上波瀾壯闊的政經結構，卻忽略了沉澱在河床底部的真實生活。 

《歷史的下層》帶領讀者潛入古代社會的深處，探索那些隱微不顯卻無所不在的生活禮俗與信仰。你可曾想過，漢武帝征伐匈奴的決策，竟牽涉到雙方在巫術與心態上的交鋒？決定東漢初年天下大局的關鍵戰役，居然與「六甲窮日」的出行禁忌息息相關？ 

從車駕制度的階級象徵到門戶空間的社會表徵，從洗浴禮俗到邊境戍卒的日常飲食，本書以豐富的漢簡與考古圖像為證，揭開古人所思、所信、所行的神祕面紗。這不僅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論著，更是一把開啟古代社會真實樣貌的鑰匙。讓我們重新「眼光向下」，看見最具體、鮮活的歷史血肉。 

我們熟知的歷史，往往是由帝王將相、典章制度與逐鹿逐利的政治經濟所寫成。

然而，歷史的真實面貌僅止於此嗎？

當漢武帝深陷匈奴的「詛軍」之術而懊悔不已，當東漢政權因「六甲窮日」的禁忌而逆轉勝局，當官員因錯過「便時」而官場失意——我們才驚覺，在重大歷史事件背後，真正操縱局勢、悄然影響時代走向的，其實是那些生活中常見的禮俗、信仰。

本書跳脫傳統宏大敘事的舊窠，從車駕制度的階級秩序、門戶空間的人倫權力，到簡牘數術的出行禁忌；從身體沐浴與邊塞飲食的微觀生活，再到泰山信仰與地方祭祀的生死世界觀，細緻拆解日常表象底下的深層結構。

這是一部翻轉傳統的學術力作，讓我們重新看見隱藏在政權與制度底下的真實人群與其生活。這也是臺灣「中國社會史」研究轉向生活禮俗史的重要省思與實踐，為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鮮活的嶄新視角。

劉增貴

1952年出生於馬祖島，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人類學組主任及副所長，並曾為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現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社會史（以秦漢時代為主），集中於家族鄉里、性別婚姻、禮俗信仰、數術禁忌等問題。著有《漢代婚姻制度》，主編《敬天與親人》（與藍吉富合編）、《法制與禮俗》、《家族與社會》（與黃寬重合編）、《古代庶民社會》（與邢義田合編）諸書，並與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其他成員共同完成《居延漢簡補編》、《居延漢簡》等書。

序

本書以《歷史的下層》為題，主要是想與過去社會史研究著重「下層（階級）的歷史」相區別，發掘生活禮俗、信仰、心態等隱微不顯的歷史層面。這些研究涉及個人過去對中國社會史、生活禮俗史研究的一些思考與嘗試，詳見本書〈下層的歷史與歷史的下層——臺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省思〉一文，這裡稍作說明。

1970年我進大學就讀歷史系後，逐漸對中國社會史產生濃厚的興趣。1970年代到1980年代臺灣的中國社會史研究，雖延續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以來著重經濟史的傳統，但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企圖勾勒社會史發展的規律。當時流行「計量史學」，以量化統計方式處理史料，不但用於經濟史，也施之於政治、社會史。以統計方式處理社會階層的升降與社會流動是當時流行的方法，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理論也被用以解釋社會變遷。到了1980年代後期，社會史研究漸與經濟史脫鉤，轉向生活禮俗史。這一轉變，一方面由於臺灣史學界陸續引介西方史學如「年鑑學派」、「新文化史」，另一方面來自學者對社會史研究的反省。

1980年代後期，社會史學者都意識到社會科學在社會史研究上的限制。例如史料中缺乏完整的統計數據，社會科學的理論也未必與史料合轍。社會史研究過於強調「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等方面，被指為有骨架而缺乏血肉，具形體而沒有精神。在數據、結構、階層中，人的主體性不見了。在這些反省下，社會史研究逐漸朝生活禮俗、信仰、心態史等方向推進。研究取向的變化使社會史研究的角度大為不同。我的社會史研究也浮沉在這股風潮中，我稱禮俗、信仰、心態等面向為「歷史的下層」，並曾對此作了粗略的思考。

首先，此一研究取向改變了過去社會史一貫「眼光向下」的作法。清末以來，史家莫不對傳統史學偏重上層階級大加批評，無論是梁啟超「國民」的歷史，顧頡剛「全民眾的歷史」，都強調以下層階級的歷史補往史之不足。從「中國社會史論戰」以經濟發展階段論社會性質，到後來以社會科學理論討論社會階層與結構，也都是從「下層」或「基層」概念出發。而生活禮俗、信仰、心態史等所重則不限於一階層，更符合歷史的實況。例如東漢王充即指出當時相信擇日禁忌者之普遍：「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這類禮俗與信仰非階層所能限，使我們可以嘗試在大傳統／小傳統、雅文化／俗文化、上層文化／民間文化的兩兩相對中，找到跨越階層的通貫點。

其次，禮俗、信仰等呈現於日常生活中，可說是最真實、最具體的歷史，但因習焉不察，未受重視。如果說歷史是一條河，那麼流動於河上層的是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顯見事項，而禮俗、信仰等則沉澱在河的下層，隱微難見。兩者流速不同，也交互影響。「歷史的下層」所顯示的日常生活，包括了人們日常的所信、所思、所行，正是更全面的歷史。

第三，「歷史的下層」的發掘，呈現了歷史的不同面向與細節，為許多歷史事件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理解。例如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派李廣利伐匈奴失利事，武帝在後來的〈輪臺詔〉中並未談交兵經過，反而詳述了雙方在禮俗、信仰、心態的交鋒。先是匈奴縛一馬前後足，置於城下挑釁，此事成為武帝出兵的導火線。他遍詢大臣，多認為匈奴自縛其馬，自取不祥；或以為匈奴用示強來掩飾其不足。武帝根據古代出兵除了謀於大臣外，還要「參以蓍龜，不吉不行」的傳統，進行易占，得到「匈奴困敗」之兆；又經過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出兵為吉。再卦諸將及出兵路線，得李廣利最吉，從騄山出必克，因而命李廣利從騄山出兵。不料結果與卦兆相反，李廣利敗降匈奴。從漢軍後來得到的消息，才知道匈奴的「縛馬」，是一種「詛軍」之術。匈奴還使巫埋羊牛於漢軍出兵路上以詛軍，甚至連單于送武帝的馬裘，也經過巫的祝詛。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與漢所卜相反。從〈輪臺詔〉看來，武帝對自己的「不明」十分懊悔。此事顯示了漢、匈雙方都相信數術、巫術的作用，漢武帝的一再占卜，細至統帥人選與出兵地點；匈奴的多方詛軍，也小到可能接觸武帝的馬裘；都反映了歷史事件背後的禮俗、信仰與心態。

（完整內文請見本書）

序

第一章　漢隋之間的車駕制度

第二章　門戶與中國古代社會

第三章　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

第四章　中國古代的沐浴禮俗

第五章　居延漢簡所見漢代邊境飲食生活

第六章　禁忌——秦漢信仰的一個側面

第七章　法與俗——秦漢法律中的民俗事象與習慣法

第八章　天堂與地獄——漢代的泰山信仰

第九章　漢代畫像闕的象徵意義

第十章　漢碑祭祀史料零釋

第十一章　中國禮俗史研究的一些問題

第十二章　下層的歷史與歷史的下層——臺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省思

此處沐、浴一起進行，過程是這樣的：先用稷汁洗頭，用粱汁洗臉，洗完後用黃楊木梳梳頭，等髮乾再以象梳梳一遍。然後小飲幾杯，吃些小菜（籩豆），命樂工奏樂而歌。洗澡時用兩條巾擦身，上半身用細葛巾，下半身用粗葛巾。浴畢出浴盆，踩上蒯席，接著以溫水沖腳，然後踏上蒲席，穿上布衣來弄乾身體。再進點飲料酒漿。這個過程有幾點值得討論：

一、沐頭洗面之物，用穀物之汁。《禮記·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儘管材料有異，皆用穀物之汁，這點貴族與平民皆然。古代洗頭用「潘」，又稱「沐」或「潘沐」，是一種米汁，色白。一直到漢代，平民仍用以洗頭。文帝竇后弟自言幼與后相離時，后「丐沐沐我」，這「沐」就是「米潘」。洛陽五女冢二六七號新莽墓中，出土了裝各種用品並加標記的壺，其中一壺有朱書「沐」字，是裝「沐」之壺。以洗面言，後世如《齊民要術》所載，用的也還是「糠湯」。

至於浴用何物，本段引文沒有記載。《周禮正義·宮人》條陸德明釋曰：「沐用潘，浴用湯」。所謂「湯」，是指在浴湯中加香料，《周禮》中記載喪浴煮鬱金香草和鬯酒於湯浴尸，生時浴湯可能類似。《楚辭》有「浴蘭湯兮沐芳」句，晉葛洪《抱朴子》中有「沐浴五香」之言，雖然是不同的香料，但使用方式類似，自先秦迄漢晉無大改異。此外相傳漢末安世高所譯《佛說溫室洗浴眾僧經》中提到澡浴用七物：然火、淨水、澡豆、蘇膏、淳灰、楊枝、內衣，其中澡豆見於魏晉史料，但漢代是否已使用，由於此經翻譯時代不能確考，無法確定。

二、沐頭之後，如何乾髮，引文中未見記載。不過在《禮記·喪大記》中沐畢有「挋用巾，如他日」之語，可見生時沐畢也以巾擦乾頭髮。此外，或益以自然風曬，例如《莊子》有孔子見老子，老子新沐，將「被髮而乾」之事。一直到東晉，還有沐後曬髮之舉。古人多長髮，從沐到乾到櫛畢，需時甚久，這是頭不能常沐的原因之一。

三、沐浴期間何以飲食奏樂？鄭玄認為是為了「益氣」，孔疏：「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是藉此補沐浴所損失的元氣。這種沐浴會使「體虛」的觀念非常值得注意。這點在沐浴養生一節還會提到。

四、「浴用二巾」，有的學者誤解為：中國古代洗澡是穿著二巾洗的，上下各穿一件，並非裸體洗。這個說法顯然錯誤。其實二巾只是洗上下身用兩條不同的巾，細的洗上身，粗的洗下身，二者不相混雜，反映了中國古代身體的觀念。這種上身貴，下身賤的觀念流傳數千年，可謂根深蒂固。其實如果加上沐髮，整個沐浴過程中共用了三條巾，《儀禮·士喪禮》：「沐巾一，浴巾二」，雖說的是喪浴，平時應亦相同。因此頭、上身、下身、腳貴賤有序，分開處理，這種區劃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