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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祖先祭祀貫穿于傳統的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五禮之中，體現出周代對祖先祭祀的重視及祖先祭祀活動的頻繁。周代祖先祭祀包含有鮮明的現實目的，流露出周人趨吉避凶的心理傾向，並隨著朝代更替和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殷周朝代嬗變之際，西周祖先祭祀對殷商祭祀祖先禮儀的吸收與改造並存。春秋、戰國社會大變革階段，周代祖先祭祀又在祭祀禮制、禮儀、禮義等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國時期黃帝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受到人們的崇拜與祭祀。周代祖先祭祀在強化秩序、親睦家族、整合人倫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其崇尚德行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西周典章制度的精髓及執政理念。同時，周代祖先祭祀也影響了後世中國文明的形成路徑、天人合一思想及大一統思想。

中國古代的國家祭祀反映了一個時代對於天、地、鬼神的觀念，是信仰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以往對歷史上的國家祭祀問題，主要是圍繞着皇帝所進行的郊廟祭祀活動展開研究，本書則將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信仰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貫通起來，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國家祭祀與地方祠祀、民間社會的互動關係。尤其在秦漢至宋朝祭祀發展的脈絡中考察隋唐的情況，前瞻後顧，視野開闊，呈現了國家祭祀對於民間社會乃至普通民眾的意義，以及這種意義得以體現的途徑和方式。其研究所描述的歷史畫面，遠較我們看到的單獨詳細考述國家禮制和單獨研究佛、道與民間宗教的論著要豐富多彩，因而更加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 由此我們看到，適應時代變化，唐朝國家為建立一個以儒家理論為基礎，以皇權支配的人神關係新格局之不懈努力，國家祭祀怎樣在唐宋時期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開放性的整合意識形態的平台，一個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 雷聞，1972年生，陝西旬陽人。2002年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博士學位。2003—2021年，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唐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為2007—2008年度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隋唐史、中古宗教史、敦煌吐魯番學。著有《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官文書與唐代政務運行研究》《永念群生：隋唐禮俗與信仰論集》等，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七十余篇。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政權，其制度具有鮮明的蒙漢二元特徵。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後，其自有禮俗與傳承千年的中原禮制產生了劇烈碰撞，而這一點尤其在元朝的國家祭祀制度中得以呈現。因此，研究元代國家祭祀的繼承與變通，對於探索元朝蒙漢二元制度之衝突與調和具有重要意義。本書突破以往研究對於元代國家祭祀體系的認知，以蒙漢二元文化為中心，兼顧多元文化，注重多語言文獻的發掘利用和文本批判，綜合考量元代國家祭祀與宗教、政治、社會的互動關係，立體展現了元代國家祭祀的形成與發展。

祭祀在商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歲祭是其中重要的祭祀之一。歲祭是對祖先神之先公、先王、先妣、高祖、父、母，兄、子及異族神、自然神的一種常祀。採用董作賓的五期分法結合陳夢家的蔔人分組法對收集到的2394例歲祭卜辭進行分期、分類研究，發現：各期歲祭有著嚴謹的制度，體現在歲祭對象、用牲規格等方面；而其文例與特定的歲祭制度相表裡，有著明顯的規定性。大乙、祖乙的歲祭始終受重視，而祖乙是最主要的受祭對象；先公、先妣的受祭位置在一至四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讓位于先王。隨著時間的推移，歲祭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時又表現出趨於簡化的一面，第五期的歲祭完全成了一種極其簡約的例行祭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態。國家祭祀不僅是理解中國古代歷史及宗教傳統的重要視角，也與政治權力及思想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 本書對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展開了綜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統一王朝國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變進程。秦初“禋祀萬靈”，始皇帝整合戰國傳統、首創統一王朝國家祭祀框架。漢承秦制，經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變革重構，西漢王朝通過祭祀建立了“漢家制度”。王莽創制了“元始儀”，改變了原國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廣布的形態，強調南郊的唯一神聖性，從而使國家的行政中心與祭祀中心得以統一，由此開啟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南郊祭祀時代”。 作者對秦漢各階段國家祭祀的具體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對象、祭祀方式等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舉證與考辨。其研究關注祭祀活動的地理特徵、詮釋了國家祭祀的空間涵義，同時綜合中央地方權力關係、政治地理格局、儒學思想發展等因素，呈現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本書永靖民間的祭文十萬餘字，從民間祭祀儀式的各個環節入手，對永靖民間祭祀的程序和儀行了整理和歸納，全書的是各個環節需要使用的祭文。章介紹殯葬時使用的儀式和祭文，第二章則是日祭奠的儀式和祭文，第三章反映了三週年祭奠的儀式和祭文，第四章整理各個重大節日的祭奠儀式和祭文，第五章則為祭文範例，第六章較具代表性的祭文，作為示範。全含與逝者各種關係應使用的祭文，對永靖民間文化中的祭行了整理和輯錄，對於家庭、家教、家風等內容的描寫和梳理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該書是永靖民間文化整理計畫的一部分，對弘揚民間優秀文化，傳承文脈，倡導家風建設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一部了解民間禁忌常識的百科全書2.禁忌知識不求人3.老一輩人踏實過日子的實用書4.中國家庭常備書5.兩岸三地連續暢銷30年圖書，第五版印刷，圖文並茂。 《中國民間禁忌（第5版）》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論述中國民間禁忌的著作。該書全面地介紹了中國民間禁忌風俗，包括禁忌的起源、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各行各業的禁忌、人生一世的禁忌、萬事萬物的禁忌以及禳解禁忌，免遭不祥等方面的知識。《中國民間禁忌（第5版）》整觀、深入、精細；夾敘夾議，內在邏輯性較強；學術水準有定評，質量信得過；內容豐富、文字通俗；賞心悅目、檢索方便；能夠滿足各種需求，值得廣大讀者惠存；適合城鄉書屋、家庭書架珍藏。．

書稿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祭祀儀式的道德整合機制研究(15BZX092)結項成果。作者梳理了中國傳統祭祀儀式的基本形態，重點研究了中國傳統祭祀儀式道德整合的社會基礎，主要包括農耕生活、天人關係、宗族社會、禮樂文明和政治權力等五個方面；中國傳統祭祀儀式道德整合的外部機制，主要包括祭司體系、儀式規範、情境薰染、榜樣示範、重複固化等方面；中國傳統祭祀儀式道德整合的內部機制，主要包括文化心理、思維統合、情感共鳴、價值整合、人格導向等方面。此外，對中國傳統祭祀儀式道德整合機制做了調查，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個重大祭祀儀式，即黃帝陵祭典儀式、中國抗戰勝利紀念儀式、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作為調查對象進行重點研究、分析。

本書為中國大陸民俗文化博士的研究中國鎮物的力作，對鎮物的起源、性質、特徵、體系、功能、演進與價值等，作了系統的介紹。《中國鎮物》對鎮物的起源、性質、特徵、體系、功能、演進、價值等加以系統的理論概括，並對歲時鎮物、護身鎮物、家室鎮物、婚喪鎮物、除災鎮物等類型進行了具體的研討。鎮物以文化象徵和風俗符號體現為，人的心智與情感的凝聚、藝術與生活的創造。 鎮物，又稱“禳鎮物”、“避邪物”、“厭勝物”，作為心化的器物或物化的精神，它幫助人們面對各種實際的災害、危險、凶殃、禍患以及虛妄的鬼怪邪祟，成為一類特殊的工具和武器。鎮物以文化象徵和風俗符號體現為人的心智與情感的凝聚、藝術與生活的創造。《中國鎮物》對鎮物的起源、性質、特徵、體系、功能、演進、價值等加以系統的理論概括，並對歲時鎮物、護身鎮物、家室鎮物、婚喪鎮物、除災鎮物等類型進行了具體的研討。書中引證了大量的有趣實例，並做出了嚴謹的闡釋。

本書以明代宮廷祭祀戲劇為研究對象，通過精讀《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所收明代內府本、藩王創作劇本，以及《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大明春》這四套明代宮廷曲本，對其中所包含的各種祭祀成分進行分類研究，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受祭祀儀式的影響和變化等；對宮廷祭祀戲劇的演出情況進行研究，包括演出機構和人員、演出中的儀式性以及與民間相關、貫穿古今、至今存活的祭祀戲劇案例進行研究，通過個案分析進行宮廷與民間祭祀戲劇的對比，進而提出宮廷祭祀戲劇對中國戲曲發展存在重要影響這一主要觀點。

祥物，又稱“吉物”、“吉祥物”，作為福善、嘉慶的文化象徵，是民俗生活中充滿意志力量和美學情感的藝術符號，它遵循物物、物事、物人相感的生成邏輯，主要服務於祈福的功利目標。主要服務于祈福的功利目標。祥物既是情趣濃郁的民藝物品，又是心願寄託的俗信憑物，它始終保有藝術與生活的風韻，構成中國民間文化中最精彩、最有價值的類型之一。祥物既是情趣濃郁的民藝物品，又是心願寄託的俗信憑物，它始終保有藝術生活的風韻，構成中國民間文化中最精彩、最有價值的類型之一。 陶思炎編著的《中國祥物》講述了中國民俗文化中的―壇例的起源、性質、特徵、體系、功能、演進、價值等，以及祥物作為福善、嘉慶的文化象徵和充滿美學情感的藝術符號，在民俗生活中的作用和意義。

纏足的歷史充滿了抵觸和意料之外的轉折。纏足源於中古時期中國的宮廷舞蹈，並逐漸蔓延到士紳家族、青樓、女傭和農家。傳統的觀點總是強調纏足父權壓迫的特質，而忽視了歷史的複雜性以及纏足婦女本身的動機、誘因。本書書寫了不一樣的千年纏足史，作者用客觀中立、不動聲色的分析駁斥了許多迷思和錯誤認知。

本書的前半部首先考察了纏足在現代的、全球化的世界裡，逐漸失去文化光環的過程。在面臨「天足」概念和「放足」運動沖擊的過渡時代（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裡，高彥頤指出，「纏足」解組為三種層次的時間性：具有文化榮耀或正當性的纏足、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纏足，以及個體體現的纏足。這種解組使得反纏足論述的進步史觀與所謂的「纏足的終結」之間，出現了某種「時間差」。人們不會在一夕之間從舊式生活翻轉到新式

在中國鄉村經濟變遷的背景下，解讀中國女性足不出戶的家庭勞動及纏足問題。蘿拉·寶森（Laurel Bossen）和葛希芝（Hill Gates）通過與1800多名老年婦女的訪談，考察纏足與女性勞動之間的關係，以及纏足消亡的原因，進而延伸至更宏觀的中國經濟轉型問題。蘿拉·寶森，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著有《中國女性和農村發展：雲南祿村六十年的變遷》（2002）。 葛希芝，美國中密歇根

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都有著各自獨特的象徵體系，都有著自己鐘情的吉祥物。直到今天，也還有類似的吉祥物在不斷創生。一如和平鴿與橄欖枝，有些吉祥物緣於種種背景，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所接受，其象徵意義盡人皆知，從而成為世界性的吉祥物。更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吉祥物無不濡染著濃重的民族色彩，民族文化底色很少全然褪去，甚至是歷久彌新、更加燦爛。與此同時，毋庸諱言的是，同樣緣於種種背景，有些吉祥物的涵義，甚至始終難以為別民族和文化所領會、接受；而這，就涉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觀念問題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觀念意識。這個觀念意識的領域極其廣泛，習為人知的內容諸如世界觀、人生觀、生死觀、道德觀、宗教觀、藝術觀、科學思想、民俗信仰，等等。這個龐大體系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從某種角度反映著民族文化的特點，支撐著民族文化的大廈，都占居了民族文化的一席之位。

今天，纏足是一種已經消亡了的奇俗，然而在舊中國，纏足確是女子成家的重要條件，在民眾思想中根深蒂固。連能夠剷除持續愈千年的科舉制度的康有為，都對這種陋習無能為力。本書試圖探明纏足這種奇異風俗產生的社會因素。

此個案展示出禮化為俗的過程，為理解中國歷史上的禮俗互動問題提供了線索。厲祭在我國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但當時主要流行於社會上層。此後，歷代王朝大多沿襲了這一傳統。不過，直到明代才開始按照"裡"為單位設置厲壇，從而將厲祭推行到了鄉村，開啟了厲祭"庶民化"的趨勢。 同時，明王朝設計的鄉厲壇祭祀制度也包含了社會秩序建構的面向，亦即與裡社壇祭祀制度配合。至清代，"分壇"的出現使得厲祭在鄉村中更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