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外交史

1857至1876年間，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同時肩負傳教士、漢學家與外交官三重身分。是什麼促使這位美國傳教士最終走上對華外交譯者的道路？他如何平衡福音傳播與外交使命，調和個人信仰與國家利益的潛在衝突？其翻譯實踐又如何體現並塑造了他獨特的對華外交理念？ 本書基於衛三畏家族檔案、教會文獻及中美官方一手史料，深入分析衛三畏參與的三個關鍵事件：「寬容條款」的翻譯爭議、「白齊文案」的司法交涉，以及清廷參與費城博覽會的文化斡旋。研究揭示衛三畏如何透過外交文本的翻譯策略，在清廷、美國使團和在華傳教團體間溝通協調，並實踐其基督「教化式」外交理念。本書不僅重新評估了譯者在近代外交史中的主動性，更具體呈現了19世紀中美關係中政治、宗教與文化三方力量如何透過「翻譯」為中介相互影響、彼此塑造。 ------------------------------------------------------------------------------- 本書史料扎實、視角獨到又引人入勝，通過大量從未被充分挖掘的檔案，精準還原了傳教士外交官衛三畏在中美關係史上的三重關鍵角色：宗教使者、政治譯員與文化中介。全書以三個歷史事件為切入點，犀利地剖析了衛三畏如何運用翻譯特權影響外交進程，既呈現 了19世紀傳教士譯員在面對世俗的國際政治複雜局面時，如何堅守宗教理想、維護心中「公義」的努力，更揭示了語言權力在外交中的隱性運作機制。研究兼具微觀史學的細膩與跨國史學的視野，對理解近代中西碰撞中知識、信仰與權力的交織極具啟發性。 ——高晞，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書利用關於衛三畏的大量一手史料，例如他的家庭檔案、傳教二十多年所屬的傳教會檔案，以及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期間的中美兩國外交檔案等等，對衛三畏外交翻譯工作的理念、經歷與成果進行了深入詳盡的探討。作者既掌握充分而可信度高的史料，其分析和論點也展現出眾的說服力。 ——蘇精，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教授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大為十一章。

★金問泗曾先後出任中國駐歐洲五國（荷蘭、比利時、挪威、捷克、波蘭）大使，最高紀錄一人身兼這五國的外交事務。 ★本書是金問泗對其外交生涯事蹟具體地回憶，其中包括「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日內瓦國聯」的會議景況。 ★文史專家蔡登山專文導讀，書後另特別收錄〈德荷戰事經過情形初稿〉＆〈金問泗事略年表〉。 「我國歷來主張，凡根據二十一條要求，而產生之條約換文，應概予廢除。巴黎和會，既置不理，復向華會提出。經日本代表幣原聲稱：倘果如中國之主張辦理，必將影響一切國際關係，造成危險先例。我代表王寵惠駁稱：日本無端以該要求威逼我國，危險先例，實自日本開之。結果，日本將二十一條中原提之第五號各項要求確定撤回；同時又將滿蒙築路借款優先權等等宣言廢棄，而以公諸國際銀團。」──金問泗《從巴黎和會到國聯》 金問泗為民國時期重要的職業外交家和關稅專家，曾隨同顧維鈞出席各項重大國際會議，並逐漸嶄露頭角。外交職位由秘書開始、接連升任專門委員、副代表、代表、公使到大使，為職業外交官之楷模。他先後參加了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及國際聯盟等多次會議，也曾先後出任中國駐歐洲五國（荷蘭、比利時、挪威、捷克、波蘭）大使，最高紀錄一人身兼這五國的外交事務。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八年間，他作為首席代表率團參加了創建關貿（WTO前身）總協定的一系列會議，為中國簽署關貿總協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巴黎和會到國聯》一書呈現了早期中華民國外交一定程度上「以少勝多，以弱搏強」的趨勢。國際會議雖多，但具體解決兩國爭端的國際會議，只有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以及日內瓦國聯（包括九國公約會議）三次。本書專就該三項會議情形進行扼要記載，另加上〈德荷戰事經過情形初稿〉，還有文史專家蔡登山特別整理的〈金問泗事略年表〉附於書後，提供給研究及編寫中日外交相關的文史學者及廣大愛好者們參考。期盼在拂去歲月的塵埃後，能重新審視並補足那段塵封的歷史。

本書主要討論的是迄今為止中日兩國三方（中國大陸、台灣與日本）圍繞媾和問題，即和平條約及戰爭處理展開的政策制定，外交談判過程。 本書是研究戰後中日兩國媾和問題的學術專著。作者利用台灣和日本公佈的外交史料，從1943年的開羅會議開始，到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止，對中日兩國之間一系列的外交交涉進行了深入分析與梳理，並得出了自己獨到的結論。

本书由“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遴选而成，主要呈现“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专题研究最新成果及相关问题，所关涉的问题有近代中外条约交涉场所、条约签署后的地方实践、条约以外的强权、条约与国际惯例的差别、清季外交人才遴选机制及历史变迁，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军事远征计划、美中文化交往与岭南大学等，对深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传统外交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正是外交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反映。在这一背景下，本书试图从政党外交这个角度，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把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外交学等理论相结合，全面回顾和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外交往的历程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规律进行总结提炼并对政党外交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

21世紀，城市作為全球化進程中的“節點”、跨國合作的紐帶、全球治理的前沿，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凸顯，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新課題。本書系統探討、分析城市外交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由“理論研究篇”、“比較研究篇”和“案例研究篇”三部分組成,力求達到三個目標：一是對城市外交進行系統論述；二是為國際關係研究與城市對外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和實踐案例；三是為相關政府機構提供決策參考。

從不同角度探討50件熱爆本土及國際時事新聞，中學通識科考生必讀參考書！ 作者以嶄新歷史及地理視野，觀看世界歷史與國際間之紛爭， 由香港佔中、伊斯蘭國崛起，到歐洲難民潮爆發等時事新聞，作者逐一評述！ 再帶出香港現時的社會新聞，借鑑國際而串連古今香港。

本文除作台灣與聯合國歷史問題研究外，更聚焦於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前，台北最後決定接受「雙重代表權」的這段史實還原；由於事涉當年我國策宣示，多年來說法一直諱莫如深，然陸續自台、美國史館及國家解密資料顯示：台北高層當年對美所擬「雙重代表」案從抗拒到最後接受的折衝過程中，所顯現的理性與務實，並非如正式對外公佈般地頑固堅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決非如一般人士謂：聯合國之退出歸咎於蔣介石固執「漢賊不兩立」、「台灣代表全中國」或「堅持一個中國」等神話立場作祟所致。耐人尋味是，九三年，當台北主張「平行代表權」，重新參與聯合國，內容與「雙重代表權」竟如出一轍；就台北言，歷史繞了一圈，又回到起點。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1套3冊，第1冊為民國39年至42年，第2冊為民國42年至45年，第3冊為民國46年至53年。本套書係就國史館庋藏之《外交部檔案》，擇錄其工作報告，整編而成。這部分官方機密檔案為外交部決策核心向上呈報之績效報告，詳細記載著政府遷臺後外交工作的始末，對於戰後臺灣的外交研究，富參考價值。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1套3冊，第1冊為民國39年至42年，第2冊為民國42年至45年，第3冊為民國46年至53年。本套書係就國史館庋藏之《外交部檔案》，擇錄其工作報告，整編而成。這部分官方機密檔案為外交部決策核心向上呈報之績效報告，詳細記載著政府遷臺後外交工作的始末，對於戰後臺灣的外交研究，富參考價值。

※本書榮獲中國歷史學會1997年金簡獎 「革命外交」一辭，顧名思義，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惟在實際運作上，「革命外交」實有「激烈型」與「溫和型」的不同。本書結論就1925-1931年間歷屆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