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嘯天

全方位展示香港名人風貌，近距離接觸香港社會精英，深層次揭示香港繁榮秘訣。本書從香港百年之內涌現的杰出人物中遴選68位，包括政界、商界、文化界、演藝界、科技界、法律界的精英，以濃縮信息的方式予以編寫，介紹給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使他們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較多的相關資訊。同時，編寫本書也是為香港回歸十周年獻上一份薄禮。

漢語，在全世界各種語言中，其重要性僅次於英語。全世界3000種以上的語言中，使用人數超過5000萬的約有20種。 周嘯天編著的《中國話》就是為了幫助外國朋友學習中國話而編著的。全書第一章為中國話概述，以下各章，依次介紹了中國字的特點，中國話的語音、語法、量詞，成語、熟語、歇後語，影響深遠的十大名詞，常用生活情景對話，經典相聲和經典美文以及流行的網絡語言等，並附有中國古畫，便於外國朋友在瞭解中國話的

這是一本舊體詩詞精選集，收錄了作者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創作的158題共280首舊體詩詞，其中大部分詩詞

本卷主要鑒賞以女性生活、情感為主要書寫對象的詩詞，這種類型的詩詞主要包括閨怨詩與宮詞兩大傳統，常以思婦離情和宮廷女性生活為主題，《詩經·衛風·伯兮》是其早期的代表，名篇如王昌齡的《閨怨》以春日景致觸發少婦愁思，李白的《玉階怨》表現宮人的寂寞惆帳，王建的《宮詞》描繪宮女賞春的瑣碎歡愉，元鎮的《行宮》揭露宮廷消磨青春的殘酷，花蕊夫人的《宮詞》展現五代宮廷的文化活動等。這些作品既折射出古代女性的情感困境，也暗含士人的政治寄託，構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獨特傳統。

本卷主要鑒賞以歲時節慶等民間習俗為題材的詩詞，描寫周代農事節律的《詩經·豳風·七月》便是這種詩詞的早期代表。這類詩詞常寫特定節日，以節日寄託情感，比如王安石的《元日》寫春節，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寫元宵節，杜牧的《清明》寫清明節，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借中秋節表達“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祝願，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借重陽登高表達對親人的思念等。這些作品宛如一幅幅中國古代民俗的畫卷，承載著古人的文化觀念，是理解古代社會的重要途徑。

本卷主要鑒賞以邊疆軍旅生活、戰爭場景和塞外風光為題材的詩歌。這類詩歌興起於漢樂府《戰城南》《十五從軍征》等作品，至唐代形成創作高峰，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為代表，史稱“邊塞詩派”。此類詩歌常以“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等壯闊意象構建蒼涼的審美空間，既有“黃沙百戰穿金甲”對戰爭殘酷的真實寫照，也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對異域風光的奇麗描繪。詩人們或歌頌將士“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報國壯志，或揭示“戰士軍前半死生”的現實矛盾，也常借“羌笛何須怨楊柳”的樂府舊題寄託思鄉之情。宋代陸遊、范仲淹等人延續這一傳統，但情感基調漸趨悲憤，如“塞上長城空自許”的無奈感慨。邊塞詩不僅拓展了中國詩歌的地理表現維度，其金戈鐵馬與江南柔美形成的剛柔並濟之美，也成為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卷主要鑒賞以個人際遇為觸發點，抒發人生感慨、志向抱負或哲理思考的詩歌，其源頭可追溯至屈原《離騷》的憂憤抒懷，經魏晉阮籍《詠懷》左思《詠史》等發展，至唐代陳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張九齡《感遇》十二首形成典範。這類詩歌多以比興手法托物言志，如張九齡以"蘭葉春葳蕤"喻高潔品格，陳子昂借"歲華盡搖落"歎才士不遇，在草木榮枯、歷史興衰中寄寓對現實政治的反思。李白《行路難》杜甫《旅夜書懷》等作品雖未以"感遇"為題，卻延續了"遇事而感，因感而詠"的傳統。感遇詩既體現儒家"詩言志"的創作理念，又融合道家超脫物我的哲思，形成中國文人"獨善其身"的精神表達方式，對後世詠懷詩、題畫詩等抒情傳統影響深遠。

本卷包含歌詠生活中的藝術情趣與探討詩歌創作的藝術鑒賞兩種詩歌類型。歌詠生活情趣的詩歌《詩經》中就已經出現，且在歷代詩詞中層出不窮；而以詩歌形式品評詩歌，則以唐代杜甫《戲為六絕句》為先河，至宋代蘇軾、黃庭堅等文人手中漸趨成熟。這類詩歌既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的作家論，也有“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陸遊《示子遹》）的創作論，更包含“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的藝術哲學。元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系統品評建安至宋代詩風，清代趙翼“江山代有才人出”（《論詩》）則揭示文學史演進規律。這類作品構建了中國獨特的“詩性文論”傳統，其以直覺感悟替代邏輯分析的話語方式，與書畫題跋、印文銘刻等藝術形式相互生髮，形成文藝批評的東方範式。

本卷主要鑒賞以講述故事、描繪人物為核心的詩歌。這類詩歌起源可追溯至《詩經》中的《氓》《碩人》等史詩片段，至漢樂府《陌上桑》《焦仲卿妻》（《孔雀東南飛》）趨於成熟，唐代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將其推向高峰。這類詩歌以完整的敘事結構、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細節描寫為特徵，兼具史傳文學的紀實性與詩歌的抒情性。如《焦仲卿妻》通過焦仲卿與劉蘭芝的愛情悲劇，展現封建禮教壓迫；《長恨歌》以唐玄宗楊貴妃故事為藍本，將歷史事件藝術化為永恆的愛情傳奇。宋代以降，敘事詩逐漸與說唱藝術結合，如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為後世戲曲小說提供養分。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中國古代的社會風貌與倫理觀念，更以"詩史"傳統體現了文人"以詩存史"的使命感，成為中華文明獨特的記憶載體。

本卷主要品鑒以戲謔詼諧、諷喻時事為的詩歌類型。這類詩歌在《詩》中已大量出現,至唐代王梵志的通俗勸世詩,則以“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的自嘲解構世俗。白居易《新豐折臂翁》“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直刺朝廷的窮兵黷武;梅堯臣《陶者》“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則諷刺剝削制度下不勞而獲、勞而不獲的怪像。柳永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自我釋懷,林升則用“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諷喻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這種“以笑為刃”的創作傳統,既延續了《詩》“風刺”精神,又開拓了詩歌的民間表達場域,在諧謔中實現溫柔敦厚的諷諫之效,堪稱中國文學中的智性幽默範式。

本書主要鑒賞以相思、離別愁緒與愛體驗為主題的詩歌,其源頭可溯至《詩》中的《關雎》《蒹葭》,以“窈窕淑,君子好逑”的質樸表白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朦朧追尋奠定基調。這類詩歌常借助自然意象傳:南朝民歌《西洲曲》以“折梅寄江北”寫異地相思,溫庭筠用“玲瓏骰子安紅豆”喻刻骨深。宋代李清照“此無計可消除”的婉約,元代徐再思“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的直白,共同構成中國愛詩“含蓄中見熾烈”的美學特質。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個體的感體驗,更折射出代社會婚戀觀念與性處境的變遷,成為跨越千年的感共鳴載體。

本卷主要鑒賞以花鳥蟲魚及其他自然風物為吟詠對象的詩詞，這種詩詞的表現手法的傳統可追溯至《詩經》中的比興，至六朝詠物賦興盛，後來逐漸發展出托物言志的成熟範式，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寫雨潤群芳之生機；黃巢的《不第後賦菊》借菊花抒發壯志；林逋的《山園小梅》用梅花比喻隱士精神；陸游的《蔔算子·詠梅》賦予梅花堅貞的品格等。這類詩詞通過“移情於物”實現主客交融。花鳥詩不但形成了“梅蘭竹菊”四君子的固定意象系統，還對文人畫與盆景藝術的創作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

本卷主要鑒賞以歷史遺跡、人物或事件為吟詠對象的詩歌。這種詩歌類型濫觴於《詩經·王風·黍離》的故國之思，經魏晉左思《詠史》、陶淵明《詠荊軻》的發展，至唐代劉禹錫《西塞山懷古》、杜牧《赤壁》等達到藝術巔峰。這類詩歌常以“登臨古跡-追憶往昔-感慨興衰-反思現實”為結構模式，將歷史滄桑感與個人命運感交融。如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以“前不見古人”的時空蒼茫，抒發士人孤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通過“大江東去”的壯闊意象，完成對英雄成敗的哲學超越。詠史懷古詩既體現“以史為鑒”的儒家思想，又滲透“人生如夢”的道禪意境，在青銅器銘文、碑碣題詠等物質文化中亦常見其變體，形成中國文學特有的“廢墟美學”，深刻影響了後世詠史戲曲與歷史小說創作。

本卷主要鑒賞以自然風光和田園生活為吟詠對象的詩歌。這類詩歌的表現傳統萌芽於《詩經》中的農事詩與《楚辭》的山水意象，至魏晉時期陶淵明《歸園田居》、謝靈運《登池上樓》正式確立創作傳統，唐代王維、孟浩然將其推向藝術高峰。此類詩歌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逸情趣和“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禪意境界為典型特徵，通過對田園勞作、山林幽景的細膩描摹，構建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審美範式。宋代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將農事主題世俗化，而楊萬里“小荷才露尖尖角”則開拓出活潑自然的“誠齋體”。山水田園詩不僅承載著道家“返璞歸真”的哲學思想，更以物我交融的意境創造，成為士人調節“仕隱矛盾”的精神家園，對後世文人畫、園林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書主要鑒賞以手足之、摯友之誼、思親懷鄉為主題的詩歌,其傳統可追溯至《詩》中《棠棣》的“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以及《詩·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的孝親詠歎。唐代杜甫《月夜憶舍弟》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寫亂世兄弟離散之痛;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用“遍插茱萸少一人”道出佳節思親的普遍感。友詩更見文人間肝膽相照:李白《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以水喻,白居易《問劉十九》“能飲一杯無”以酒達意,而蘇軾《江城子·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則將夫妻昇華至生死哲思。這類詩歌常借節日、物候(如重陽茱萸、中秋明月)觸發感,在“家書抵萬金”(杜甫)的質樸表達中,承載著儒家“悌”“信”的倫理觀念,成為中國人維繫感紐帶的文化基因,至今仍在團聚、清明祭掃等延續其精神內核。

本卷是以酒、茶為媒介，抒發人生意趣與精神境界的詩歌類型。飲酒詩在《詩經》中已經出現，至陶淵明《飲酒》二十首逐漸成熟；李白《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更以酒為狂放不羈的象徵，展現盛唐氣象。品茗詩則自唐代陸羽《茶經》後興起，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飲滌昏寐……再飲清我神”道出茶之清雅，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將飲茶昇華為羽化登仙的精神體驗。宋代蘇軾、辛棄疾等文人進一步融合酒茶的哲學意蘊：蘇軾《汲江煎茶》“活水還須活火烹”寫烹茶感悟，辛棄疾《水調歌頭》“我飲不須勸”則以酒寄豪情。這類詩歌既有“綠蟻新醅酒”（白居易）的生活情趣，又含“野泉煙火白雲間，坐飲香茶愛此山”（靈一）的禪意，在杯盞之間折射出中國人“酒中見豪情，茶裡品淡泊”的生命智慧，對日本俳句、朝鮮漢詩中的飲詠傳統亦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