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為人們提供了約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確定性的尋求：一種知行關係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個權威版本。 《確定性的尋求》是以杜威於1929年4到5月間在愛丁堡大學所作的吉爾福特講座為基礎而成書的。由蘇格蘭的四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二卷，收錄了杜威在1925—1927年間發表的作品34篇，也包括他在1927年的專著《公眾及其問題》。《公眾及其問題》一書受到評論者的熱評。評論普遍認為，這本書以“異常有說服力的真摯，“闡明了一個民主的公眾該如何組織”，創造了”一種重生的信仰和鮮活的希望，同時是對行動和信念的指導”本卷最後的幾篇文章是杜威在遊歷了中國、土耳其和墨西哥之後，為《新共和》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八卷，收錄了論文、評論以及《我們如何思維：重述反思性思維對教育過程的關係》在1933年的權威版本。杜威撰寫於1933年的其他作品都收入在第九卷中。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1933年，杜威擴充修訂了1910年版的《我們如何思維》，特別是邏輯部分。他寫道，希望他的修改“增加了該書的清晰性和可讀性”。許多評論者稱讚這個修訂本很好地回應了教師和邏輯學家的批評。伊薩多·斯塔爾（Isidore Starr）在1970年的回憶中評論道，越來越多的教師受到這個修訂本的吸引和影響。他最後總結道：“我們每個人都非常容易從循規蹈矩走到頑固不化。對這種根深蒂固的毒害的最好解藥，就是要定期朝拜一下杜威的經典。”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導言中考察了杜威與他的各種讀者的關係以及他的“反思性思維”的發展，仔細分析了貫穿整部著作的“某種無法避免的緊張關係”，“這就是把這位哲學家想像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他關心著通過不斷批評當下實踐和機制的恰當性而保持改革精神的活力，以及把這位哲學家想像成一個政治上中立的理論家，一個在諸如邏輯規則、科學性質或思想性質等特殊的哲學問題方面的專家和權威”。《教育前沿》是由威廉姆·海德·基爾帕特裡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k）主編的文集，也是作為全國高校教育學科教師學會的年刊出版，是對背離了傳統理論的進步分子所導致的大蕭條的回應。悉尼·胡克（Sydney Hook）在1933年把這描述為“提供了一種社會經濟分析”，“捍衛了一種作為直接社會行動基礎的實驗哲學”。羅蒂指出，杜威與約翰·查爾茲（John L. Childs）合寫的兩章“非常大膽地要求體現在《我們如何思維》中的教育哲學可以被算作改變美國體制的特徵”。本卷還包括了杜威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所寫的文章《邏輯》、《戰爭非法化》和《哲學》，以及為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念的冒險》、馬丁·舒茨(Martin Schutze))的《文學和藝術領域中的學術幻覺》、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Rexford G.Tugwell)的《工業規律和管理藝術》等書所寫的書評。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錄了杜威寫於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錄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戴維·西多爾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紹的開頭這樣寫道：“本卷所收的哲學論文、書評、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評論反映了它們所發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國文化潮流，隨後的大蕭條和變化的歐美關係深刻地轉變了美國思想生活的諸多方面。” 這些文章寫于杜威哲學思考的兩個里程碑之間，也就是1925年的《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爾斯基所說的，這些文章“大體上反映了他的兩大哲學興趣：在某種意義上回溯性地捍衛自然主義形而上學，向前為一種經驗主義倫理學正名並把它運用於實際。” 這一卷的其它亮點還包括喬治·桑塔亞那和杜威就後者的《經驗與自然》所展開的交流，對桑柯－凡澤迪案件的不公正審判的激烈譴責，以及杜威於1928年夏天赴蘇俄旅行之後寫給《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見聞。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七卷。它提供了杜威和塔夫茨（James H.Tufts）於1932年撰寫的《倫理學》(Ethics)一書的權威版本，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版本。亞伯拉罕•埃德爾（Abraham Edel）和伊麗莎白•弗勞爾（Elizabeth Flower）在他們的導言中指出：杜威的倫理學以其“關注具體、關注變化、關注融入可利用的最佳知識、關注倫理學理論的啟蒙作用、關注對創新思想和智慧的召喚”，和20世紀80年代“剛好相關”。杜威和塔夫茨在前言中說：“在一個戰爭可能摧毀任何國家或個人生命、財富和不安全結伴同行、階級依然分化而宗教卻不再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的世界裡，對研究和反思的需求變得愈加明顯。”儘管某些人擔心道德理想和標準的消失，但這兩位作者滿懷信心地總結道：“道德生活深深地紮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之中，不可能喪失或被拋棄。”因此，倫理科學的任務是：“發現道德生活的規律和原則，從而使其進步更快、更自由、更可靠，也更理智。”1908年版和1932年版的《倫理學》都很受歡迎，並被廣泛地用作教材。儘管本卷保留了早期著作的書名和總體計劃，但它針對的是當代的問題，是和24年間的巨大變化相對應的主題。作者聲明，他們的目的是要“引入細緻的深思熟慮和展望個體行為和社會政策的充分意義”。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之後，作者分析了現代工業社會面臨的問題，根據伍德伯恩（A. S. Woodburne）所說，要“公正地面對現代文明的道德問題”，他們主張，倫理學必須經常關注日常生活中不斷變化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書是約翰·杜威成熟的哲學思想的最全面表達，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廣泛評論和探討的著作。它首次出版於1925年，再版於1926年，並在1929年重新出版時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後還有幾個新的版本，並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發人們思想的哲學著作。《經驗與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兩年時間裡對在卡魯斯講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講演中的三次演講稿的擴充和發展。一些聽演講的評論家曾經一直期待著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在出版之後的短短幾年裡寫了35個評論從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經驗與自然》，直到1951年他寫下那些最後的導言，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開始認識到，要讓自己對“經驗”這個詞語的使用被別人廣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對本卷的導言中所說：“為了避免誤解，他準備在其長期的哲學生涯的最後拋棄那兩個詞（“經驗”與“形而上學”）。對於“經驗”，他寧願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來替代。文化標誌著人在哪裡被塑造成為人，從而將人性與動物本性區別開來的東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導言的草稿中這樣寫道：“假如我今天來寫（或者重寫）《經驗與自然》，我將用《文化與自然》作為書的標題，並對特別的主題進行適當的修改。我會放棄“經驗”這個術語，因為我越來越認識到，對於實際的效果來說，妨礙我使用“經驗”的理解的那些歷史障礙是不能超越的。我將用“文化”這個術語來替代它。因為就現在它確定的各種含義來說，它能夠全面而直接地傳達我的經驗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