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惠鈴

關於近代中國的婦女職業問題，從晚清以來便成為改革派富國強民論說中重要的一環。19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女權保障、男女平等的熱烈議論催化下，婦女職業問題更與社會改革亦步亦趨。到1930年代，關於婦女職業的討論由「紙上談兵」轉成可見的社會現實，新的現象是婦女職業與職業婦女並肩偕行。1940年代，進入戰爭狀態，婦女職業的討論不再限於婦女地位提升、女性工作權保障等問題，更多民族、家國、苦難、婚姻家庭扭曲等介入婦女職業領域。本書所搜羅的資料，涵蓋1933至1945年，即是立基於較長時段的視野俯瞰近代中國婦女職業發展歷史，以期所有史料能有新的詮釋。 當時的德國，出現了要婦女注重子女（Kinder）、廚房（Küche）、教堂（Kirche）等家庭事務的呼聲，傳到中國，這個口號被翻譯為「回到家庭去」。在五四運動激起了女權保障的滔天巨浪以後，究竟社會輿論，是重視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職場的權利？還是比較偏重於物質生活與婦女獨立的關聯性？或者更進一步，面對中國婦女職業問題所產生的困難，並提出解決方針？抑或只是不切實際地嘴上說說？ 面對當時的社會氛圍，1930-1940年代的民眾、輿論、記者、女權主義者、方面大員（陳儀），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形塑而成婦女職業問題的討論焦點。

關於近代中國的婦女職業問題，從晚清以來便成為改革派富國強民論說中重要的一環。19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女權保障、男女平等的熱烈議論催化下，婦女職業問題更與社會改革亦步亦趨。到1930年代，關於婦女職業的討論由「紙上談兵」轉成可見的社會現實，新的現象是婦女職業與職業婦女並肩偕行。1940年代，進入戰爭狀態，婦女職業的討論不再限於婦女地位提升、女性工作權保障等問題，更多民族、家國、苦難、婚姻家庭扭曲等介入婦女職業領域。本書所搜羅的資料，涵蓋1933至1945年，即是立基於較長時段的視野俯瞰近代中國婦女職業發展歷史，以期所有史料能有新的詮釋。 當時的德國，出現了要婦女注重子女（Kinder）、廚房（Küche）、教堂（Kirche）等家庭事務的呼聲，傳到中國，這個口號被翻譯為「回到家庭去」。在五四運動激起了女權保障的滔天巨浪以後，究竟社會輿論，是重視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職場的權利？還是比較偏重於物質生活與婦女獨立的關聯性？或者更進一步，面對中國婦女職業問題所產生的困難，並提出解決方針？抑或只是不切實際地嘴上說說？ 面對當時的社會氛圍，1930-1940年代的民眾、輿論、記者、女權主義者、方面大員（陳儀），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形塑而成婦女職業問題的討論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