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

100年前，在中國這塊古老大地上，爆發了一場震驚世界、改變中國的偉大事件，這就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這場革命的歷史貢獻，突出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辛亥革命在中國人面前提出了新的奮鬥目標，“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網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同的社會變革。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歷史

公元前202年，兩場關係人類歷史命運的戰爭，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同時落下了帷幕。 在亞平寧半島上，迦太基將軍漢尼拔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而羅馬在絕望中選舉的執政官——年輕的西庇阿將軍，他的戰旗好像第一次被灑滿了陽光，閃耀著火焰般的色彩。奴隸制的羅馬共和國主宰了西方。 而在中原大地上，不可一世的常勝者楚霸王項羽也走到了窮途末路。他為自己唱出了挽歌，滿眼噙著淚水的虞姬為他唱出了最後一曲。漢高祖劉邦在經歷了無數次失敗的屈辱之後，創建了一個偉大的封建帝國——漢朝。但是，劉邦還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他既要為鞏固中央集權的大漢帝國而鬥爭，又要為鞏固他的封建皇帝的寶座而鬥爭。而到他的晚年，在未央宮和長樂宮裡卻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形式的鬥爭……

公元前361年，在秦孝公富國強兵政策感召下，商鞅來到秦國，從此，他的命運便與秦國復興的命運實現了高度結合。他以鐵血手段與言必行、行必果的改革揭開了強秦新帷幕，開啟了秦國統一天下大業的總樞紐。商鞅強秦政策的核心，集中體現在“農戰”“法治”等方面。商鞅變法，無論對當時的秦國，還是對以後的中國歷史，皆至關重要。秦始皇的大一統、以法治國、郡縣制、中央集權等“秦政”，無一不是從商鞅的施政方針發展而來。商鞅的變法，不但實現了秦孝公的強國夢，而且為秦王朝統一六國開辟了堅實而廣闊的道路。無商鞅變法，秦恐怕無力得天下。其諸多變法內容對於以後中華兩千年的政治影響之甚之大，已經由後世的歷史作了很好的詮釋。

漢帝國建立後，在政權建設上，劉邦君臣毫不猶豫地全面承襲了秦帝國的國家制度。劉邦治國，不拘泥古人，不拘泥成法，而是根據漢初的實際情況，注重政策的變通性與可行性。過去學界一談到漢初國家治理，就多拿黃老思想說事。其實，劉邦治國是儒法道兼采並用，在以法治國、以德治國、以道治國上他都進行了實踐探索，都有過嘗試與調整，很難說是單取黃老清靜無為之道。劉邦治理國家的立足點在於有為，並非無為。在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這不但讓漢政權順利實現了「秦果漢收」，而且還開創了中國帝制時代的第一個盛世——大漢盛世。

漢皇朝始建於前202年，他的開創者是劉邦。在建國初年，這個西漢皇朝是非常虛弱的，經濟上經過長年戰爭之後，滿目瘡痍，民不聊生；政治上雖然以同姓王取代異姓王，企圖形成劉氏“拱衛”京師的格局，卻從一開始就蘊藏著王國割據勢力對中央集權的威脅；軍事上北部強大的匈奴虎視眈眈，漢政權的邊防危機四伏。在這樣一種開國局勢下，西漢初年的統治者從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通過實行黃老無為政治，經過60餘年的勵精圖治，終於造

《大明首相》第四部主要講在宣佈罷黜高拱的朝會開始前，高拱還交代生死之交張居正，說他要“依法依理”和皇上辯論，驅逐太監馮保。但是，在君主專制的官場，堂堂之陣往往敗在陰謀之下。這是高拱的悲劇，也是大明帝國的悲劇。

秦始皇創建的大秦帝國是當時世界上版圖**的國家。大秦疆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這是****的偉大壯舉。秦始皇創制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別是皇帝制度、郡縣制度、官僚制度、中央集權制度以及他所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諸如統一貨幣、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思想、大規模的移民等，均對此後兩千多年中國政治的演進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秦始皇繼承前代的法治傳統，在法律制度日益完善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政治準則。作為歷史上個實現了“大一統”的高度集權的大秦帝國，其執政的理論基礎就是法家的以法治國、以刑去刑、事皆決於法的基本思想，這為後世中國政治提供了一種頗具價值的治理模式。

趙宋王朝建立後，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最大政治。為改變五代以來權臣篡位，政權頻繁更替的局面，宋太祖貫徹以法治國思想，大力提倡忠節觀的道德文明建設。他杯酒釋兵權，以文抑武，實行文官治國，代表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宋太祖的文治思想，其基本內涵就是將科舉取士與文官政治相結合。宋太祖確立殿試製度，培養天子門生，壓抑世家大族，改變武人政治，士大夫從此成為趙宋王朝統治大廈的基石與支柱。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構成趙宋王朝統治的主要特色，對後世歷朝政治亦影響甚遠甚大。

張居正執政期間，面對明王朝出現的財政困難、政治腐敗、邊防松弛等狀況，以其縝密而又遠見卓識的謀略和果敢魄力，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在整頓吏治方面，張居正實行“考成法”，通過有效的層層監督，使政令得以順利推行；經濟上，以“清巨室，利庶民”，充實國庫為原則，清查田賦與實行一條鞭法；軍事上，以強兵固邊為目的，整飭守備，鞏固邊防。張居正改革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目的是“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其實質還是加強中央集權，提高朝廷辦事效率，以改變明王朝長期積存下來的文恬武嬉、政務懈怠的現象。通過其強有力的改革，暫時解決了明王朝積重難返的一系列老大難問題。張居正的改革，就那個時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管仲與齊桓公的政治相始終，在齊國政治舞臺上活動有四十余年。管仲相齊，對齊國歷史乃至後來的中國歷史均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改革家，他提出並實踐了士農工商四民分居定業論，提出並實踐了「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等以經濟實力解決矛盾的治國方略。在經濟上，他主張工商富國、農商並重，使齊國變成了當時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在政治與外交上，他主張用禮義廉恥作為治國安民的四維，採取以法治國、尊王攘夷與「弱強繼絕」的政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終確立了齊國在春秋初年的霸主地位。無論是維護華夏政治文化之統緒，還是創造華夏文化之新質，管仲都在早期的中國歷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漢武帝劉徹在位的半個多世紀中，北擊匈奴，經營西域，設郡遼東，統一兩粵、西南夷等地，使漢朝疆域版圖超過了大秦帝國。曹植稱讚說：“世宗（武帝）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更重要的是，漢武帝在治國理政等方面可謂開前人所未有。他弱化相權，加強皇權；他打擊地方力量，加強中央集權；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儒家學說作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開創了中國思想界儒家文化的一統局面；他打通西域，開創了中外交流的絲綢之路；他在尊儒的同時，又博采百家，重視法治。他的霸王道雜用之法，開創了後世統治者治術的百代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