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歐戰後美國視野下的中國，究竟呈現出何種面貌？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崛起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趨強勢，中美貿易戰與軍事對抗正方興未艾。鑒往知來，重新檢視歐戰後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或許有助於理解當前局勢與未來發展。雖然美國觀點不見得客觀，有時還帶有文化偏見，但透過美國視野的參酌比較，可能反而有助於釐清中國現況的複雜面向，進而略窺中美互動的真實底蘊。本書透過視野的轉換，以美國在華使領、軍事官員與一般商民的視角切入，從不同於以往的研究取徑，反思歐戰後中國所面臨的各種情況。

通過漢人如何想像西藏的個案，本書展示近代中國國家建構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向：漢人如何看待非漢族群。本書提出，即使是訴求愛國主義、民族政策或邊疆治理，中國民族主義都需先回應自身對非漢族群的潛在偏見。以漢人的西藏論述為例，本書集中在宗教（西藏密宗）、社會形態（封建神權）與性別（一妻多夫制）三個面向，探討近代漢人對西藏的主要認知。而漢人中心主義所欲再現的西藏，隱藏著提供西藏現代化的物質與精神支助之想望。

宣傳是什麼？歷史事實又是什麼？ 在面臨外敵的當下，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宣傳是有必要的。但做為後世歷史研究者，則有必要對事實作釐清，留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在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民族記憶」大纛之下，誤謬流傳「歷史垃圾」。 本書是在發掘大量日軍原始檔案基礎上，對比國內戰史檔案，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長城抗戰）進行的國際對比考證。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手段的方法面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為了重新考證，澄清當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首席全權代表周書楷發表聲明：「……中華民國，決定退出他自己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隨後轉身離開綠色大理石的講臺，走下通道步出會場。 有人說，這是因為蔣中正總統堅持「漢賊不兩立」。 有人說，中華民國不是「退出」聯合國，而是被「逐出」聯合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隨之成立，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促成國際合作、解決國際爭端為主要使命。 但聯合國的實際運作，卻成為大國博弈的舞臺。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內，除了會員國以外，還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擁有否決權，成為世界五「強」之一。 即使失去了中國大陸廣袤的土地與人口，國力不若以往，中華民國仍以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多次否決或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蘇聯也相對應地威脅不讓非洲新興獨立國家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 金夏沙剛果，從比利時獨立，加入聯合國以後，面對的卻是內戰與政變，雖然有國際調停，但是效果不大，原來的總理魯孟巴（Patrice Lumumba）被殺害，直到2022年部分遺骸才由比利時歸還給剛果。當時聯合國祕書長，瑞典籍的哈瑪紹（Dag Hammarskjöld），也在當地發生墜機事故，成為唯一因公身亡的聯合國祕書長。後來的剛果總統莫布杜（Joseph Desire Mobutu），則是大力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1971年4月訪問臺灣，由蔣中正總統親自在松山機場接待，還動員了二萬五千人在臺北街道沿途歡迎。 然而這個五「強」的地位，多是作為美國的棋子，在冷戰中對抗蘇聯。我國也借力使力，除了阻止外蒙古入會，也運用議事手法，將中共政權阻擋在聯合國之外。 只是國際政治情勢詭譎，蘇聯要顧及自身的利益，美國也是。歷經多年的縱橫捭闔，「排我納匪」案，終擋不住，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中通過。周書楷在表決進行前，已經率領代表團離場。 約略二十天後，紐約聯合國大廈裡頭，「CHINA」這塊牌子，就此換了代表的政權。 外交官們的努力，雖然結果與我們的期待相背，但就算1971年守住了，之後幾年還是總有一天會被取代。一方面是美國在越戰的泥淖與冷戰布局，一方面是中共政權的實力越來越強。 本書收錄了十位大使（與夫人），關於1971年這場纏鬥的理性決策與戰鬥行動的細部回憶。雖有主觀性及時代與時間（記憶）的侷限，但內容深入、動態而精彩，又富代表性，值得讀者細細玩味。 除此之外，大

今日兩岸歷史紀錄中的台兒莊大捷，內容多是抗戰政治宣傳塑造的虛像。 台兒莊大捷之後，陳誠在演講中提及台兒莊大捷對國軍的影響： ▲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予以完全掃蕩。 ▲國際間之視聽將為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 ▲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兆。 爬梳國軍與日軍檔案，我們可以知道1938年台兒莊的勝利是存在的，只是能不能稱得上大捷，卻有待商榷。但為了激勵民心士氣，在上海、南京相繼撤守之後，沒有人知道抗戰還要打多久，全國軍民都需要打上一劑強心針，台兒莊戰場的勝利，便成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最佳的宣傳素材。 由於過去的研究方法，普遍缺乏戰史檔案的國際比較，日軍台兒莊攻略的意圖、國軍總攻、殲敵的事實真相，及主力湯恩伯軍團的作戰實態等重要問題，都存在著多種歷史誤解。 本書利用中日兩國第一級檔案史料進行比較考證，釐清日軍兩個支隊先後撤出台兒莊戰場的經緯及有關台兒莊戰役國軍戰果紀錄的不實，並從戰略層面解析台兒莊之勝與徐州會戰敗北間的內在關聯。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大為十一章。

漢語穆斯林（The Chinese-speaking Muslims / The Han-speaking Muslims：漢回）是個民族嗎？ 與我們傳統上認知的回族，有什麼不一樣？ 當年提倡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是否包含漢語穆斯林？ 種種問題，由平山光將博士在本書中解答。 漢語穆斯林，與過去我們認知的藏族、蒙古族、新疆回族不一樣，這三個「族」，會被認為有共同的居住地域、生活習俗、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是過去所謂的「邊疆民族」，蒙古、西藏在地方制度上是「地方」，新疆雖然是省級單位，但在抗戰末期，也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前往接任省主席。而滿族則又特別一點，是「全國性邊疆民族」，沒有特定共同居住地域。 漢語穆斯林則不同，他們講的是全國通行的漢語，信仰伊斯蘭教，遵守教義教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並不一定集體居住在某一省或某一城市，全國各地都可以尋找到他們的蹤影，有文章稱漢語穆斯林在抗戰前已有五千萬人之多。 隨著政體更迭，他們也同步求新求變，面對不同政治體制，追求他們社群的最大福祉與利益，因此有了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有了與外國穆斯林之間的往來，甚至進而協助抗戰，以至冷戰時期的反共抗俄。 平山光將博士這本書，從民國肇始，到政府遷台以後，回顧了主要漢語穆斯林社群的動態、所處的地位、與政府的互動，以及政府看待他們的眼光，一探這個對大眾來說有些特別，實際上卻與你我生活在一起的人物風貌。

張憲文教授，1934年10月出生於山東泰安，1954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學系，1958年畢業後留校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歷任歷史學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1974年，參與創建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學科，1993年建立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一職。2000年，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成為人文學科重點研究基地。長達數十年的治學生涯，張教授與海內外各大學、研究機構建立廣泛的學術聯繫，積極推動民國史學術研究的發展，先後獨立完成或主編《中華民國史綱》、《中國現代史史料學》、《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蔣介石全傳》、《中國抗日戰爭史（1913-1945）》、《中華民國史》、《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大屠殺全史》等一系列學術著作。2010年至2015年，與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共同主持，攜手兩岸四地七十位學者撰寫了十八卷的《中華民國專題史》，意義非凡，為兩岸學界學術合作的一件盛事。《潮平兩岸闊：張憲文往來函札集》正是他四十餘年對外學術交往的一個縮影。本書選取張教授所藏與臺、港、澳地區學者往來書信，彙編而成。能使讀者如同墜入時代的洪流，感受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與海內外之間的變化，尤其是學術交往上的重大突破。在幾十年的進程裡，不是單向的發展，而是涉及制度變革和社會變遷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展開。此間，人們思想轉變、學術關注流轉，無一不顯示了對美好生活、學術真理的追求，以及中國大陸與世界加強聯繫的努力。這些通信可謂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臺灣三通前後學界實現往來的先行者。信稿裡說的人和事，展現了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從無到有、從有到興的歷程，更見證了兩岸四地中華民國史學科幾代學者的成長道路。不僅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學科篳路藍縷發展歷程的親歷者，或也可成為觀察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界對外開放交流的一個側影。

學人從政，不單是指朱家驊個人，而是代表整個朱家驊系的群體。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人，德國柏林大學博士。1924年回國後先在北京大學任教，後轉投南方陣營，除了在中山大學教書以外，也開始涉足政界。他經歷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廣東省政府、廣東省黨部、浙江省政府、浙江省黨部、建設委員會等黨政機關，1931年任教育部部長，1932年任交通部部長，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主席。一步一步累積自己的人脈，形成自成一格的「朱家驊系」。　朱家驊之所以能從學人躍上政壇，可以說是源自於國民政府執政的黃金十年期間，蔣介石將黨務工作委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主持，形成所謂的CC系，但蔣介石又有意培植黃埔系力行社勢力來相互牽制。在兩派鬥爭嚴重的情況下，為了革新黨務並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蔣介石開始重用朱家驊。學而優則仕，作為黨內新貴，朱家驊常被看作學人從政的典型，早年的政治熱情、地緣優勢與學歷背景，鑄就了他獨特的人際網絡與政治軌跡。　本書主要在勾勒「朱家驊系」的主體面貌，從抗戰期間朱家驊以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介入國民黨內部組織人事實際運作機制與效能，凸顯了黨內從未停歇的矛盾與衝突。在CC系、黃埔系，以及地方實力派軍人之間，即使他承蔣介石之命辦理「健黨」工作，即使他在1941年底兼任考試院副院長，也無力在戰時擔起重建國民黨組織和人事制度的重任，終在1944年先後離開中央組織部與考試院。　學而優則仕，是《論語》千百年來對學人的期許，以專家學者型官僚，來輔佐執政當局。而朱家驊雖然投身政治，甚至進入以黨領政的黨中央，但組織人事與他的專長相距甚遠，又必須培養自己的人馬以抗衡其他派系，反而使健全黨體的目標，在一輪又一輪的派系勢力競逐和幹部更迭中逐漸模糊，有志於革命事業的黨員日漸沉淪，醉心於權力競逐的黨員疏於主業，預示了戰後國共兩黨的較量，國民黨的潰敗結局。

2024年4月，民國歷史文化學社與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主辦，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協辦，寒舍集團贊助，「兩蔣日記與民國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大直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在歷史材料持續「出土」，數位化工具、AI工具盛行的現在，《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的出版，具有是否什麼樣的意義，是否更能幫助我們解讀兩蔣執政時期的過往。透過十一位學者之筆，以兩蔣日記為軸心，輔以其他日記及檔案，不僅了解兩蔣對國事與家事的看法，和他們內心世界的幽微奧妙，也寫下民國歷史與故事，開啟新的篇章與無限可能。 本書先由葉文心教授談中西史學發展的問題，與兩蔣日記出版後人物研究的不同面向。再由八位學者，分就家事、人事、軍事、政事等議題，利用兩蔣日記，深入探究兩蔣對民國的影響。最後由兩位學者，討論經濟與外交的可能思考方向。

針灸、三伏貼、清冠一號 那些差點被消失的傳統醫學 12篇專文，完整述說一段中醫存廢的歷史 一場廢除中醫的風暴，颳起時代的反動與不安 1928年，國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大力推動衛生的現代性。根據該部組織法，設立「中央衛生委員會」，以之作為衛生決策的議決機關。當時擔任委員者，無一具有中醫背景，顯示傳統中醫在國家進行現代化時所面臨的危機。第1屆委員會於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開，會議上以「中醫妨礙全國醫事衛生」為理由，提出四項針對廢除中醫之提案，統稱為「廢除中醫案」，其目的在於採取漸進手段來限制中醫，最終達到完全消滅中醫的目標。 從中西論戰到中西合璧 回眸歷史，即將邁向95週年的「廢除中醫案」風波，訴說著中醫近代史的發展，可謂篳路藍縷、步步艱辛。從在醫藥界的「失語」，逐漸流失其本體知識，爾後峰迴路轉、搖身一變，到現今中醫藥已站上國際舞臺。我們可以在大醫院和小診所，看到中醫的身影；我們可以服用臺灣清冠一號來對抗對凶狠的新冠肺炎，不用擔憂西藥之不足，這些歷史發展豈是僥倖所能獲致？探索這段由低谷爬起的歷程，實為傳統中國文化與技術發展史上，少數能抗衡西方文化衝擊的實例，也是最能彰顯民國史多元「現代性」的史學論題。 醫療史的新解方 多數中醫藥從業者或醫史研究者，對該案都不陌生，但我們卻缺乏一本對該論題深入探究的學術專書。本書邀集兩岸學者共同撰稿，一同來關心近代中醫的發展，重新梳理中醫存廢與醫界論戰的故事，並拓展論述廣度，分析醫者和文獻、藥品與技術、民間手抄本等幾個重要論題，以豐富中國醫療史的整體研究。 中西醫學者 盛情推薦 王文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 林文源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清華學院「人文社會AI應用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林昭庚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講座教授、財團法人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孫茂峰 中國醫藥大學董事、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教授 高尚德 中國醫藥大學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副院長 黃怡超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司長 黃澤宏 長庚體系中醫醫療發展召集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部主任 郭文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圖書館副館長 陳光偉 馬偕紀念醫院中醫部主任 陳潮宗 台北市中醫師公會名譽理事長 陳麒方 社團法人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理事長 張永賢 德國漢堡大學醫學博士、中

「中央政治會議」是1924年國民黨改組時期的產物。改組前，國民黨的組織採總理制，孫中山是不二的黨魁；改組後取委員制，仿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模式，建立一個核心、人少的中政會，以為運作靈活的決策中樞。 1926年，國民黨中全會通過〈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同意在重要地方可設立地方分會。1928年，決定設置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主席。中政會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名家推薦 李君山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桶法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劉維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1931年後中日兩國關係發展陷入困境，並日趨惡化，終而導致戰爭的爆發。此段歷史糾葛的本質是「防共」，這是眾所周知，卻概念含糊；不容忽視，但未曾系統性分析的重要議題。日本為了對蘇備戰與防範共產主義滲透，以中國大陸為基地推動防共國防；中國則基於國家統一，國民政府以中共為對象展開武力

「國防部」──你我都無比熟悉，卻也不瞭解的單位。 對日抗戰期間，主導戰事的是軍事委員會，1946年才成立了現在的國防部。 為何政府在戰後要急著改組軍事機關？ 這顆新頭腦又該如何運作，並處理與政府、國會的關係？ 1946年6月，顯赫一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告結束，業務由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國防部接收辦理；自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以下，3千餘名參謀軍官，2千名左右的士兵與勤雜人員，利用原中央軍校的廣大建築群

張玉法院士，1935年出生於山東嶧縣，幼年在日本佔領區生活。抗戰勝利前後，國共兩軍對山東的爭奪日趨激烈，1948年9月濟南戰役後，山東幾近全省淪陷。11月，防守嶧縣一帶的第三綏靖區馮治安部隊投共，張院士跟隨學校南遷，開啟了流亡學生的生涯，經湖南、廣東，海運台灣澎湖，並親身經歷了山東聯中澎湖七一三事件。 這群師生後來到彰化員林落腳，賡續求學之路。高中畢業後，張玉法院士考上了師大史地系，就此開展他對中國近代史的興趣，以及往後數十年對中國近代史的大量研究成果。 張玉法院士的中國近現代史，是許多大學生必用的教材，就算不是歷史系的學生，也都讀過。因為中國近代史曾經是與大一國文、大一英文、三民主義同屬大學的共同必修課程，而且各類國家考試，也都有中國近代史這個科目。有一次，張院士出國的時候，查驗證照的移民官還向他表示讀過他寫的書。由此可見，張院士的文筆，早已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 近幾年，張玉法院士整理過往的公私函件，發現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志趣，亦有不同的師友往來，因此簡要記下函件的內容，按年月日排序，並插入國家大事、家庭生活作為背景，題名《浮生日錄》，作為個人參考。內容包括年幼的記憶，中學、大學的求學過程，畢業後從事教員、服兵役的經歷，進修研究所、到中央研究院任職、赴美留學的點滴，為山東存留歷史的奔走，以及「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心理呈現。雖然本書既不是日記，也不算是回憶錄，看似瑣碎，但內容包羅萬象，可說是張院士對自我人生的最佳側寫。

本書是作者「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首部曲，主題為「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追溯東南集團人際網路及運作模式，分析社會精英對上海風潮的幕後指導，為五四運動提出新的解釋，也揭示東南集團的深層活動。作者兼顧宏觀和微觀，不但勾勒歷史演進的主要脈絡，也對重要事件作深描細寫。力拒簡單化的思維陷阱，還原真實世界的瞬息萬變。本書作為五四新論，改寫了我們長期認識的五四運動史。 本書不僅描劃上海的社會精英集團，吸納留美學生作為骨幹，形塑引導全國聯美制日的輿論，也是學生愛國意識的源頭，予人面目一新的看法。以「社會集團」的視角，提出「東南集團」一詞，東南士紳的運作謀略，決定西北的國族命運，改變以北京為中心的觀點，視東南為新思想的泉源，來重新觀察解釋五四運動的歷史。 以人物研究為基礎，建立對社會群體的認識，著眼東南名流的群體活動，梳理人際關係。例如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身為關鍵人物的他，在五四研究中模糊又平淡，本書提供讀者新的李登輝樣貌，以及他在學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另外，本書注意到少為人知的青年會，美國青年會式的組織及動員，曾是上海社會精英模仿的對象，青年會系統對學校師生的訓練，在五四時也曾發揮相當的作用。

※百年前的太平洋霸權競逐，互相猜忌的美、日兩國掀起新聞輿論戰 ※歷史的循環不斷重演，沒有國家能夠置身事外 歐戰結束後不久，美、日必將一戰論，即在中國傳的沸沸揚揚。這些看似聳動的謠傳與言論背後，其實反映出許多有意義的歷史面向。當時美、日報紙如何描繪對方？政府有無故意放縱新聞輿論的炒作與渲染，甚至利用報紙鼓動民族情緒，進行外交輿論戰？兩國人民接觸報紙塑造出的彼此負面形象，會不會在互動時，做出過於激烈的反應成為外交問題？在中國的美國人與日本人，包括領事、軍人、商旅、教士、記者以及一般僑民等，他們所看的中國現況，以及對於彼此的印象與觀感，也都有可能助長美日在華的對立。 在華的美、日「在地」觀點，能夠清楚描繪出兩國人民的互動情況；甚至透過新聞媒體的傳遞與渲染，成為公眾輿論的力量，而影響政府的決策。外交並不總是侷限於政治家與外交官，兩國間第一線在華人員對彼此的認知以及實際的接觸往來，也會構成某種廣義範疇的外交行為。本書藉由觀察這些上下交織的輿論與外交活動，深入探究歐戰後美、日在華互動的各種樣貌。

今日兩岸歷史紀錄中的台兒莊大捷，內容多是抗戰政治宣傳塑造的虛像。 台兒莊大捷之後，陳誠在演講中提及台兒莊大捷對國軍的影響： ▲國民之自信力增強，過去悲觀之心理予以完全掃蕩。 ▲國際間之視聽將為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 ▲傀儡漢奸知敵之敗徵已兆。 爬梳國軍與日軍檔案，我們可以知道1938年台兒莊的勝利是存在的，只是能不能稱得上大捷，卻有待商榷。但為了激勵民心士氣，在上海、南京相繼撤守之後，沒有人知道抗戰還要打多久，全國軍民都需要打上一劑強心針，台兒莊戰場的勝利，便成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最佳的宣傳素材。 由於過去的研究方法，普遍缺乏戰史檔案的國際比較，日軍台兒莊攻略的意圖、國軍總攻、殲敵的事實真相，及主力湯恩伯軍團的作戰實態等重要問題，都存在著多種歷史誤解。 本書利用中日兩國第一級檔案史料進行比較考證，釐清日軍兩個支隊先後撤出台兒莊戰場的經緯及有關台兒莊戰役國軍戰果紀錄的不實，並從戰略層面解析台兒莊之勝與徐州會戰敗北間的內在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