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簡體書）

物質文明是一把雙刃劍：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人類需要一種更高的智慧去控制這把雙刃劍。這種智慧是單純的西方文化所不能勝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 ，就是要將中國文化精神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起來。 在國家危難，全盤西化的滔滔浪潮沖擊之下，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復興中華文化，如何將之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在科技力量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也是本書的旨意所在。

【編輯推薦】中國古典學術相對于西方現代學術，具有精深、動態、統一的特點。從形式到內容，它都是統一的。從內容上講，中國的知識系統分為兩個互相貫通的層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別由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學派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其集大成是興盛于戰國至西漢的黃老之學；二是儒家最高“密法”，性命與天道之學，它由孔子所傳，子思氏之儒發揚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經鮮為人知。性命與天道之學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經?說卦傳》所言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本書梳理了中華文化的流變，作者認為，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經歷了五次大的變遷：
從河圖洛書時代漫長的文化草創期到西周王官學的形成，一變；
東周禮崩樂壞，由王官學流變為諸子百家之學，二變；
戰國、秦漢中國走向大一統，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三變；
漢以后，佛學大興，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過改造吸收王官學、排斥諸子學逐步取得獨尊地位，四變；
清末民初，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入侵，西學取代儒學的獨尊地位，中國本土學術不絕如縷，五變。.
今天我們復興中華文明，主要是復興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的黃老之學。并在黃老之學的基礎上，理智融會龐雜的西方文化——這是21世紀中國學人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對于物質文明，作者認為它是一把雙刃劍：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人類需要一種更高的智慧去控制這把雙刃劍。在作者看來，這種智慧是單純的西方文化所不能勝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進而言之，就是要將中國文化精神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起來。但認為在國家危難，全盤西化的滔滔浪潮沖擊之下，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復興中華文化，如何將之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在科技力量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也是本稿的旨意所在。

根源篇
河圖、洛書是一萬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時太陽歷圖示，是中華文化之根。這種上古中國先民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歷法，其優美、簡潔、精確的理論構建令人驚嘆。在數千年的應用過程中，河圖、洛書所表征的五行、四時歷鎖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學范式，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綿不絕萬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對于21世紀人類科學的進步，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章 河圖、洛書圖說考
一、圖亡數存：北宋以前的河圖、洛書
二、圖現義亂：宋代以后的河圖、洛書
三、河圖圖說：上古陰陽五行歷概說
四、洛書圖說：上古四時八節歷概說
第二章 圣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考
一、從陰陽觀念到陰陽符號
二、從四時八節到四象八卦
三、從河洛數理到易經數理
第三章 銀雀山漢簡與河圖、洛書五行四時歷
一、《禁》篇揭示的五行本義 根源篇
河圖、洛書是一萬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時太陽歷圖示，是中華文化之根。這種上古中國先民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歷法，其優美、簡潔、精確的理論構建令人驚嘆。在數千年的應用過程中，河圖、洛書所表征的五行、四時歷鎖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學范式，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綿不絕萬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對于21世紀人類科學的進步，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章 河圖、洛書圖說考
一、圖亡數存：北宋以前的河圖、洛書
二、圖現義亂：宋代以后的河圖、洛書
三、河圖圖說：上古陰陽五行歷概說
四、洛書圖說：上古四時八節歷概說
第二章 圣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考
一、從陰陽觀念到陰陽符號
二、從四時八節到四象八卦
三、從河洛數理到易經數理
第三章 銀雀山漢簡與河圖、洛書五行四時歷
一、《禁》篇揭示的五行本義
二、《三十時》當是齊地遺存的河圖陰陽五行歷
三、《迎四時》所見洛書四時八節歷
四、《四時令》當為“五行令”
五、《五令》中隱含的五行生克關系
流變篇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學術經歷了五次大的變遷：從河圖、洛書時代漫長的文化草創期到西周王官學的形成，一變也；東周禮崩樂壞，由王官學流變為諸子百家之學，二變也；戰國、秦漢中國走向大一統，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三變也；漢以后，佛學大興，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過改造吸收王官學、排斥諸子學逐步取得獨尊地位，四變也；清末民初，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入侵，西學取代儒學的獨尊地位，中國本土學術不絕如縷，五變也——今天，我們復興中華文明，主要是復興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的黃老之學。并在黃老之學的基礎上，理智融會龐雜的西方文?化——?這是21世紀中國學人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歷史性課題。
第一章 重新評價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家針對《尚書》“下刀子”
二、儒家拿禮、樂“戴帽子”
三、儒家以《易》、《春秋》“摻沙子”
第二章 黃老之學才是中華文化的主干
一、中國學人——迷途的文化羔羊
二、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
三、文明復興——路漫漫其修遠兮
第三章 黃老道統與儒家道統
一、黃老道統——中華文化的根柢
二、儒家道統——中華文化的異化
三、復興中華道統、行人間大道
第四章 中國現代學術的興起與西學的中國化
一、學術成為美國攫取中國核心利益的超級戰略武器
二、中國本土學術被送入歷史垃圾堆
三、移植西學過程中鄙名與偽名之災
總論篇
中國古典學術相對于西方現代學術，具有精深、動態、統一的特點。從形式到內容，它都是統一的。從內容上講，中國的知識系統分為兩個互相貫通的層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別由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學派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其集大成是興盛于戰國至西漢的黃老之學；二是儒家最高“密法”，性命與天道之學，它由孔子所傳，子思氏之儒發揚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經鮮為人知。性命與天道之學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經?說卦傳》所言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第一章 中國古典學術體系不是落后而是先進
一、重意象而輕抽象
二、重事變而輕言理
三、重統一而輕支離
第二章 中國有通天人之際的大學問
一、道、名、法三者的本質及其間的辯證關系
二、窮理、盡性、至于命，修養做功夫的三個步驟
第三章 中華文化在形式上一以貫之
一、名學與漢字同樣基于意象思維
二、從名學的角度審視漢語語法單位分級
三、比類取象——類與象的關系是漢語結構的基礎
第四章 修習中國文化須原道、征圣、宗經
一、原道——本乎道
二、征圣——師乎圣
三、宗經——體乎經
附錄一 藍田書院，斯文在焉
附錄二 名學與中醫（答王明華）
附錄三 節制權力·節制資本·節制欲望（答樂由）
后記 八年學術遠征反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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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的解放早已蛻變為物欲的放縱<br> 先說生活方式。<br>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高舉人性解放的大旗，將人類物質文明推向了極致。人們發現，人性的解放早已蛻變為物欲的放縱，20世紀興起的消費主義不過是物欲放縱的最高形態。在那里，物質上的成功，而非道德的成就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的唯一標準——廣告、信貸、藝?術……?社會中的一切都為刺激人類的物欲，滿足人類的物欲而存在，而人的本性，生命需要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被嚴重忽略了。<br> 當物質世界塑造了人，人也被物化了——從活生生的人變成了符號化的生產要素。<br> 這種生活方式被稱為先進、時髦、現代，但它卻與人的本性相違背。因為人本性清靜，復歸這種清靜本性，我們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美德與快樂，人類若跌入“刺激物欲—滿足物欲”的陷井不能自拔，其結果只能是戰爭和毀滅。這不是聳人聽聞的說教，兩千多年前，儒家經典《禮記?樂記》中就曾明確指出這一點，上面說：<br>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通?智——?筆者注）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通智——筆者注）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通智——筆者注）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br> 人類清靜的本性因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形成善惡美丑諸觀念。若人不能節制這種外物的刺激，最終將不斷追求聲色犬馬，成為外物的奴隸，即上文所說的“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于是人們就會互相欺騙，互相競爭，互相剝削，進而導致社會秩序的大亂。<br> 讀者諸君試想，這不就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現實嗎！競爭成為西方社會的基本美德，欺騙已經滲透入學術本身，剝削則在相當程度上國際化了，且多以金融這種溫情脈脈的形式……<br> 那么人類該如何正確地生活呢？就是遵循禮義之道。《禮記?樂記》的作者接著寫道：“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文意：所以先王要制定禮樂，讓人們有所節制。披麻戴孝的哭泣，是為了節制喪禮；鐘鼓干戚的歌舞，是為了享受到適當的快樂；關于婚姻和冠笄的規定，是為了使男女有所區別；定期舉行射箭比賽和宴會，是為了實現正當的社交活動。用禮來節制民眾的心志，用樂調和民眾的情感，通過政令使民眾遵行禮樂，運用刑法防止違背禮樂的行為。禮、樂、刑、政，四者互相通達而不違逆，就具備了治理天下的王道。）<br> 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禮樂來節制民心，使之不致為物所化，重歸天性、天理——這是王道政治的基礎，是禮、樂、刑、政的終極目標。<br> 傳統中國社會是用禮義之道來調節公私生活，維持正常社會秩序，傳統西方社會則是用宗教達到同樣的目的。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所有這一切都被物欲主義吞沒了，物化的人類猶如一架沒有靈魂的機器，它只能最終失控，自身毀滅。<br> 在中國文化中，先賢稱不遵循禮義之道的社會為夷——那不是一種文明的社會，而是一種野蠻的社會形態——與古代蠻夷相比，除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西方文明與之有何區別！<br> 二、“典型的歐洲癡呆癥”<br> 除了與人類本性相違背的生活方式，西方社會還流行一種有嚴重缺陷的世界觀，即將世界截然兩分，分為二元對立的兩部分：或分為理念世界、現象世界，或分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或分為主觀世界、客觀世界。李約瑟稱之為“典型的歐洲癡呆癥”<br> ［比］普里戈金、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曾慶宏、沈小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頁。<br> 。<br> 中國人整體的、有機的世界觀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李約瑟總結道：依照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概念，宇宙是在自發的和諧之中，現象的規則性并不是來自外部的當權者，相反，自然、社會和天國中的這個和諧發源于這些過程中存在的平衡，這些過程是穩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和諧中彼此共鳴。<br> ［比］普里戈金、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曾慶宏、沈小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85頁。<br> 西方的世界觀與宇宙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現實是相違背的，這會導致嚴重問題，具體表現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狹隘性。<br> 投射到國際政治領域，就是西方社會長期缺乏天下觀念，地方、民族本位主義盛行，政治上始終沒有實現大統一，也就不可能實現持久的和平。直到今天，西方大國仍然主要采取聯邦制的組織形式。<br> 而中國早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時代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大統一。據記禹的功績《尚書?禹貢》載，當時的禮樂之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從北方到南方——筆者注），聲教訖于四海”，這里的四海也包括夷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br> 當時維系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排他性的殖民統治，而是包容性的“五服制”。《尚書?禹貢》描述說：<br>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國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離國都最近的一百里繳納連稈的禾；二百里的，繳納禾穗；三百里的，繳納帶稃的谷；四百里的繳納粗米；五百里的繳納精米。）<br>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離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擔任國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擔任偵察工作。）<br>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綏服。三百里的，考慮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奮揚武威保衛天子。）<br>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處；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br>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維持隸屬關系；二百里的，進貢與否流動不定。）<br> 西周祭（音zhài）公謀父在諫穆王征犬戎時總結道：“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處《尚書?禹貢》為“綏服”——筆者注），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國語?周語上》）<br> 祭公謀父還指出，欲維系天下的五服制，首先要“增修于德”，只有這樣才能使“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單憑武力是不行的，所謂：“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他接著說：“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而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屬甸服的供日祭，屬侯服的供月祀，屬賓服的供時享，屬要服的供歲貢，屬荒服的有終生一朝王的義務。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貢和一生一次的朝見天子之禮都是先王定下的規矩。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義務的，天子就應內省自己的心態；侯服有不履行月祀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自己的號令；賓服有不履行時享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法律規章；要服有不履行歲貢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名號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見天子義務的，天子就要內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內省檢查后如還有不履行義務的才可以依法處置。因此，才有懲罰不祭、攻伐不祀、征討不享、譴責不貢、告諭不朝的各種措施，才有懲罰的刑法、攻伐的軍隊、征討的武備、譴責的嚴令、曉諭的文辭。如果頒布了法令、文告后還有不履行義務的，那就再一次內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輕易勞民遠征。正因為如此，近處的族群才沒有不聽從的，遠處的族群也沒有不信服的。<br> 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國際政治，中國文化皆以內省、內養為本，這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品格。表現為，其在國際政治上講求協和萬邦，反對侵略。所以中國版圖數千年來的擴大，大體皆是由于抵御強敵，自然形成的，而非出于主動侵略。<br> 西方政治品格與此相反，他們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礎上（比如為了石油資源），將對方說成異端，招集盟友，黨同伐異，這是當代國際政治極其危險的主流——我們不得不警惕！<br> “典型的歐洲癡呆癥”投射到學術領域，主要表現為西方學界隨意以自己的標準衡量其他文明，只要與之不同，就會被加上傳統、落后、異端的標簽。19世紀是西方現代人文學術形成的時期，這種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態，早已融入了西方學術的基因——后又被移值到中國學林。<br> 中國以禮樂教化節人欲，西方以宗教節人欲，二者并無高低之分，只有習俗不同，但在許多西方人眼里，缺乏宗教情懷的中國卻成了他們拯救的異端民族。<br> 中醫與西醫具有不同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盡管有數千年的實踐，仍被稱為“不科學”的。<br> 中國代表整體利益、中立的中央政府，因為限制利益集團和黨爭，就被稱為東方專制或軍政權獨裁下的威權主義。這些詞皆具貶義。<br> 西方狹隘的學術觀念，動不動就以科學自居，視其他學術范式為異端，與中國學問之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語出《禮記?中庸》），其寬容性相差何止千里。<br> 試看今日之中國，重經驗知識積累的西式大學壟斷一切，而重道德修養（尊德性，語出《禮記?中庸》）的中國教化不絕如縷。在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時代，電腦已經具備超強的信息存儲和信息加工能力，以尊德性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學術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注意到，人生修養比知識技能更為基礎、重要！<br> 三、西方無形的精神文化并不一定值得我們學習<br> “典型的歐洲癡呆癥”投射到邏輯領域，就是兩末之議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其后果不僅浪費了大量人類智力資源，還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什么是兩末之議呢？就是在論述事理時采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取事物的兩個極端展開論述，窮諸玄辯，遠離中道。比如顏色，只論黑白，而忽略宇宙間的五光十色；再比如政治，只論堯舜、桀紂兩個極端典型，而忽視現實政治中諸多復雜的政治經濟形態。《韓非子?難勢》寫道：“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飴糖和蜂蜜——筆者注）也，必苦萊、亭歷（兩種苦味的草本植?物——?筆者注）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br> 事實上，西方邏輯學有太大的局限性，其形式邏輯的最基礎規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嚴重的問題，因為“甲是甲”或“甲等于甲”只有在排除了現實世界的時間性和歷史性時，才是正確的，否則永遠不可能成立——同樣是一個人，幼年時他（她）和老年時的他（她）不可能定義為同一的。換言之，只有在時間與空間割裂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br> 這導致西方邏輯多適用于靜態簡單的事物，對于動態復雜的系統則難以適用——因為動態復雜的系統很難剝離時間一維。<br> 中國古典邏輯名學不是這樣，它特別強調概念的歷時性，即“異時”。《墨子?大取篇》說：“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文意：過去考慮，不等于現在考慮。過去愛人，不等于現在愛人。）<br> 《經下》說：“察諸其所然、未然者，說在于是推之。”《經說下》解釋說：“‘堯善治’，自今察諸古也。自古察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文意：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可以從“堯善治”這一命題推導出來；“堯善治”這一命題的得出，是從今天的情況出發，考察古代的情況，指堯善于治理古代；假如從古代的情況出發來考察今天的情況，就不能說“堯善治”，因為“堯善治”不是指堯善于治理現代。）<br> 《經下》說：“‘堯之義也’聲于今而處于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經說下》解釋說：“‘堯之義也’，是聲也于今，所義之實處于古。”（文意：“堯是仁義的”，是今天所說的話，這句話指的實際則處于古代，古代和現代是不同的時代，論證的理由是“堯是仁義的”這一命題涉及語言和現實兩個方面；“堯是仁義的”這句話是今天說的，而“堯是仁義的”這句話所指的現實則是處于古代。）<br> 孫中原：《中國邏輯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618~619頁。<br> 關于名學與西方邏輯學的對比，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拙著《正名：中國人的邏輯》<br>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br> ，第8~10頁。<br> 西方邏輯過于不完備，特別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恰，本質上“積辯累辭，離理失術”的泥潭。也使建立于其上的學術理論常常遠離現實，甚至直接成為西方國家攫取他國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20世紀以來，這種情況越來越突出，尤其表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br> 西方有形的物質文明值得學習，并不意味著西方無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學習；中國科學物質上一時落后于西方，并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盲目學習他人，結果將是災難性的。<br> 著名歷史學家張星烺（烺，音lǎng；1889~1951年）在1934年初版的《歐化東漸史》一書開篇就寫道：“中國與歐洲文化，有形上及無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風俗，飲食起居，各自其數千年之歷史展轉推演，而成今日之狀態。東西文化孰為高下，誠不易言。但自中歐交通以來，歐洲文化逐漸敷布東土，猶之長江、黃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東流，晝夜不息，使東方固有文化，日趨式微，而代以歐洲文化。則是西方文化，高于東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質文明，中國與歐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國滅種。至若無形之思想文明，則以東西民族性不同，各國歷史互異之故，行之西洋則有效，而行之中國則大亂。各種思想與主義，無非為解決民生問題。而勉強效顰他人，使國中發生數十年或數百年長期亂事，自相屠殺，血流漂杵，人煙斷絕，以至國破種滅。吾人何貴乎效法此種主義耶？依此種情形觀之，歐洲之無形文明，各種思想，各種主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優于中國固有，與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懷疑矣。”<br> 張星烺：《歐化東漸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4頁。<br> 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如張星烺這樣了解東西文明交流史，并理性看待此一問題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在國家危難，全盤西化的滔滔浪潮沖擊之下，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復興中華文化，如何將之與西方物質文明有機結合，在科技力量迅猛發展的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br> 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對于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還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因為人類目前已經掌握太多自我毀滅的能力。<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