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蜀文輯存校補(繁體‧全六冊)（簡體書）

傅增湘(1872—1949)：四川江安縣人，字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長春室主人等，現當代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著有《藏園瞥目》《藏園東遊別錄》《雙鑒樓雜詠》等，校補並刊刻了《雙鑒樓叢書》《蜀賢叢書》《宋代蜀文輯存》等十餘種古籍，在版本學、目錄學方面建樹頗多。
吳洪澤：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研歷史文獻學，著有《電腦在古籍整理中的應用》《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宋代文學編年史》(二人合著)，及論文《尤袤詩名及其生卒年解析》《尤袤著述考》等。主編有《宋人年譜叢刊》。並與曾棗莊先生合著《蘇辛詞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宋代辭賦全編》。參與編纂《全宋文》《儒藏》，任編委；《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任副主編。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記錄和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一○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準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準，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周邊地區現存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新、編纂最為科學、使用最為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以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或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巴蜀全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再造。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前 言

《宋代蜀文輯存》是近代著名文獻學家傅增湘編纂的一部地方文章總集，旨在搜羅宋代巴蜀地區作家別集以外的文章，歷時十六年編成，總計一百卷，收作者四百五十餘人，文章二千六百多篇，藴含有關巴蜀地方文學、文獻以及蜀學研究的珍貴資料，內容涉及思想、政治、軍事、經濟、法律、天文、地理以及工農業生産等多個方面。因此，將《宋代蜀文輯存》整理出來，輔之以“篇目分類索引”，新撰“作家小傳”等，將大大豐富有關蜀學的研究手段，拓展研究範圍，並爲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家園，推動巴蜀文化建設，爲地方經濟發展、旅遊開發、蜀學研究提供信實可靠的文獻資料，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宋代蜀文輯存》的纂輯
《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近人傅增湘纂輯。
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五〇)，字沅叔，別號書潛、雙鑒樓主人、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藏園老人等。四川江安縣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任直隸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歷任肅政廳肅政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曾任教育總長。“五四”運動中，因反對北洋政府罷免蔡元培，受牽連免職，此後即潛心收藏圖書和研究版本目録學。一九二七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一九二九年赴日本訪書。總計藏書逾二十萬卷，不乏宋金元刻本及明清善本，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精研目録學和版本學，著有《藏園群書經眼録》，刊有《雙鑒樓叢書》《蜀賢叢書》等。《宋代蜀文輯存》則是他嘔心編纂鄉邦文獻的代表作。
所謂鄉邦文獻，一般是指編者故鄉人物著述、鄉土史志以及地方金石版刻文獻等。傅增湘對鄉邦文獻的摯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鄉邦文獻的刻意收集，二是對鄉賢著述的編刻傳揚。
傅先生是大藏書家，他對鄉邦文獻的執著追求更是有口皆碑，在他七十歲高齡時，曾經傾盡家財收購宋蜀刻本《南華真經》，“明知舉之將力窮於絶臏，設使縱之，必悔失於交臂。審慮徘徊，情難自已，遂毅然舉債收之。”又如明初刻本《蜀鑑》“詳於江山險易、道裡遠近及歷代戰爭餉運之徑途，要有深旨”，他收藏之後即加以訂正，“異日當取餘校本重訂刊行，以饗鄉人，倘得嗜學之士，就郭氏之例，採宋元以來之事蹟，輯成續編，則裨益於鄉國，其功尤偉矣。”至於收藏鄉邦文獻的目的，他在《宋代蜀文輯存序》中，有明確的表述：
餘自髫歲離鄉，寄跡京津，歲月悠悠，俄然老大。中間祇通籍後得假歸掃墓，故於蜀中風物，夢寐難忘，嘗思生爲蜀人，宜於故鄉薄有建樹。事會不偶，此願未償，而懷土之思，久而彌摯。生平粗知學問，仰承祖訓，尤嗜藏書，凡鄉人遺著及蜀中故實，力勤蒐攷，冀爲他時表彰蜀學之資。先刊成《蜀賢叢書》，自宋本《揚子方言》迄於元本《道園遺稿》，凡十有二種。嗣有志於蜀文，乃徧收蜀人遺集，舊刻難逢者則別求寫本，寫本不得者則盡力傳鈔，自《咸平集》以下至《則堂集》，通十五家，鹹粲然大備。《蜀中廣記》百餘卷，亦依文津閣本録副存之，昕夕揅摩。又旁及紀傳雜志諸書，以供探討。於是蜀中人物與夫氏族之源流，固已觕知其領要矣。餘以雅好丹鉛，因得博觀圖史，上自館閣之儲，下而坊肆所鬻，旁及都邑之書府，南北之藏家，偶有異編，鹹得寓目。且交遊既廣，氣誼相孚，尺簡時通，一瓻可假。至於海上之涵芬樓，舊京之北平、東方兩館，時爲訪書，與有雅故，志乘之富，冠絶一時，新舊駢羅，餘可按圖而索焉。
可見，傅先生這樣不遺餘力地收集鄉邦文獻，意在有所纂述，“表彰蜀學”，留給後人的便有兩大功績：一是編刻《蜀賢叢書》，收書十二種，爲影宋本《方言》《司馬相如傳》《諸葛武侯傳》《名公紀述老蘇先生事實》《欷歔子瑣微記》《龍川略志》《頤堂先生集》《王荊公詩注》《東坡和陶詩》，影元本《道園遺稿》《翰林珠玉》，汲古閣寫本《石藥爾雅》。二是編輯《宋代蜀文輯存》，爲此，他還曾向東方圖書館及張元濟商借大量藏書。
傅先生編纂《宋代蜀文輯存》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初完稿並刊行，可見他對此書的用心良苦。孫鴻猷序稱：“昔楊升庵編纂《蜀藝文志》，越二十八日而書成。先生雪纂星抄，歷十六年之久，積稿充於棟宇。其用心之苦，肆力之勤，執事之敬慎而強毅，以視前賢爲何如也!”龍門書店重印版前載劉子健《重印小引》説：“傅先生的編纂，是極有系統，極詳盡的整理。因爲是在抗戰中淪陷區出版的，不但流傳不廣，連知道有這部書的都不多。重印以後，一定對於今後從事研究宋代的學人，有很大方便。”
此書刻印於一九四四年，因工程浩大，造價昂貴，傅先生不得已出售宋元抄校本一百多種，並在友人孫仲山資助下，再加陶心如親自督工，這纔印成二百五十部。要知道，傅先生是在日寇鐵蹄下完成編纂及出版工作的，面對日寇佔我領土、亡我中華文明的雙重侵略，編纂並出版一部包含大量宣揚扺抗外族侵略文字的著作，需要多大的膽識和勇氣!其中藴含的愛國深情和對故土的眷戀，更是不言自明。同時，此書在日佔區出版，其流傳不廣，也是必然的結果。同樣，它在後世爲人所重，影響逐漸擴大，也是理所當然。一九七一年香港龍門書店影印，一九七四年臺灣新文豐出版社再度影印，二〇〇五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發行，各大圖書館收藏，學者引用滋多，也引起了研究者對該書的重視。不過，迄今未有整理本面世，不得不説是件憾事。

二、繼承和發揚蜀人編纂總集的傳統
巴蜀學人素來注重鄉邦文獻，也有編纂地方總集的傳統，從宋代的《成都文類》，到明代的《全蜀藝文志》，再到近代的《宋代蜀文輯存》，以及今天的《歷代蜀詞全輯》和正在編纂中的《巴蜀全書》等，爲我們展現了古代巴蜀地區燦爛輝煌的創作成就，也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文獻資料，滋潤著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同時，由於僻處一隅，對瞭解中原文化造成一定障礙，蜀籍先賢們爲彌補地域上的先天不足，作出了種種不懈的努力，而於編纂地方總集外，他們也編纂全國總集，以應付科舉和學習文化知識之需。從《唐三百家文粹》《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直至今天的《全宋文》等，均可看出蜀人對總集編纂的重視。
編纂總集是保存和傳播詩文的好方法，自《詩經》《楚辭》《文選》以下，一直到今天，這一優良傳統始終得以繼承和發展。在這一特定的領域，巴蜀大地有著突出的貢獻，巴蜀地方總集的編纂源遠流長，表現不俗。據《蜀中廣記》卷九七所載，早在唐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年)前後，岑參任嘉州司馬時，編有《嘉定詩》，是較早的地方詩歌總集。王蜀時嘉州司馬劉贊編有《蜀國文英》八卷，北宋時章楶編纂《成都古今詩集》六卷，南宋嘉定中廣都費士戣纂集《固陵集》二十卷，可惜這些地方總集失傳已久，無從考見其編録情況。
今存最早的蜀地總集，是五代後蜀趙崇祚編選的《花間集》，這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所收作者十八家，多爲蜀人或在蜀任官、生活者，史稱“花間詞派”，收詞“五百首，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
流傳至今的《成都文類》五十卷，由袁説友囑托扈仲榮等編纂於慶元年間，則爲我們考察蜀地總集編纂情況提供了又一個範本。“所録凡賦一卷，詩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西漢，下迄孝宗淳熙間，凡一千篇有奇。分爲十有一門，各以文體相從，故曰‘文類’。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頗傷繁碎，然《昭明文選》已創是例，宋人編杜甫、蘇軾詩，亦往往如斯，當時風尚使然，不足怪也。以楊慎《全蜀藝文志》校之，所載不免於掛漏。然此集創始難工，而慎書踵事而增，則易於爲力，固不能一例視之”是書在編例上踵承《文選》，詩文兼收，按文體編排。所收詩文，以事涉成都(實則泛及全蜀)爲準，而不論作者是否蜀人，而成都作家作於他處之文，也不列入，完全符合地方總集的編纂方法。所收詩文，以宋代居多，卷帙較司馬劉贊《蜀國文英》八卷、章楶《成都古今詩集》六卷已大幅增加，宋代蜀郡人文盛況，於此也可略見一斑。據袁説友序：“爰屬寮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彚輯焉。”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求精，即摘録爲成都而作的名篇，從而繼承了《文選》的選文標準；二是求全，即將“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彚輯”，則是凡所謂名篇者，盡量登録，因此數量增多，不可能做到篇篇精華。貪多與求精本是兩個不同的標準，揉作一體，結果只能是既不精也不全。該書從發凡起例之初，就已埋下體例不純的禍根，爲人詬病，理所當然。不過，也有因禍得福之處：因求全而保存了不少珍貴文獻，書中不乏僅見於此的篇章，連後來的《全蜀藝文志》也不載，其文獻價值因此倍增，爲人所重，得以留存後世。該書有清鈔本、《四庫全書》本及今人趙曉蘭整理本(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出版)。
楊慎所編《全蜀藝文志》，成於明嘉靖二十年，序稱“始事以八月乙卯，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二十八天編成百餘萬字的總集，其神速固然令人驚嘆，但也與編纂基礎密切相關：“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説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爲《蜀文獻志》而未果也。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録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慎。乃撿故簏，探行篋，參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裭其繁重，拾其遺逸，翦其稂稗”可見，楊慎是在其父所編未完稿《蜀文獻志》的基礎之上，爲《四川總志》編纂藝文部分，又參考出土文獻，而成是編。因此，盡管速成，但編纂質量仍不低，劉琳、王曉波先生認爲：“《全蜀藝文志》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還在於楊慎選録詩文的標準與一般詩文選集有所不同，一般詩文選集主要從文學的角度來進行選擇，而楊慎的視野則更爲廣闊，他更注意於詩文的史料價值，也就是説，他更注意從史志的角度來選文。”“較之《成都文類》，增加了世家、傳、碑目、譜、跋、行記、題名等文體，這説明前者收文的範圍較之後者更爲廣泛。在這些文體下所收録之文，多是珍貴的四川史資料”楊慎雖説是文學大師，但因爲修志的緣故，他增加類目，選録具有史料價值的詩文，以符合通志的要求，從而造成了《全蜀藝文志》與一般詩文選集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不過，按文體編纂，仍同於《文選》以下諸選集，故明俞廷舉稱其“卷帙浩繁，各體具備，不啻《昭明文選》”。至於選録文章的範圍，“凡名宦遊士篇詠，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只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録，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選録有關巴蜀的詩文，正是地方總集的編法；詩文非關蜀事，但作者是蜀人且作品傳存稀少，也予以甄録，也符合地方誌藝文因人存文的編法；至於不録同時人作品，以免好惡褒貶之譏，也是審慎的修志態度。可以説，《全蜀藝文志》絶非倉促成編，應付了事，而是楊慎傳存鄉邦文獻的用力之作。
明代鈎輯蜀地總集者，還有傅振商輯《蜀藻幽勝録》四卷，曹學佺輯《四川集》五卷，費經虞輯《蜀明詩》十五卷。近人吳虞輯有《蜀十五家詞》十七卷，傅增湘輯《明蜀中十二家詩鈔》。今人李誼有《歷代蜀詞全輯》《歷代蜀詞全輯續編》，廖永詳輯有《蜀詩總集》十二卷，許吟雪、許孟青輯有《宋代蜀詩輯存》等。
此外，蜀人還編纂刻印了一些總集，如成都呂商隠編《三蘇遺文》，眉山成叔陽編《唐三百家文粹》四百卷等。五代後蜀韋縠編選《才調集》十卷，以“韻高”“詞麗”爲選録標準，收録唐詩人一百八十人，詩一千首，是現存唐五代人選唐詩中規模最大的一種。而無名氏所編《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今存近二百卷，前有王稱序，稱：“吾鄉抑文章之所自出，鄉人有欲集國朝聞人勝士之文，刊爲一集者，屬予爲序。”則是書乃眉山人所編，當與《唐三百家文粹》性質相類，未知是否也爲成叔陽所編。其成書時限在宋寧宗慶元二年”(西元一一九六年)前後，稍晚於呂祖謙所編《宋文鑑》，分論著、策、書、碑記、序、雜文六大類，六十二門，與《宋文鑑》所分六十一門大扺相當，選文及編例均沿用《文選》之法。唯所選二百家之中，蜀人已近六十家，幾乎佔有三分之一的分量，對蜀文輯佚具有重要價值。所收文章，宋人文集漏收者也不在少數，如收録斜川居士蘇過文章十餘篇，見於《斜川集》者僅一篇，其文獻價值十分珍貴。
清乾隆年間，李調元輯《全五代詩》一百卷，較《全唐詩》略有增補。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全宋文》，則是當今蜀人對總集編纂的最新貢獻。

三、《宋代蜀文輯存》的編纂體例
傅增湘先生以一己之力編纂《宋代蜀文輯存》，旨在“揚蜀國之光華，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其編纂體例，詳具卷首“凡例”，與傳統地方總集編纂方法相比，頗具特點：
首先，只收集外文，不録詩詞，輯録對象與一般地方總集有明顯的區別。傳統地方總集，如《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吳都文粹》等，一般遵從《文選》的編法，詩文並録，雖類屬總集，而實則爲詩文選集。《宋代蜀文輯存》則僅收文章，傅先生説：“自來總集如《唐文粹》《宋文鑑》之類，皆詩文並採，今編中諸人遺詩正復不少，只緣力有未逮，不得兼營，蜀詩之輯，留俟後賢。”可見，傅先生不收詩詞，並非刻意爲之，而是“力有未逮”。同樣，不收釋道及婦女作品，也是“力有未逮”，用傅先生的話説就是“非敢歧視，實以力孱智短，不及旁騖”。在收録文章方面，與傳統地方總集多採用選録不同，“本編意主網羅放逸，凡其人文集之失傳者，有見即録，不加選擇。惟公牘文移徒存格式，初無言論者，則徑予刪削，然或其人文字罕見，亦間存一二。”有別於前人的選録，而是“意主網羅放逸”，只要是現存別集以外的佚文，都在收録的範圍，自然符合“輯存”的體例，而“與《文選》之旨亦異，蓋欲使前人已佚之集借此復傳於世”。不過，對一些“徒存格式”的文章，或“徑予刪削”，或“間存一二”，取捨標準，很難做到前後一致。
其次，巴蜀佚文，僅採宋代，也是其特色之一。一般地方總集採録作者詩文，往往不限朝代，多取前代及當代之文，以彰顯本地人文盛況。《宋代蜀文輯存》則局於宋代，“蜀文總集，今所傳者莫先於扈仲榮等所編之《成都文類》，其書最稱罕秘，四庫鈔本外惟故宮圖書館藏有明刊，餘領館事，時得取觀焉。其次則楊慎所編之《全蜀藝文志》，蔚然大觀。若傅振商之《蜀藻幽勝録》，斯簡陋無足取矣。然諸書所採，皆以文涉於蜀爲斷，而撰者不皆蜀人，其人亦不限於宋代也。茲編主旨，凡爲蜀人皆在所録，視諸書義例爲寬，而畫以時代，是爲途轉隘。”傅先生纂輯宋文，旨在“揚蜀國之光華，即以彰一朝之文治”，並認爲這是“不朽盛業”。蕭方駿稱：“獨是輯文之法，有綜數代而輯者，有就一代而輯者，大扺皆合天下之人文而萃於一集焉。若只輯一代之文，而又限於一省者，則爲途既隘而取材益艱，非公讀書之勤，見聞之富，殆未易語此。”至於爲何獨輯宋代，而不涉漢、唐、元、明，實因宋代乃中華文明的高峰期，而蜀文之盛，也無過於宋，用傅先生友人長壽孫鴻猷的説法，就是“欲網羅吾全蜀之文，蓋無逾於天水一朝”。
再次，編纂方法，獨具一格。地方總集大多按類編排，或按文體，或按內容，而《宋代蜀文輯存》則以人爲經，以時代爲緯，“本編以人爲主，其人略以時代先後爲次，文多者人占一卷或數卷，少者數人合爲一卷。”蕭方駿謂：“就其人之年代，文之先後，甄綜而次第之，按其姓氏、爵裡、生平爲小傳，表諸首，略仿元遺山選《中州集》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之意，而宋代(四)〔三〕百餘年間名篇巨製，墜簡逸文，悉萃於一編，覽者可以明夫吾蜀人才盛衰得失之故矣。”此種編法，傅先生自認爲得益於陳子龍《經世文編》：“茲編大旨以文存人，略仿陳臥子《皇明經世文編》之例，人自爲卷，不發門類，與歷代之《文粹》《文鑑》不同。”不過，早在陳氏之前，宋無名氏所編《聖宋文選》，收録“自歐陽修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經術、政治者，詩賦碑銘之類不載焉”，人自爲卷，所收張耒文多達七卷。可見，按人編年，以文多少分卷，這種方法早已有之，並非發凡起例於陳子龍，傅先生只是略舉所見，或許也有“經世”之志吧。
按類編排與按人存文，各有優劣。就地方文獻而言，按類編排，更利於觀覽，故歷代地方總集多以類相從。而《宋代蜀文輯存》之旨，意在網羅放佚，則以人爲主，自然恰當。至於作家作品的編排次第，傅先生稱“其文之次第，略仿《宋文鑑》之例”。《宋文鑑》原名《皇朝文鑑》，宋呂祖謙編，其所選詩文，按賦、詩、騷、詔、制、奏疏、表、銘、頌、贊、碑文、記、序、論、策、書、啓、雜著等文體分類排列，《宋代蜀文輯存》所收文章，也按文體排列，其順序大體依照《宋文鑑》。
對同一類文體下的不同篇章，則依所採書籍的時代先後排列，並注明出處。“凡文俱注原書出處，並詳記卷第，以便檢尋。惟採自方志者多未詳記修纂年代，嗣知其缺漏，而原書久已分散，無從追補，特此申言，誌餘疏失。”這是傅先生嚴謹之處，值得肯定。“所引諸書，務求善本，如《諸臣奏議》《宋文鑑》《播芳大全》皆從宋板鈔出，其餘亦多舊刻明鈔，視時本特爲精確。惟《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係蜀中選刻，所存蜀人爲多，餘幸得殘本，未睹全編，特誌於此，冀吾鄉人得據以訪尋焉。”以大藏書家更兼遍訪海內藏書，存其善本，賦予《宋代蜀文輯存》較高的文獻價值，傅先生對學術負責的做法，尤其值得稱道。“采輯之書，別爲‘引用書目’以備稽考。惟其中孤本秘笈多出借觀，原書既不無差失，傳寫更未免奪訛，迨至付刊之日，原本已不可尋，故凡有文義難通，無從校正者，未敢輒改，以示闕疑。”注明引書出處和附録引用書目的方法，乃現代學者司空見慣的做法，可以説是學術規範。而在傅先生之前的總集編纂者，往往不會這樣做，敝帚自珍，秘不示人，讓後人大費周章地尋繹出處，比起傅先生這樣坦誠示人的做法，高下立見。
至於鈎輯文獻的方法，傅先生在自序中也有總結，可資借鑒。
至采輯之事，語其倫次，可分數端，先取於蜀文之總集，如《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之類是也。次取於宋文之總集，如《皇朝文鑑》《播芳大全》《名賢文粹》《碑傳琬琰集》之類是也。宋文存者，以章奏爲多，《宋史》所載，不無節略，故先取之《諸臣奏議》，次則取之《歷代名臣奏議》，大率皆鴻裁钜製，首尾相聯。又次則史籍之中，藴材特富，如《通鑑長編》《北盟彙編》《繫年要録》是也。惟卷盈數百，披檢難周，最後得《宋會要稿》《中興禮書》，卷帙尤豐，典制大文，最爲賅博，而卷次淩雜，門類紛繁，瀏覽踰年，始得蕆事。雖採文無幾，而致力已勤，斯皆犖犖大者。第其中多有秘鈔孤槧，固非常人所得窺觀也。地理之書，惟方志統系分明，爲用滋廣。一統志有人而無文，通志藝文所收，類皆習見，惟石倉撰《蜀中廣記》，多見古書，時有遺篇，足資掇拾。其府州縣志，率取閲於北平、東方二館，不足者更遠假之涵芬樓，因是全蜀之志，餘所見已十得八九，甄奇抽祕，亦復閎多。其舊碑逸記，屬於名勝古跡者，鹹省志所失收，此稀遘之機，洵意外之獲，恐蜀中亦未易致此也。此外，石刻之文，境域益廣，蘭泉《粹編》，世推鴻博，陸氏八瓊精舍繼作，補正良多。其詳紀蜀刻者，莫古於《輿地紀勝》，而據其碑目，存者寥寥。燕庭之《金石苑》，專收蜀品，摹刻原文，攷辨精詳，可供引據。近時江陰繆氏久居蜀幕，曾假節使之力，下符徵索，荒崖古寺，椎拓無遺，故《藝風堂碑目》所藏石本特完。餘嘗從太學假觀，據目摘鈔，時有創獲，惟剝蝕已甚，較少完篇耳。其餘散落他州，正多名筆，鎚幽摭逸，尤費披尋。至如山水之遊觀，仕宦之治績，工役之脩舉，文教之振興，大而學術之辨章，細而名物之攷訂，旁及書籍之題識，與夫藝術之淵源，爲文既百品千名，其途亦橫驅別騖，於是因人以求之，因地以求之，因時以求之，因類以求之，有脈絡之可尋，庶蹤跡之易至。惟古今圖籍既浩如煙海，而鄉賢遺著已寖付塵霾，乃就羣書，廣加推檢，凡經説史編，百家諸子，名儒選述，説部叢談，甚至海外之逸書，二氏之祕典，罔不手披目玩，肆力探揅。然或終卷而不逢一人，或連彙而轉有奇獲，或推甲以知乙，或循委而得原。或廣羅善本，藉以補正闕譌；或旁涉舊聞，因之頓開疑滯。
顯然，傅先生查閲文獻，頗有章法：先檢地方總集，再閲斷代總集，這是編纂地方總集的捷徑；查閲史部文獻，先取載録原文的奏議集等，再取經剪裁的史書，而本朝人所撰史書，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三朝北盟會編》等，更是普查的重中之重；敘典章制度的專書，如《宋會要》《文獻通考》《中興禮書》等，也需重點查閲；而地方府縣志、通志，則需逐一查檢，金石碑刻文獻也屬重點查閲對象；最後，對因人、因地、因時、因類牽連而及的文章綫索，出入諸子百家，觸類旁通，爬索搜剔，一代之文，遂燦然大備。
傅先生以文獻大家的功底編纂此書，編録校訂均手自爲之，歷時十六年之久，引書達三百餘種，網羅作者四百五十餘人，輯存宋代蜀人遺集不存者及別集外遺文達二千六百多篇，前有凡例、自序，及孫鴻猷、周玉柄兩序，蕭方駿一跋，並載總目及引用書目、作者考，每卷下註明作者存文篇數，篇題下註明文章出處，又將續輯文章附於卷末。全書編排謹嚴，體例完備，校訂謹慎，大爲世人稱贊。
傅先生繼承和發揚了巴蜀地區編纂地方總集的傳統，在編纂體例上，綜合《宋文鑑》與《經世文編》之長，採取以人爲主，以時代爲先後，以文體爲類別的方法，繼承並完善了總集的編纂體例。今人所編《全宋文》，大體上也沿用了傅先生的體例，並在文體分類與序列方面有所改進，又在集外文輯補方面收獲頗多，受到學界好評。傅先生發凡起例之功，自然不容抹殺。

四、整理《宋代蜀文輯存》的價值與意義
《宋代蜀文輯存》作爲巴蜀地方總集，是“巴蜀全書”的重要整理對象之一。它包含豐富的內容，藴含珍貴的文獻資料價值，對研究宋代文化及蜀學，有著重要參考意義。即使在《全宋文》已經出版的今天，仍有著獨特的價值。
其一，《全宋文》作爲全國性的文章總集，雖所收文章遠遠多於《宋代蜀文輯存》，但《宋代蜀文輯存》所收爲巴蜀地方作家作品，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宋代蜀人在經學、文學、史學方面，均有十分突出的成就，而載録這些成就的文獻，除了各自專著外，散見於宋人文章中的資料則彌足珍貴。以輯録集外文爲特色的《宋代蜀文輯存》，自然佔有巨大的優勢。不過，《宋代蜀文輯存》按人編排文章，不足以讓人根據研究需要，直接攝取相關資料資訊，因此，編制“篇目分類索引”附於書後，將使資料利用價值大幅提高。我們在編製《篇目分類索引》時，分史事典制、藝文雜撰、作家小傳三大部，每部下分若干小類，對研究蜀學、宋代文化，以及當今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精神家園的工作，有著極爲重要的參考價值，具有不可替代性。
其二，《宋代蜀文輯存》編刻於戰火紛飛、國難當頭的年代，難度可想而知。傅先生在自序中總結有五難：考定作者籍貫之難，考定作者世系之難，輯補佚文之難，搜求孤本秘笈之難，普查金石志乘之難。他感嘆説：“纂輯之功，其艱巨殆同於創作!”正因爲大藏書家、文獻學家傅先生的獨力纂著，因而賦予該書以獨特的附加價值，對研究總集編纂方法以及版本學、校讎學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三，《宋代蜀文輯存》作爲《全宋文》編纂階段的重要參考書，其所收作品及作家小傳，多爲《全宋文》直接採用。但作爲集體項目編纂的《全宋文》，其質量不可能像一人所編的《宋代蜀文輯存》那樣齊整。由於參與者個人的原因，有不少《宋代蜀文輯存》已收的作家和文章，《全宋文》卻遺漏了。如《宋代蜀文輯存》卷二七收劉涇文十一篇，而《全宋文》漏收其人；卷三二收劉象功文二首，《全宋文》漏收其人。據初步統計，《宋代蜀文輯存》已收，而《全宋文》漏收者，總計有四十多人。加之《宋代蜀文輯存》所採用的一些書籍，今天已經亡失了，因此，《宋代蜀文輯存》仍然具備文獻輯佚價值。
其四，《宋代蜀文輯存》所録文章，經過傅先生選擇底本並親手校對，具有一定的校勘價值。如趙宗堯撰《閬州香城宮建五百羅漢堂記》，係據《金石苑》所載原碑文迻録，較爲原始，而《全宋文》則據道光《保寧府志》卷五六收録《香城宮碑記》，蓋經修志者以意刪補，兩者文字差異較大，應以《金石苑》所載爲正，可見傅先生選擇底本是正確的。又如卷六二白麟《賀葉樞密兼都督啓》，同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轉録，而《全宋文》據四庫本校點。其中“蠻夷猾夏”四庫本改作“寇賊姦宄”，“戎狄亂華”改作“敵國渝盟”，“蠧茲羯虜”改作“矧茲巨敵”，“驅馳狡衆，蹂躪神州”改作“驅馳徒衆，糜爛生民”，當係清人因忌諱而亂改。又如“久駐東巡之駕”作“又駐東巡之駕”，“白麾黃鉞”作“載麾黃鉞”，“腥風”作“驚風”，“苟待拯溺救焚之手”作“苟符拯溺救焚之手”，等等，文字差異頗大，而《宋代蜀文輯存》所録文字，明顯優於四庫本，可見傅先生選録底本較恰當。又如卷五九趙逵《禳水疏》，與《全宋文》同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一轉録，底本“重雲歸水，山漲返壑”一句，《全宋文》照録，而傅先生校改作“重雲歸山，漲水返壑”，當屬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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