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的教訓（簡體書）

不暇細數的文字獄

章前語：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此則為清世種族之禍所驅迫，而使聰明才智出於一途，其弊至於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書，及御纂、禦定、御製之書，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宮史》，不備列。其搜採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於是毀棄滅蹟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統觀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宜可少得罪於吾民，而卒有此塗（荼）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獄已有專輯，其不出於檔案者，餘亦稍有搜輯，當別成專著，不能列入本篇。唯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則為清世種族之禍所驅迫，而使聰明才智出於一途，其弊至於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
文字獄不暇細數，果屬觸犯而成獄，雖暴猶為罪有可加，謂其為違梗也。即無意中得違梗之罪，而遽戮辱，猶謂使人知有犯必懲，不以無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懲違梗之嫌疑也。雍乾間文字之獄，有最難解者三事。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補《格致傳》。順承郡王錫保參奏濟世謗毀程朱。此因濟世以參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鏡得罪，希意摭拾其過。然《禮記》亦頒定之經書，既與《四書》並行，信此信彼，必無大罪。乃世宗則云“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云云。遂深辯田文鏡之不當參，己之非拒諫，令議濟世罪。九卿等議斬立決，後得旨免死，交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此謝濟世之幸而不死，後卒釋回而以名臣傳於世者也。夫濟世既注經文，經文自是如此意義，而竟議斬。則如宋儒之說經，多涉事理者，聖經賢傳，孰非警戒人君之語，一涉筆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餘矣。乾嘉間天下貶抑宋學，不談義理，專尚考據，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漢學之極盛，正士氣之極衰，士氣衰而國運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敗像生焉者一也。陸生枬作《通鑑論》今已不見其書。生枬與濟世，均廣西人，得罪亦同時，同在錫保軍前，為錫保所奏。世宗逐條諭駁，所引原文，具在《東華錄》。可見生枬就《鑑》論《鑑》，所見與世各有異同，要是作論本色，絕無桀驁不馴聳聽激變之語。一曰論封建，則云：“封建之製，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製亦為害，至於害深禍烈，不可勝言。”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為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偽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二曰論建儲，則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三曰論兵制，則云：“李泌為德宗歷敘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上陵（凌）下替。”又云“府兵之製，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四曰論隋煬帝，則云“後之君臣，儻（倘）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五曰論人主，則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六曰論相臣，則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姦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又云“為君為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七曰論王安石，則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己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八曰論無為之治，則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在。”又云“絳度數諫，異鎛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
以上皆世宗所舉《通鑑論》之原文，駁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惡極，情無可逭，將陸生枬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云云。夫《通鑑論》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為罪惡所在無過於此數語。今試由讀《史》讀《鑑》者平心論之，有一語可致殺身否？即其論人君而作危詞，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堅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之定理。溫公作《通鑑》本以為法為戒之故，分別詔人。學者能加以發揮，正是忠君愛國之真意。以此掇殺身之禍，复誰樂致力於史實，以與國家社會相維繫乎？乾、嘉學者，寧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故清一代經學大昌，而政治之學盡廢，政治學廢而世變誰復支持，此雍、乾之盛而敗像生焉者二也。
尹嘉銓為故父會一請諡。又請將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會一，從祀文廟。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跡。此為因冒昧瀆奏而引入文字之獄。有司查得嘉銓所著書籍，嘉銓主聚徒講學，其文有云：“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諭旨則云：“顯悖世宗《御製朋黨論》。”又有“為帝者師”之句，則云：“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錄》，臚列本朝大臣。則云：“朱子當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又自稱古稀老人。則云“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以自號”云云。嘉銓不以朋黨為非，又襲講學家自重之習，學孟子“為王者師”之說，纂集當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獻之要務。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詩句，人盡習稱，豈可以帝王專其利？高宗於上年剛及七十，自稱“古稀天子”。嘉銓之稱古稀，是否在其後，今尚未明，姑不論。此外日記中家庭瑣屑語，即有迂腐可笑，豈有殺身之罪？乃大學士等竟定擬凌遲處死，家屬緣坐。滿廷無救正之言，唯以逢迎為宰相之責，是何氣象!特旨改絞立決，免其凌遲及緣坐，謂之加恩，是此案歸結。而諭旨又特提嘉銓二罪：因日記中記有任大理卿時，與刑部簽商緩決事，謂之“市恩”。又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則云“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禦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於何事，借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為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庥命，垂裕萬年”云云。此則視大學士為贅疣。謂清沿明製，不設宰相，則不知明大學士五品，後來兼尚書宮保，其位乃尊，何云大學士非宰相？清則大學士正一品，禮絕百僚，何得云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闒冗，並戒世世子孫，不許倚任大臣襄贊，此真亡國之言。是以當時之大學士，只能希意議尹嘉銓之凌遲緣坐矣。孟子所謂“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當時自大學士以下，孰非讒諂面諛。又是何氣象!天之厚清，實異尋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國之久，古已僅有。高宗二十五歲始即位，自稱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滿六十年，以八十六歲之年，內禪仁宗，稱太上皇訓政逾三年，以嘉慶四年正月始崩，享壽至八十九歲。西陲拓地萬里，臣屬至蔥嶺以西，衛藏以外。國內太平，文治自然興起。而順、康、雍、乾四朝，人主聰明，實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製作可觀。自三代以來，帝王之尊榮安富，享國久長，未有盛於此時者也。而乃盈滿驕侈，斬刈士夫，造就奴虜，至亡國無死節之臣，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