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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勉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史
呂思勉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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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分類社會人文 > 史地 > 中國歷史 > 中國文化史 > 總論

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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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現代四大史學家」之首的呂思勉曾說過,理亂興亡是動的歷史,典章經制是靜的歷史,一動一靜,構成歷史最主要部份。

    本書是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中國文化史六講》兩份講義的合刊。“十講”是呂思勉1935在上海光華大學的講義,“六講”是呂思勉1929-1930年在省立常州中學授課的講義,原為“二十講”,僅存其六。“十講”與“六講”大體涵蓋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如先秦諸子百家等)和社會史(如婚姻、宗族、階層、財產等)的主要面貌,可讓讀者對中國歷史上各種政治思想、主張,各種社會、制度的源流和演變,有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歷史學家。幼年家貧無力延師,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16歲,自學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專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生著述頗豐,計有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通史:《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和《呂著中國通史》;以及專題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等。
  • 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

     

    第一講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2

    第二講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之兩派   5

    第三講  上古到戰國的社會變遷   9

    第四講  先秦的政治思想   18

    第五講  秦漢時代的社會   47

    第六講  漢代的政治思想   55

    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69

    第八講  宋明的政治思想   79

    第九講  清中葉前的政治思想   100

    第十講  近代的政治思想   105

     

    中國文化史六講

    第一講  婚姻族制   116

    第二講  戶籍階級   128

    第三講  財產制度   138

    第四講  農工商業   147

    第五講  衣食居處   159

    第六講  交通通信   170

  • 第三講  上古到戰國的社會變遷(節錄)

     

    上古到戰國,劃分為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時期,前文已經説過了。這一個時期之內,政治思想的背景是怎樣呢?

    這一個時代,在政治上,可以説是從部落進於封建,從封建進於統一的時代。

    人類最初的組織,大概是依據血統的。但是到後來,就漸漸地從血統的聯結而進於地域的聯結了,這就成為部落。

    部落的生活,大概是漁獵、遊牧、農耕三種。從前的人,都説人類進化的程序,是從漁獵到遊牧,遊牧到農耕的,其實也不盡然。依現在社會學家所考究:大抵山林川澤之地,多從漁獵逕進於農耕;平原曠莽之區,則從漁獵進化到畜牧。至於進化而成為國家,則遊牧、農耕兩種人民,關係最大。古代各部落間,彼此無甚關係,因之不能互相了解,相遇之時就不免於爭鬥。漁獵民族需要廣大的土地才能養活少數的人口,所以其人數不能甚多,而文明程度也較低,與遊牧民族戰爭時,多不免於敗北。

    農耕民族文明程度是最高的,其人口也較多。和遊牧民族戰爭,本來可得勝利,但因其性質愛好和平,而又安土重遷,不能興師遠征,所以遊牧民族來侵犯時,雖可把他擊退,總不能掃穴犁庭。而遊牧民族敗則易於遁逃,及其強盛之時,又可以集合起來去侵略他人,農耕民族總不免有時為其所乘。所以以鬥爭論,遊牧民族,對於漁獵民族和農耕民族,都是很有利的,但是漁獵民族文明程度本低,加以敗北之後可以遁跡山林,遊牧民族倒也無如之何。農耕民族卻和土地的關係密切了,寧受壓迫而不願遁逃。遊牧民族戰勝時,便可以強制他服從,勒令他納貢。進一步,還可以侵入其部落之內,而與之同居,強制其為自己服役。如此,一個部落之內,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個階級對立;征服者治人而食於人,被征服者治於人而食人,就成為國家的起原了。

    以上所述,是現代社會學家的成説,從我國古史上研究,似乎也是相合的。古代相傳的帝王,事跡較有可考的,是巢、璲、羲、農。有巢氏教民構木為巢,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顯而易見。伏羲氏,因為相傳有“馴伏犧牲”之説,大家就都認他為遊牧時代的酋長,其實這全是望文生義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意,見於《尚書‧大傳》。其事跡,則《易經》的〈繫辭傳〉稱其作網罟以佃以漁。《尸子》亦説:“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也顯而易見。伏羲氏之後是神農氏,則名義上,事跡上,都昭然無疑,是農耕時代的酋長了。其根據之地:有巢氏治石樓山,在琅琊南;燧人氏出暘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陳;神農氏都魯,都在今河南、山東,黃河以南。

    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則在今河北涿縣。大約古代山東半島之地,有一個從漁獵進化到農耕的民族,便是巢、燧、羲、農;而黃帝則為河北遊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戰,便是這個農耕民族為遊牧民族所征服的事跡。

    社會的內部,其初是蕩蕩平平,毫無階級的。但是經過相當的時間,便要生出男婦和老幼的區別。前者是基於兩性的分工;後者則由於知識技藝的傳授,以及遇事的謀略,臨事的指揮,自然經驗豐富的人,總處於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淺演的社會裏,雖然還行着女系,而掌握實權的,也以男子為多。至於年老的人,則其地位尤為優越。社會愈進步,分工的作用愈顯著,處於特別地位的人,自然愈形重要。如此,專門指揮統率的人,權力逐漸增大,就成為“君”的起源。其偏於保存智識的人,則成為僧侶階級。凡此等,都是一個團體之內,特殊階級之所以形成。然而總不如用兵力征服的關係來得大。

    這一個部落征服那一個部落,其初是用勒令進貢的方法去剝削他的,至於被征服部落內部的情形,則絲毫不管。中國從黃族征服了炎族以後,直到夏禹之世,對於被征服者還有這種情形。所以夏后氏對農民所收的租税稱為“貢”,和這一國獻給那一國的禮物名稱相同。其方法,則係按幾年收穫的平均額向他徵取。至於豐年可以多取而不取,以致穀物不免浪費;凶年不能足額而強要足額,以致人民受累,他是絲毫不管的。可見這時候,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還沒有融合。到殷周時代,情形就不同了。殷代收税之法名為“助”,是強制人民代耕公田的。周代收税的法子名為“徹”,是田畝不分公私,而國家按其所入,取其十分之一。可見這時候,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已合併成一個社會了。

    古代農耕的社會其內部本來是有很良好的規則的。凡搾取,必須要保存被搾取的對象。征服之族,只要榨取就夠了,何苦而去干涉被搾取的社會內部的事情?所以農耕社會雖然被遊牧民族征服,而其內部良好的規則還得保存。進一步,征服民族對於被征服的民族,關係漸漸的深了;管理干涉,也漸漸的嚴密了,然而也還是本於這種規則以行事;甚且還能代他修整,助其保持。這時代的君主,就是後世所稱為聖主賢君的;而這時代,就是孔子所説的小康時代。至於那已經過去的毫無階級的時代,那自然就是所謂大同時代了。當此時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是:(一)貴族,(二)自由民,(三)奴隸三者。貴族是征服階級裏握有政權的人,如契丹之有耶律、蕭氏。自由民是征服階級裏的平民,如契丹之有部族,被征服的民族,那就是奴隸了。

    其初,征服階級和被征服階級的對立是很為尖鋭的。所以貴族和自由民之間,其相去近;自由民和奴隸之間,其相去遠。但是到後來,壓迫的關係漸成為過去;平和的關係日漸增長;而掌握政權的人,其權力卻日漸發達。於是貴族和自由民,相去漸遠;自由民和奴隸,相去轉日近。馴至因彼此通婚而混合為一。我國古書上百姓和民、民和氓,有時是有區別的,有時卻又沒有,就是這個關係。

    以上所説,是從部落時代進化到封建時代的大略。但是進化到封建時代,還是不得安穩的。因為此等封建之國,其上層階級本來是一個喜歡侵略的民族;在侵略的民族中,戰爭就是生利的手段。當其初征服別一個民族時,生活上自然暫時得到滿足,但是經過相當的年代,寄生之族的人口漸漸的增加了;而其生活程度,也漸漸增高;就又要感覺到不足。感覺到不足,那除向外侵略,奪他人的土地人民為己有,是沒有別法的。在戰國以前,列國所以要互相吞併;一國中的大夫,也要互相吞併;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如此一步步的向前進行,晉國的六卿,併成三家;春秋時的百四十國,變為戰國時的七國;世運就漸進於統一了。

     

    第七講  魏晉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思想消沉的時代,這一個時代之中,並不是沒有有政治思想的人,然其思想大都不脱漢人的科臼,直到兩宋之世,而中國的政治思想才又發出萬丈的光焰,這是甚麼原故呢?

    原來政治的目的,不外乎安內與攘外。當對外太平無事時,大家的眼光都注重在內治一方面。對外問題急迫了,整個國家的生存要緊,其餘的問題,就只得姑置為緩圖了。中國對外的問題是到甚麼時候才嚴重起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不能不説是宋代。這又是為甚麼呢?

    在周以前,我們對於異族實在是一個侵略者,而不是一個被侵略者,這一層在第二講中業經説過了。兩漢時代,情形還是如此。五胡亂華,是中原受異族的侵略之始。但是這時候侵略的異族,民族意識都不甚晶瑩,這個只要看當時的異族沒一個不自附於漢族古帝皇之後可知。這(一)因他們的文化程度較低,(二)因歸附中原,雜居塞內巳久,當其亂華之時,業已有幾分同化。到遼、金時代便不然了,遼人的民族意識業已較五胡為強,至金人則其和漢族的對立更為尖鋭,只要看金世宗的所為便可知道。而且五胡是以附塞或塞內的部落作亂的,也有一半可以説是叛民的性質,至於遼、金則是在塞外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然後侵入的,所以其性質更為嚴重。

    異族侵入的原因是甚麼呢?其中第一件,便是中原王朝兵備的廢弛。以兩漢時代的兵力,異族本沒有侵入的可能;三國時代中原雖然分裂,兵力並沒有衰弱。為甚麼前此歸附的異族一到兩晉時代居然能在中原大肆咆哮,而漢族竟無如之何呢?原來兵權落入異族之手並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國在古代本不是全國皆兵的,各國正式的軍隊只是當初的征服者,至於被征服者雖非不能當兵,然事實上只令他們守衛本地,和後世的鄉兵一樣。直到戰國之世,戰爭的規模大了,舊有的兵不給於用,才把向來僅令其守衛本地的兵悉數用作正式軍隊。從此以後我們就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制度了。但是這種制度,到秦漢之世卻又逐漸破壞,這又是為甚麼呢?因為古代國小,人民從事於征戍,離家不甚遠,所以因此而曠廢時日以及川資運糧等等的耗費,亦比較不大,到統一以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所以當用兵較少的時候還可以調發民兵,較多的時候便要代之以謫發或謫戍。漢朝自文景以前,用兵大都調自郡國,而前乎此的秦朝以及後乎此的武、宣都要用謫發和謫戍,就是這個道理。漢朝的兵制,是沿襲秦朝的。民年二十三則服兵役,至五十六乃免,郡國各有都尉,以司其講肆和都試。戍邊之責,也是均攤之於全國人的,人人有戍邊三日的義務──雖然不能夠人人自行,然而制度則是如此──自武、宣多用謫發之後,實際上人民從征之事已較少,至後漢光武欲圖減官省事,把郡國都尉廢掉,從此以後,民兵制度就簡直不存在了。當兵本來是人情容易怕的,統一之後,腹地的人民距邊寇較遠,就有民兵制度,也易流於有名無實,何況竟把他廢掉呢?從此以後,普通的人民就和當兵絕緣。當兵的總是特種的人民──用得多的時候,固然也調發普通人民,然而只是特殊的事──而尤其多被利用的,則是歸附的異族。這種趨勢,當東漢時代業已開始了,至西晉尤甚。五胡亂華之後,自然多用其本族之人為主力的軍隊,所以這時候,武力是始終在異族手裏的。這是漢人難於恢復的一個大原因。隋唐之世,漢族業已恢復了,局面似乎該一變,但是用異族當兵業已用慣了,既有異族可以當兵,樂得使本國人及於寬典;況且用兵於塞外,天時地利,都以即用該方面的人為適宜,而且勞費也較少。所以論起武功來,讀史者總是以漢唐並稱,其實漢唐不是一樣的。漢代的征服四夷,十次中有七八次是發自己的兵,實實在在的去打──尤其對於最強的匈奴是如此。漢朝打西域,是用本國兵最少的,而西域卻是最勢分力弱的小敵──唐朝卻多用蕃兵,到後來,並且守禦邊境亦用蕃兵為主力,因此釀成安史之亂。安史亂後,軍隊之數是大增加了,然而不是沒有戰鬥力,就是不聽命令,遇事總不肯向前,以致龐勛、黃巢之亂,都非靠沙陀兵不能打平。從此以後,沙陀就橫行中原,而契丹也繼之侵入了。分裂是最可痛心的事。當分裂之世,無論你兵力如何強大,是只會招致異族以共攻本國人,斷不會聯合本國人以共禦外侮的──這是由於人情莫不欲爭利,而利唯近者為可爭;人情莫不欲避害,而害唯近者為尤切,所以非到本國統一之後,不能對外,甚麼借對外以圖圑結本國等等,都只是夢話。然而到中原既已統一之後,又因反側之心未全消弭,非圖集中兵權或更消滅或削弱某一部分的兵力不可,北宋便是這個時代。所以經前後漢之末兩次大亂之後,中原王朝的兵力實在是始終不振的,而在塞外的異族卻因歲月的推移逐漸強大,遂有遼、金、元等部落在塞外先立了一個大國,而後以整個的勢力侵入中原,使中原王朝始而被割掉一部分領土,繼而喪失全國之半,終乃整個的被人征服了。所以當這時代,中原王朝的武力該怎樣恢復,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是把國內治好了,然後禦外呢?還是專講對外,其餘都姑置為緩圖呢?這自然是民族當危急存亡時,首先引起的重要問題。假如中國是一個小國,自然當危急存亡時,一切都將置諸不問,而姑以卻敵為先務,然而事實不是如此。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物資之豐富,以及文化程度之高,一切都遠出少數族之上,異族的凌侮無論如何劇烈,在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是不會成為唯一的問題的。況且中國人素來以平天下為懷,認為異族的凌侮,只是暫時的變態,到常態回復了,他們總要給我們同化的,這原是中國人應盡的責任。這種自負的心理,是不會因時局的嚴重而喪失的。而且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外患的嚴重,其根源斷不能説不由於內憂。所以外患的嚴重,本不能掩蔽內憂,而減少其重要性,而且因外患的嚴重,更促起政治家對於國內問題的反省,所以自宋到明這一個民族問題嚴重的時代,卻引起政治思想的光焰。

    這時候的政治思想集中在哪幾點上面呢?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民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生活,生活都不能保持,自然一切無從説起了。假使生活而能保持了,那就要解決“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的問題了,這也是傳統的思想上看得極為嚴重的間題。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從三國到南北朝,因為時局的紛擾,談政治的人忙於眼前的問題,對於這種根本問題較兩漢時代要淡的多了。到隋唐之世因為時局較為安定,對於根本問題用心探索的人又較多,至宋代而大放其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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