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三十年代文學對我國影響,不下於「五四」的啟蒙運動。「五四」給中國帶進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在中國發芽生根,即將結出好果之時,與「五四」同時闖進中國的馬克斯與列寧主義,也在鴉片戰爭,於西洋的堅甲利炮,打掉了上國衣冠威儀,同時也打掉了東方文明的自信與自尊的時候,知識分子尋找挽救強食弱肉下,幾乎被列強瓜分的國家民族的自立自強方法,西化之風遂瀰漫於學界,共產主義鑽隙而入。
共產主義鑽隙而入並不足奇,布爾雪維克推翻舊俄,革命成功,部分人以為馬列主義亦足以「救中國」,且在俄共宣布放棄舊俄侵華所獲之「權益」與不平等條約時,當時民主中國在孤立的情況下,俄共的此項宣布,獲得同胞好感是極其自然的事,聯俄容共的政策於焉產生,中國共產黨在俄共卵翼之下,得以迅速發展。其時,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沈玄盧、張國燾等,對於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尚且不分,當然對馬克斯最基本的經濟理論,也無由窺其全貌,即使有部分認識,亦屬支離破碎,知其皮毛而已。尤其布爾雪維克黨對中國之野心,是包裝在示好的糖衣之內。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斯的種種主張不甚了了,但政治野心家卻已學會了布爾雪維克黨嚴密的組織與殘餘的控制手段,裹脅了人民,共產黨遂在中國國民黨的內部,如同癌細胞一般分裂,且得以進入其心臟。
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
有人說,歷史可以教人聰明。中國國民黨辛亥革命成功,肇造民國;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剿匪勝利,清除內部禍源;再經八年抗戰勝利,拿破崙眼中的東方這頭睡獅終於醒來,並發出怒吼。不幸卻在戡亂一役,僅僅四年,數百萬精良的武力瓦解,退守臺灣一隅?原因何在?
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中共御用文學史家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獲得答案。
他說:「由『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文學,人們一向習慣稱為『新文學』,這個『新』字的意義是與主要產生於封建社會的『舊文學』相對而言的,說明了它『從思想到形式』都與過去的文學有了不同的風貌。這是由『五四』運動歷史意義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性質所決定的。……但從文學的時代特點和總的風貌來看,只有從『五四』開始的現代文學才可以說是與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同呼吸、共脈搏的。才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革命機器 一部分的文學,起了甚麼作用?「『五四』新文學從開始起就擔負著為人民革命服務的歷史使命,它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這種武器功用,表現得最突出的是三十年代,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明白的予以「讚揚」,文藝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是「密切配合了人民革命,培育了一批堅定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擴大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產生了許多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優秀作品,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這一切都不僅是作為歷史功績存在的,而且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真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對利用文藝,進行作戰,有了最坦白的招供。
這是刻在我們心板上的一塊永遠都無法除掉的傷痕,回顧三十年代的文學,由王培和毛澤東的話,證實我們的確失敗在文學和文化的工作上,只是很少人,尤其當年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沒有勇氣去檢討,並且承認這方面的失敗,導致經濟的崩潰、政治的腐化、武力的瓦解。
嚴格的說,當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除了胡秋原、梁實秋、蘇雪林三位先生是勝利者之外,其中包括張道藩先生、林語堂先生,還有一些尚在人間的作家的成就,是不必說的。面對歷史不知從何負責起。王瑤在他的著作中公然的說:「中國新文學史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這種坦率的供認,使我們知道三十年代文學是甚麼文學,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破壞中國、並且企圖滅亡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三十年代文藝的縱橫交錯,又由於我們禁止三十年代文學的出版發行,因此總覺得其中蒙著一層神秘面紗。雖然研究三十年代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有相當的成績,可是真正把三十年代說得非常清楚的著作還不多。
激起我對三十年代左聯的鑽究,是二十多年前就已開始,只因限於能力及資料,且又有礙於創作,直至六十年代才開始。把這段過往「年經事緯」弄清楚它,是有必要的。
我的方法是先從作家個人的傳記、作品評論開始,順其集團與相關人物,次第的寫去。舉例而言,如丁玲寫完後,即寫胡也頻、沈從文,簫紅之後,寫蕭軍、端木蕻良,周揚之後寫胡風。
這樣順序,完全是為了查閱資料的便利。
對於三十年代「左翼聯盟」,企圖將作家個人傳記另成一系列,這項工作完成,再按編年敘其縱橫交錯的歷史,使傳與縱的史分開。希望此能打破王瑤、劉綬松、司馬長風、李牧的寫法。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夠做這件事,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完全,但是我會繼續我的研究。
我希望能清楚的把三十年代依已出現的材料,徹底的揭開那層神秘的面紗。遑個計劃是大了些,但是慢慢的去做,也許有完成的一天。
在這本書出版前夕,略予交代是有其必要的,且以之為序。
姜穆 乙丑孟冬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