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葉小劄（簡體書）

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姜德明編著的這本《拾葉小劄》是一部散文集，收錄其散文作品整50篇，包括：《“為什麼不回來？”》、《郁風．袁水拍．向日葵》、《聽雨樓書簡》、《世間愛書人真多》等。喜歡看散文作品的讀者可以來看看此書。

姜德明，高級編輯，著名藏書家。1951年從北京新聞學校畢業後到《人民日報》工作，編文藝副刊三十餘年。196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這本《拾葉小劄》收錄的就是他的近作和從未收過集子的幾篇散作，包括：《巴金不是“旅行家”》、《往事小記》、《愛情滋味》等。《拾葉小劄》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拾葉小札》由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姜德明編著，收錄的就是他的近作和從未收過集子的幾篇散作。

集近作和從未收過集子的幾篇散作，編成本書，書名《拾葉小札》。
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我開始寫點現代文學的短札，總題《書葉小集》。好像也在追求某種意境，其實只想表白我在書林中漫步，無非隨興撿拾一些零枝片葉而已。
我的迷戀散文和書話，自然出于個人的愛好，但與我從事的專業亦有關。從五十年代中期我編文藝副刊始，領導上就分配我管散文和讀書專欄等。當時胡喬木責令人民日報副刊要承擔起復興散文的任務，即恢復和繼承“五四”以來新文學史上散文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既然講“復興散文”，這就意味著當時的散文創作已近衰落了。為此，我日常的閱讀生活（包括訪書）和業余習作，很自然地便朝這個方面傾斜。散文可以迅速反映生活，書話可以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我前后編過不少書話專欄，組織過“筆談散文”的討論，看了三十多年的散文來稿。我有幸從事了我心愛的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我奉調到報社出版社主持工作，才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文藝部。
退休后，我不忘舊好，停停寫寫，仍以書話為主，如蒙讀者寬諒，還看得下去，我便知足和感謝了。
作者
二O一二年十月，北京

小序巴金不是“旅行家”曹禺的《正在想》蕭乾的《籬下集》阿英的《桃花源》阿英的《劇藝日劄》蕭軍的《側面》曹白的《呼吸》李廣田的《銀狐集》詩人的題句王冶秋的《青城山上》唐弢二書費穆的《孔夫子》從《天長地久》說起《王忠慤公哀挽錄》《潄溟卅後文錄》《子弟書總目》小記《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北京俗曲百種摘韻》關於《流螢》《南京的五四周》關於《不夜集》關於《珠江淚》《長恨歌》和《琵琶弦》往事小記愛情滋味“為什麼不回來？”快樂的黃宗江丁聰的“盜牛圖”郁風．袁水拍．向日葵一本小書難忘三聯懷念範用書癡奇遇憶黃裳黃裳譯著跋語讀《百衲衣》林辰的贈書憶趙瑞蕻聽雨樓書簡小屋裡的夢馬蹄疾小記訪書探路邁出新一步讀《過眼雲煙》驚喜之餘《漫話老雜誌》讀後世間愛書人真多南行偶記書外雜記小序

巴金不是“旅行家”
一九四六年底，巴金編完了自著的散文集《旅途雜記》，在“前言”中說：“過去我印過一本《海行雜記》、一本《旅途隨筆》和一本《旅途通訊》。有人因此稱我為旅行家。其實我對旅行并無特殊愛好。我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旅途上，只是為了看看我那些散處各地的朋友，和體驗一些人的生活。”看來稱巴金為“旅行家”的人并無惡意，但也流露出對巴金寫旅行記的不以為然，好像巴金只應該寫長篇小說。
巴金沒有接受“旅行家”這個稱號。對于這四本“旅行的書”曾經分別作過說明。我是相信巴金那樸素和誠實的自白的。他寫游記，不過是“求助于我的這管禿筆，讓它老老實實地對朋友們講幾段我的生活的故事”。
《海行雜記》，原名《海行》，一九三二年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一九三五年上海開明書店改名初版。年輕的巴金決定遠行法國：“時間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二月，那時，我還不曾開始寫小說。我為我的兩個哥哥寫這本游記，使他們明白我怎樣在海上度過了一些光陰，并且讓他們也領略一些海行的趣味。”（見該書序言）
《旅途隨筆》，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巴金在該書序言里說，他是靠著友情生活的。“我并不是因為喜歡‘名山大川’才開始旅行的，雖然我也很想知道各個地方人民的生活狀況。”巴金明白地宣示了他游記的特點，并不是游山玩水。
《旅途通訊》，一九三九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寫于抗戰初期：“是在死的黑影威脅下寫成的。”“我不會說假話，這些信函便是明證。甚至敵機在我的頭上盤旋，整個城市在焚燒的時候，我還感到友情的溫暖。是這溫暖給了我勇氣，使我能夠以平靜的心境經歷了信中描寫的那些艱苦的日子。”（見該書序言）
《旅途雜記》，一九四六年上海萬葉書店出版。作者在抗戰中曾經流亡于廣州、桂林、貴陽、重慶、成都等地，有些篇章仍寫于炮火聲中。巴金說：“我們親眼看見了侵略者的敗亡。我們并沒有犯錯誤。我們且等著看火中鳳凰的誕生吧。”（見該書前記）
在這四本游記中確實很少自然風光，當然這也不能證明巴金是反對別人在游記中單純寫風景的。因為這也是讀者的需要。多年來，也很少有人評論巴金的游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阿英在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海市集》，收有一篇《小記二章》，其中之一便是評介一九三四年文壇上出現的三本游記，標題即名“游記文學論”。三本游記為郁達夫的《屐痕處處》、巴金的《旅途隨筆》、鄭振鐸的《歐行日記》。阿英的評論是：“這三種游記，從它的社會性上來估量，巴金的一部是較強的。伴著那個人游蹤而存在的，不是自然的風物，而是社會的動態。如《農民的集會》、《談心會》、《西班牙的夢》、《亞麗安娜》都很現實地寫出了現代的青年，現代的農村。《香港》、《香港之夜》、《機械的詩》則寫了現代的都會；《游了佛國》、《在普陀》、《鳥的天堂》更是很美麗地描寫了自然的風物。而《一千三百元》、《一個女慵》更是告訴人們，人間產生了怎樣的悲劇。在這冊游記里，和其他的著作一樣，存在著作者火一般的奔進熱情，時代的生活影像，是表現著世界之動的游記著作。但人物的介紹，只有安那其青年，是他筆尖上最發展的人物。”三十年代后期的阿英，出語平和，已少偏激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