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簡體書）

加里•古廷

美國聖母大學哲學教授，研究領域為當代法國哲學、科學哲學以及宗教哲學。著有《20世紀法國哲學》（2001）、《實用自由主義與對現代性的批評》（1998）、《米歇爾•福柯的科學理性考古學》（1989）、《宗教信仰與宗教懷疑主義》（1982）等；編有《劍橋福柯指南》（1994）。

《福柯》由美國聖母大學哲學教授加里•古廷撰寫，在很小的篇幅內對福柯作出了精彩的解說，為這位深奧的哲學家那復雜豐富的思想提供了導航。清華大學教授、福柯研究學者劉北成作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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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對福柯作品的一流介紹，為這位深奧的哲學家那復雜豐富的思想提供了導航，並且處處流露出信心，彰顯著明晰，非經年研究福柯的學者難以做到。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姆森大學　托德•美

序言
劉北成

誰是福柯？
這裡說的是20世紀法國哲學家，全名：米歇爾•福柯，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作品，1984年死於艾滋病，享年不到五十八歲。
本書作者加里•古廷告訴我們，關於福柯，除了一些簡單的生平事實外，可以講出不同版本的故事。為什麼會沒有一個統一的真理版本？這是福柯自己掩飾的結果嗎？又是，又不全然如此。不僅僅關於福柯可以講出不同的故事，而且關於其他人和事也可以講出不同的故事。只是現在人們已經正視一個故事的眾多不同版本，而不是簡單地把不同版本拼成一個版本，或者從中篩選出一個版本當做真故事。造成這種結果，正是福柯所樂見的，也是福柯參與促成的。
福柯的多數著作都是在講故事，但每一次都在講另外一個與眾不同的版本。他講瘋癲，不是把瘋癲當做認識對象、當做一種疾病，而是把瘋癲當做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意識，考察其在現代化中的遭遇。他講刑罰，不是把酷刑到監獄簡單地視為是一種文明進步，而是講監獄體現了現代社會陰暗的一面：現代社會的基石乃是監視和操練人的肉體的“反法律”的規訓（紀律）。他講性史，質疑流行的近代“性壓抑”假說，揭示近代以來性話題的“話語爆炸”以及製造和監管各種性態的體制的形成……
這樣的故事是對現代進步歷史觀的挑戰。那麼，這樣的敘事有什麼正當的知識論基礎嗎？福柯質疑了傳統“求真意志”主導的知識論哲學，提出了命名為“知識考古學”、“譜系學”的話語分析方法和權力─知識理論。
福柯的著作是在顛覆“常識”，聳動聽聞。那麼，這是一種什麼學術策略？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人說，福柯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主將。後現代主義是對啟蒙宏大敘事的挑戰，體現了西方現代社會邊緣群體的不滿和訴求，促成了新的知識轉型和社會進步。也有人說，福柯是20世紀60、70年代西方極左思潮的一個代表，其激進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需要大加撻伐。
按照福柯的觀點，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都成了“有爭議的知識”；那麼，請君入甕，福柯本人及其著作當然也是一個開放的話題。
有人說，福柯是薩特之後最重要的法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薩特去世前，其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已日漸消退，而福柯去世後，其思想影響反而日益擴展。這樣一個“反文化”的思想家如今甚至成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通識讀本”的一個選目。而這又有何種意謂呢？
福柯的著作已經被譯成多種文字。他的主要著作已經有了中文譯本。他的一些概念也已被廣泛使用。但是，不論中外，對福柯著作的理解依然不是一件易事。於是就有了解說的需求。加里•古廷用這樣小的篇幅做出了一個精彩的解說。無論讀者是否熟悉福柯，大概都能從中受益。
本書附有英文原文。有能力的讀者如果只讀中文部分，那就太可惜了。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即有時直接閱讀原文，反而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另外，福柯的一些術語如何翻譯，也是有爭議的。譬如sexuality，目前國內有多種譯名：性慾、性徵、性經驗、性狀態、性態等。再如，知識考古學，有人主張譯成“知識的考掘”。這些也涉及到對福柯思想的理解和中文的知識建構。
在福柯遺體告別儀式上，一位哲學家宣讀了福柯的一段文字，其中說到：“如果對知識的熱情僅僅導致某種程度的學識的增加，那麼這種熱情有什麼價值呢？……今天的哲學如果不是思想的自我批判工作，那又是什麼呢？如果它不是致力於認識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用不同的方式來思維，而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那它又有什麼意義呢？”
學習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這是福柯給我們的一個啟示，也是我們需要了解福柯的一個理由。

第一章　生平和作品

“不要問我是誰……”

關於福柯，我首先要提到的是這句話：“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希求我堅守自己、保持不變……讓官僚和警察們去費心保存好我們的身份證件吧。”（《知識考古學》，第17頁）

福柯如願以償，因為已知的事實足以支撐對福柯一生的各式各樣的解讀。其中一個版本將福柯的一生描繪成一個標準的、一帆風順的學術成功故事：

福柯生於法國一個顯赫的外省家庭，父親是一名成功的醫生。在享有盛譽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習期間，福柯就嶄露頭角，顯示出一顆學術之星的潛力。得益於他在學術和政治上的關係，福柯避免了那些有哲學抱負的學者在法國通常走的老路——在高中教學；相反，他得到索邦大學一位名教授的資助，在寫論文期間有機會數次遊歷瑞典、波蘭和德國，而他的論文一經出版就贏得了學界泰斗們的好評。接下來的八年裡，福柯優游於數種教授職位之間。 1966年，《詞與物》出版，這本學術暢銷書使福柯最有希望繼薩特之後成為法蘭西“思想大師”。幾年之後，福柯（繼曾入選的柏格森和梅洛-龐蒂之後）成功獲選進入法國思想界精英的匯聚所——法蘭西學院，他也由此登上了法國學術界的頂峰，得以擺脫日常的授課任務而潛心思考、研究。此後，福柯開始周遊世界（先後到過日本、巴西、美國加州等地），四處講學，高調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同時著書立說，以幾本關於犯罪和性的名著成為幾乎所有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到1984年福柯去世時，已有數十本關於他的書面世，在他死後，福柯更是聲譽日盛。

然而，關於福柯的身世還有另外一個同樣可信的版本：

作為一名有專制傾向的醫生的兒子，福柯天賦異禀但有情感問題。他是一名備受折磨的同性戀者，在巴黎高師期間接受過精神病理治療並可能試圖自殺過。福柯憎恨法國社會，因此選擇了一些國外的低級職位來逃避法國社會，但是在國外，福柯也未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解放。在光鮮耀眼的學術成功的外表之下，福柯終生都在追求極端的感官體驗（他稱之為“極限體驗”），為此他曾嘗試過毒品和性虐待，不到六十歲就死於艾滋病，據說該病是福柯在舊金山的浴室中染上的。

我們同樣可以把福柯的一生講成一個充滿政治抱負和社會運動激情的故事：

從一開始，福柯就酷愛獨立，積極致力於追求自己和別人的自由。在他最複雜、最有學識的論著中充滿了對壓迫的憎惡；福柯甚至將自己最深奧難懂的學術著作視為提供給各種暴政反抗者們的“工具箱”。在這方面，福柯的目的達到了：在反精神病理治療運動中，在獄政改革和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福柯都被奉為英雄……

這些故事都不是假的，但它們共同的真實性使我們無法以任何確定的圖畫來描繪福柯的一生，而這正是福柯所希望的。帕特里夏•東克爾的小說名為《幻象福柯》，莫里斯•布朗肖所寫的訃告題為“我想像中的福柯”，這些標題裡都暗藏著智慧。至少就目前而言，我們對福柯的私生活知之甚少，對於他的生活和作品之間的聯繫最多也只能臆測。詹姆斯•米勒那本《福柯的生死愛欲》正表明了此種臆測有限的可能性以及明顯的危險所在。

但是，既然我們可以從福柯的作品中解讀福柯的生活，又為何執意要將福柯的生活融入他的作品呢？福柯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的寫作，想要了解福柯，這些作品遠比那些僥倖逃出了記憶歪曲的瑣聞軼事和福柯保持自己私人生活空間的努力更有參考價值。

解讀福柯，最好的出發點是《雷蒙•魯塞爾》——這是福柯此生唯一的一本文學研究專著，一部被他稱為“非常私人”（《死亡與迷宮：雷蒙•魯塞爾的世界》，訪談錄，第185頁）的作品。福柯選擇魯塞爾作為研究對象，這本身就具有啟示性。直到20世紀50年代，也就是當福柯在一家左岸書店與魯塞爾的作品不期而遇時，魯塞爾（1877—1933）充其量只是一個不起眼的邊緣作家，一個“實驗派作家”。他的作品不遵循任何文學理論，也不從屬於任何文學流派或運動，而是源於他對自己作家身份的一種自大狂式的自命不凡。 （事實上，當時知名的精神病理學家皮埃爾•雅內曾研究過魯塞爾，將其診斷為罹患了一種“轉化了性質的宗教狂熱症”。）得益於祖上留下的財富，魯塞爾能夠全身心投入寫作，然而，從1894年直至逝世，除了受到一些超現實主義作家的提攜性質的評論以及小說家雷蒙•凱諾的真誠膜拜之外，魯塞爾所創作的詩歌、戲劇和小說作品所引發的主要是嘲笑或冷遇。

這一點不足為奇，因為魯塞爾的作品中充滿了對事物和動作的瑣細描寫，即使以先鋒派的標準去衡量也有點過於奇特。正如他在那篇題為“我的某些作品如何寫就”的文章（遵照他的意思，該文章在他死後方得出版）中解釋的那樣，他經常是根據自己奇怪的形式結構法則來創作的。例如，他會要求自己在一個故事的開篇和結尾用兩個短語，這兩個短語只有一個字母不同但意思卻天懸地隔。遵照此律，一個故事若以“Les letter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billard”（“舊的撞球桌墊上的白色字母”）開頭，就要以“les letter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pil-lard”（“白人關於那群老強盜的信”）結尾。此外，他還運用很多其他的寫作規則，這些規則都是基於同聲或同形字詞的雙重含義。

魯塞爾最吸引福柯的是其被邊緣化的地位——沒有獲得文學成功，同時被歸類為“精神有問題”者。對那些被主流標準排斥在外的人群，福柯總是顯示出興趣和同情。這起初大抵是源於法國知識分子對於資產階級一貫的厭棄態度，但隨後漸漸發展成為一種強烈的個人信念，抵制一切試圖劃定整個社會的規範性排除法則。這種信念逐步演化成福柯對社會活動的熱衷（例如他關於監獄改革的作品），同時促使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是那些致力於社會和政治變革的人士可資利用的“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