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信步（簡體書）

萬紫千紅才是春
關于散文
文壇上有過各種爭鳴，關于小說、戲劇、詩歌，唯獨于散文則少有爭鳴的。這同當前的散文的繁榮極不相稱。是散文已不需要爭鳴了嗎？顯然不是。因為就鄙人不寬泛的閱讀，關于散文的闡述就眾說紛紜，有不少寫作者都呼啦啦地抖摟著各種的旗幟。終于這一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學評論家陳劍暉首先在發行量很大的《羊城晚報》上，向新銳的風頭正健的散文家祝勇發難，矛頭直指其刊在《一個人的排行榜》上的那篇長達兩萬多字的序。這不由令我們這些平時喜歡寫點散文者欣然，因為不管怎么，爭鳴總證明了散文界的覺醒。
什么是散文呢？雖然大家都在寫著，但概念始終沒有清晰過。檢手頭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其解釋如下：“(1)指不講究韻律的文章(區別于‘韻文’)。(2)指除詩歌、戲劇、小說外的文學作品，包括雜文、隨筆、特寫等。”但我們看后還是一腦子糨糊，因為很準確的詞語卻表達出一種模糊的概念。“不講究韻律的文章”，是不是包括公文、論文，甚至請假條之類，也未免太令人找不到邊兒了。而所謂“除詩歌、戲劇、小說外的文學作品”，又失諸籠統。曾見有模糊科學，難道散文就該是模糊散文嗎？之所以如此，或者因為散文是一種被最廣泛地運用著的文體，廣泛就讓人喪失掉敬畏感與神秘感，仿佛散文不是一門藝術似的，無必要搞得很清楚。這無疑是散文的一種悲哀。
嚴肅的散文作者，總不愿掉以輕心，總希望把散文當成一種“手工的藝術”，在一種謹慎的態度下來創作。這種謹慎相對于整個散文界的粗疏與浮躁，無疑是一種力不從心的愚蠢。 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中說：“著書癖在人群中泛濫，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車司機、女售貨員、女招待、家庭主婦、兇手、罪犯、妓女、警長、醫生和病人。這向我表明，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潛在的作家，沒有誰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權力沖到大街上高聲大喊：‘我們都是作家！’”這很像在說現在的中國散文界。也不見得不好。只是那種世俗里的權力與地位，卻令人吃驚地也被帶進散文界。藝術是平等的，與權力地位漠不相干，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權力與地位竟成了某些人衡文的標準，仿佛首長和學者的文章就一定好的，于是在各種年度散文選集中，被一選再選。當然也不排除若干的官員學者的散文是頂呱呱好的。
個性寫作
如今散文界雖然是風扯大旗呼啦啦的，但歸結起來，無非是傳統與新潮之爭。新潮無非是以顛覆傳統為終極，對載道及言志極不感冒。好像散文可以全不要主題的。這依我這不成氣候的習作者的經驗，好像行不通。因為散文總是得要闡述一點什么，即使揭示人性也還無法排斥主題的存在。當然，主題可以多樣，甚至不止一個主題，也不一定像傳統散文似的非明確提出來不可，可以給人留下思索的空間。
題材當然不妨盡可能地寬廣，但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貫徹個性化的精神，就正如李敬澤所說的，“真正的寫作就必然是‘個人寫作’，你想不‘個人’都不行”。現在寫散文的很多，頗有泛濫趨勢。跟風的現象十分普遍，大家人云亦云的結果就丟失了自己，因此個性的寫作很是必要。因為只有真的出自肺腑的文字，才能打動人。
關于散文的真實，我贊成祝勇的提倡散文真實，不如提倡散文真誠的說法。因為即使自詡真實的往往也存在著虛假的可能，如楊朔的散文，多寫于大躍進年代，卻贊美人民生活的富足，如果不是昧著良心，就是故意造假。因此提倡真實，不如提倡真誠。真誠就是巴金晚年高呼的說真話。這當然需要勇氣。散文家也是平常人，不必偽充高尚或偉大，只要本本分分的，秉著人的真誠去寫就可以了。
現在的散文是越寫越窄了，缺乏動人的大家氣象。當然不是說小情小調的內容不好，但都這么寫就讓人受不了了。還有一種余秋雨始作俑者的所謂“文化散文”，如果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還有過一番深思熟慮的話，那么其追隨者就多半淪落到只是對歷史的圖解而已了。
那種主題先行，那種文散意不散，乃至篇幅上的限制必須打破。文無定體，設置種種清規戒律，是自設心獄，束縛手腳，是極不利于散文的創作和繁榮的。
有的人瞧不起散文，如勸人別忙于寫小說，先寫寫散文。仿佛散文是小說的練習。其實小說重敘述，詩重抒情，而散文則常常兼而有之。如何處理，才能妥當，是頗費心思的。我寫散文很多時候是要求自己“辭達而已”。辭達，別瞧簡單，做起來卻難。許多時候噦噦唆唆說了很多，卻不知所云。周作人的散文是越到老年，抄書越多，也越寫越短。在他看來，述比著更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而表達完就好，至于長短都是次要的。當然，長短不是劃一的，倘有許多的意思要表達，更多的篇幅也不嫌其長。風格上當然還是百花齊放好。俗話說，一枝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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