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經濟學選讀：歐美1900-2010分冊（簡體書）

本書試圖說明幸福思想一直處於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中，並以幸福思想貫穿於整個論著來說明各個重大主題如何被添加在了現代經濟學的幸福大廈上或如何被從這一幸福大廈上抽掉了。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經歷、知識和社會背景描繪了一副不同的藍圖，對幸福大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幸福不可能實現，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幸福是可以實現的，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在幸福大廈的建設上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基於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幸福經濟學”思想史研究（項目批准號15AJL007）成果系列梳理經濟學家經濟理論，對凱恩斯、哈耶克、劉易斯、羅賓遜等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行了評析，在必要之處進行了改建並擴大了空間。從古典經濟學的探討可以看出，幸福始終是經典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幸福思想始終貫穿於經濟學的發展中。

傅紅春，男，經濟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1977級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本科、碩士，留校任教，先後兼任武漢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武漢大學教務處副處長。1987年考取西南財經大學劉詩白教授博士生，畢業後返武漢大學。

1992年赴美國伊利諾大學做訪問學者。

1996年起任西南財經大學教授，2002年起任博士生導師。

2003年被引進上海師範大學新組建商學院，任首任院長。

2007年9月被引進華東師範大學。

中國美國經濟學會理事，上海市經濟學會理事。
在人民出版社、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等，出版多部專著、譯著、教科書。

在《管理世界》、《經濟學動態》、《統計研究》等發表論文200餘篇。

近年研究興趣主要在“中美經濟比較”、“幸福經濟學”等。
近年主持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項目，上海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等。

（1）理論意義：幸福是人類社會一直探尋的永恆主題，而什麼是幸福以及如何增進人類社會的幸福，是經濟學探求的終極目標。本書以經典經濟學為背景，以嘗試梳理古典經濟學的幸福思想為基礎，以幸福和諧思想為主線，把其幸福思想貫穿於古典經濟學，以探討經濟學家的幸福思想，並認為經濟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均以幸福思想為其主線來分析經濟問題的。為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夢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2）現實意義：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幸福進行研究，作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學界引起廣泛關注的一個問題，同時在中國夢的背景下，本書的現實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傳統的以GDP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已經為我們創造了巨大物質財富。在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轉型時期，生態環境污染嚴重、道德水平下滑的今天有必要停下腳步反思這種發展模式在總體上對人類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害是否值得。為此，有必要從經濟學的思想中吸取智慧和養分，分析中國的幸福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有利於把握國人的幸福度的變化規律，更好地理解政策變化或社會發展趨勢如何影響國民幸福度，從而提出更可持續的幸福政策之道，為中國夢提供智力支持和現實意義。'

經濟學對“幸福”的離棄與回歸
*


“斯密之謎”的一種解釋


英國學者亞當·斯密（1723～1790）給後人留下了兩個“


謎”：一個
謎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一般稱為斯密的“價值之謎”，說


的是鑽石用處小
而價格高，與水用處大而價格低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被


19世紀70年代出
現的邊際學派給出，得到大家公認；另一個謎是斯密去世


後的
19世紀中
葉，由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提出的，一般稱為“斯密之


謎”“斯密問
題”“斯密難題”“斯密悖論”，說的是斯密兩部著作即


《國富論》與
《道德情操論》的矛盾。這個謎的謎底，一百多年來眾說


紛紜，未有定
論。本書關注的正是這一個未解之謎。


“斯密之謎”的幾種解釋


對於是不是存在“斯密之謎”，本身就有不同意見。有人


認為，“斯
密之謎”是個偽命題，沒有“謎面”，也就無從談到“謎


底”了。在認為
確實存在“斯密之謎”的人中間，對於“謎面”到底是什


麼，也有不同
意見。而謎面的確定（兩個不同的斯密，如何表述，如何


概括，如何比
較），直接關係到謎底的探究和揭曉。


有人說，矛盾在於《道德情操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於同


情，與《國
富論》中把人的行為歸結於自私。《道德情操論》表明，


斯密在倫理學上是利他主義者，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


同情心；而《國富論》則表明，
斯密在經濟學上是利己主義者，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


利己心。也有人
說，《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其實是同一個經濟學的


“上下冊”。
《道德情操論》是經濟學的“感性學分冊”，《國富論》


是經濟學的“理
性學分冊”。有人認為，“斯密之謎”是“經濟人”與“


道德人”的衝突
問題。這種衝突，17世紀中葉的霍布斯提出過，與斯密同


時代但比斯密成
名早的休謨提出過，休謨和斯密之後的康德提出過，現代


的帕森斯和哈貝
馬斯也提出過。


筆者認為，《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並


非截然相
反、針鋒相對、不可調和，因為《道德情操論》和《國富


論》是斯密長時
間地、交叉地、多次打磨而成。《道德情操論》初版於


1759年問世，1790
年的第6版是定型版；《國富論》初版於1776年出版，


1786年的第4版是定
型版。不管有意無意，斯密的思想不可能是斷裂的、游離


的。


說《道德情操論》的斯密和《國富論》的斯密完全是一回


事，沒有一
點差別，也說不過去。那麼差別在哪裡呢?筆者認為，前


面列出的幾個“謎
面”都有一定道理。但筆者還有一個“謎面”，那就是《


國富論》的主題
是“財富增長”，而《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欲望約


束”。


“斯密之謎”的謎面與謎底


認為《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應該不會有什麼


疑義，但認
為《道德情操論》的主題是“欲望約束”，明確提及的人


不多。如果細讀
此書，會找到許多證據，限於篇幅，只引一段：“稱為節


制的美德存在於
對那些肉體欲望的控制之中。把這些欲望約束在健康和財


產所規定的範圍
內，是審慎的職責。但是把它們限制在情理、禮貌、體貼


和謙虛所需要的
界限內，卻是節制的功能。”《道德情操論》論及的“道


德情操”，在斯
密時代，就是用於說明具有自私本能的人，為什麼又不可


思議地會具有克
制這種自私本能的能力。


簡單地說，筆者給出的“謎面”是“財富增長”和“欲望


約束”（兩
者看似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那“謎底”呢?就是


幸福，或者說是
“幸福最大化”。


“幸福=效用／欲望”的公式是薩繆爾森給出的，但這個


公式體現的思想內涵，在斯密那裡是存在的。《國富論》就是告訴人


們，如何使“財
富”（更現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長；《


道德情操論》就
是告訴人們，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規範約束下不至於惡


性膨脹（這和許
多宗教所推崇的“無欲”是有區別的）。


為什麼會有“斯密之謎”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在斯密那裡，分述財富增長（《


國富論》）
和欲望約束（《道德情操論》），對於“幸福最大化”而


言，思想上、邏
輯上和操作上都是一致的，為什麼後來會演變成一個世界


性“難題”―
“斯密之謎”了呢?


這是因為，斯密之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離棄了幸


福。這種離
棄，在凱恩斯（1883～1946）那裡達到極致，至今還有著


廣泛而深刻的
影響。


在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于19世紀中葉提出“斯密之謎”


之前，湯普
遜（1775～1833）就非常明確並尖銳地指出了經濟學對“


幸福”的這種離
棄。他在1822年完成的《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


理的研究》一書
中寫道：一切研究經濟學的人，“都可以被分為兩派―精


神學派和機械
學派。‘精神學派’宣稱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


不多不必憑藉物
質的從屬作用，就能夠得到幸福；‘機械學派’則正好采


取了另一個極
端……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做出這樣的安排……盡可能多


地生產……另
一方面，則是想出各種辦法來找到足夠的消費者使用生產


出來的這些物
品……這一派學者所關心的，只是怎樣達到最高額的生產


和保證最大的消
費或有效需求。”


湯普遜所劃分的兩派，前一派到後來基本上不再被認為是


經濟學家
（至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而後一派則離“幸福”越來


越遠。最開始的
離棄，也許只是研究方法的需要：一是因為幸福沒有標準


的統一的定義，
很難定性，進而造成幸福很難定量；二是財富確實是增進


幸福的重要手
段。所以，在很多的經濟學研究中，直接研究的就是既容


易定性又容易定
量的財富。


對“效用”的研究，逆轉了經濟學發展離棄幸福的趨勢，


是難得的對
幸福的回歸。講“效用”比講“財富”更靠近幸福，但這


種回歸並不徹底，也不成功，因為效用也很難計量。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經濟學家的內心是否還記得“


財富增長可
以帶來幸福增長”的假定，經濟學的發展，表現出對幸福


越來越漠視和
疏遠。西尼爾（1790～1864）明確說：“作為一個政治經


濟學家，我所
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財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


許必須省略掉
一切與財富無關的考慮。”到了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奠


基人的馬歇爾
（1842～1924），財富也好，效用也好，進一步被規定為


必須由貨幣來表
示，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使個人的貨幣收入最大化（包含


了企業的利潤最
大化）。


如果極端一點講，凱恩斯關注的就是一個國家總體的貨幣


收入（現代
說法就是GDP）。總供給總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


好，財政政策也
好，貨幣政策也好，只要消費淪落為生產的附庸和工具，


幸福就消失得無
影無蹤，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就我國的情況看，在經濟改革之前，有點湯普遜所批評的


“精神學
派”的傾向；而經濟改革之後有一段時間，則有點湯普遜


所批評的“機械
學派”的傾向。事實證明，這兩種傾向，都不是“幸福最


大化”這個終極目標本身。


回歸幸福：“兩個斯密”合二為一


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財富增長促進幸福


增長”只是
一個假定，而非一個絕對的普遍的真理。在現代經濟學對


幸福的回歸中，
許多研究表明，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這些經


濟學家中，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現代斯密”的阿瑪蒂亞


·森，是一個代
表；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也是一個代表。


但是，完全否定
這個假定，認為財富增長一定不帶來幸福增長，甚至是一


定帶來幸福的負
增長，也是不對的。財富增長不一定帶來幸福增長，在邏


輯上並不能夠推
出幸福增長要求財富負增長（實證研究也不支持這種推論


）。


回歸幸福的經濟學，也不否定已有的經濟學的成就。幸福


經濟學作為
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學，當我們記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


貨幣計量的所費
和所得，其終極目標是“幸福最大化”時，仍然是非常有


用的。

目錄
凱恩斯《凱恩斯文集·預言與勸說》（1919～1940）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20）
庇古《福利經濟學》（1920）
米塞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1927）
米塞斯《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1930～1969）
米塞斯《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1944～1956）
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1949）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1949）
米塞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1981）
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1）
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42）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1954）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
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1945）
哈耶克《哈耶克文選》（1950～1980）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1973）
哈耶克《致命的自負》（1988）
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1955）
艾哈德《來自競爭的繁榮》（1957）
加爾佈雷思《富裕社會》（1958）
加爾佈雷思《經濟學與公共目標》（1973）
羅斯巴德《人、經濟與國家》（1960）
羅斯巴德《權力與市場》（1972）
羅斯巴德《亞當·斯密以前的經濟思想》（1995）
羅賓遜《經濟哲學》（1962）
羅賓遜《凱恩斯以後》（1973）
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
西托夫斯基《無快樂的經濟學》（1976）
弗裡德曼《自由選擇》（1979）
波斯納《正義/司法的經濟學》（1980）
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1992）
吉爾德《財富與貧困》（1981）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81）
諾思《理解經濟變遷過程》（2005）
洪特、伊格納季耶夫《財富與德性》（1983）
森《倫理學與經濟學》（1986）
森《以自由看待發展》（1999）
森《生活水準》（1987）
森《正義的理念》（2009）
柯茲納《市場過程的含義》（1992）
盧茲、勒克斯《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挑戰》（1998）
布隆克《質疑自由市場經濟》（1998）
羅斯柴爾德《經濟情操論：亞當·斯密、孔多塞與啟蒙運動》（2001）
愛德華茲《如何與經濟學家爭辯》（2002）
伯恩斯坦《財富的誕生》（2004）
賽德拉切克《善惡經濟學》（2009）
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2010）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2012）
希勒《金融與好的社會》（2012）
布坎南《憲政的經濟學闡釋》（1989）
布坎南《財產與自由》（1993）
阿克洛夫、希勒《動物精神》（2009）
薩繆爾森《中間道路經濟學》（1973）
克魯格曼《致命的謊言：揭開經濟世界的真相》（1998）
卡尼曼《思考，快與慢》（2011）
萊亞德《不幸福的經濟學》（2005）
安尼爾斯基《幸福經濟學：創造真實財富》（2007）
麥吉本《幸福經濟：從“更多”到“更好”》（2007）
博伊爾、西姆斯《新經濟學》（2009）
繁榮社會的幸福宣言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