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開闊眼界、引人深思的近現代民歌研究著作。書中收錄了大量稀見的近現代民歌文獻，重點論及的民歌唱本和牌調近百個，內容包羅萬象，充分挖掘中國近現代民歌的豐富內涵。借由民歌，表現逸樂、戀愛、農耕、民生疾苦等民俗生活，以及都會、新聞傳媒、社會動員、抗戰救災等事物、世相的變遷發展，勾勒百姓生活的真實圖景，展現了近現代民眾情感的表達和社會的變遷。本書為讀者打開民歌世界的大門，引領我們去審視民歌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的獨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也可為民歌研究者提供豐富的基礎知識和譜系梳理。

周玉波，文學博士，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教育bu重大攻關項目“歷代民歌整理與研究”子項目主持人。主要從事傳統民歌的整理研究，出版《明代民歌研究》《明代民歌集》《明代民歌札記》《中國喜歌集》《喜歌札記》《清代民歌文獻集》等，近年圍繞“中國民歌學”的理論建構，發表數篇論文。

本書賣點

1. 本書論及幾百首民歌，內容包羅萬象，囊括南北等多個地域民歌。結合梳理、分析《時調雅曲》、《北京小曲百種》、“風陵文庫”藏民歌等稀見文獻，介紹了“滿江紅”“唱春調”“繡荷包”“梳妝臺”等牌調，借由民歌，展現出逸樂、戀愛、農耕、民生疾苦等民俗生活，以及都會、新聞傳媒、社會動員、抗戰救災等事物、世相的變遷發展。
2. 對近現代民眾生活進行了真實寫照，是近代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像。例如，乞唱者所唱的《唱春調》字字泣血，展現了饑餓者的苦難；婚嫁喜歌因婚俗而存在，洋溢著庶民的喜悅；抗戰民歌銘記了人民戰士的勇於擔當和壯懷激烈；《時調》民歌呈現了斑斕多樣的時尚和光怪陸離的都市景觀。
3. 學術價值深厚，本書可以作為民歌領域學術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書是在收集了千首民歌俗曲的基礎上創作而成的，匯集了眾多難得一見的珍惜文獻，例如“風陵文庫”藏民歌、“中研院”史語所藏民歌、小本唱片目等，論及的民歌唱本和牌調近百個，原滋原味抄錄的唱本資料貫穿圖書始終。
4. 拓寬審美視野，助力優秀傳統文化復興。本書對民歌唱本進行了具體而微的文本細讀，保留了民歌的傳統藝術形式，凝練了民歌中的優秀文化價值觀，揭示出近現代民歌的“百科全書”屬性，強調民歌作為一種表達情感和傳遞信息的藝術形式，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和案例支撐。

編輯推薦

近現代民歌是中國社會歷史的鏡像，記錄著百姓生活，訴說著社會變遷的故事。民歌研究ding尖學者周玉波教授的《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論稿與社會文化嬗遞》是一本值得收藏的精彩著作，它不僅收錄了大量稀見的近現代民歌文獻，還借此展現了近現代民眾情感的表達和社會的變遷，深入挖掘了民歌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它將為讀者打開民歌世界的大門，引領我們去審視民歌在中國社會歷史中的獨特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

無論你是對民歌感興趣的學者，還是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變遷感興趣的讀者，這本書都不容錯過。本書既能作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參考，也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做出了貢獻。本書的編校進入尾聲時，正值刀郎《山歌寥哉》橫空出世，我們驚奇地發現，本書就像一本解讀《山歌寥哉》的教學輔助書。通過本書，你能夠系統掌握近現代民歌發生、發展的譜系，進而明白《山歌寥哉》用了哪些牌調，捕獲諸如《羅剎海市》歌詞的靈感來源，……從而了解刀郎在繼承和改編中發揮了多少價值。

更為重要的，是“猶記世人多悲苦”。本書以“庶民之聲”作題，想要傳遞的便是近現代民歌“為民之生活而載，為民之性情而響”的歷史事實和重要價值。在此，真誠地邀請您閱讀這本書，與我們一起回溯民歌歷史，翻開“社會的百科全書”，聆聽庶民生活的真實呼聲。

《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緒言

《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下文簡稱《嬗遞》）所稱的近現代民歌，是指 1840年至 1949年，流行流轉於中國城鄉各地的民歌俗曲，又稱時調、小調、小曲，實際上還包括今日所說曲藝類別中少量篇幅較短的鼓書、彈詞與小戲等；近現代民歌文獻，則指此一時間段落內，以傳播、傳承為目的，由各地書坊（書局）、報刊社或個人，以木刻、石印、排印、寫抄等方式纂錄而成的民歌曲調（曲譜）、曲詞等紙本， 以及部分音頻視頻材料。 作為概念的“近現代民歌”，有三個參照系，一是中國近現代史，二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三是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其“整體性”表現為，一是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始終依托、依賴於中國近現代史這個具體場景，二是承接了明清民歌的“言情”傳統與較為嚴格的牌調體制而又有所延展變化，三是開啟了以新語文（白話文）為載體、新文化為內核、承擔一定人文啟蒙功能的民歌傳播接受新局面。也就是說，近現代民歌積極主動地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嬗遞進程並與其緊密地融為一體，成為中國近現代史、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中國民歌發展史的長河中，處於封建末世與新時代交替階段的近現代民歌是一個極為特別的存在，它根植於舊體制的土壤，又經受著新文化的熏染，在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近現代民歌進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時期，在形制、題材、內容、功能與審美趣味等諸多方面，

體現了與前代民歌大不一樣的特徵，也因此成就了傳統民歌發展的最後一座高峰。《嬗遞》試圖在雅俗文學交叉互動的框架內，通過對代表性文獻與個案的梳理，全面系統地楬橥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情形及其在近現代社會文化變革進程中的表現，鉤稽其與賴以生存的國家、

民族、民眾血肉相連的親密關係，盡可能客觀真實地還原“最後一座高峰”的斑斕色彩。

傅惜華先生這樣形容清代民歌：“猶承明季余緒，舊調之外，復出新聲，競勝一時。” 1840年至 1900年，是近現代民歌的準備期，此一時期的民歌，在延續明清民歌“私情譜”（馮夢龍《敘山歌》）特色的同時，適度關注社會問題，開始成規模地出現以控訴青樓、鴉片之害為主題的“新聲”，北京書坊梓行的《時調雅曲初集》《時調雅曲二集》與揚州聚盛堂、鴻文堂發行的部分“小本唱片”堪作代表。20世紀前 10年，以醒民救世為目的，梁啟超、李伯元、陳獨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說》《繡像小說》《安徽俗話報》上，相繼開設“雜歌謠”“時調唱歌”等專欄，收集刊載民歌和擬民歌作品；上海報人張丹斧與錢芥塵，創辦雜志《燦花集》，專門刊登文人創作的以改良社會、輸灌文明為宗旨的時調俗曲，標志著近現代民歌進入轉型期。1910年以後，伴隨著新文化運動 / 新文學浪潮的興起，石印、鉛印技術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應用日趨成熟，新興書籍、報刊編輯發行業態逐步形成，民歌俗曲進入發展繁盛期，成為先進知識分子與社會政治團體借助全新的傳播手段，向民眾傳播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國等新思想新理念的理想載體，上說近現代民歌參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革嬗遞，即是此意。

與前代民歌相比，近現代民歌有著自己的特點。一是形制更為多樣。曲牌及次曲牌一等的腔調數量，較前代民歌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態勢，【邊關調】【鮮花調】【欄桿調】【太平年】等此前少見未見的新腔新調風行城鄉各地，與舊有牌調【滿江紅】【五更調】【剪靛花】等交相輝映；民歌與“俗曲”的界限愈發模糊，鼓書、彈詞、琴書、二人轉（臺）等民間曲藝中的短篇，亦加入“民歌”陣營，共同為生民發聲，為時代留痕，劉半農、李家瑞編撰《中國俗曲總目稿》與劉半農審訂、常惠編選的《北京小曲百種》、李家瑞撰《北平俗曲略》等，均在“俗曲”“小曲”的旗幟下，匯聚了傳統“民歌”之外的眾多鼓書、岔曲等民間曲藝體裁內容。二是題材內容空前龐雜，其中體量最大、最為精彩的部分，仍是情歌，因為契合個性解放、人文啟蒙的時代思潮，近現代民歌中的情歌，煥發著與前代民歌中的情歌不一樣的風姿，感官情欲肆意張揚，包括《十八摸》一類情色民歌的大範圍流行，即是例證。鄉土作家沈從文等人，從這些個性鮮明的情歌中汲取營養，充實自己的文學創作。情歌之外，近現代民歌關注現實，青樓、鴉片、戰爭、災難等時事、民生題材，近現代民歌多有反映，“觀

風俗，知薄厚”（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傳統，在新的時代場景下得到了延續與發揚。三是近現代民歌突破了文學 / 文化層級的界限。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先驅鐘敬文以為，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個幹流：“首先是上層社會文化，從階級上講，即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層社會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業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後是底層（下層）社會文化，即廣大農民所創造和傳承的文化。這三種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質、特點、範圍、結構形態和社會功能。”先進知識分子重視並且參與了近現代民歌鼓吹、傳播、接受的全部過程，如自 1900年至 1949年，由知識分子發動、遍及全國城鄉、民眾廣泛參與的民歌傳播接受行為，有著明確的綱領、足稱領袖的人物、深厚的群眾基礎、賴以宣傳的媒介和豐碩的成果及深遠的影響，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著“運動”的性質，而人們熟知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的近世歌謠收集整理運動，只是這個長時段的“近現代民歌運動”的一個具體事件；近現代民歌的祖禰是《詩經》，《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頭；近現代民歌的發生發展，依賴於都市化進程加快和社會文化急速轉型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近現代民歌的傳播與接受主體，是一般民眾——因此四端，近現代民歌客觀上具有鐘先生所說多種文化混合雜糅的迷幻特徵，而非一般意義上單純的通俗的民間的文學 / 文化樣式，近現代民歌及其整理研究的複雜性多樣性，同樣體現於斯。

《嬗遞》可以視為傳統民歌整理研究的細化，亦是中國近現代歷史、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史研究的拓展。全書據以言說的文獻，一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風陵文庫”等庋藏的中國近現代民歌唱本，三是中國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著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文獻之外，著者還做了一定的田野調查工作，力求做到文獻與實踐、靜態與動態、共時與歷時並重，在雅俗文學融合互動、傳統文化復興、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等多重場域中，體認近現代民歌文學與文化表達的多樣性和多元化。

全書以綜論、專題、個案、延展切塊，各板塊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時間為經，區域（場所）為緯，選取代表性文獻，從背景、題材、內容、成績、影響等多個方面，探究近現代民歌發生發展的實際情形。

北方民歌以道光末期刻本《時調雅曲初集》《時調雅曲二集》與民國選本《北京 小曲百種》為代表。《時調雅曲初集》為【馬頭調】專集，其中第一至第十曲，集中唱述煙花柳巷題材，傅惜華以為從中“頗可窺見當時北京習尚、社會腐化之一斑”，至《細局兒曲兒譜》一曲，後半乃集【馬頭調】曲名而成，“實為俗曲之重要史料”。《時調雅曲二集》雖標名“馬頭調雅曲二集”，內中所收，並非只有【馬頭調】一種，牌子曲《嘆老媽》唱述因遇水災生活無著而進城做傭的鄉下婦女的命運遭際，成為近現代北方民歌中《老媽上京》《老媽還家》《老媽開嗙》《老媽有意彪》《老媽後悔》《槍斃老媽》等“老媽”系列民歌的先聲。《時調雅曲》的價值，在於其關注時事與底層人物命運、大量使用方言俚語的做法，對後起民歌有著一定的導引作用。北京是近現代民歌傳播接受兩大中心城市之一，經由劉半農指導、常惠編選而成的《北京小曲百種》，牌調多樣、內容豐富，情愛、青樓、鴉片、雇工、刑案等市井題材的加入，充分展示了近現代民歌全方位介入社會文化生活的風彩，為研究北京民歌史、清末民初社會史，以及不同區域間的民歌互動情況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也是了解劉半

農俗曲思想及近現代文學思潮史的有用文獻。

南方民歌以丁日昌、余治所擬“小本淫詞唱片目”、揚州民歌唱本、上海《新編時調》等為典型。丁日昌、余治所擬的“小本淫詞唱片目”，反映的是封建末世的統治者即官方意識形態對野蠻生長的民間藝術的基本態度，其對民歌唱本“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少年子弟，略識數字，即能唱說”情形的描述，包括對民歌俗曲“移人最捷”“傷風敗俗”的負面評價，均是近現代民歌研究的難得史料。晚清時段的北方、南方民歌，在形制、題材、內容等各個方面，均開始嘗試擺脫“舊調”的束縛，而露出“新聲”的跡象，“小本淫詞唱片目”中列舉的眾多此前未見的民歌牌調，如【十二月花名】【三十六碼頭】【斜倚欄桿】等，與《時調雅曲》中的青樓題材民歌一樣，亦是“新聲”的一種。在近現代民歌傳播接受版圖上，既有北京、上海這樣的中心城市 / 地區，也有天津、蘇州、揚州、沈陽、濟南這樣的次中心甚至邊緣性城市 / 地區，本書專列一章，在時間（明清、民國）與空間（江淮平原板塊及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雙重場景中，討論近現代揚州民歌的嬗變軌跡、內容與價值，以及與其他地區如北京、上海乃至東北、湖北等地民歌的互動情形，作出了“民歌文化圈”研究的初步的嘗試。

20世紀 20至 40年代，滬上以“時調大觀”“時調新曲”等為名，動輒十冊數十冊的民歌唱本爭相面世，其規模與影響，遠超北京民歌唱本；與北京民歌唱本的形制與內容都相對封閉、傳統不同，上海民歌唱本對社會時事的反應能力更為快速，牌調更為多樣，題材更為豐富，樣式更為時尚，價格更為低廉，更受各地民眾歡迎，因而在近現代通俗文學 / 文化發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五章《〈新編時調〉：商業都會的另類鏡像》以 20世紀 30年代上海協成書局編輯出版的《新編時調》為例，著重梳理了近現代上海民歌都市與鄉村風格雜糅、文人與藝人共同參與、形制與內容廣博豐贍等特色，以及其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乃至抗戰各個階段，揭露侵略者暴行、喚醒民心、投身救亡的主動作為、感人表現。近現代上海民歌對現實的無縫對接、快速跟進，為以民歌為代表的大眾文學 / 文化樣式服務、推進社會變革作出了示範，為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孤島”文學史、城市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新的視角與素材。

第二，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以專題形式，討論抗戰民歌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大運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與路徑。如上所說，近現代民歌的興起，是多種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時代的風云“激成”了民歌；另一方面，民歌又積極介入社會事件，以自身的努力參與這個時代嬗遞的進程。諸多社會事件中，以抗日戰爭最具典型性，它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為了教育民眾認清侵略者的野心，鼓舞全民奮起抗戰，近現代民歌發揮了自己的特別作用。第六章《抗戰民歌：大時代的紀念品》以具體民歌為例，介紹了民歌為爭取抗戰全面勝利所作的積極貢獻。大運河民歌指流行流轉於大運河船民、漁民和沿線城鄉民眾中的一切民歌俗曲，這些民歌俗曲的傳播接受，以大運河為依托，具有因河而生、依河繁衍、沿河流轉的特徵。大運河民歌蘊含著大運河沿線區域的風土人情與民眾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等內容，是寶貴的文學 / 文化遺產，重視、加強大運河民歌的整理研究，對於延續歷史文脈、助力大運河沿線城市 / 地區打造最富文化內涵、最具地方特色、最具觀賞價值的大運河文化旅遊精品線路，實現近現代民歌與現實生活的聯通，有著理論和實踐的雙重作用。婚嫁喜歌兼具婚俗與民歌的雙重身份，近現代集中或零散地保存婚嫁喜歌的文獻，一是《歌謠》《民俗》等專業報刊及少量的文學、文化甚至 公共報刊，二是《新刻女兒哭嫁》等專門的喜歌印本抄本，三是小說、戲曲、筆記及各地方志，四是北京、上海等地書坊編印的時調俗曲選集，亦會雜收部分喜歌。第八章《婚嫁喜歌：婚俗恒久遠喜歌永流傳》回顧了近現代喜歌整理與研究的歷史，對婚嫁喜歌“婚俗”與“民歌”合一的特徵作了較為詳盡的梳理。

第三，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以“唱春調”“繡荷包”“紗窗外”為個案，較為細致地討論近現代民歌與傳統文化、民族心理及民眾生產生活的親密關係，以及民歌與戲曲、小說文本的互動情形。如近現代民歌中的“唱春調”實即乞討歌，是民間藝人在春荒時節走村串巷沿門討要錢物時所唱的民歌，“唱春調”的產生與流行，一方面與近現代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民生多艱有關，另一方面亦是傳統民歌自古即有的“乞食”功能的體現。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六有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為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饑者歌其食”，有人解為“饑餓的人因得到食物而歌唱”，其實從“民歌發生學”角度而言，不若釋為“饑餓的人為了得到食物而歌唱”，也即“因食而歌”。典籍中“因食而歌”的例證多有載錄，《列子·湯問》云：“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韓娥因匱糧乃“鬻（賣）歌假（換）食”，可作“饑者歌其食”即“因食而歌”的確切釋義。民歌即民聲，民歌更是民生，以“因食而歌”的觀點，審視近現代民歌中幾成流派的“唱春調”，既可以更真實全面地認識了解近現代民歌與民同在、為民而呼的本質特徵，亦有助於在中國文學 / 文化史的長河中，定位中國近現代民歌的價值與貢獻。以《繡荷包》為代表的名物、“女紅”

題材民歌，賦予物以特定的意象，進而以物寄情，因其對女性生活的生動描繪、女性情感的真切抒發、女性風格的肆意張揚與女性審美觀的頑強展示，而成為民歌大家庭中引人注目的一個特殊類別，成為名物民歌、性別敘事民歌研究的樣本。民歌與戲曲，本是近親，民歌與戲曲同源共生，徐渭《南詞敘錄》曰：“永嘉雜劇興，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諺所謂隨心令者，即其技歟？”“村坊小曲而為之”，是對民歌與戲曲同源共生說的最好表述。近現代民歌中，民歌與戲曲互動的情形隨處可見，常見者如民歌改編唱述戲曲的內容，其中可以數量龐大、流傳範圍亦廣的《十二月古人名》等為代表，《山歌抄本》中的近百首“紗窗外”組曲，則是民歌與戲曲、小說互動的罕見材料。從這些民歌中，可以了解民歌、戲曲、小說在某時某地民眾中的傳播接受情形，此類摻雜戲曲與小說內容的民歌，客觀上也成為民歌史、戲曲史、小說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第四，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在文化發展演進的綜合語境中，立足具體文獻，兼及民歌傳播接受的實際，討論近現代民歌與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關係。民歌與方言是近親。民歌中的方言分為地域方言、社會方言兩種基本形態，地域方言為民歌溯源和流轉演變情形的梳理提供了便利，社會方言則賦予了民歌以強烈的“社會相”色彩。民歌中的方言，彰顯了民歌語言與其他文學樣式語言的不同風貌，放大了民歌本身的民間文化、底層文化、通俗文化色彩，豐富了現代語言學、民歌語言學的理論建構與細節研究。民歌與方言的結合，強化了民歌的敘事能力，打造了文學同構敘事的範本，使得民歌更好地扮演了社會文化嬗遞進程的忠實觀察者、記錄者、參與者等角色。俗字即俗體字，為異體字的一種。近一百年來，學界對漢語俗字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敦煌遺書、小說、戲曲、書契等文獻，實

際上，存世量更大、覆蓋範圍更廣、與民眾文化生活關係更為緊密的民歌唱本中，保存的俗字數量更多，形式更多樣，民間與民俗色彩更為濃厚。此類俗字之於民間文獻整理、民俗研究乃至文字改革、民眾教育、文化啟蒙有著特別的意義。

第十四、第十五兩章，介紹、討論了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中國近現代民歌、中國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藏民歌的大致內容，以期盡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現代民歌文獻的存世情形與近現代民歌生成發展的面貌。

第一章 《時調雅曲》：近現代民歌的先聲

第二章 《北京小曲百種》：“四方輻輳”民歌聚之

第三章 “小本唱片目”：“禁毀書”的樣貌

第四章 揚州民歌：“民歌文化圈”的標本

第五章 《新編時調》：商業都會的另類鏡像

第六章 抗戰民歌：大時代的紀念品

第七章 大運河民歌：寶貴的遺產 流動的文化

第八章 婚嫁喜歌：喜歌恒久遠 婚俗永流傳

第九章 【唱春調】：民歌中的民生疾苦

第十章 《繡荷包》：民歌中的性別敘事

第十一章 “紗窗外”：文本的流轉與互動

第十二章 民歌唱本中的方言

第十三章 民歌唱本中的俗字

第十四章 “風陵文庫”藏民歌：域外寶庫

第十五章 “中研院”史語所藏民歌：隋侯之珠

第十六章 近現代民歌中的紛繁世相

結 語

附錄一 “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芻議

第一節 從“歌謠學”到“民歌學”

第二節 “民歌學”理論體系的大致構想

第三節 “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的意義

附錄二 近現代民歌的當代遺存——以沭陽小調為例

後 記

本篇非常詳盡地說明了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的價值所在，沒有空洞的喊口號，而是從理論和現實兩大層面說明民歌是中國的、民歌更是中國人的，點明全書標題“庶民之聲”。

——編者按

“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的意義

理論從現實中來，又為現實服務。著者建構“中國民歌學”理論的一些想法，得益於多年來從事傳統民歌整理研究的實踐，同時深感舊有的一些觀念、學說，如由前輩學者倡立的“歌謠學”理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與形勢的要求，因而略陳鄙見，以就教於方家，根本目的仍是更好地推動文學繁榮與傳統文化復興場景下的傳統民歌的整理與研究，以及助力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場景下的當代民歌的傳播與接受。

“中國民歌學”概念的提出及其框架設計的探討，有著理論與現實的雙重意義。

如理論意義。

其一，近年來，傳統民歌的整理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學科分設、各自為政，不同專業的研究者對民歌歷史、內容、功能、傳播接受規律及文化價值等的認識、理解，受其專業壁壘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民歌音樂史類著述，在視野、結構、細節等各個方面，極少能夠超越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水準。由文學角度切入的《詩經》、漢魏樂府、敦煌俗曲等的研究，多著重研析經典作品的內容與審美特質，對其在形制上給予後世民歌的滋養闡發不足，如李調元《雨村詩話》云：“《毛詩》三百篇，為萬世詩原，然不出比、興、賦三字。首章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試問後之詩人，有能出其範圍乎？”其所著眼的後之詩人對《詩經》的繼承，只是“比、興、賦”的手法，實際上，《詩經》對後世的影響，遠不止此，近現代民歌中極為流行的“十二月體”，即與《詩經·豳風·七月》中的“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脈相承，此種形制上的沿襲，依例不在當代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範圍。學科分工導致的各說各話、各有盲區短板，與民歌整理研究缺少民歌主體意識與“民歌學”理論統領，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民歌學”理論彰顯“民歌”中“民”的主導地位，重視人與民歌的關係，特別在意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民歌與民眾生產生活及民族生存發展的極端貼近性，此乃從頂層設計上將民歌視作完整的人類文化、民族文化樣式，在此基礎上，提倡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對民歌的歷史、形制、內容、審美等展開全面系統、深入細致的研究。此種高站位、整體性的認知與研究，對於當下漸成熱潮的“傳統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的融合貫通，同樣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其二，實現了從早期基於西方民俗學、人類學理論的“歌謠學”到具有中國文化與學科特色的“民歌學”的轉變。如上所說，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的近世歌謠征集整理運動，在材料取用上偏於口唱實即口說的歌謠，在方法與目的上偏於民俗學。此種偏向，有一時學術風氣的原因，亦是歌謠運動骨幹的引領使然。

如前所說，民歌的根本屬性，是文學而非其他，傳統文化復興與新時期非遺傳承保護場景下的“中國民歌”，更是《詩大序》及《古謠諺·凡例》等所定義的徒歌與合樂之歌的總和，因此歌謠運動所界定的“歌謠”概念、施行的“歌謠學”研究實踐，均帶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著者所說的“民歌”與“中國民歌學”，凸顯的是中華文化主體色彩，反映了學科建設的成就與學術研究的進步。

另如現實意義。

2017年，有關部門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下省稱《意見》），《意見》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 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對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著重要作用。”歷代民歌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其他優秀文化樣式一樣，“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意見》說及中華傳統美德，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道德理念和規範，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體現著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此處所說“擔當意識”“愛國情懷”“社會風尚”“榮辱觀念”等，在傳統民歌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如愛國情懷。近現代民歌中，愛國情懷是一個極為鮮明的主題。上海大美書局編輯、沈鶴記書局發行於民國三十年（1941）的《時調大觀》中，有《提倡國貨五更調》云：

一更一點月出初，提倡本國貨，呀呀得噲，努為就去做，始終如一不懈情，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噲，何愁國不富。二更二點月光亮，國貨製造廠，呀呀得噲，各處多開張，製作應當仿外洋，多改良，舶來品呀，就此不通行，呀呀得噲，國家自然強。三更三點月正圓，籌集英洋款，呀呀得噲，創辦陳列院，各種國貨多齊全，備客觀，使人民呀，多知國貨堅，呀呀得噲，取價必低廉。四更四點月斜照，國貨頂頂好心，呀呀得噲，大眾才知道，價廉物美貨色牢，真相巧，快來買呀，全國好同胞，呀呀得噲，自然國好貨。五更五點正沉西，救國大事體，呀呀得噲，大家心要齊，外貨雖賤勿要俚，有志氣，勸同胞呀，國恥紀心裡，呀呀得噲，永矢弗忘記。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云“歌謠文理，與世推移”，五更調本來是民眾喜聽的傳統民歌，此處用舊調填入新詞，宣揚愛國情懷，彰顯了民歌“與世推移”的特徵與其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

此外，著者所說“中國民歌學”，其中國特色，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民歌學”的研究主體——民歌，是中國的；二是“民歌學”所遵循的理論、採用的方法，是中國的；三是“民歌學”的目標，是總結討論中國民歌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傳統文化復興探尋更多路徑，挖掘更多資源，為新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提供具體的理論參考與文獻支撐，也即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問題，服務中國文化建設。其中任何一條，既凸顯創新意識，更有著鮮明的時代意義。

如“民歌是中國的”。

首先，“民歌”這個概念是中國的。向來的論者，喜歡引用朱自清《中國歌謠》中的話， 說明“民歌”一詞的來源。朱先生云，“民歌”一詞，“似乎是英文 folksong 或 People'ssong 的譯名”，且據 FrankKidson 在《英國民歌概論》中的說法，以為“民”（folk）系指“不大受著文雅教育的社會層而言”。朱先生“民歌”為外來“譯名”說不確。如《漢書》卷二十九《溝洫志》第九云：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或曰“民歌之曰”譯成白話，為“民眾歌頌 /歌唱道”，與通常意義上的名詞性“民歌”，尚有距離，則元王禎《農書·農器圖譜之一》等多有引用的《十二月堯民歌》，可作“民歌”為名詞的代表。歌云：

今云海嶠作塗田，外拒潮來古無有。霖潦滲漉斥鹵盡，秔秫已豐三載後。又有河淤水退余，禾麥一收倉廩阜。昔聞漢世有民歌，涇水一石泥數斗。且溉且糞長禾黍，衣食京師億萬口。

無論標題還是內容中的“民歌”， 均可作名詞看待， 與英文“folk-song 或People'ssong”等同。李夢陽《空同集》卷六輯有《郭公謠》一首，謠後有附記云：

李子曰：世嘗謂刪後無詩，無者謂雅耳。風自謠口出，孰得而無之哉。今錄其民謠一篇，使人知真詩果在民間。於乎，非子期，孰知洋洋峨峨哉。

此處“民謠”的詞義與詞性，更與“民歌”無異。要而言之，“民歌學”概念中的“民歌”，是中國本土詞語，而且久已有之，並非外來譯名。

其次，“民歌”是中國的，更是中國人的，民歌內容，與國人生產活動、情感生活密切相關。上說早期典籍中的“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與“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均是民歌與國人生產活動關係密切的顯例。

情感生活，顯例尤多，源頭仍如前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云云，可作中國民歌表達中國人情感生活的“開山的綱領”。《禮記·樂記》第十九又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音生人心，而形於外，但是人心又受外部世界的影響、制約，因而有“治世之音”“亂世之音”等的不同，也即民歌反映的國人的情感生活，並不僅指歌者一己的私情，私情之外，還有更為廣闊的世情（社會情緒），私情與世情的互補互動，構成民歌所反映的國人情感生活內容的全部。如近現代中國社會，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上海文益書局印行《時調大觀》三集中，有若干戰事題材民歌，表達的即是深受戰亂之苦的一般民眾的哀怨心聲。其中一首《戰事四季唱春調》這樣唱道：

中華民國十多春，人貧世富到如今，世間不論貧和富，繚亂時世受災星。春季裡來百草青，江浙兩省動刀兵，炮聲隆隆頭上過，唬壞了一班小百姓。夏季裡來伏中心，多少百姓逃性命，扶老攜小戰地出，碰著土匪更傷心。秋季裡來丹桂香，拋撇家鄉到上洋，有錢逃難遞寫意，窮民饑餓最凄涼。冬季裡來大寒天，多少百姓遭兵燹，戰事結束把幹戈息，國民同享太平年。

“亂世之音怨以怒”，“有錢逃難遞寫意，窮民饑餓最凄涼”，即是“怨以怒”的真實寫照。

流傳時間既久、覆蓋範圍亦廣、內容大同小異的各類孟姜女小調，反映的則是超越地域與時代、幾成國人心魔的悲劇情結。《時調大觀》初集開篇，即是《孟姜女過關》，第三集中另有《孟姜女嘆四季》，意趣相近，《孟姜女嘆四季》云：

春季裡來是清明，家家戶戶上新墳，人家墳上飄白紙，孟姜墳上冷清清。夏季裡來熱難當，蚊蟲飛來鬧洋洋，情願叮奴千口血，莫叮奴夫萬喜良。秋季裡來雁門關，孤雁足浪帶信來，閑人只說閑人話，那有閑人送衣來。冬季裡來雪花飛，孟姜女雪裡送寒衣，前面烏鴉來領路，喜良長城冷凄凄。

“孟姜墳上冷清清”“喜良長城冷凄凄”，此種凄冷氛圍與哀婉情愫，相伴中國民歌的始終。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以孟姜女小調為代表的傳統民歌的悲劇色彩，證明靜安先生國人精神“樂天”說並不全面—不佞寧願相信，樂天只是表象，戲曲作品中的“歡”“合”“亨”，只是對現世中“悲”“離”“困”的虛擬性反撥，其功用，是為了麻醉與療傷，麻醉與療傷的目的，則是為新一輪謀生積蓄能量。

甚至可以說，較之相對程式化、文人化的戲曲小說，更為粗野、更具民間性的民歌，其中蘊含的哀怨、悲觀色彩，與樂天色彩相互糾纏，更能代表國人之精神，在更多時候、更多情況下，哀怨、悲觀色彩的勢頭，甚至要壓過樂天色彩，原因無他，在於一部中國史，類似於華夏民族的圖存史、受難史與掙扎史，在近現代，則具體化為已成通識的屈辱史、抗爭史和探索史，物質決定意識，國人之精神，自然要受制於此種歷史真相。有人不以為然，曰長時段的中國史，是一部璀璨動人的文明發展史、民族振興史。此種描述，近於詩化，不全是事實，事實是，即使是為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盛世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仁宣之治”“康乾之治”，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瞬間，所有的“盛世”，仍以靠戰亂推動的改朝換代終結，相應地，“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離騷》），成為中國文學亙古不變的主題之一，傳統民歌，於此體現尤為透徹、充分。

張道一先生說及“中國藝術學”，曰“‘中國藝術學’在字面上可作以下的解釋：中國的藝術學，中國人所研究的藝術學，中國藝術之學”，以此推之，我之“中國民歌學”，亦可作“中國的民歌學”“中國人所研究的民歌學”“中國民歌之學”，“中國民歌學”最為根本的“民歌”，是指中國民歌，是與國人生產活動、情感生活密切相關的民歌，是歸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民生、民情、民心之歌。

2009年拙撰《明代民歌札記》出版，收結部分說及“民歌學”構想；2011年《喜歌札記》出版，開篇仍說“民歌學”，云我所做民歌整理研究工作，遠景目標是構建有特色的本土民歌學體系，並將若干著述，以“民歌與民歌學叢稿”命名。近年來，我心心念念，希望以具體而微的民歌整理與研究工作，為“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積累經驗，以上所說，即是有關“中國民歌學”理論建構的大致想法。

“民歌學”的理論基礎是民歌本位論，民歌本位論的理論基礎，則是中華文化本位論。但是“中華文化本位論”，並不排斥“民歌學”理論對外來文化理論的借鑒利用。前說“中國民歌學”理論體系中的“民歌民俗學”“民歌社會學”等，即是借鑒利用外來文化理論探究中國民歌發生發展一般規律的具體案例。

另方維規有文，曰《“文學社會學”的歷史、理論和方法》，介紹文學社會學的基本內容及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文章云：“如果說每一件藝術品都是人的行為的產物，那我們一開始就必須承認，每個從事藝術創作的人是社會的一員，無法擺脫不同層面上的社會化影響，其作品亦無法擺脫‘社會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件藝術品的誕生史永遠是由個體和社會共同決定的，其中包含作品的內容、形式、技巧、指向等。我們或許可以把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方法看作闡釋現代寫作的方法，是對現代歷史困境中的文學創作的反映形式。然而，即便是蘭波的象徵主義詩作《元音》（“Voyelles”），也遠遠超出了它的語言組織，元音成了生存的低聲部長音，是重新組合的事物及其秩序的中心。”此乃西方文學社會學家的看法，“作品亦無法擺脫‘社會性’”云云，卻完全適用於中國文學包括民歌，因此我之所謂“民歌社會學”，鼓勵以西方“文學社會學”的觀點、方法，剖析中國民歌與中國社會的關係，進而揭示民歌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就是說，“中國民歌學”理論，強調“本位”意識，亦具“包容”胸襟，努力做到與時代同步，和世界同頻。

選自周玉波《庶民之聲：近現代民歌與社會文化嬗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