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孫子（簡體書）

本叢書不同於一般的敘述方法，叢書採用了訪談的形式，將先聖請到“前臺”，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就各種“提問”作出回答，使讀者面對此書，猶如在聽古聖人接受“訪談”。通過這種深動的形式，叢書將先秦諸子的思想脈絡和各自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與後世學者對他們的研究和闡發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全方位、多角度、深入淺出地剖析了先秦諸子著作中精妙、細微之處，並展示他們的生平經歷和對後世的影響，使讀者在不斷的追問、探索中，感知到形象、立體的先秦諸子。叢書採取圖文配排，全彩印，每種配圖500多幅。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于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問孫子》是提問諸子叢書之一。本書分六章，內容分別為兵家淵源，戰略巨子，不戰而勝，兵者詭道，上智為問，萬世兵經。

讀諸子百家書，發覺古賢的思維模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善于提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yi)》)這個典故是人們熟知的。說孔子來到祭祀周公的太廟，提問頻率之高，問題觸及面之廣’使親歷其境的人們感到驚異：都說孔子知禮，怎么還提問不斷呢？面對發問，孔子的回答既簡潔又精彩：“是禮也！”其意是講，我是個善于提問的人，善于提問才使我真正知禮啊！這是發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後的數十年間，無論是教學弟子，還是答問友朋，或者與列國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探求真知。在諸子中，孔子的影響是最大的，用司馬遷的話說，是“學者宗之”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倡導的提問式思維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為中華文化的好傳統。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于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我們常說，理論始于問題，科學始于問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學習始于問題呢？
我們常說，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還要難，其價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問，敢于提問，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給我們的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
我們著手策劃這套有關前賢先哲的叢書的時候，孔子等先哲倡導的“提問”思維模式一下激活了我們這些後學的思維。先哲們的思想是不朽的。為何不把先哲請到“前臺”進行訪談呢？他們的身世如何？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學習的？為了傳播學說，他們又是怎樣遠行千里的？說是學習，他們有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課堂？他們手里捧著的又是何種意義上的“書本”？他們四處游說的學術主旨是什么？……甚至他們穿的服飾、吃的食品、駕的車輛都會在我們的心頭形成一個個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問題。
有鑒于此，我們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提問諸子叢書”。這里有跨越時空的對話、通俗流暢的語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見解獨特的解說、圖文并茂的裝幀、考之有據的典章、實地拍攝的文物圖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讀者能喜歡這套獨具特色的圖書。
黃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第一章 兵家淵源
第二章 戰略巨子
第三章 不戰而勝
第四章 兵者詭道
第五章 上智為問
第六章 萬世兵經
後記

一問
在說您的兵家學說的淵源之前，有一個問題得請教：歷史上對于是否真的存在一個作為武聖的“您”，一直存在著分歧，而且爭論還相當的激烈。對此，您能否做一點有說服力的解說？
孫答：錯了，你們說對孫武這個人是否真的存在“一直存在著分歧”，這話本身就錯了。誰說“一直”有分歧？我看，司馬遷寫《史記》時就沒有什么分歧。司馬遷是嚴肅的，如果有分歧，或感到吃不準時，他會用“或日”這樣的虛筆來表述，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或日”者，有此一說也。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中論述老子時，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論述墨子時，都多次用了“或日”字眼，那是因為的確有不同看法，或事實模糊不清。可是，他在寫《孫子吳起列傳》時，沒有用過一個“或日”，說明在他看來他寫的那些都是確有其事的，而且無可爭議的。寫我將《兵法》十三篇獻給吳王闔閭時，寫得是那樣的細膩，那樣的繪聲繪色，不是確有其事、確有其人，太史公能寫得出來嗎？後來，東漢人趙曄在《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中寫我的傳略和事跡時，也沒有分歧。他用的筆墨更濃重，描寫也更細致。寫我孫武幫助伍子胥“十年歸報楚王仇”，寫得那樣的有聲有色、有情有趣。司馬遷離我四百來年，趙曄離我六七百年，他們都相信我作為一個軍事思想家是真實存在過的，你們怎么會以為我的存在“一直存在著分歧”呢？這個觀念應該糾正。
二問
不過，我們讀過南宋時大學者葉適的《習學記言》一書，他在書中說：“左氏無(孫武)傳。凡司馬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想標指，非事實。”他這樣說，後人就有人附和，說這一論斷“破千古之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您的是否存在真的成了所謂的“千古之惑”了。先生，您看，對此該怎樣解說呢？
孫答：葉適其人是公元十二三世紀的人，離我已有一千七百來年。他說的話與離我較近的司馬遷說的話，誰更靠得住，不用我辯白，應該是不言自明的。葉適是南宋後期的大學問家，由他帶領的永嘉學派主張的事功精神，我很崇敬，但唯有首創說“我”這個人是“妄想”出來的這件事使我很不高興。
凡是《左傳》無傳的人都是靠不住的嗎？不見得。我可以作這樣的解說其一，春秋240年間，行事不見于經傳者多矣，尤其不見于《左傳》的，不獨我孫武一人。《左傳》是儒家經典，對像我這樣離經叛道的兵家中人，看不上眼以至于棄而不置筆墨，也是在情理中的事。其二，我孫武大破楚軍後，雖說還參與了一些吳國的國事，但看到後期吳王闔閭的變態、新吳王夫差的專橫，就決意退隱了。尤其是目睹自己的密友伍子胥的悲苦結局，也就立意功成而不受官，將戰功全歸于子胥，所以《左傳》不著我名也就順理成章了。其三，《左傳》以魯史、晉史為底本，寫入述事以中原諸國為主，對地僻南隅的吳國事記得不多，也是可理解的。其四，《越絕書》為東漢初年人根據吳越舊有史料整理而成，整理人為吳越人，東漢去古未遠，書中記述應是靠得住的。其中說吳有“孫武之冢”，既有死後的“冢”，那當然得有生前的“人”了。懷疑我這個人的存在實在是大笑話—個了。
三問
後世有人說到，《孫子兵法》書中的某些記述與先生作為春秋時人對不上號，從而懷疑該書是否真是孫武所著。比如，《孫子兵法·作戰》：“凡用兵之法，弛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清代大學者姚鼐就質疑說：“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姚姬傳全集》)由此推斷出《兵法》一書“實非孫武所著”，這種推斷似乎也有些許道理，您說呢？
孫答：這是因為相當多的學問家沒有將春秋中後期各同兵力的實際情況弄準確所至。我是春秋中期偏後的人，當時一些大中國家的實際兵力已經超過十萬。就拿晉國來說，在春秋中晚期，據史籍記載兵力至少達四千九百乘，一乘以三十人計，則有十五萬上下的兵員，還不包括徒步而行的軍隊。吳魯齊艾陵之戰，齊國喪失兵車八百乘，全部兵力有數千乘，說這時齊同有兵員十余
萬不為過。楚國楚靈王時，陳、蔡等四縣的兵力有四千乘。陳、曹在春秋時期只能算是二三等國家，兵力也有十來萬人，這足以證明我所說的“馳車干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是真實的。從秦始皇陵銅車馬的豪華氣派也可想象當年車乘的盛況。最為有力的證據是，戰國時騎兵才興起，而在《孫子兵法》一書中沒有提到“騎卒”，甚至全書沒有一個“騎”字，凡說戰爭，全數說的是車戰，這更充分說明書中內容與我的春秋時生年完全吻合的。
四問
《孫子兵法》中有五次稱“君”為“主”，清代的大學者姚鼐以為：“田齊、三晉為諸侯，臣乃稱君為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姚姬傳全集》)意思是說，在春秋時，大夫的屬僚稱大夫為“主”，只有到戰國時才把國君稱為“主”。《孫子兵法》一書稱國君為“主”，可見該書不是春秋時作品，當然也不是您的作品了。後來不少人都附會這種說法，因為老子說過“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老子·二十六》)這樣的話，錢穆還定老子為戰國時作品呢！一個“主”字，成了一個久疑不決的懸案，對此，您作何解說？
孫答：這里面的學問似乎更大，解開這一懸案不易。1985年，李學勤發表《東周與秦代文明》一書，其中說到陳璋壺銘“惟王五年”時，指出：“或讀‘王’字為‘主’是不對的，田齊陶文，‘王’字常有上面一點。”老子為陳國人，陳田一姓，齊國陳田氏有“王”字上面加點的習慣。因此，“萬乘之主”，實為“萬乘之王”。後來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皆作“萬乘之王”。我的情況與老子一樣，我的祖上也是陳國人，又世居齊地，《孫子兵法》一書中的“主”字，亦當作“王”解，這樣與春秋時代的稱謂沒什么沖突了。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