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簡體書）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作為中國工人運動史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跡感人至深。革命戰爭年代，他勇于當先，安源工人罷工，五卅運動，收回漢口英租界，參加領導南昌起義，收拾廣州起義殘局……工人運動多次危急時刻，他都一馬當先，力挽狂瀾。和平年代，他則在深刻的自我批評的基礎上，為新中國建設嘔心瀝血。
《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作者曾任李立三秘書多年，對李立三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有著第一手的感性認識。在他的筆下，李立三的形象是那么的鮮活、生動、有血有肉……
《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由李思慎所著。

《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叢書通過權威通俗的文字描述以及生動豐富的歷史圖片，展示了中國工運歷史人物為中國工運事業英勇奮斗的不朽業績和偉大精神。他們是中國工運歷史上永遠的豐碑，激勵我們一代一代堅定理想和信念，牢記歷史使命，弘揚光榮傳統，繼往開來，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推進中國工運事業而努力奮斗。
李思慎所著的《中國工運歷史人物傳略：李立三》記述了李立三在工人運動中的杰出貢獻。作為中國工人運動史的標志性人物之一，李立三的事跡感人至深。

伍修權同志在回憶李立三時曾經寫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一位十分重要卻又并非顯要的人物，人們久聞其名，可又大都不知道其詳。他長期以來被人們當做‘錯誤路線代表’，甚至‘反面教員’，其實卻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就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活動家和我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的李立三同志。”“這位稱得上一代英杰，僅僅由于一時失誤，卻經受了一生坎坷的革命老戰士。”“由于過去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極少介紹立三同志的經歷，特別是功績。”人們過去一提到李立三，往往只知道他是“左”傾路線的制定者和代表，而不知道他曾經為黨和人民還作出過巨大貢獻。
李立三生于1899年，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7年在“文革”運動中遭受迫害，離開了人世，終年六十八歲。
綜觀李立三的一生，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21年至1930年)可以稱之為“輝煌的十年”。
這一階段包括：在法國初露鋒芒；1921年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發動和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在武漢繼續開展工作；1924．年任上海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四大”中央委員會九名委員之一，上海總工會委員長、五卅運動總指揮；1926年10月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帶領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1927年中共“五大”，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臨時常委會委員，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廣州堅持開展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後，任中央委員、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實際主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使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形勢很快得到轉機。
李立三一生中，黨組織曾經為他召開過四次追悼會，有三次是在1922年至1927年這短短六年中舉行的，其中兩次，由周恩來同志主持。槍林彈雨中，他毫發末傷，白色恐怖里，他總能夠逃脫厄運，從未被關進敵人的監獄。1939年10月26日，李立三在蘇聯莫斯科的監獄中寫道：“我自從1921年入黨後直至1927年年底的七年內，在中央和地方先後擔任黨和工會領導職務期間，從未犯過右傾或‘左’傾錯誤，一直堅持正確的立場，同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1923年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我與張國燾組成的‘左’傾‘小黨派’進行斗爭(當時張國燾反對國共合作，犯了‘左’傾錯誤)，1925年我領導了上海五十萬工人參加的總罷工，這是中國大革命的開端。當時我和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特別在1927年5月中共‘五大’期間和他進行了尖銳斗爭。1928年8月，我作為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周恩來同志(現為政治局委員)一起反對譚平山(南昌起義主要領導入)和張國燾(當時張已變為右傾)的機會主義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建黨後的十年中有三個艱苦時期，每逢這樣時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關鍵的地方去。第一艱苦時期指的是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失敗後，軍閥吳佩孚在漢口槍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漢口黨組織完全渙散，此時黨中央派我去漢口擔任漢口市委書記，通過一年多的艱苦細致的工作，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會組織。第二時期指的是廣州公社失敗後，國民黨軍閥把廣州淹沒在血海之中，屠殺了五千多名工人和共產黨員，此時黨中央派我去廣東擔任省委書記。這里，一方面是鎮壓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黨內干部中產生恐慌、氣餒、動搖、開小差等現象。通過八個月的工作，不僅恢復和發展了黨和工農組織，而且在廣東創建了蘇區。第三時期指的是‘六大’以後。當時中國革命以失敗告終，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農革命組織均遭破壞，黨組織被迫完全轉入地下，逃跑、叛變、出賣等事屢見不鮮，中央的盲動主義錯誤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勢更加嚴重。還有一個十分可悲的情況，即黨內各種小宗派紛紛抬頭，并且聯合起來反對中央。這時，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成員(實際成為中央主要的政治領導)。在兩年的時間內，中央執行了正確的路線，開展了革命斗爭，在國內建立了蘇區根據地和中國紅軍。由此可見，在這三次艱苦時期，我一分鐘也沒有動搖過，一直為完成黨交給我的重要任務而努力。”
第二階段(1930年年底至1945年)是不允許他回國參加革命的十五年。
李立三在實際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犯下了“左”傾冒險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當共產國際指出其錯誤後，李立三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作了深刻檢討，很快就停止了錯誤，并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于1930年10月初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一步檢討錯誤。他的檢討，得到共產國際領導成員的普遍稱贊。雖然他多次要求回國參加國內的革命斗爭，但就是得不到批準。留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李立三兢兢業業，努力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的各項任務。當時，陳云同志在蘇聯見到李立三的實際表現，給他冠以“坦克車”的稱號，主要是說他堅強有力，不怕艱苦，勇往直前。在莫斯科，李立三在王明、康生的領導下，長期過著“小媳婦”的生活，進而遭到陷害，被投入蘇聯的監獄，經抗爭，二十二個月後才被無罪釋放。
1939年11月，李立三出獄後，共產國際某些人仍然揪住他不放，在沒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下，就單方面停止了他中共黨員的黨籍，又不允許他回國，李立三淪為在蘇聯的一個普通中國僑民。共產國際不給他安排工作，李立三沒有生活來源，他只能靠每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取兩百盧布救濟金來維持家庭生計。他與黨、與祖國失去了聯系，像一個遠離雙親的孤兒，在異國飄零。
1940年，李立三再次向共產國際寫出檢討，他說：“當時，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時候，下達了許多錯誤的指示，給革命帶來嚴重的損失。”“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想起給黨造成的不可補救的損失，我簡直不能用語言來表達自己對犯錯誤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點：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努力向黨、向人民贖罪補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第三階段(1946年至1951年)是李立三最受黨中央、毛主席信任、重用的六年，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愉快、工作最有成效的黃金時期。
1945年除夕，李立三受到蘇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帕紐什金的接見。帕紐什金稱，接中共中央通知，李立三已經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并問他愿不愿意回國。李立三聽罷欣喜若狂，當即表示愿意。帕紐什金把機密文件，即毛主席的《論持久戰》送給李立三看。李立三在國外待了十六個年頭，是“半個外國人”，對國內的情況不甚了解，他決心在毛主席、劉少奇等同志的領導下，加倍地工作，以彌補過去所犯錯誤給黨造成的損失。1946年，李立三回到祖國，他抱著飽滿的熱情，開足“坦克車”的馬力，奮力拼搏，以圖將功補過。他在東北局做爭取和瓦解國民黨敵軍的工作，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1948年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李立三重新回到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給他委以重任，參加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享受副總理級待遇。在當時的新聞媒體上，時常可以見到李立三的身影。在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中，李立三開拓創新，成績卓著，即使在50年後的今天，仍令人仰慕。
第四階段(1952年以後)李立三以強烈的報國之心，任勞任怨，盡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在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上，李立三遭到錯誤批判，并被罷去了在全國總工會的職務，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部長之職。從此，李立三在新聞媒體上消失了。特別是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後，他被劃為“里通外國”的嫌疑分子。雖然名義上，他還是華北局書記處分管工業的書記，但很快就被新調來的池必卿取而代之，李立三實際上等于是被“靠邊站”了。
李立三雖然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仍然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一如既往，一絲不茍，認真負責地工作，滿腔熱情地向黨獻計獻策，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如周恩來所說：“李立三在全國總工會受到批評後，不氣餒、不消極，，繼續積極工作，表現了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在當時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下，李立三的職務一再變動，盡管他本人長期受冷遇，積極性屢受壓制，但是他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凡是黨分配給他的任務，他總是竭盡全力地去完成，他的勞動成果，至今還在我國的建設事業中發揮作用，他的許多意見，一再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我在李立三身邊工作期間，盡管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雖然有強烈的報國心，卻無報國之門”，但在與他朝夕相處的歲月里，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在革命的高潮還是低潮，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他對革命事業始終充滿著必勝的信念。
李立三在工作中不但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實干家，而且是一個多謀善斷、才華橫溢的多面手。他總是朝氣蓬勃、孜孜不倦、夜以繼日不停頓地工作，我從來沒聽他說過苦和累。他對干部要求嚴格，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一絲不茍。重要文件，他常常親自起草，特別是向中央的報告，絕少假手他人。他向干部作報告，只需自己擬個提綱，便能出口成章，他的語言生動，有條理，深入淺出。他往往一講就是半天，有時長達六七個小時，而且一直是站著講話，越講越有勁。大家無不為他的淵博學識所折服，常用贊賞的口氣，親切地把他稱作“滔滔不絕的李立三”。他早年在安源，在武漢，在上海、廣州等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就是一個久負盛名的演說家和鼓動家。李立三口才好，文才也好。他寫文章，從題目開始，到最後結尾，往往是一氣呵成，洋洋灑灑，清清楚楚，干干凈凈，基本沒有涂改，凡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無不佩服之至。
李立三對黨、對毛主席、對共產主義事業忠心不二；對工作兢兢業業，講究效率，不拖泥帶水；對同志滿腔熱情，和藹樂觀，從不盛氣凌人；對自己則是嚴格要求，總是夾著尾巴做人。李立三同志對我言傳身教，他的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貴品質，我始終銘刻在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有績不居功，受挫不氣餒，既敢于堅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錯誤，從不諱疾忌醫，不顧個人體面地展開自我批評；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心直口快，淡泊名利，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為革命，披肝瀝膽為人民。
伍修權同志在回憶李立三時，曾經寫道：“立三同志的名譽雖然恢復了，但是，他一生的經歷和遭遇卻常常引起我們的深思。他早年一度犯過‘左’錯誤，不料卻受到一些比他更‘左’的人長期打擊迫害，致使他這樣一位對黨早已有過貢獻，而且可以作出更大貢獻的老革命家，因為自己不到四個月的錯誤，就受了將近四十年的排斥打擊，最後還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種教育太沉重了！但愿人們通過李立三這樣一個慘痛事實，進一步認識‘左’毒之害，不讓歷史重演。”

前言
引子 從李立三更名看其一生
第一章 青年時代的輝煌
少年時代
在法國初露鋒芒
發動和領導安源大罷工
安源工人運動中的廉政建設
第一次在武漢
五卅運動總指揮
從廣州到上海
帶領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
參加領導南昌起義
走上黨中央領導崗位
一起政治路線錯誤
第二章 落難莫斯科十五年
中共的無線電通訊
主編《救國時報》
患難夫妻
繼續當選中央委員
要求立即回國
第三章 忘我工作立新功
重逢與補課
在保護豐滿電站中的特殊貢獻
回到工運領導崗位
參與創建人民政權
新中國的拓荒者
在理論問題上的一個貢獻
遭到錯誤批判
第四章 以德報怨表忠心
甘居副職，努力工作
“八大”會上再檢討
總結出“鞍鋼憲法”
參加“工業七十條”起草
和孫冶方共研國企改革
“文化大革命”走上絕路
第五章 蓋棺論定英名存
李立三工運大事年表
主要考文獻
後記

第一章 青年時代的輝煌
少年時代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于湖南醴陵縣城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李昌圭是一個晚清秀才，以教書為業。在父親的影響下，李立三自幼勤奮好學，聰明活潑，爭強好勝。先是跟著父親讀孔夫子的書，1909年開始在其叔父開辦的私塾讀四書五經。李立三記憶力很強，老師指定的課文，他很快就能背誦出來，背完後他就開始讀《聊齋志異》《水滸傳》《三國演義》等雜書。在父親的嚴厲管教下，李立三學會了各種格律的詩賦詞曲，後來，李立三把他寫的詩、詞匯輯成《芋園詩草》。
在李立三孩童時代，1906年，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萍鄉、瀏陽、醴陵一帶發動了起義，雖然失敗，但卻在群眾中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李立三就讀的私塾中，有一個比李立三長九歲的“坐間學生”孫小山，經常跟李立三等幾個小朋友講革命故事，在李立三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記。李立三一直認為孫小山是他後來參加革命的啟蒙老師。
少年時代的李立三還跟毛澤東有過結交。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訪毛澤東，毛澤東對當年李立三與他的交往是這樣描述的：在湖南第一師范期間，“因為感覺到要向外發展和需要一些親密的伴侶，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的青年們。對于這個廣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羅章龍的回答，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件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這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切話，可是他隨即走開了，他自己并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
對于這件事，李立三談過幾次，但都同《西行漫記》里的記述有出入。李立三說：“1915年，湖南省把12個縣的中學生集中起來，在長沙成立了長郡中學，實際上是一所省立中學。我也隨著醴陵的淥江中學合并到長沙的長郡中學念書。1917年轉到廣益中學念書。這件事發生在長郡中學，應該是1916年。那時，我們聽說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有一個叫毛澤東的‘怪人’，他為了鍛煉自己的意志，常到鬧市區去看書，一年四季堅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邊用吊桶扯上井水從頭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臘月仍堅持不懈；冬天寒風凜冽，穿著單薄的衣服，爬山繞城，任鳳勁吹或迎風大喚，謂之風浴；數九寒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當空，光著上身站在操場上或游泳後躺在沙灘上讓陽光暴曬，謂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時，站在操場上讓傾盆大雨淋個痛快，或獨自一人，頂風冒雨登上岳麓山頂，然後跑下山來，說是雨浴；甚至以幾天不吃飯來鍛煉腸胃。他為了集中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和同學們約定‘三不談’：不談金錢，不談男女間的事，不談家務瑣事。否則，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寫過一副對聯，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茍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無益，莫過一日曝，十日寒。
那時，都傳說毛澤東是個‘怪人’。我們看到那個‘征友啟事’，經過猜測分析，‘毛澤東’(毛渾柬)三個字，正好是‘二十八畫’。出于好奇心，我們就去了。”李立三把他去與毛澤東見面的情形又重說了一遍。他堅持說，他在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時，只見到毛澤東起身向他走過來，他就立即走開了，彼此都沒有說過話。
1917年，李立三從長沙廣益中學畢業後，為謀生活出路，在其父的堅持下，回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其父為了把他留在身邊，還強行為他包辦了婚姻。回鄉執教當然不是李立三的志向所在，幾個月的教員生活，他如坐針氈，終于，他下定決心，投筆從戎。李立三說，當時人們心中護國軍的程潛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又是醴陵縣同鄉。為了走向革命道路，李立三跑到衡山，在程潛部下當了一名士兵。由于他有文化，辦事能力強，很快就在湖南護國軍三營七連當上了連隊文書。1918年秋，連長派他去給護國軍司令部送信，巧遇護國軍司令程潛在庭院中與人下棋，李立三不便打擾，站在一旁觀戰。他見程潛下了一著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只是“唉”了一聲，嘆了一口氣。結果，程潛把這盤棋輸掉了。這時，李立三把信件呈送給程潛告辭轉身要走，程潛一下把他拉住，非要與他下盤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李立三鉚足了勁，硬是把素稱高手的程潛給贏了。程潛對李立三刮目相看，短聊過後，程潛發現李立三不僅是他的醴陵同鄉，他的父親李昌圭與他還是“同年”(同一考場中的秀才)，是老相識。有了這層關系，程潛對李立三更加器重和賞識。不久，程潛就表示愿意出錢讓李立三去北京上大學深造。李立三拿著程潛給他的紙鈔，回家鄉艱難地說服_了父親，1919年春，他懷揣宏圖大志，一路北上。可沒承想，路費開支，加上紙幣貶值，李立三手中的錢款所剩無幾，根本不足以繳納學費。走投無路之際，經朋友介紹，李立三選擇了留法勤工儉學這條路。他進了設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進修法語。很快，五四運動爆發，給了李立三很大觸動，為尋求革命的道路，他回到家鄉，說服父親賣掉了十六畝祖業好地，籌得兩百銀元作路費，撇下妻兒，轉往上海。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時，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四十七名赴法學生，登上了“博多斯”號輪船，從上海起航，踏上了異國他鄉勤工儉學的途程，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戰爭時期，程潛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長沙起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程潛應邀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此時，李立三被大會選為主席團常委，并負責組織開國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國飯店拜會程潛先生，誠懇地向當年贊助他上大學的恩人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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