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馬車之歌（簡體書）

; 當時的公學校教育充滿軍國主義色彩。它不但在教學方式上采取著眼 于整齊和嚴肅的機械注入法，在訓導上采用嚴厲體罰的消極手段；而且通 過學唱日本歌和培養兒童勇敢、好勝和斗狠、蠻干的體育教學等課程，灌 輸臺灣學童的皇民意識。 在表面上，殖民地臺灣的國民教育似乎比以前有所進步了；可實質上 ，它卻存在民族歧視下的差別待遇。在臺日兒童不能共學的差別教育下， 日本學童進的是修業年限八年的小學校，不論是課本程度、師資和學校設 備都遠遠超過公學校。因此，小學校畢業生的升學率也大大勝過公學校畢 業生。 鍾里義：公學校畢業後，和鳴經校方推薦，不必經過考試即可保送長 治公學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設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實暗含著“歧 視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來籠絡臺灣人民，使其 不求上進：其次，高等科完全是簡易的職業教育，與上級學校缺少聯絡， 對于有志升學的臺灣人子弟設定了極大的限制。因此，和鳴拒絕保送，相 偕與童年好友——邱連球、鍾九河及同年的異母兄弟理和，一起參加高雄 中學的入學考試；結果，其他三個人都金榜題名，只有理和兄因體檢不通 過而落第。這事很刺傷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後成為一個作家。 汪知亭：日本帝國在殖民地臺灣的男子中學教育始于1897年4月設立的 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日語)科，修業年限三年，後來改為四年；還是比日 本人進的五年制尋常中學科，少了一年。 到了1915年，在本省中部士紳聯名請求下，才正式成立為臺灣青年單 獨設置的臺中公立學校(臺中一中)。但是，它無論在修業年限、入學資格 及學習內容上，仍然與日本人所進的中學校有極大的差別待遇。 1919年公布的臺灣教育令，針對臺灣人的中學教育作了三種改變。首 先，為了與日本人的中學校有所區別，臺灣人的男子中學校改稱“高等普 通學校”。其次，入學資格從“限十三歲以上，修滿公學校第四年或同等 學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學校卒業或同等學力者”。最後，允許臺灣人 的男子中學校“得設一年制的師范科，以培養公學校的師資”。然而，不 變的是修業年限(四年)，及教學課程上對日語和實業科目的著重。 1922年公布的新臺灣教育令，規定了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內(日)臺共 學”制。 從此以後，在殖民地臺灣，表面上，日臺學生之間在教育政策上的差 別待遇，大致上已經撤除。但是，因為日臺人新生錄取名額的差異，入學 考試考題完全取自日人小學使用的教科書，以及主持所謂“錄取會議”日 語口試的校長和教員大多數是日本人等原因，臺灣學生能夠進入中等以上 學校的機會，還是遠遠不及日本學生。 據臺灣總督府1929年統計書及學年年報一覽記載：那一年，臺灣一共 有10所中學校，其中，教員人數共計223人，臺灣人卻只有4名；學生共計 4597人，臺灣人也只有1875人。 蕭道應：我是屏東佳冬人。1916年出生。1922年4月，剛滿六歲便進入 佳冬公學校就讀；然後循序由公學校、公學校高等科，而于1929年考進高 雄州立第一中學校。 日本帝國主義對臺灣人的教育，無非是為了改變我們的心智，使得我 們能夠更為有效地受它統治。我跟鍾浩東，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通過 麻醉教育，刻意要培養成為“皇民意識發揚”的一代人之一。 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識強烈。就讀公學校期間，雖然痛恨充滿軍 國主義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卻也只能在內心咒罵來維持精神的獨 立。 到了中學時代，我就開始自覺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那時候，殖 民當局非常注意中學校學生的生活管理與同化工作。但是，我卻故意違反 學校規定，在人學一個月後，仍然一直穿著傳統的臺灣衣服上學。 因為這樣的表現，我當然受到了校方嚴厲的處罰；但是，也因為這樣 的抵抗姿態，我結識了同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客籍同學鍾和鳴(浩東)， 日後并同赴大陸，投入祖國的抗日戰爭。 鍾理和：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鳴)。 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 。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 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并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 受警告。 鍾里義：在雄中時，和鳴依舊喜歡和日籍老師辯論，那些日本人常常 被他質問得無力回答。那時候，和鳴已經在偷偷閱讀《三民主義》了。有 一回，和鳴在課堂上偷閱大陸作家的作品，被老師當場抓到而遭到辱罵； 但和鳴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辯護道： “做一個中國人，為什么不能讀中文書。” 日籍老師惱羞成怒，舉鞭抽打和鳴，大罵道：“無禮！清國奴！” 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