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幹才：丁文江傳（簡體書）

晚清民國時大批青年遠渡重洋，學習西洋文化，接受歐風美雨的洗禮，回國後投身政治，也有一些人潛心學問，成為了真正的學者，還有的人投身實業，壯大了民族工業。丁文江（1887－1936）算是其中三面兼顧的典型：他在英國學習地質學、回國創辦地質研究所；與胡適辦雜誌評論時事；與友人創辦煤礦成了企業家；受聘孫傳芳規劃大上海，與北伐軍大打出手；又在蔡元培力邀下出任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是中國近代少有的既能做學問，又能做事情的第一流人才，正如羅素所言：丁文江是我見過的最有才幹的中國人。．

紀彭，1982年出生於北京。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及民國早期思想史。2007年7月創辦新知沙龍，至今舉辦學術文化沙龍近百場。2010年6月入職于人民日報《文史參考》雜誌社，擔任編輯記者之職，撰寫有大量口述史文章。．

《民國干才:丁文江傳》編輯推薦：丁文江，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家，深受西方影響、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中國現代煤礦業的開山祖師，“大上海”的總設計師，提倡科學最不遺余力的科學家，傳播現代文明思想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文章具有穿透力，至今讀來仍發人深思。

他如何干出那么多大事
1935年12月9日早上，正在衡陽考察煤礦的丁文江先生被發現煤氣中毒，當人們把丁文江送往醫院搶救的時候，北京爆發了“一二·九”運動，與二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一樣，一群年輕的學生，懷揣著新的內心訴求登上歷史舞臺，不論是“救亡壓倒了民主”還是“革命壓倒了改良”，新新青年從此把他們的新青年前輩們拋到腦后，獨闖自己的道路去了。而不足一月之后的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先生與世長辭。誠如丁文江先生說的那樣：“中年以后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而這“一變”是否會如丁先生所期待的那樣，歷史已經作答。
三十年代中期，與丁文江同時代的海歸精英、救世書生、文人騷客，還都活躍在文壇。丁文江先生的去世，幾乎成為那一代文人落幕前最后一次“抱團取暖”，許多人在《獨立評論》上撰文紀念。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翁文灝、蔣廷黻、朱家驊、董作賓、趙元任等人紛紛撰文紀念這位老朋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中國的三十年代并不是結束于1939年，而是結束于1937年。抗戰八年之后國內外情勢早已不是戰前模樣，接著又是內戰，戰爭前后12年，那“一二·九”的新新青年終于把“五四”的新青年掃地出門。
丁文江何許人也？他早年留學英國，回國后創辦地質研究所，是一位以地質學聞名于世的科學家；他投身實業，一手創建北票煤礦，使其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工礦企業，是一位近代實業家；二十年代他與胡適創辦《努力周報》、三十年代又創辦《獨立評論》，成為這兩本刊物最主要的撰稿人，是一位媒體人和時評家；他參與了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次“三觀”大討論——“科學與玄學”之爭，高舉科學主義的大旗，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青年導師；他與孫傳芳合作，擔任淞滬總辦，規劃了今天大上海的雛形，參與了收回“會審公廨”的談判，取得局部成果，是一位務實的政治家；在北伐戰爭中，作為孫傳芳的部下，他以雷霆手段挫敗了浙江的叛亂，是一位合格的軍事家；在生命的最后兩年里，他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短時間內便把中央研究院治理得井井有條，是一位杰出的學術管理者。
丁文江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情，但他的人生觀始終如一。胡適常說丁文江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他生活最有規律：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衛生，在外邊飯館吃飯必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里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也最重視舒適和休息，每年都要找一個消夏的地方，住上一個月以上。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再就是常赤腳，在比較熟的朋友家也常脫去襪子，光腳聊天，所以自稱“赤腳大仙”。他有二十年吸雪茄的歷史，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有一次，他到貴州旅行，到了一處偏僻的地方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丁文江絕對不信中醫，必須等到貴陽的醫生到了才肯吃藥。人都勸他可先服用中藥，他始終不肯破戒。他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胡適曾問他：“這有什么科學的依據？”他找不出來，但始終不破戒。
除了生活上的謹慎、刻板，丁文江還有自己的行為邏輯，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但是他并不是一個苦行僧。傅斯年在《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中對丁的生活態度也有形象的刻畫：丁文江看重舒適，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適。舒適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的摩擦性，增加生命力。比如，有機會坐頭等艙，他絕不肯坐二等艙，有安穩的地方睡覺，他絕不住喧囂的旅館。但這些考量絕不會阻止他到云南偏遠山區考察地質，半年在荒野中生活。
丁文江一生做到了“獨立人格”，不討好任何人，不說違心話。胡適回憶丁文江時曾說：“丁文江用錢從來不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里若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便可知道他的牌。羅文干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羅文干常笑丁文江“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謹慎之處。
丁文江先生早年受英國教育，嚴格的科學訓練使他絕不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我們是要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其實他的意思是說：“我們是要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照他接受的教育來看，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不贊成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當紅火的大革命風靡全國的時候，在革命的大潮里，改良主義者的丁文江自然也成了罪人。那時，丁文江曾對胡適說：曹孟德自詡“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我們這般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吧！話雖如此，可終其一生，丁文江從來沒做過一天“飯桶”，不論世道如何，他總是“該干嘛干嘛”而且是“能干嘛干嘛”，在夾縫中做了很多今天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大事。

序言：他如何干出那麼多大事上篇 人生傳奇第一章一個工科海歸第二章中國地質界的鼻祖第三章北票公司的CEO第四章努力問政的好人第五章科學與玄學之爭中的青年導師第六章大上海的總設計師第七章北伐軍的敵人第八章他還是地質學家第九章獨立評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第十章國家主義者或法西斯主義者第十一章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第十二章死在救國的路上中篇 代表作品我的信仰少數人的責任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節選）中國政治的出路忠告舊國會議員所謂剿匪問題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再論民治與獨裁下篇 開放討論討論一：丁文江經歷了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日本侵華，在這些動盪時期很多人都靠依附權貴而生存，他又是如何保持獨立人格並做成實事的呢？討論二：丁文江保持獨立的人格，但是又與政學商三界關係很密切，這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呢？討論三：無論在何時做何事都是知易行難，但丁文江為什麼在短短的一生中做成如此多的實事呢？討論四：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丁文江，在民國時期最讓人敬佩的品格是什麼？參考書目．

第一章 一個工科海歸
1887年4月,丁文江出生于江蘇省泰興縣黃橋鎮一個士紳家庭。同傳統的紳士家庭一樣，丁文江的父親熱心地方公益、周濟戚黨。丁家雖然家境殷實，父母對孩子們愛護備至，但穿衣有制、飲食有節、作息有規，生活以足夠為準，從不浪費。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了丁文江自律有節的生活，而他一生熱心公共事務，這與從小耳聞目濡不無關系。丁文江從小就會讀書，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教他識字，五歲入學時他已經認識不少字，可以做到寓目成誦，僅用四年時間就學完了“四書五經”，背誦古今詩文更是朗朗上口。在上了一兩年學之后，丁文江開始讀史書和小說，六七歲時就看完了《綱鑒易知錄》，然后又讀《四史》和《資治通鑒》，進而讀宋明大儒的語錄學案。每讀完一篇，丁文江都會寫類似讀書筆記的短評。關于小說，他最喜歡讀的是《三國演義》，而在三國人物中，卻獨不喜歡關云長，他說：“關羽不過是一個剛愎自用的匹夫，世人卻尊奉他為圣人，稱他關圣帝君，真不知道是為什么。”少年丁文江已經讀了不少史書，在目所能及的歷史人物中，他最崇尚陸贄和史可法二人。
讀完“正經書”又去讀“反動書”。丁文江7歲時，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大清國被小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同光中興以來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接踵而來的是割地賠款和外國人員、商品、資本和思想。雖然生活在三線城市，丁文江的世界還是受到新浪潮的沖擊。這時候顧炎武的《日知錄》、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已然進入了丁文江的世界，對于這些“反動書籍”，丁文江如獲至寶、日夜研讀，而所謂正途的“八股文”則退居二線，成為不得不應付的玩意兒。
甲午戰敗，國勢不振。一時間，中國人上下一心，想有所變化。上有太后、皇帝振興之意，下有康梁黨人維新之策，戊戌變法就在一陣喧鬧中搞了起來。平心而論，那時上下均有改革誠意，達成了良好的共識，可謂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一次機會。對于丁文江而言，北京太過遙遠，但戊戌變法有一項政策 ：“科舉改試策論”卻著實影響到了他的前途。“科舉改試策論”這項新政落到三線城市黃橋，給了丁文江一個鶴立雞群的機會。原本喜歡讀史書、小說、雜書的丁文江，在 “八股文”為尊的學校中不一定能出頭。改試策論就如同一次新概念作文大賽，使得丁文江的課外功夫有了用武之地，一篇《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洋洋灑灑數千言，令老師難易一字。這一年丁文江只有11歲。次年，丁文江參加科舉考試（考秀才），名落孫山。丁文江有才，可若在大清教育體制下，恐怕是難有出頭之日。不過，新時代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沒人能阻止中國與世界的交融。
庚子國變，北方諸省生靈涂炭，江蘇在東南互保的庇護下還算肅靜。這一年，丁文江想要投考南洋公學，由于此事需要地方官員保送，于是見到了時任泰興知縣的龍璋先生。不想龍璋先生竟成為改變丁文江一生的人。龍璋（1854—1918），字研仙，號特甫，提起龍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可提起他的表弟譚嗣同就無人不知了。龍璋受其影響，對維新頗有見解，在泰興知縣任上銳意圖強，恢復停辦了十多年的官醫局，創辦牛痘局、蠶桑公所，開港修圩，疏浚河道、興辦新式教育、擴大校舍、延請教習、購買書籍儀器，老百姓尊稱他為“龍大老爺”、“龍青天”，辛亥革命后任湖南省民政廳長，1918年被禍害湖南的張敬堯都督氣死。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句，龍璋先生被張敬堯氣死不久，毛澤東便帶領湖南學生發動了“驅張運動”，把張敬堯趕出湖南。
或許是聽說過丁文江寫《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的故事，龍知縣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為題，考考這位后生。丁文江就題闡發，說得頭頭是道。龍璋甚為贊嘆，許為國器，并立刻收為弟子。龍璋盡管自己是由“科舉進仕”的，但他沒有慫恿自己的弟子丁文江也走這條路，他已得到消息，取消科舉制度勢在必行。1901年初，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清廷呈交的《江楚會奏三折》主張改革科舉制度，增加“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的內容，便把這個“秘密”透露出來，力勸丁文江出洋留學。
出國留學，在泰興這樣一個三線小城可真是破天荒的事情，丁家雖是士紳家庭、書香門第，但對“出洋”還是多有顧慮，丁文江的父母更是為難。孩子聰慧，若是走正途必定也有出息，到時候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多好，出國留洋固然有好處，可是花錢不說，將來如若看不見、摸不著，說不定有個閃失。維新黨人不就是讀了太多洋書，人頭落地了么？說實話，換誰都有顧慮。龍璋先生就以“父母官”和“恩師”的雙重身份反復勸說。最后丁文江的父親勉強同意，“舉債以成其行”。龍璋恩師知遇之恩，丁文江一生不忘，臨終前還對好友朱經農說：“我若不遇見龍先生，一生的歷史或許完全不同。”
1902年春天，丁文江踏上了留學之路，第一站便是把大清國打翻在地的日本。初到日本，自然是先習日語，之后選擇專業。關于專業，丁文江原本是想“海軍救國”，可惜因鼻子有病，嗅覺不靈，只得作罷。丁文江還曾努力學習騎馬，可能是天分不足，始終沒有學會。可見丁文江是很想以“武功”救國，無奈天生沒有運動細胞，這才棄武從文。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少有不談國內政治的，丁文江也不例外。在沒有進入學校學專業前，便過著天天“談革命，寫文章”的日子，他喜歡讀梁啟超的文章，還把《新民叢報》寄回家去。丁文江后來回憶：“這個時期，人數不足一千人的中國留學生出版了六種月刊，每期有200頁。而這些刊物很快把‘中國復興’的激進思想傳回中國大陸。除了要求政治改革，留學生們還提出禁絕鴉片、反對纏足，提倡婦女解放，批評儒家迂腐的傳統教育。”留日學生人數不多，又相對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他們之間往來密切。在不久的將來，這些留日學生便成為活躍在中國近代政治舞臺上的一股強大勢力。東京的日子留給丁文江今后取之不盡的人脈。
在日本的快樂時光并沒有持續太久，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小小的日本戰勝強大的俄國，日本學校里的氣氛也變得狂熱起來，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頗受日本人譏笑，而日本戰勝俄國的事實深深地刺激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留日學生。誠如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言，自己棄醫從文便是受了日俄戰爭的刺激。在日本的巨大勝利面前，中國青年們已經無心讀書，似乎只有談立憲、談革命才能舒緩內心的焦慮，才能找到一點慰藉，安定自己狂躁的情緒。丁文江也是其中一員。
正在苦悶之際，丁文江的好友莊文亞接到吳稚暉由英國蘇格蘭的愛丁堡寫來的信，吳在信中批評說：“日本留學生終日開會，吃中國飯，談政治而不讀書。”并告訴莊，留英讀書的費用并不太貴，一年只要五六百元錢就夠用了，教學質量也比日本高。丁文江便動了去英國留學的念頭。丁文江、莊文亞和李祖鴻一拍即合，三個年輕人便合計起來，準備到英國學習真正的西洋學問。
1904年春夏之交，丁文江說服家中，拿出1000元左右作為留英學習的費用。至于以后的接濟，家中雖答應籌劃，卻毫無把握。莊文亞家中的資助不過四五百元，以后再也無法可想了。李祖鴻只有家中寄來的半年的學費300元。到出發時，三個人總共湊到一千七八百元，原本計劃坐的較為便宜的日本船也因戰爭擱淺，而不得已坐了昂貴的德國船，僅此一項就多花了幾百元。沿途的開銷又比三人的想象多出不少，等到他們在上海上船赴英時，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個金鎊！三個大膽的年輕人也不管自己腰包里有多少錢，毅然登船踏上了萬里求學的旅程。雖然手中錢不多，總以為只要和吳稚暉會師就會有辦法。所以每到一個碼頭，照樣游玩、花錢，等到掰指一算，錢已經不夠買倫敦到愛丁堡的車票時才著急起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一位乘頭等艙的方先生，一路與三位學子聊天便有了交情。在新加坡，他約三人上岸拜訪他的朋友林文慶，閑談間林先生稱自己認識康有為，并將康先生的地址給了他們，囑咐他們可前去拜訪。三人對康有為非常仰慕，有機會能見到康先生自然不能錯過。康有為流寓海外，心情不佳，見國內青年來訪，便熱情招待大談國事。康有為得知他們處境困難，便從身邊取出10個金鎊相贈，隨后又寫了一封信，讓他們到倫敦找女婿羅昌幫忙，之后三人又在羅昌那里得到20個金鎊，這才順利到達愛丁堡。李祖鴻回憶這段冒險時對丁文江欽佩有加：“我們三人之中，在君實在是領袖，我們一切的計劃、言論、行動，大多是他出主意。”多年后，丁文江不忘舊德，在康有為去世前，曾償還1000元以示感謝。
丁文江一行到了愛丁堡后，才知道吳稚暉已經離開了愛丁堡，去了利物浦。不過，這并不影響丁文江在愛城的學習。與初到日本一樣，先跟從一名蘇格蘭女子孔馬克夫人學習英文。在此期間，丁文江認識了史密斯醫生。此人曾在陜西傳教，對中國頗有感情。了解到丁文江的經濟狀況，便勸他去鄉下，先進中學讀書，就這樣在史密斯先生的介紹下，丁文江進入英倫林肯郡下面一個名叫斯巴爾丁的小鎮上了中學。丁文江后來回憶說：“去那里讀中學，一是省錢，二是與史密斯先生能有個照應。這是一個只有幾百戶人的小鎮，生活消費很低，一個星期的伙食費不過十五先令，合華幣三十元一個月。學費一年不過百余元，還算書籍在內。住在房東家里，房東不僅幫助洗衣服，竟還幫我補襪子。”就這樣，丁文江在英國小鎮過起了“homestay”的日子。
丁文江在斯巴爾丁鎮度過了兩年時光。史密斯先生是本地的士紳，他不但介紹丁文江進了學校，還利用他的關系讓鎮上的親朋故友都像親人般地招待丁文江。每逢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丁文江不是到這家喝茶就是到那家吃飯，小鎮生活使他有機會徹底了解英國的中產階級社會是怎樣生活的。從十七八歲到二十歲左右，丁文江就像一個英國人一樣生活著，上中學、在家里住著、和鄰居社交，他養成了英國式的生活習慣，幾乎成了地道的英國人。英國中學的教育對丁文江而言并不困難，他從一年級讀起，一年跳三級，兩年便讀完了六年的課程，并順利考進了劍橋大學。在英國期間，丁文江通過吳稚暉的關系認識了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孫中山經常請這些年輕人吃飯，吃飯時便少不了談革命，孫中山的思想也在與年輕人的交流中逐漸形成、完善起來。
1906年下半年，丁文江順利考入了劍橋大學，當時選習的大概是文科。丁文江在劍橋時受名師指點，英文算是通了，文字表達能力在華人中已是一流。在這個時期，他竟在英國本土的幾個有名的雜志里發表文章。他在劍橋住了半年就決定離開該校，主要原因是劍橋的學費和生活費實在太高，以丁文江的經濟狀況難以支持。據李毅士回憶：丁文江曾去找他說“不想在劍橋念了，因為那里消費太貴，經濟支持不住”。年底丁文江便離開了劍橋，踏上了游歷歐洲大陸的旅程。1907年上半年，丁文江在歐洲大陸游歷了一段時間，雖說是荒廢了大半年的學業，卻增長了很多見識。在歐洲大陸的游歷又使他對歐洲政治有了近距離的觀察，法語也可運用自如。到了夏天，丁文江先后考入倫敦大學和格拉斯大學，最后他選擇了格拉斯大學。1909年，23歲的丁文江在格拉斯大學選擇主修動物學，輔修地質學，開啟了他終其一生的地質科研工作。當時格拉斯大學地質學教授格里高利是一位著名的探險型地質學家，他對丁文江后來從事地質研究有很深的影響。第二年開始，丁文江便增加地質學的課程，還輔修天文學。1911年4月，丁文江拿到了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士的學位，從格拉斯大學順利畢業。根據該校的學位與獎學金名單，丁文江在讀期間所修的動物學、地質學、天文學均多次獲得獎學金，成績名列前茅。丁文江后來抱怨：“清朝末年那些留學生多以人情獲官費，當時雖然規定私費學生可以補得官費，但我在大學多次考得第一，卻始終沒有獲得。同時，卻有考試屢不及格者常得官費補助。”
在英國生活的這四年，每逢假期丁文江必出外游歷，最遠深入德國。在英國學習期間，丁文江再次燃起了學習馬術的愿望，這是丁文江在日本就學而不會的本領，可這一次他還是沒有過關，在《漫游散記》中，他曾慚愧道：“起初學的還很快，但是一在馬上奔馳，總不免要摔幾跤，學到跳木杠子，每次必摔，沒有一次能跳得過。”終于，不善運動的丁文江放棄了騎馬這一艱巨的任務，于1911年4月乘船歸國。
5月初，丁文江在越南西貢登岸，隨后乘滇越鐵路火車進入云南。這時距他出國留學已整整七年。5月11號這天，丁文江到達中國邊界再次感覺到什么是中國。在過關時，因私帶手槍被海關盤查。離開英國時，一個愛爾蘭的同學聽說丁文江要回中國內地去旅行，在火車站送行時送給他一把英國陸軍用的手槍叫他防身，同時也是留作紀念。臨別時那個同學叮囑說：“可惜沒有子彈了，你到了倫敦后，千萬買幾百粒帶去。”丁文江到倫敦后忙著上路，沒有去買子彈，便帶著一支空槍回國。還好只是一把空槍，丁文江才沒有被扣留審問。但他眼睜睜看著海關的人把手槍拿走了。就在丁文江入關前的一個多月，廣州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黃花崗起義，革命黨在廣州的起義被清政府殘酷鎮壓；之前一年國內立憲派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國會請愿運動，立憲派動員了成千上萬的民眾寫下萬言書，要求召開國會的愿望也被清政府壓了下去；而清政府的所謂新政也因財政困難而逐漸失去活力。十年新政沒有給中國老百姓帶來半點實惠，反倒是增加了他們的稅負，卻養肥了權貴和買辦。丁文江到達祖國前三天，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也陷入破產的境地，新設立的責任內閣中，13名閣員滿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只有4人。當人們看到政府的無恥行徑時莫不失望至極，對于“皇族內閣”的出臺，梁啟超就悲觀地預測：“謂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國內政治氣氛已極悲涼。革命黨十次起義，屢戰屢敗、陷入了無人、無錢、無信心的境地；立憲黨人徒手的請愿也感動不了清政府的達官顯貴；可當權的人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也是一籌莫展。汪兆銘先生拿著手槍炸彈想拼命而不得，而丁文江卻拿著他從英國學習四年換來的動物學、地質學的文憑和一支空手槍踏上了他急需救治的祖國。
第二章 中國地質界的鼻祖
一回國，丁文江便在昆明置辦了假辮子，留上了威廉二世式的小胡子，穿上了長袍褂子，戴上了黑紗瓜皮小帽，從一個留洋回來的“海龜”，搖身一變成了 “周扒皮”。一踏入祖國領土，丁文江便急于實踐自己在英國的本領，從昆明到貴陽、龍里，沿途用指南針測繪草圖，用氣壓表測繪高度，走馬觀花地考察了沿途的地質地理環境。后改乘小火輪沿江到長沙，在那里拜望了他的恩師龍璋先生，于 7月底，他回到江蘇老家。
對于像丁文江這樣從西洋留學回來的學生，清政府實行了“功名雙軌制”。按照清朝《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因各國留學生畢業后并未赴部考試，特定強迫考試辦法，“凡畢業后留學生，均需來京考試，否則永遠停其差遣”。雖然大清王朝已然風雨飄搖，但畢竟還是合法政府，要想獲得國內承認的“同等學歷”，就不得不到北京學部一試身手。同是地質學家的章鴻釗回憶：“我和丁文江初次在北京見面，頓感相見恨晚。那時候在中國能碰上一位地質界的朋友相當不易。”試想，今日云計算、物聯網、納米技術都是國人耳熟能詳、但究其深意卻一知半解，這些新名詞也只有少數在歐美名校深造的高材生才能完全明白。政府對這樣的人才又是分住房、又是撥給科研經費，甚至直接給個“紅頂子”。地質學放在今天可能不是什么高科技，可是放到晚清，可就是最先進的技術了。國內急缺這類人才，凡那時留學回來的都受到了國家重視。丁文江搭上了科舉功名的末班車，順利考中進士，與他同屆的工學進士，便有大名鼎鼎的李四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獨立。江蘇巡撫程德全在立憲派領袖張謇的勸說下挑下了巡撫衙門門前的兩片瓦，便光復了蘇州。南京新軍第九鎮統領徐紹楨率部起義，不久各路人馬匯集南京城下，南方革命軍經過血戰打進南京城，張勛帶領殘部逃往徐州。在此期間，徐紹楨曾派人邀請丁文江任自己的秘書長，丁文江推辭沒有接受，他認為：“救國莫如建設，而建設之事非切切實實做事不可，絕非革命、動亂所能。”改朝換代沒有不動刀動槍的，江蘇雖然獨立，但一時社會動蕩、秩序混亂。丁文江以傳統鄉紳的身份編練地方保安團，他“手定調教，日夜親自督促訓練”，率領保安團抵御土匪和散兵游勇的襲擾。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大清王朝走入歷史，袁世凱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位清末的政治強人很快穩定了局勢，江蘇地面漸趨平穩。丁文江便受上海南洋中學校長王培蓀的邀請擔任南洋中學化學及西洋史等課程的教員。由于丁文江的地質學背景，學校還專門開設了地質學“選修課”。丁文江很快發現即便在上海南洋中學這樣比較開化的地方，師生仍不知地質學為何物，更談不上能找到合適的教科書。丁文江便把自己曾經的課堂筆記編成教材。丁文江后來了解到，大學的情況比中學好不到哪里去。就像九十年代后期，張朝陽不得不向人們說明什么是“網站”，而馬云苦苦向人們解釋什么是“電子商務”一樣，丁文江的處境比他們還要寂寥。
丁文江在南洋中學只呆了短短幾個月。次年一月，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發布命令：“工商總長劉揆一呈任命丁文江為僉事，應照準。此令。”丁文江便赴北京工商部礦政司工作。民國初建，事事不如人意，丁文江曾談及初上任時的窘境，科室里只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所謂“科”只是個辦公文的機關，而地質科，卻毫無公文可辦。他屢次要求地質考察，可上面說沒有經費。只有兩次應商人邀請、出錢，做過短期調查。虛度幾個月的時光后，丁文江與礦政司的朋友張軼歐商議，呈請工商部改現有管理機構地質科為地質調查所，附設教學機構地質研究所，由丁文江擔任所長。他還提交了“試辦地質調查說明書”，把創辦地質研究所、地質調查團的計劃寫得一清二楚。于是，便借用北京大學舊址開辦了地質研究所。招生廣告中寫道：“本部試辦地質調查所事宜，特設研究所，以造就地質人才。三年畢業，充任地質調查員。第一學期招生三十人，免收學費，食宿自理。”對于考生資格，凡中學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十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皆可報名。這一次總共招收了二十五名學員，其中有五人來自南洋中學，他們都是丁文江教過的學生，報考地質研究所顯然是受到丁的影響。
地質研究所開學后最要緊的一項便是實地訓練，丁文江倡議每星期必由教員率領分組實地工作一次，同學們便分頭參加實地教學，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圓數百里的地方。實地歸來，必須提出報告，再由丁文江等教員指出得失。經過高強度的實地訓練，畢業時學生們多可獨立工作，要不是丁文江那樣拼命努力，中國的地質調查工作還不知道要到民國幾年才搞得起來。
那時候，地質學尚屬高精尖學科，聘請教員是最大的難題，在國內能找到受過高等地質學教育的只有與丁文江同年的工學進士章鴻釗。他畢業于東京大學地質系，后來也成為中國地質科學的開創者，剩下的教員只好從西方聘請。由于經費緊張，丁文江好不容易聘請了德國年輕的地質學家梭爾格。能爭取到梭爾格先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這位德國教授在北京呆了三年，對誰都看不慣，與同事關系很僵，只有丁文江能和他談到一起，或許是因為年輕時在英國小鎮融入鄉里的經歷，英國早已成了丁文江的第二故鄉，他與外國專家交往起來便容易許多。更重要的是，丁文江那種對科學工作虛心好學的精神，使他與同是科學家的梭爾格先生逐漸惺惺相惜。丁文江后來對他的朋友們說：“外國專家不能和中國人好好合作，不一定是外國人的錯。”1914年，另一位閑著沒事的外國專家也被丁文江挖到地質研究所來，他就是《瑞典地質勘探》的主編安特生先生。他和他的兩名助手來中國擔任農商部顧問，部里竟無人會利用這樣的專家，地質所卻有與外國專家良好合作的經驗。安特生便應丁文江之邀，兼職當了地質所教員。安特生也與丁文江結下深厚的友誼，他曾回憶說：“他也許不能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因為他太沉迷于工作，對他的合作伙伴也太過于苛刻，批評毫不留情，眼里不容沙子，但是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員，他是一個閃光的代表人物。”盡管梭爾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便回國參軍，安特生只作為從部里借調來的專家干了一年，但中外科學家互相協作的模式已在地質所建立起來。
1913年10月，張謇、劉厚生擔任了農工商部的總長和次長，地質所總算遇上了伯樂。劉厚生賞識丁文江的人品學問，變賣了自己收藏的幾件古玩，籌款五萬元自助地質調研所的工作，從此，調研所的經費便寬裕起來。這一年，丁文江還被聘為中國地理學會評議員。有了經費，丁文江便閑不住，11月，他把工作交給章鴻釗，與梭爾格、王錫賓同去太行山區調研。在四十多天的調研旅程中，丁文江和梭爾格便成了極好的朋友，在井陘煤礦機關所在地崗頭村進行了三天的調研之后，梭爾格帶隊調查鳳凰嶺以北，丁文江則負責鳳凰嶺以南。丁文江后來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做測量地質圖的工作，興趣很好。回想起來真是苦少樂多。”1913年調查報告中顯示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情況，詳細描繪分幅地質圖。這是中國人進行系統野外地質填圖的開端。12月，丁文江回到北京，隨即又應農商部之令去云南調查滇東礦產。1914年初，丁文江的父親去世。他先回鄉奔喪，料理完父親的喪事，便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乘滇越鐵路火車進入云南。此次入滇，丁文江帶了兩頂帳篷，雇了五名仆人，在云南東部北部連續考察二百余日，考察的第一站便是著名的個舊錫礦。這里的錫礦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95%。丁文江在這里前后調查五十多天，深感礦工之苦，他曾寫道：“礦工背礦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走到洞口，渾身上下是汗，衣服擠得下水來，涼風一吹，輕則傷風，重則肺炎。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很容易死。工人住處僅是一間土墻草棚，幾十人睡在一起。”丁文江曾與工人同睡，終夜只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起彼伏。用現代醫學的眼光看，這些工人很可能得了塵肺病，遲早會因不能呼吸而死去。
三四月間，丁文江從個舊到蒙自，再到鳥格，回昆明，又從昆明出發，向北考察，經富民、祿勸、元謀，過金沙江至四川會理，又從會理向東南方向再渡金沙江，在云南東川府考察銅礦。東行入貴州，又經云南之宣威、曲靖、陸良回到昆明，一路上進行了細致的地質勘探和礦產調查。黃汲清先生認為：“丁文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國人德普萊特的錯誤，一方面建立了滇東底層之基礎，為后來云南調查之基。這是中國人第一次開展邊遠地區的大規模地質工作，幾乎是一次探險。”關于此次調查，丁文江在《漫游散記》中記錄了很多，個舊的錫礦，云南的土著人，四川會理的土著人，還有東川銅礦，金沙江流向等等。在個舊調查五十天里，丁文江用西式方法測得《個舊縣地質圖》、《個舊附近地質總圖》、《老廠大溝地質分圖》等重要的礦產地圖，并撰寫了詳細的調查報告。在川東調查四十天，所見所聞寫成《云南川東銅礦》一文，刊載在《遠東時報》上。這還不包括未出版的一些英文手稿。這次調查把個舊錫礦和東川銅礦的采礦情況了解得一清二楚。
七月，丁文江的老友張軼歐被正式任命為農商部礦政司司長，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丁文江的工作更加順利了。之后不久，丁文江所撰的動物學教科書被定為民國新教科書之一種，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專供中學和師范教學使用。而這一本教科書實際上就是丁文江在英國讀書時的課堂筆記和讀書報告。地質研究所的工作雖已上了正軌，但到了第二年秋季，還是遇到了不少困難。最頭疼的是請不到古生物學的教師，除非丁文江回來親自任教，才能支撐下去。好在丁文江在英國主修的是生物學，對這門學問頗有研究，可能是預料到章鴻釗必定找不到合適的教員，丁文江便提早從云南趕回，承擔了生物學講座的重任。據當時在地質研究所學習的朱庭祜回憶：“丁文江由云南回到北京，在地質研究所兼授古生物學及地文學。同學們對他的印象是：1. 記憶力相當好，對很難記憶的古生物名詞，記得很熟，講解時沒有發生錯誤；2. 科學知識很豐富。教地文學是要分析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來推論地球歷史如何發展的，他講起來左右逢源，還要講一點天文和氣象知識，以為野外工作如測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面之用。當時國內各種科學均落后，多學一些與地質工作有關的科學是有用處的。”
1915年春天，丁文江帶領學生到京西一帶作地質考察。山高路險，初次經受鍛煉的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擔的青年學生叫苦不迭，丁文江便用種種辦法鼓勵大家。他自己精力充沛，如將到目的地而時間尚早，必多繞一些山路多看一些地質，沿途還要出題考問學生們，作為一個地質學家，只要一開始考察，他就像打了雞血一樣興奮。11月，他又帶領學生到山東考察，登上了泰山，沿途便研究泰山的地質及巖層。他告訴學生們：“泰山就是地質史學上所稱最標準的太古界雜巖層。”而后又到新泰、蒙陰、大汶口，這一路均是荒山野嶺，學生們連日登山，疲憊不堪，吃飯就只有幾個饃，這樣的生活使城市里嬌生慣養的學生極不習慣，許多學生精力不濟，只有丁文江精力充足，還用唱歌、背詠古詩詞來鼓勵學生們堅持向前。翁文灝回憶：“彼所注意者，尤為如何增加學生實地工作之時間與機會，原定課程，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為必修科目，并擴大其范圍。在每次旅行中，均詳細指示學生如何觀察繪圖及采集標本等事，且任何工作，先生無不以身作則，即余亦因追隨調查，頗受其益。師生足跡所至，遍及數省。”1916年夏，各生復經分別選赴指定區域工作，并須將調查結果著成報告。
民國初年的政治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北洋政府對礦物還是很重視的。回到北京后，丁文江上書農商部總長，說明云南礦物情況，提出改良礦政的辦法，根據實際調研的結果，他說：“中國礦業不振，表面上看是資本不足，現代科技知識不足，其實最大的障礙還在于行政不良，許多小礦采用土法，稍有成效便人人爭搶。全國礦產不是貪官把持就是劣紳壟斷，征稅過重，常使小礦財盡自閉。雖說一時無法解決資本和科技的問題，但改革這些弊政對中國礦物發展有極大好處。”在這份《改良川東銅礦意見書》中，分析了各時期銅礦盛衰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意見。1916年2月1日，山東棗莊煤礦井下涌水，淹死礦工數百人，損失慘重，隨后公司重新集資，邀請丁文江仔細調查整個煤田，測繪了五萬分之一的地質詳圖，編寫了詳細的調查報告，丁文江親自擬定三口井鉆眼的位置和深度。這些調查和實踐使丁文江對如何辦好一個煤礦有了許多認識。如今，那些山西煤老板搞定政府關系就可日進斗金，好像開煤礦是件沒有什么技術含量的事情，可在民國初年，煤礦可是一個高精尖產業，沒有技術人員絕對搞不了，可國家重視、市場廣闊，只要辦好就能賺大錢，可真有技術的人鳳毛麟角。
1913年初，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槍殺，南方的國民黨與北洋集團的蜜月期宣告結束。夏天，“二次革命”慘遭失敗，北洋軍進入南方各省，國內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南方黨人被掃地出門，北洋集團的軍事力量達到頂峰；另一方面袁世凱手中的北洋軍進駐地方，開始地方化，這使得袁世凱對于軍隊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第二年的新憲法埋葬了宋教仁版的臨時約法，袁世凱儼然成為大獨裁者，新總統的權力堪比皇帝。新政治強人還算把中國穩定下來，使得丁文江尚能做一些地質調研工作。這一時期地質所雖說不盡如人意，但好歹有經費，也有教學和四處考察的空間。1915年底，袁世凱即將登上帝位之時，地質所已經初具規模，成果頗豐。1916年初，袁世凱登上帝位，而丁文江卻再次前往皖南、浙西進行考察。與此同時，他升官了，農商部任命礦政司長張軼歐兼任地質調查局局長，安特生為顧問，而丁文江也順理成章地當上了“會辦”，從一個處級干部跨進了副局級的行列，與丁文江一起創辦地質所的章鴻釗、翁文灝都受到提拔。這時，地質調查局有39人的編制，每年有經費68000元，財務獨立核算，辦公地點也搬到豐盛胡同3號，在北兵馬司還有附屬房屋。這年7月，地質研究所第一批學員到了畢業的時候，一共有22名學員走出地質所，地質工作沒有專業調研員的時代總算是熬過去了，丁文江親手帶出來的這批學生出師后，中國地質調查才算有規模地展開工作。
袁世凱死后，國內局勢動蕩、財政更加困難，地質局又被降格為地質所，但這絲毫不影響丁文江的工作。第二年初丁文江又帶著人馬到河南調查，之后又前往湖南、江西調查萍鄉煤礦和上珠嶺鐵礦，7月，這次調查的成果在《中國鐵礦志》和《中國礦業立法及其發展》先后發表。袁世凱留下了一地雞毛讓后來者欲哭無淚，既無合適的法統可以延續，又無可靠的軍隊賴以支持，財政更是一塌糊涂，地方上北洋軍、護國軍和各路人馬犬牙交錯，還沒等人民緩過神來就是“府院之爭”、“張勛復辟”、“護法運動”。新生的共和國遭遇了理論與現實雙重破產，只剩下一具軀殼。當政治精英們或你爭我奪、或痛哭流涕的時候，丁文江卻一直奉行著“該干嘛干嘛”的原則。但丁文江絕不是不懂政治，政治形勢的變換一直在他眼里，據翁文灝回憶“袁世凱稱帝時，丁文江曾想毀掉地質礦產的所有報告，以免為賊所用”。好在復辟不得人心，袁世凱旋即敗亡。
1918年，丁文江在北京高等師范兼任教學，并前往山西大同調查礦務。一晃到了年底，在世界的另一頭，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1918年11月，德國戰敗祈和。12月，丁文江接到了梁啟超的邀請，希望他同往硝煙剛剛散去的歐洲訪問。這次訪問前，丁文江并不認識梁啟超，之所以受邀同往，主要是梁很想有一位科學家同行，“才能對于現代歐洲有徹底的認識”，于是找到了在地質學界嶄露頭角的丁文江。12月底，丁文江與梁啟超、蔣百里、劉子楷、張君勱、徐振飛、楊鼎甫一行七人從上海出發，前往歐洲考察，并兼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的會外顧問。這次考察對于丁文江的意義重大，從前丁文江還只是一個地質學方面的專家，而這次歐洲之行使他有機會深入梁啟超的圈子，打開學界人脈。這次一同考察歐洲，同行之人梁啟超以下，蔣百里是軍事學家，劉子楷是書法家，張君勱是政治學家。經過這次游歷，丁文江搖身一變，成了一位跨領域的公共知識分子。
通過這次歐洲之行，丁文江兼做梁啟超的翻譯，便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位失敗的政治家，深為任公的魅力所傾倒。他曾直言與梁先生：“任公個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難做一個好的政治家。任公的優勢在于分析能力極強，如果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不難成不朽之著作。”他勸梁啟超放棄政治，轉而學術。而梁啟超竟聽從一位晚生的規勸，幡然改途，潛心學問，終身不再返回政壇。
丁文江這次歐洲之行，還辦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給北大地質系挖了兩塊寶。據胡適回憶，北大地質系第一批畢業生很多都跑到丁文江的地質所找工作，丁文江親自出題考試，結果卻是一塌糊涂。丁文江便說：“適之，你們地質系是我們地質所人才的源泉，我是特別關心。可你們的畢業生來我們這里找工作，我親自給他們出了一個很簡單的考試，每人分到十種巖石叫他們辨認，結果沒有一個及格的！”他把成績單遞給胡適，果然是滿江紅。胡適建議送去給蔡元培先生，把這慘不忍睹的成績單給他看看，叫他知道北大地質系是怎樣糟。丁文江有些不好意思：“這不是干涉北大么？”胡適卻說：“蔡先生一定會歡迎你的批評。”蔡元培看過成績單，不但沒生氣還很感謝丁文江，那一次便定下邀請李四光到北大任教和聘請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教授的事情。巴黎和會之后，丁文江又在瑞典、英國等地考察礦務，在英國見到了“同年進士”李四光，便代蔡元培先生邀請李四光回國任教。1919年下半年，丁文江到美國游歷時，又把葛利普教授挖到北大，這兩位先生的到來，極大地改善了北大地質系的教學質量。
胡適曾這樣評價丁文江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五年：“在君的最大貢獻是他對于地質學有個全部的認識，所以他計劃地質調查所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樹立一個純粹科學研究的機構，作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部就班發展的領導中心。”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經歷了鼎革之變，世界經歷了一場大戰。丁文江在這十年里以不變應萬變，用自己在英國學到的地質學知識，為中國的地質工作打下基礎，而那些與他同時出國，先后歸國的同學，他們志存高遠、意氣風發，都想干一番大事業，所以少有不卷入政治的，可在紛紛擾擾之后又留下了什么？
第三章 北票公司的CEO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事業的磨煉，丁文江從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海歸”成長為一個能辦事的干才,但歲月又像一把無情的刀子，當青春逝去的時候，變化的不僅是時間更是心態。34歲的丁文江開始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更多選擇也擺在了他的面前。1921年，在地質研究所任職五年的他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選擇。作為一個已經成名的科學家，丁文江突然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轉而去擔任北票煤礦總經理。
這一驚人的變化其實早有緣起，還在地質調查所的時候，丁文江就對實用的采礦工業的發展抱有極大的興趣。在地質調查過程中，對礦物的勘探和對現有采礦條件的考察也在他的工作范圍之內。他根據多年的實地研究材料寫成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外國礦業投資史料》，另一本是《五十年來中國之礦業》。在擔任北票煤礦總經理時期，他還擔任地質調查所《中國礦業紀要》一書的編輯。丁文江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家，在實際工作中他看到了中國礦業的問題所在，也從中看到了商業機會。早在1913年，丁文江就曾在一個叫正豐公司的小礦場看到中國礦業的落后，那里的機械設備不過是絞索車、水泵和小火車鐵道。他曾抱怨小礦業公司不聘請工程師，連一張礦區地圖都沒有就進行著無計劃的開采。1916年，丁文江在山東棗莊煤礦進行了實地的調查、測繪，撰寫了計劃書，這些經歷使丁文江對于煤礦企業早有經驗。丁文江還是1920年興辦的龍煙鐵礦的創辦人之一，他還積極在北京附近的石景山礦山籌建新的鼓風爐。諸位讀者，千萬不要小看煤礦，1920年代的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尚處于中世紀。開采煤礦自然可以就地挖掘，但必須采取科學的辦法才能保證不出現破壞性開采，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否則在面對外洋的廉價煤時便毫無競爭力可言。國內的煤礦企業少有辦好的，技術原因恐怕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地質學出身又頗有實干經驗的丁文江恐怕早有心一試身手了。
不過，促使丁文江做出這一選擇主要緣于沉重的家庭經濟負擔。此時，丁家家境每況愈下，經濟上入不敷出，整個大家庭的開銷落到丁文江的肩上。據丁文江的六弟丁文治回憶，丁文江“從26歲自英歸國后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擔負贍養父親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26歲至48歲的20年中，他先后擔負：一、對母舅每年五百元的贍養；二、對一位貧困兄弟每年三百元的津貼；三、對四個小兄弟和一個侄兒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費用和留學費用：四、家庭中任何人意外遭遇的支出。所以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壓力也在他身上”。這樣算下來，丁文江每年的開支多達3000元，地質調查所的薪俸已是入不敷出。當時上海的一個銀行職員月薪也不過十幾元，3000元是個什么樣的數目便可想而知了。
經濟困難也與丁文江不善“經營”有關，而且他在奉公廉潔一點上有著特殊的標準，他的所謂“貪污”，在現代人看來幾乎不可思議——拿干薪是貪污、用私人是貪污、濫發薦書是貪污、公費旅行是貪污，居然連用公家信紙寫私人信件也成了貪污。譬如，為了湊足四弟丁文淵的留德費用，他把自己居住的一所房子作價6000元賣掉。其實，丁文江完全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解決文淵的留學費用。當時留歐學生監督處的秘書曹梁廈是丁文江的朋友，他曾對丁文淵說：“令兄不是有錢的人，你不應當讓他獨力擔負你的學費，照你的學歷，你可以補請官費。現在教育部和江蘇省官費都有空額，你不妨寫信給在君，請他為你設法補官費，他和留學生監督沈步洲、教育次長袁希濤、高等教育司司長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格，我想你申請一定可以核準的。”丁文淵也知道哥哥擔負他留學經費的困難，就把曹梁廈的好意寫信告知文江，并請他設法幫忙。丁文江回信說：“照你的學歷以及我們家中的情況，你當然有資格去申請。……不過你應當曉得，國中比你更聰明、更用功、更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他們就是沒有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能替他們擔負學費，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爭取官費，多一個官費的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為的青年。……你是否應當細細地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系來占據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為此事費心。我既然答應擔負你的學費，如何節省籌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讀書就行。”這種“冤枉錢”也要花，難怪丁文江要窮到破產。薪俸有限又不肯揩公家的油，便只好下海。
丁文江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乃是老上司、時任北票煤礦公司董事長的劉厚生促成的。北票煤礦位于當時的熱河省朝陽縣境內（今屬遼寧省北票市）。1907年因得到清朝皇帝御筆準許開采煤礦的“龍票”而得名。當時，該礦由京奉鐵路局經營，開辦時投入了50萬元，卻沒有產生效益，處于半死不活的狀態。丁文江曾受交通部之邀去調查北票煤礦一帶的礦產地質，對這家煤礦并不陌生。他認為北票煤礦效益不佳主要是人為的原因，如果有專業人士接手是有希望搞好的。丁文江的這一判斷最終促成了京奉路局下決心對煤礦進行改制，成立官商合辦的北票煤礦公司，廣泛吸收社會資本，最終商股占六成，官股占四成，總資本達500萬元，由劉厚生出任公司董事長。劉深知丁文江的專業功底和辦事能力，因此極力邀請他擔任總經理。丁文江正在為一年3000元的支出發愁，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欣然赴任。臨行前，他呈請農商部以翁文灝繼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經翁挽留，丁同意擔任不支薪的名譽所長，翁為代所長，丁文江仍參加地質所重大事項決策。翁文灝曾回憶道：“1921年，丁君就任北票煤礦公司之總經理，從事開發熱河大部之煤礦。為專心致力于公司事務起見，丁文江堅辭地質調查所所長之職，并推薦我接任所長。丁文江任北票煤礦總經理后，對于該礦之發展，細心規劃，兩年后每日產量竟達2000噸以上，想到當初的該礦的資本和規模，實在感嘆丁文江辦事能力之強。”
丁文江接手北票煤礦時，該礦在京奉鐵路局的經營下已是衰敗不堪。當地調查所的勘探報告肯定了這個礦區很值得大力發展，丁文江就與同鄉劉厚生制定了重建礦山的計劃。在今天看來，大有“經理人收購國有資產之嫌”。國有企業因貪腐無能瀕臨破產，有志于此的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出手接盤。而這位技術人員竟與礦政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礦政司長張軼歐是他的老上級，負責科研的地質調查所是他一手創辦，現任所長翁文灝是他的老部下，出資的資本家是他的同鄉，此人與張謇是故舊，在農商部交通部均有關系。不明就里的人怎么看怎么像是一起侵吞國有資產的大案要案。實際上卻是個冒險的事，劉厚生和丁文江成立了官商合辦的北票煤礦公司，總資本號稱500萬元，可實際資金只有175萬元，資金匱乏，能否辦好誰也說不準。好在重組后的礦山資本中只有40%政府股份，民間資本終于成了大股東。公司于1922年成立，劉厚生任董事長，丁文江是總經理，董事會由七名商人和四名政府官員組成。這樣就擺脫了官方的控制，使丁文江有機會一展身手。丁文江擔任北票煤礦總經理長達五年之久。這段從商生涯在別人看來，也許只是丁文江一生經歷中的一個小插曲，丁氏本人也很少向朋友們提及，所以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很少，丁氏言行已很難考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丁文江接任后，北票煤礦產量劇增，效益可觀。
丁文江在北票煤礦首先是解決技術問題。在中國土法采掘只能采取實際儲量的30%-50%的煤，而使用先進的歐洲采礦方法，則可獲得90%-95%的煤；不僅如此，土法開采還使煤田上遍布著被廢棄的坑穴、深洼不平，這樣進一步開采就無法進行，塌方和遭遇洪水的危險極大上升，在丁文江的細心規劃下這種情況在北票煤礦絕不會發生。
在丁文江的規劃下，公司成立后不久，北票煤礦就變成了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煤礦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機械化采煤。據上世紀20年代地質調查所出版的《中國礦業紀要》一書記載，1921年北票煤礦僅有兩口從山坡上挖掘下去的傾斜礦井，年產原煤7716噸；到1922年，丁文江任職一年后，該礦年產量提高了3倍，達到25808噸；1924年，達到63384噸；到1925年底，產量創紀錄地達到144758噸，幾乎是丁文江接任時的20倍。此時的北票煤礦已被丁文江改造成一個現代企業，即使在丁文江離任后，煤礦仍繼續發展，到20年代后期，已擁有2口現代化的豎井，日產原煤達2000噸，公司擁有發電機、小型機械泵、排風扇、軌道纜車、起重機和2臺選礦裝置。同時還建起了1所醫院、1個理發館，五人一間的集體宿舍共315間，還建有20幢管理人員居住的宿舍，煤礦共有3700多位工人、110多名管理人員。工人的日工資最低也有三角五分至五角。到1930年，北票煤礦的年產量達509872噸，已是國內重要的新式煤礦公司。
用今天的眼光看，北票煤礦之所以能有大的發展，最關鍵的是股權結構合理。民間資本占據60%的股權，使得煤礦的發展不再受到政府的干預。民國初年，政府對工業的干預不受歡迎，事實也證明政府過分干預和直接參與經營是很糟的方法，在農商部1921年統計報告中，一百個官督商辦的新礦有61個不是倒閉就是轉讓給了商人，還有17個長年虧損。官方經營的企業中只有一種形式勉強盈利，即私人獨立經營，產品由官方包銷包售。然而丁文江指出，這些企業的盈利主要靠壓低工人的工資來實現，根本無法持久。
對于吸引外資這件事，丁文江傾向于私營企業吸收外國資本。他這樣想完全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丁文江認為，中國在采礦技術上還比較落后，吸引外資對促進企業發展、提高技術水平甚有好處。當時的中國人總把外國資本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聯系起來，丁文江卻公開支持中外合資辦礦業公司的辦法。不過在丁文江看來，合資企業中中方資本應達51%，做到絕對控股，在這方面，他心里的專業主義還是為民族主義讓了路。生產統計說明了合資的辦法確實有利可圖。1922年，農商部統計的22個成功的企業中絕大部分是中日合資興辦的。到1930年，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前一年，北票公司的發展大大超乎了總經理的預想。雖然1925年底丁文江便離開了北票煤礦，但在最初的開創和規劃時期，都是丁文江全權負責。
除了管理和技術上的問題，丁文江還不得不協調與政府的關系。在中國發展煤礦，很大的障礙來自于國內的政治紛爭，北票煤礦所在的朝陽縣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盤，丁文江不得不經常到沈陽去與當局溝通。這些軍閥手下的“礦政領導”不是想利用礦物發財致富，就是想如何綏靖日本人，向長城以南實施經濟侵略。還好丁總不僅是一位工商業者，還有來自學界和政界的背景，董事長劉厚生也有些能與官方周旋的人脈，這才使北票煤礦不至于死于惡政。除了政府，第二個擺在丁文江面前的難題就是京奉鐵路局。北票煤礦與京奉鐵路之間的關系十分奧妙，它們互為甲方乙方。京奉鐵路是北票煤礦最大的客戶，鐵路購買大量的原煤自己使用；與此同時，北票煤礦也是京奉鐵路最大的客戶，所有外銷各省的原煤都須購買鐵路的車皮。問題是京奉鐵路是國有的，掌握在軍閥手里，而北票煤礦雖有國有資本，但畢竟是私人的。在煤礦與鐵路的生意上，丁文江總是覺得吃虧，卻又無處說理。總的來說，鐵路運費平均起來要比開采煤礦的生產成本高出一倍，運輸成本中一大塊是“交易成本”。即便如此，鐵路系統的運行也常靠不住，由于軍閥混戰帶來的運輸合同違約常使丁文江十分頭疼。1925年直奉大戰期間，京奉鐵路全面癱瘓，雖無史料證明丁文江當時的心情如何，但可想而知，必免不了著急上火。在張作霖治下經營實業刺激了丁文江對奉系軍閥窮兵黷武的仇恨，好在他有一支筆，可以在《努力周報》上罵娘。
經過丁文江四年多的經營，北票煤礦公司初步實現機械化運作，發展成一個中型規模的現代化煤礦。創辦之初，丁文江曾答應劉厚生，五年之內保證不離開公司，但到了1925年春天，丁文江就考慮離開北票煤礦公司之事。他曾表示：“第一，北票公司已然獨立，每月產煤所得之盈余足夠所有開支，第二，北票公司雖是營業性質，但為公司之事不免要與官廳往來，尤其是北票地方在奉系軍閥勢力范圍之下，每隔兩三個月必須到沈陽與官廳接洽，關外的官架子太大，當初之所以離開地質調查所，很大原因就是怕伺候官僚，誰知到了企業還要繼續看官僚臉色，且關外官僚的面孔比北京官僚還難看，我不愿再看胡子的臉，尤其不想在胡子勢力底下討生活。現在北票的情形已能自主，礦山組織也很完善，現在脫離公司便無愧于股東了。”丁文江還嘆道：“張作霖不是好東西，現在他的勢力已到山東，將來可能擴張到長江流域，那時我們江蘇人也要受胡子的氣，我是不能坐視不管的。現在在北票煤礦（當）經理就沒法四處活動了。”丁文江表示再不能袖手旁觀，說自己看透了北方軍人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要到南方各省走走。
在北票煤礦任總經理時期，丁文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純粹的商人。他與學術界、新聞界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并且從未放松“學習”和“研究”。1922年，丁文江把家搬到了天津。在公司草創時期，丁文江便與在順直水利委員會任事的董顯光同住，他們將通樓隔為兩間，丁住前間，董住后間。二人同住一樓達一年之久。當時，水利委員會派工友延升每天替他們準備早點和晚餐。他們吃得非常簡單，通常只有一菜一飯，丁文江愛吃黃豆燒肉，這個菜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項目”。丁、董二人事業心都很強，平時各忙各的工作，很少交流卻又極為默契。董顯光每周須替《密勒氏評論報》寫兩萬多字，每天從水利委員會下班回到寓所后，就埋首于打字機寫評論文章，直到深夜。丁文江則忙著翻閱各種典籍，當時他正在研究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他統計了我國六個朝代的著名歷史人物，并繪制了一幅分布圖，說明歷史人物和地理環境的關系。譬如，他考證了過去五百年我國宰相的籍貫，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居多，而其中尤其以江蘇省北部最多。董顯光卻對這類研究很不以為然，勸丁文江不如利用空余的時間去找金礦銀礦。不料丁文江正色道：“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礦銀礦，而不了解人事問題，金銀仍將被偷盜，弄得更糟！”
董顯光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報刊史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而他能創辦《庸報》也算是丁文江“激將法”的成功。有一次閑聊，董顯光透露了想辦一份中文報紙的想法，丁文江大為贊同并極力鼓動他迅速行動。這時兩人都已將家眷從北京接到天津，不再住在一起。再次見面時，丁文江詢問籌辦報紙的進展，聽說仍沒有辦起來，就故意刺激他說：“醞釀了這么長時間，要是還辦不起來，你就真是沒有出息的人了。”董顯光一咬牙，拿出多年積蓄的幾千塊銀元，買來二手印刷機和鉛字，辦了一份《庸報》，而在當總經理的日子里，丁文江也忙里偷閑，與胡適等人創辦了《努力周報》。
胡適曾就丁文江任北票公司總經理一事發表過看法：“這五年在丁文江的生活中，除了辦煤礦還有兩件事最值得大書特書，一件是他與我們共同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周報——《努力周報》，這個小報的發起丁君是最熱心的，另一件便是在《努力周報》上挑起那場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討論。”丁文江到底是在創辦煤礦企業的過程中順便辦了一份《努力周報》，還是在創辦雜志的過程中，抽空辦了一個煤礦企業？還真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