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現代化與文明轉型（簡體書）

前言


本書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2008年度重點項目“生態文明的環境社會學研究——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分析與借鑒”（項目批準號：08ASH001）的最終結項成果。當初申請立項的一個出發點是試圖為中國開始推進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提供理論支持，所以，我們將研究重點放在了對“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分析上。從當時所了解的情況看，該理論主張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可以兼容，似乎是與生態文明建設直接相關并且可以提供重要借鑒的一種環境社會學理論。
在項目獲得批準后，我們廣泛搜集文獻，圍繞生態現代化理論組織開展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既進一步了解了其代表人物、核心觀點、產生背景、發展歷程以及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又比較了其與一些主要的環境社會學理論之間的關系，并結合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實踐對該理論進行了深入反思。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生態現代化理論基于西歐發達社會的實踐，給出了應對生態危機的一種路徑，展現了研究者對資本主義社會未來趨勢的信心，這一點與早期的其他環境社會學理論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生態現代化作為一種信念，是對西方現代化方向的堅持；作為一種展望，是對現代化突破極限的未來的樂觀；作為一種目標，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雙贏的追求；作為一種路徑，是強調技術變革、市場綠化、政府改革和社會發育所形成的環境保護合力。單純就其主張統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堅信二者之間可以兼容并且實現雙贏而言，該理論確實是支持或者迎合了世界各國的期待，而且其對實現經濟與環保雙贏的一些具體路徑的闡述，也對各國實踐不乏啟示和借鑒價值。
但是，生態現代化理論顯然擺脫不了其源于西方、說明西方和為了西方的印記。該理論的核心關切是西方式的“現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態危機的背景下持續推進下去，以及基于西歐實踐所概括出的“生態現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適性。事實上，在生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過程中，眾多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立場對其進行了批評。這些批評涉及其人類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現代主義、樂觀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忽視社會權力關系分析等等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態現代化理論家們作出了一些調整，但是仍然沒有改變其基本形貌和實質立場。基于對生態現代化理論自身的分析和對世界各國實踐，特別是對中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反思，我們認為生態現代化理論在其西方現代化取向、實證分析單位、路徑分析、結果分析、對社會公正議題的處理以及對于環境的定義等方面，都還存在著很多局限性，似乎還不足以成為有些研究者所認為的指導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不二選擇”。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工作。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自主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政府的統籌協調作用，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呈現出了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的“雙贏”趨勢。中國的實踐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充分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實現經濟與環保雙贏的所謂“生態現代化”目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所謂的“生態現代化”可能存在著多種路徑與模式，而不僅僅是一種帶有西歐社會色彩的資本主義路徑和模式。甚至，堅持西方式的以物為本的現代化取向是否能夠持續，是否能夠真正實現經濟與環保雙贏（特別是在全球層次上），是否會加劇社會不平等，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反思和總結的。中國堅持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也就是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著力改善民生，致力于滿足人的基本需求，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樣一種“發展”實踐與西方式的帶有濃厚的物質主義氣息的“現代化”相比，事實上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們認為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才是有可能真正邁向經濟與環保雙贏之路的。
似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發展實踐中明確提出了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與生態現代化不是一個層次上的概念，兩者有著本質性的區別。相對而言，生態文明的立意更高、視野更開闊、內涵更豐富，同時也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既往發展歷程的更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對于現代性、技術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等等的合理反思和批評。
具體而言，第一，生態文明將生態因素融入了社會系統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更加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非如生態現代化理論那樣，只是將生態因素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外在背景；第二，生態文明著眼于對此前各種文明的反思，強調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時推動文明的整體轉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調整或者對現代工業文明的簡單、繼續推進；第三，生態文明明顯超越了簡單的人類中心主義，更為合理地分析和評估了人類在推進文明轉型中的作用，不像生態現代化理論那樣依然凸顯著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態文明注重從全球和地方的互動與結合中分析和促進文明轉型的進程，既強調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視區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這樣一種視野明顯比生態現代化理論更為開闊，也更加合理；第五，生態文明更為強調人類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不斷反思和不斷調整，而非如生態現代化理論那樣帶有明顯的線性進化和盲目樂觀的色彩；第六，生態文明之路明顯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揚棄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來的人類整體與自然和諧相處之路。歸根結底，生態現代化理論只是西方現代化的一種理論，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論的色彩；而生態文明建設則是關系到人類整體發展的理論思考，超越了狹隘的西方中心觀念，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
不過，由于同樣致力于回應生態環境危機，基于西方實踐提出來的生態現代化理論，仍然不失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方面的重要參考，其所強調的一些具體觀點仍然不乏借鑒利用的價值。在此意義上，生態現代化理論代表了西方學者對文明轉型的一種探索，有其積極的成分，還是可以為推動文明轉型作出貢獻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對待源自西方的理論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不加反思地、去背景化地照搬移植，簡單地將其應用于中國實踐的分析和指導，更不能將中國實踐看成是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應用的產物。
進一步而言，全球各國追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的多樣化的實踐以及自主性的理論創新，有可能預示著生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正在進入“全球共構”階段——假如我們將其看作是關于經濟、環保兼容和雙贏的理論的話。在此階段，全球各國學者圍繞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這樣一個共同話題開展多種多樣的經驗研究，闡發各自的發現和觀點，并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的現有代表人物平等對話，也許最終有可能共同打造一個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升級版”，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導性的新一代的理論形態。在這樣一種新的理論中，不僅“現代化”的取向和內涵將被重新定義，而且其實現的條件、路徑、模式、風險和后果等也將被更深入地探討。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認為“生態現代化理論”目前仍然是處在建構中、發展中的階段。
本書內容包括8章正文和一個附錄。其中，第一章側重介紹了摩爾（Arthur Mol）、哈杰（M?A?Hajer）、杰尼克（M?J?nicke）和克里斯托夫（P?Christoff）等代表人物的理論觀點，就生態現代化理論與人類生態學、政治經濟學、風險社會理論和環境公正理論進行了比較分析，并指出了生態現代化理論所具有的確認環境問題的客觀性、對現代化前景的樂觀性、理論建構的反思性、分析策略的選擇性、政策主張的改良性、研究目的的應用性和意識形態上的新自由主義屬性等特征。
第二章分析了生態現代化理論產生的社會背景、思想背景和學科背景，討論了早期環境社會學理論競爭對生態現代化理論誕生的影響，介紹了該理論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以及在不同階段來自不同理論陣營的學者對該理論的批評，指出了生態現代化理論家們回應批評的策略和發展理論的趨勢。
第三章介紹了全球范圍內追求經濟與環保雙贏的實踐以及針對這些實踐的、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相關的研究，著重指出了全球實踐對于生態現代化理論的質疑和挑戰，初步分析了現有生態現代化理論的一些局限，認為該理論的發展可能正在進入“全球共構”階段。
第四章圍繞20世紀90年代以來引起廣泛關注的全球氣候變化議題，討論了其對生態現代化理論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是進一步凸顯了生態現代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質疑著沿著現代化道路繼續前進的合理性。本章還總結分析了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社會學研究中的主要理論爭議。
第五章進一步具體討論了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推進低碳社會建設的必要性、復雜性以及優勢所在，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推動低碳社會建設這樣一種系統性變革，需要著重發揮國家動員體制和能力的優勢，并致力于形成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的適當關系。
第六章運用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從公眾對氣候變化認知和行為傾向調整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社會整體性變革的社會基礎，指出公眾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性、氣候變化的成因與后果的認識，都還是非常有限的，為了適應和緩解氣候變化而作出的行為調整也還是很不足的。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應對生態環境危機的整體性轉型。
第七章著重從中國政府層面分析了新世紀以來推動發展轉型的重大戰略舉措，主要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本章指出科學發展與“現代化”是有區別的概念，生態文明與生態現代化也具有本質性的不同。本章還詳細分析了生態文明的科學內涵，并提出了通過社會建設促進生態文明的路徑和觀點。
第八章針對中國新世紀以來在一定意義上呈現出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邁向“雙贏”的趨向，分析了其背景和潛在的風險，并基于此進一步對生態現代化理論提出了比較全面的質疑和批評，指出了進一步發展、完善該理論的若干重點與方向，強調了理論反思對于科學研究和實踐指導的重要性。
在附錄中，我們運用跨國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了世界各國公眾的環境認知和環保行為傾向，指出各國公眾都對環境問題有所關注，但在眾多社會問題并列時，各國公眾明顯更加關注醫療保健、經濟和教育等問題，環境問題并不處在優先位置。與此同時，各國公眾所報告的個人環保意愿也不是很突出。這樣一些發現進一步凸顯了所謂生態現代化進程的問題性和復雜性，也對朝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之路提出了挑戰。

我們認為本書對于生態現代化理論以及相關實踐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有助于增進對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全面了解，有助于深化對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認識，也有助于促進中國環境社會學學科的健康發展。但是，需要坦陳的是，由于我們的研究水平有限，所付出的努力還不夠，所以書中肯定還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謬誤。我們誠摯地歡迎讀者提出批評和建議，督促我們不斷深化相關領域的研究，以期協力推進中國環境社會學的理論建設。
最后，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需要感謝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特別是中心主任鄭杭生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特別是人文分社潘宇社長和策劃編輯宋義平先生所付出的諸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