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戰爭的神話與現實（簡體書）

作者簡介

德國聯邦國防部軍事歷史和社會科學中心（ZMSBw）：聯邦國防部的所屬研究機構之一，專為德國進行軍事歷史基礎研究以及軍事社會學和安全政策研究。它於2013年由軍事歷史研究辦公室（MGFA）和德國陸軍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併而成，是聯邦國防部在商業領域的*央科學機構。發行兩本雜誌：《軍事史·歷史教育雜誌》主要針對軍隊內部；《軍事歷史雜誌》目前為德國僅有的軍事歷史科學期刊。

德國聯邦國防軍格哈德·格羅斯上校：在德國波茨坦聯邦國防軍軍事歷史和社會科學*心任德國軍事史系主任，專門研究1945年以前的德國軍事史。著有大量書籍，與人合著的《施利芬計畫：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略的國際觀點》曾獲軍事史上的普利策獎——亞瑟·古德茲特（Arthur Goodzeit）圖書獎。

編、譯者簡介

英文版編者：美國少將大衛‧T. 扎貝基，《1918年德國攻勢：戰役層面的案例研究》一書作者，獲獎作品——《戰爭中的德國：400年的軍事歷史》四卷百科全書的主編，英國伯明罕大學戰爭研究專案榮譽*級研究員。

譯者：孫希琨，80後，2013年獲University of Miami公共管理碩士學位。中文功底深厚，譯文流暢自然。

審校者：張大衛，工業時代陸戰史研究者，本科和博士均就讀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著有《哈爾科夫1942》一書，譯有《巨人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波羅的海戰事》，並翻譯審校了《莫斯科戰役1941：二戰“颱風”行動與德軍的首次大危機》。

幾個世紀以來，普魯士—德國的陸戰傳統造就了在該領域浩如煙海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好書嗎？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格哈德·格羅斯的這本《德國戰爭的神話與現實》，無疑位列佳作陣營。事實上，它是個中翹楚。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軍事歷史學術著作中，獲得優秀評價所需的所有要素 ：廣泛而深入的基礎資料研究、將書齋式的學術訓練與作為德國軍事機構專業人士（格羅斯本人是德國聯邦國防軍的一名陸軍上校）的洞察力結合起來的作者經歷，以及對 19 世紀中期到北約時代初期的德國軍事行動及戰役思想連貫的持續有力的論證。本書的德文原版出版於 2012年，它是一部意義重大的開山之作，其價值在第一時間就得到了該領域學者的認可。我很高興看到本書的英文譯版，因為這意味著，在大西洋此岸的全新讀者群體——歷史學家、學生，以及始終對德國難以捉摸的“任務型指揮”理念感興趣的美國軍事機構，能夠一睹此書的風采。

格羅斯的這本書有諸多優點，但其中最重要的，或許便在於它採取了歷史分期這一研究方法。和所有學術領域一樣，軍事歷史學家（尤其是德國的軍事歷史學家）傾向於創作關於一個人、一場戰爭、一次戰鬥或戰役的斷代片段性作品。像格羅斯這樣，及時地撰寫出一部覆蓋範圍廣泛的著作，需要擁有學者般的頭腦、對多個時期的專業知識的深厚認知，以及在學術上“迎難而述” 的勇氣。格羅斯兼具以上特質。閱讀本書時，你將看到，他對 1866 年克尼格雷茨戰役（我國多稱“薩多瓦戰役”）的論述，就與他關於 1944 年蘇聯在白俄羅斯發動的大進攻——“巴格拉季昂”行動的論述同樣權威。他熟知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卡爾·馮·賴厄（Karl von Reyher）、阿爾佈雷希特·馮·羅恩（Albrecht von Roon）、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和埃裏希·馮·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等人的思想。因此，他實現了歷史時段的連續性論證模式——而這恰好也一直是我眼中歷史研究的重點。

他的論點基本上是這樣的 ：德國戰役傳統，也就是德國的戰場行為，隨著時間推移產生了一個定義明確的歷史和地緣環境。最早普魯士和之後的德意志帝國都地處被敵人和潛在敵人包圍的歐洲中心。德國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兩面或者多線作戰的陰影，還有消耗戰的噩夢，它不得不應付生產力和人數都優於己方的敵國同盟，並最終在人力物力的比拼下敗下陣來。眾多無情的因素糅合在一起，便是格羅斯所說的“戰略困境”，它形成了一種特定的戰役偏好，一種“德國式的戰爭”。格羅斯寫道 ：“軍隊領導層不斷嘗試通過戰役手段來解決德國的戰略困境，這彌補了這個國家因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承受的弱點，以及它相對貧乏的人力和資源所帶來的劣勢。”

格羅斯清楚地辨明瞭德國的解決方案 ：利用速度、進攻性和突然性增強威力，這樣發動的戰爭能夠讓德軍從意想不到的方位狠擊體量大於他們的對手。德國人將上述手法稱作“運動戰（Bewegungskrieg）”。該術語並非簡單地指代戰術機動性或更快的行軍速率，而是強調戰役層面的機動——師、軍、集團軍等大型單位的移動。普魯士的指揮官和他們的德國後繼者們，在尋求用一種能夠盡可能快地對大量敵軍造成犀利——甚至是毀滅性打擊的方式指揮他們的隊伍。這可能包含著對未受保護的側翼或兩翼的突襲。在幾個值得注意的場合，例如克尼格雷茨戰役（1866 年）、色當戰役（1870 年）和坦能堡戰役（1914年），它甚至能使普軍或德軍全軍切入敵方部隊尾部，這對任何受過軍事教育的將領而言都是夢寐以求的情形。這種理想化的最終狀態被稱為“坩堝之戰（Kesselschlacht）”，更具體地說，這就是一場圍殲之戰。一方通過一系列的“包圍作戰”，在向心突擊摧毀敵人前，將其全方位包抄。

這種充滿活力和進攻性的戰役佈勢對德國軍隊提出了兩大特定要求 ：極高的戰場進攻性和一支無論遇到何種困難都傾向于進攻的軍官隊伍。想想格哈德·萊佈雷希特·馮·布呂歇爾（Gerhard Leberecht von Blucher），或腓特烈·卡爾親王（Friedrich Karl）、赫赫有名的克尼格雷茨的“紅親王”，甚至是通常被我們認為草率愚鈍的坦能堡戰役中的赫爾曼·馮·佛朗索瓦將軍（Hermann von Francois），他們都是常見的普魯士—德國風格的指揮官 ：僅僅在必要的時候進行防守，一刻不停地尋求防守方陣列中的缺口，並且在找到它後發動猛烈攻擊。

但是，光有進攻性是不夠的。歷經幾個世紀，普魯士人和德國人也認識到，實施一場戰役層面的運動戰，需要一種能賦予低階軍官大量自主性的靈活指揮系統。如今，我們習慣性地為這種指揮系統貼上“任務式指揮（Auftragstaktik）” 的標籤 ：高級指揮官設計出一個整體任務（Auftrag），並讓現場軍官自行裁量該如何達成目的。但是，正如德國人自己說的那樣，將這一標籤改為“低階指揮官的獨立性（Selbständigkeit der Unterführer）”，會更為準確。一個指揮官

審時度勢、自主調整的能力，能夠讓他抓住上傳下達過程中稍縱即逝的戰機，對於人數上處於劣勢的部隊而言，這是扭轉局勢的關鍵。再一次想想康斯坦丁·馮·阿爾文斯萊本將軍（General Constantin von Alvensleben）和第 7 裝甲師的埃爾文·隆美爾將軍（General Erwin Rommel）的例子 ：1870 年的馬斯拉圖爾（Mars-la-Tour）戰役，前者在未接到上級指揮官命令的情況下，果斷讓他的第三軍發起進攻 ；後者於 1940 年的戰役中，在明知高層停止行軍指令即將傳來時，關閉了前方指揮所的無線電。這些人又一次證明自己是注重當下行

動甚于靜觀其變這一戰役傳統的典範，借用手冊《作戰指揮》（Truppenführung，簡稱“T.F.”）的話 ：“戰爭中的首要評價指標是決定性的行動。從最高指揮官到最年輕的士兵，每個人都要始終清楚地認識到，不作為和怠忽職守，比其他任何在選擇方法上可能犯下的錯誤都更為嚴重。”這提醒著軍官們。

強硬的進攻性、靈活多變的指揮與控制、超越一切的機動性，構成了一套令人生畏的戰役層面的組合拳。戰役就應該這樣，因為德國人早已認定僅僅取勝是不夠的。相反，他們必須摧毀敵人的部隊 ：

正如總參謀部所見，為彌補空間的劣勢和資源的不足，他們決定結合其高品質軍隊和優越的指揮控制系統，活用德國因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而帶來的內線優勢。這後來成了他們思想的指導原則。關於機動性、進攻、主動性、主攻方向、包圍、突襲和摧毀的深層理念，早已被老毛奇出於實施快速戰的目的而發展起來了。其目的轉變為一方通過一次或多次的快速包圍戰摧毀敵軍佈置在邊境或鄰近地區的部隊。軍事意義上的摧毀被認為不僅僅是物理上的毀滅，更是對有效軍事力量的消除——例如抓獲俘虜。考慮到德國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德軍領導人在他們戰役—戰略規劃和軍隊的人員、武器、裝備配置的發展中向來重視時間和空間要素。

這些特點形成了格羅斯所說的“德國戰役思想的基石”。

恰如格羅斯在他費心鑽研而得出的歷史分析中展現的那樣，強調戰役的機動性、獨立指揮和速勝，以避免捲入與佔據巨大優勢的敵人進行消耗戰的噩夢中，這些德軍戰役層面的偏好或多或少是一脈相承的——從毛奇（本書中他被描述為一名偉大的協調者和戰場指揮官，而不是通常被軍事史學家美化的戰爭理論大師）時代，到 1914 年前的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元帥，再到一戰中的保羅·馮·興登堡和埃裏希·魯登道夫等將領，再到魏瑪時期的漢斯·馮·澤克特將軍（General Hans von Seeckt），以及二戰中的裝甲理論家和指揮家們。事實上，這種“德國的戰爭方式”甚至延續到 1945 年之後——曾經在二戰期間任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處長（Operationsabteilung）的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將其帶到了新生的聯邦國防軍和北約中。

不過，別搞錯了。格羅斯並沒有對這種戰爭方式展現出任何特別的熱情。相反，他對此做出了嚴厲批評。不論是勝是敗，德國人都受限於這種戰役思想模式（以及實際行動）。而且只要它不奏效［這樣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小赫爾穆特·馮·毛奇在 1914 年馬恩河戰役的失敗、埃裏希·馮·法金漢（Erich von Falkenhayn）在凡爾登“讓法國流血”的嘗試，以及希特勒在二戰中征服全球的徒勞努力］，德國人就會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模式上，而是指揮官個人的錯 ：他要麼缺乏必要的天賦，或是精神上太軟弱，要麼從未接受過足以令其自身提升到更高精神層面，從而成為軍隊指揮官和人民領袖的“撒母耳的油滴”。格羅斯曾論證，德國人把失敗“個體化”了，他們在譴責小毛奇（性格上太軟弱）和法金漢（太猶豫且受限於自我懷疑）時做過頭了。當然，希特勒幫了後世分析者一個大忙——因為他精神上顯而易見的病態，人們甚至犯不著去詬病他的人格。國防軍的指揮官們可以在他們的回憶錄中隨心所欲地描寫希特勒，而且他們寫下的每一個自我辯護和自我開脫的字句，全世界大多數人都買賬。

但是德國的傳統蘊藏著其他弱點。正如格羅斯在本書中指出的那樣，德國軍官們過度關注在未來衝突到來之前，設計和執行一套快速而全面的、勝利所要解決的特定問題，這讓他們很少考慮戰爭的更高層面 ：政治、合同作戰、戰略、經濟、後勤（或至少是任何長期的、可持續的後勤，由於他們傾向于在數周之內取得勝利，後勤在他們眼裏是不重要的）。他們更喜歡把所有這些棘手的問題丟給別人。

而且在二戰中，他們又一次犯了這個錯誤——被證明是個關乎存亡的錯誤，把“所有這些棘手的問題”拋給了阿道夫·希特勒。至少，東部戰線數以百萬計的蘇聯公民和戰俘的饑荒和死亡，陸軍難辭其咎。陸軍軍官——包含策劃者和指揮官在內——有著獨一無二的“後勤”理念，即出於為行動中的德軍士兵提供吃穿的目的，有意識地讓佔領區的數百萬人挨餓，以便讓德國陸軍騰出手來去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情 ：進行戰役層面的運動戰，並盡可能快地摧毀蘇聯的軍隊乃至國家。德軍在東線犯下的罪行絕非偶然，罪愆也不僅僅系於希特勒一人之身。

最後，這本書理當因為格羅斯清晰的研究方法而收穫讚譽。關於戰役、戰術或者其他方面學說的著作在軍事史領域汗牛充棟。關於學說的寫作是對更廣泛的專業性表現出嚴肅面的一種方式，這種專業性不信任戰役史，並將其戲稱為“鼓和小號”式學術，而“老派軍事歷史”理當被更新、更有價值的東西取代。不幸的是，軍事學說史可以像看著油漆變幹一樣無趣，就如同你在看一本幾乎全篇都是展示和剖析軍隊戰術和戰役的手冊一般（而我是作為寫過關于軍事學說史著作的過來人，提出這種批評的）。

格羅斯不僅熟知德國軍隊的技術文獻，並用有趣又令人信服的方法對其加以分析，還能在書中坦然地對實際的戰役和戰鬥進行探究。誠然，我確信他的方法是撰寫戰役學說相關書籍的唯一有用的辦法，畢竟，若沒有指揮官和他的軍隊試著將戰役學說付諸實踐，這些理念也只是一大堆毫無意義的話語。戰鬥是“活著的教條”——反過來說，戰鬥的結果可以（或者至少應當）塑造學術的演變。換言之，格羅斯將實踐放到了戰爭研究中的正確位置 ：和理論平起平坐，而非是附庸。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本著作家的任性，推薦《德國戰爭的神話與現實》作為我自己 2005 年《德國戰爭方式》的補充，後者同樣強調了戰鬥和戰役一直以來在軍隊文化的形成中起到的作用。

格哈德·格羅斯的這本《德國戰爭的神話與現實》是有史以來關於德國軍事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肯塔基大學出版社應當以出版其英譯版為榮。

羅伯特·M. 奇蒂諾

北德克薩斯大學軍事歷史中心

現任美國陸軍部歷史諮詢小組委員會主席

英文版序

德文版序

中譯本序

引言

第一章 定義：戰術—戰役—戰略

第二章 因素與常量：空間、時間以及軍事力量

第三章 發端：籌畫、機動性，以及應變系統

第四章 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場兩線戰爭

第五章 苦澀的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六章 新瓶裝舊酒：現實與空想之間的魏瑪國防軍、國防

軍時期戰役思想

第七章 失去的勝利—戰役思想的局限

第八章 原子時代的戰役思想

結論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