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致用：孫中山思想中的時變與不變

序
經綸世間之學‧致用夢想之國

「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孫中山以鋼鐵般的意志，展現了超人的「恆毅力」。
革命建國在當年的確是一件「大事」，而且是足以被「殺頭」的大事。搗毀神像的天生反骨，是誤入歧途的羔羊，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少年，沉浸在洪楊革命的民族情懷，……孫中山創造了一個被集體催眠下的夢想之國，但你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你的中國，孫中山也逐漸地在時代中被遺忘。
孫中山的歷史定位，早已蓋棺論定，無須再為其辯護或吹捧；現時的孫中山，只剩下維繫兩岸關係的「工具性」角色。
但在大歷史的場景中，孫中山的特別之處在於：出身南方通商口岸，東西文化薈萃之地，祖籍廣東，能與東南亞華僑交好；遷居夏威夷島，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學醫於香港，能與留洋學生交往；再加上切慕耶穌之道，更容易親近歐美人士。
因此，在同時代的革命志士中，孫中山更具有國際移動能力，能充分運用自身優勢，結合各種策略聯盟和策定國際產學合作，從大眾集資募款以籌設武裝力量進行革命建國運動。
儘管如此，孫中山所能累積的社會資本仍然極其有限，實難撼動滿清政府於萬千分之一，何況面臨各種難以預測的風險，更需要小心進行社會資本的槓桿操作，以智取人，以小博大。
中國全面現代化最需要的是「時間」，儘管半生奔走、一世辛勞，孫中山的生命，最欠缺的也是「時間」。
以上所述的主客觀形勢，直接間接造就了孫中山思想「簡易、變易、不易」的自我選擇。
論者常謂孫中山思想前後言行不一，充滿矛盾。本書旨於探求孫中山在局勢詭辯之下，如何審時度勢，時變與抉擇，以其經綸世間之學，如何致用夢想之國。
面對孫中山、面對歷史，其實也是面對自己，若身處其時其地，我們能有多大的勇氣？又能做出甚麼樣的選擇？如果人生得以重新選擇，孫中山還會選擇他的革命事業，走讀人生？
再次回到弘光科技大學任教，承蒙黃月桂校長和王惠娥副校長的厚愛與提攜，委以學務長重任，在二年半的任期中，能和最優秀的學務主管及同仁們一起共事，齊心守護青年學子，學習甚多亦深感榮幸。卸下行政職後，才能靜心拾起近年發表於研討會的文章，在全書脈絡下增刪改寫，成書超過10萬字。
感謝麗文文化事業的李麗娟經理和編輯團隊的細心安排，當然更要感謝的是，遠隔兩地又心在咫尺的家人，吾妻麗娟和女兒樂樂。

閔宇經 謹誌於沙鹿5

第一章 孫中山思想的再詮釋（緒論）

壹、前言
前書《並時弛張：孫中山思想與當代西方思潮》，在方法論上採取「並時弛張」策略，意即把歷時性壓縮在共時性當中，將孫中山學說與當代思潮暫時抽離時間，共置於同一場域，從相互辯證、理解、補充的過程中求得相對較佳的新知識意義。
本書《經世致用：孫中山思想中的時變與不變》，除採前法外，亦觀照孫中山思想中「重要觀念的發展系譜」。孫中山40 年致力於國民革命，最終都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民國14 年北上和談，在2 月24 日臨終前幾日，汪兆銘【按：汪精衛】欲求隻字片語以為國民黨人遵從時，孫中山說道：「故吾仍以不言為佳，則汝等應付環境，似較為容易也。如吾必定說出，汝等將更難對付險惡之環境矣！」〈預立遺囑〉，可以顯示他臨終之時依然保持審時度勢、變與不變思維。
「經世致用」為明清之際逐漸成形的一種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例如黃宗羲就認為「學貴履踐，經世致用」。該思維主張讀書求學應具體解決社會問題，孫中山經綸中外典籍，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自謂其學問為「革命之學」，他的時中與不變純為經世致用，因此「孫學」亦當為「致用之學」。
「孫學」本就是「經世致用」之學，因此本書以「經世致用」為主題。各章中再次回顧孫中山經綸規撫歐美何種學說、事蹟；或者和西方何種思想學說產生何種新的對話可能；也提出新的研究取徑，從孫中山前後可能自相矛盾的思想脈絡形成與轉變中，探求其「時變」與「不變」的原因。

貳、孫中山走讀（評價）
「經綸世間之學，致用夢想之國」，是孫中山一生的寫照。然若治大國如烹小鮮，則尋常巧夫煮婦熟練日常，在今天的「政治正確」下，實難正確地顯現孫中山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再詮釋「孫中山走讀」，他致力革命40 年且挫折無數、讀書5,000 餘冊、刻苦自勵遊學世界31 年，最終仍壯志未酬，但若將其類比「大學治理」時，在現今少子化時代，另以學界人士所面臨的各種身心靈負荷來看，當可「撼／憾／汗然」體會其實非容易。且談以下幾事：

一、國際移動能力
全球移動力（global mobility）係指個體願意參與國際交流，積極從事各種學習和分享活動，培養自己具有開拓心胸和宏觀思維，且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和認同多元文化的能力，以提升個人的競爭力；至少包括外語能力、多元文化能力、積極正向能力、宏觀思維能力以及融入不同社會能力（吳清山， 2016：119-120）。
孫中山自言： 「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上李鴻章書〉」「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十三歲隨母往夏威仁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自傳〉」並治中國經史之學、習西醫、崇耶穌之道，以上經歷皆有助於孫中山以極佳的外語能力、多元文化能力融入西方社會。這些特殊背景也自然而然促成了孫中山日後在革命過程中扮演對外演講募款、政策倡議的角色。
此外，孫中山的一生當中，有泰半的時間（31 年以上，即生命之一半）在異國他鄉度過，先後在14 個國家和地區旅行、活動和生活，這些生命經歷都在在佐證他是一位具有高度國際移動能力的知識分子。（參見第四章注釋1，及七章附錄：國父七次訪美檀簡表）

二、籌設武裝力量
孫中山有幾次欲建立革命的軍事武裝力量，分別是1900年日本東京的「青山學校」、1910 年美國的「長堤計畫」，和1924 年廣州的黃埔軍校。

1.與日人的「青山學校」和「航空學校」
1900 年孫中山請日本陸軍少佐【按：相當於少校】日野熊藏在東京附近的青山設立革命軍事學校，第一期招收14人，因為缺乏思想教育，復以孫中山1903 年赴檀香山之後，學生各樹派別，因故解散。這是孫中山第一次在境外籌建軍事武力的挫敗。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日本民間成立友鄰會與善鄰同志會，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梅屋庄吉負債捐款成為積極成員，介紹地反本壽一給孫中山認識，孫囑託他為中華革命黨建立航空學校，訓練飛行員，1916 年地反本壽一在日本八日市附近成立中華革命黨航空學校，有飛機兩架，經費由梅屋庄吉提供（吳建忠，107：13）。

2.與美人的「長堤計畫」
美國人荷馬李（Homer Lea）將軍和退休銀行家布司（Charles B. Boothe），於1910 年3 月10 日至14 日之間以「紅龍計畫（Red Dragon-China）」為藍本，會談商討後改成「長堤計畫」。
長堤計畫的主要內容有四點：(1)中國革命黨暫行終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為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的策略；(2)由中山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的名義，委任布司先生為「海外財務代辦」，賦予全權，俾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供應大規模革命起義之需要；並由中山先生準備一項中國國內各省革命代表簽署之文件，以為貸款依據；(3)運送在美訓練的中國軍官若干人，到中國國內充實革命武力；(4)貸款總額共計350 萬美元，分四次支付。孫中山與國內黃興書函往來討論，黃興及同盟會重要幹部卻有不同的認識與想法，可能是因為角色立場不同，看到的事情先後次序不同所致。
可惜「長堤計畫」最後因為布司（Boothe）籌款無法履約，計畫因而終止，這是孫中山第二次在境外籌建軍事武力的挫敗。

3.廣州的「黃埔軍校」
孫中山在革命的運動中，有感於無真正的革命軍乃是中國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南京政府旗幟下的軍隊均屬烏合之眾，南方政府時期軍隊又無中心思想，遇事即成反革命之敵人。於是在1924 年效法蘇俄十月革命紅軍，軍事教育和政治訓練並重，命蔣中正籌辦黃埔陸軍軍官軍校（Linebarger, 1926/2014: 113-114）。
直到第3 次黃埔軍校籌設成功，孫中山才真正建立了能貫徹革命思想的國民黨黨軍，其後發展與歷史影響於此不再贅述。

三、大眾集資募款
在倒滿革命、臨時政府、鐵路建設、二次革命、南方政府時期，一路走來都是極度缺乏革命資金。孫中山的革命及生活資金來源不外是國內外親友，最多的就是向大眾演講集資募款和發行債券，例如同盟會成立之後，曾發行「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債券」和「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此外，也鼓勵海外華僑以小額定期定額方式捐輸。
所募資金除少許充作生活、旅費及購書之外，悉數不留，生活簡樸、不治家產。例如，「有一次四位旅美華僑來拜見孫中山，從衛士馬湘口中了解到做過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大總統的孫中山連住房都沒有，每個月要付房租65 元時，大為震驚，就拿出一筆錢來購置一所住宅送給了孫中山。（尚明軒、唐寶林，2014：100）008 」
以今日「眾籌」的概念來看，回饋方式是甚麼呢？「為了革命事業而吸引捐贈和貸款，有著許多甜蜜誘人的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在共和國建立之後，按照分等定級的辦法，給人們以特殊榮譽和利益的許諾，100 元中國幣者，保證公民資格；1,000 元者，享有經營企事業的優先權……。（Wilbur, 1976/2006: 53）」從小額定額捐款，可以看見孫中山募款集資的靈活。
〈美國華僑史〉中有一段敘述： 「許多月入不過二十五元的人，一出手便捐十元；甚至有些手頭無錢的，也要借錢捐餉，……他們除了熱望革命成功，獲享自由幸福之外，別無其他企圖……（轉引自項定榮，1982：252）」孫中山之所以能百折不撓，除了個人堅定的信念和特殊的人格特質之外，也承載著海內外華人千千萬萬個希望。

四、國際產學合作
孫中山的三個夢想：倒滿建國、實業建設、和平統一。遺囑中所謂的「革命尚未成功」，近指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遠指依照其著作（《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遺囑〉。因此倒滿建國雖初略有成，但民生建設亟待開展，《實業計畫》便是孫中山殷殷企盼的實業建設。
《實業計畫》可以說是中國的大型社會計畫與實驗，以及是當時最大的歐戰復員計畫，以今日學界的術語而言，也是國際產學合作計畫。成功與否在於龐大資金是否到位，也就是決定於外國銀行團的支持程度。
與袁世凱向各國銀行團的善後大借款（未經參議院同意鹽稅、海關稅抵押，並將鹽務交給外人交辦）不同的是，孫中山在利用外資時主張「第一是主權必須操之在我，第二是必須用於生利之事業」，例如在民國10 年的〈廣西善後方針〉演講中說明「埃及不善利用外資而亡，日本善利用外資而興」並提及「惟只可利用其資本人材，而主權萬不可授之於外人」，惟發展經濟，主權操之在我則國存，操之在人則國亡，這種國際產學立場才有助於中國儘早擺脫經濟次殖民地位。

五、策略聯盟運用
在運用策略聯盟方面，以會黨（致公堂）為例。孫中山第五次在美期間有感於不能僅靠教友和留學生力量，萌生運用致公堂（洪門）的想法。「當時美國各地致公堂：譹髞忘記洪門原來反清宗旨；譺髞受保皇黨蠱惑；譻髞狹隘反清思想無法適應新時代需要。（項定榮，1982：96-97）」因此孫中山表示願意親赴全美各埠遊說，將興中會誓詞置入，重訂了致公堂章程，讓原有15 萬會員重新註冊繳納會費，除可作為致公堂的基金，也為革命經費募款開拓新的活水源頭，然進行半年（從1904年5 月開始）的致公堂總註冊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孫010 中山繼續轉向說服歐洲的留學生。
在對巴黎留學生的接觸中，孫中山說：「諸君加入革命矣，仍應努力求學，即返國後，亦可仍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軍起，諸君以官吏地位，領導民眾，更亦奏效。」從這段的文字敘述，尚不能證明孫中山已然全面估計到革命成功後的建設人才儲備問題。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革命初成後，不僅國庫捉襟見肘，從中央到地方省市（縣），缺少大量訓練有素的國民黨人充任行政官員，基層的地方自治尚未開展，中層的行政專門家尚需培養考銓，中央高層的國民黨人信心不足，此時的孫中山根本無法運轉政府機器，有效掌握所謂的「萬能政府」，也是他撰寫《孫文學說》的原因。
海外華僑（又以廣東遷出者最多）由於在僑居地飽受欺壓，希望有強大的母國保護，因此保皇黨和革命力量亟欲爭取，捐輸方面，美洲華僑和東南亞華僑功不可沒，因而有「華僑為革命之母」說法。孫中山以其特殊身分與經歷在國外結盟會黨、華僑、留學生……等等，同盟會在國內結盟各種倒滿勢力團體，運用策略聯盟壯大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