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稀缺：自動化與未來工作(精)（簡體書）

推薦序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自動化話語

機器來了

憂慮重重

崗位稀缺

第二章 勞動力的全球逆工業化

生產率悖論

製造業產能過剩之弊

第三章 籠罩在停滯的陰影下

增長引擎失速

替代引擎的缺位

技術的影響

第四章 勞動力需求低迷

不計代價地工作

全球範圍內的剩餘勞動力

後工業低谷

第五章 “銀彈”妙藥

凱恩斯主義：彈藥再上膛

無償的津貼

局限之處

第六章 必要與自由

後稀缺學派

合作型公正

人人享有的自由時間

後記 變革的主體

注釋

附錄 怎樣製造一支鉛筆

推薦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張旭）

“機器人將會搶走我們的工作”——這是未來學家們發出的警告。盡管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但自動化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的確造成了工作崗位的變動，並由此帶來了失業。亞倫·貝納納夫教授長期致力於失業問題的研究，他並不同意未來學家們關於自動化、技術性失業和全民基本收入之間關係的看法。在《後稀缺：自動化與未來工作》中，亞倫教授對這一熱點問題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並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這本書內容豐富，可以使讀者快速了解自動化與失業關係的歷史來源、爭論的焦點以及左翼和右翼關於解決方案的問題，促使我們從新的視角對所面臨的勞動力需求困境進行思考。

顯然，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就業的衝擊是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熱點話題。人們在享受技術進步帶來更便利的交往和更豐富的世界認知方式的同時，對機器擠壓勞動力的擔憂也隨之而來。事實上，這種擔憂在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在生產方式的變化方面，機器體系的大規模應用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特徵。機器體系的大規模應用、技術的進步帶來的便捷只是資本追逐利潤的一個副產品，盡管這個副產品在客觀上使物質產出大大增加、生活更加方便，我們可以更加快捷地出行，甚至自動駕駛技術的進步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真正得以普及；無現金時代已經讓我們感受到了支付的方便；無人機送貨也在部分地區得以實現……我們的生活的確更加方便和豐富了。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冰冷，甚至殘酷的：先進技術的引入和勞動力需求的下降，創造出來的財富越來越大的部分被資本攫取了，不平等不是縮小了而是加劇了。亞倫教授用大量的統計數據說明了勞動力需求持續低迷這個真實的問題，但是他並不同意未來學家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技術變革的結果這一結論，而是認為產能過剩和技術能力過剩導致的長期停滯才是根本原因，這也是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整體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原因在於製造業引擎失速且未能找到替代性引擎。亞倫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將催生自動化浪潮這一預言顯得頗為蒼白無力。”

盡管亞倫不同意自動化技術是導致失業的原因，但是勞動力需求的下降是客觀存在的。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亞倫評價了不同流派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還是左翼提出的“通往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初衷不是為了消除經濟不平等，而是讓貧困群體滿足於現狀，不平等只會更加嚴重。左翼的方法，即隨著自動化的發展，全民基本收入的發放金額也隨之增長，直到這一替代分配機制成為所有商品、服務購買力的唯一來源。亞倫指出，如果要實現消除不平等，就要確保從資產所有者手中爭到經濟控制權，“只有控制了生產，最終成功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投資決策權，實現資本罷市的失效，才能為我們掃除障礙，讓我們一路邁向後稀缺的未來。”

亞倫教授提出的建議是，隨著技術的進步，在後稀缺社會的“資本”將被視為共同的社會遺產，這些社會遺產來自於一代又一代人的積累，它不屬於任何個人，而是屬於所有社會成員。但是前提是必須圍繞控制生產這一歷史任務開展社會斗爭，才能實現突破，從而為生而為人所處的境遇賦予新的內容。

綜觀全書，亞倫教授是將資本主義的內在問題用最新材料進行了當代呈現。通過分析，隱晦地提出只有社會斗爭才是解決勞動力需求下降和經濟長期停滯的根本出路，而不能依靠秉持著技術烏托邦理念的神秘主義者。但是作者對社會斗爭如何開展，如何控制生產，怎樣重新建構社會生活等一些核心和關鍵內容卻語焉不詳。事實上，亞倫教授指出，未來學家們關於自動化導致失業是一個虛假的危言聳聽，這對於我們深入思考技術進步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有積極意義的；對於未來學家們的社會改造方案的批評，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思潮。只是作者似乎也沒有意識到，在分析了左、右兩派的意見之後，自己也掉到了烏托邦陷阱之中，樂觀地認為可以通過社會運動、改變人們的觀念以及技術進步的作用，就能夠實現資本家對資本的自我放棄，這到底是一種樂觀的幻想還是悲觀的無奈，就不得而知了。

恩格斯為馬克思的《資本論》所寫的英文版序言曾指出：“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傾聽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他從這種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並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於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中文版序

機器人是否在搶奪我們的工作？如果翻閱過流行報刊或收看了科技類電視節目，你或許就會相信：越來越多的工人正被機器所取代。全世界的人們都對此心存憂慮，當然這也合乎情理。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不可思議的新技術不斷涌現。人們隨時可以從口袋裡掏出智能手機獲取海量信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二維碼變得無處不在，這也讓我們能夠通過手機來完成更多事情：從下單訂餐到預約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檢測。數字工具在很多人的工作中得到了更為普遍的應用。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將平臺技術應用於員工招聘和員工培訓。各類算法被用於收集員工數據和消費者數據（這也讓這兩個群體感到自己時時處於監控之下），並根據這些數據作出商業決策。

然而，盡管人們談論自動化災難的迫近已有數年之久，但在如今，我們仍然能夠明顯地感覺到，即便是最為先進的人工智能形態，也無法完成人類能夠做到的大多數事情。而其首要原因並非僅僅是處理能力的欠缺；究其根本而言，技術本身仍然存在局限。計算機能夠對大型數據集進行複雜的統計分析（所謂的“機器學習”），但它們仍然無法理解因果關係，也無法從分類的角度進行思考。一旦離開高度可控的環境，機器便難以對物體進行持續性的識別和標記。它們既不能對人類予以可靠的響應，也無法輔助承擔諸多簡單的任務。在軟性材料（如織物）的處理上，機器人也同樣難以勝任。

這些因素也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時期，智能機器大軍未能給予我們關懷照顧的部分原因。恰恰正是在我們最需要機器人幫助的時候，必要崗位上卻很少看到它們的身影；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由人類來完成，包括醫院、學校、倉庫、餐館、超市和快遞服務的正常運轉，在此過程中，有人因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失去生命。2021年末及2022年初，美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暫時性的用工緊缺，工人們借機紛紛退出崗位（辭職人數也創下了新高），並要求獲得更高的薪資待遇。他們並不擔心自己將會很快被機器人所取代。

在自動化理論家們所營造的表象（而不是我們身邊所發生的真真正正、實實在在的技術變革）之下，企業中層管理者們似乎都已夢想成真：難以管理的工人們被企業老闆掃地出門，取而代之的是唯命是聽的機器人。如果這一情況已經大規模地出現，那麼我們將會從經濟統計數據中發現證據。誠然，在部分企業，特別是在製造業企業中，勞動力轉移的確正在發生；但相較以往，如今出現這一情形的企業數量更少，其推行速度也更為緩慢。與此同時，過去的十年中，在位居技術發展前沿地帶的美國，工作崗位流失率一直在歷史低點徘徊。換言之，相較於此前一百五十年中任何一個十年之期，過去十年間工人轉行的速度都處於最低水平。這一現象也進一步證明了機器人大軍並未將工人從優質崗位驅趕到了劣質崗位。在全球很多國家，工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技術自動化給他們帶來過高的轉行壓力，而是他們極少有機會能夠離開劣質崗位、轉而投身優質崗位。很多工人，甚至包括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內，都在劣質崗位苦苦掙扎。他們通常也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這又導致了他們本已孱弱的議價能力進一步惡化。

這些趨勢讓人們不禁對“技術導致不平等和就業不足”的論調心生懷疑。在書中，我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造成我們今天所面臨危機的原因並不是自動化驅動下每百分點經濟增長所創造崗位數量的縮減；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擴張的速度開始放緩，繼而導致了新增就業崗位的減少。經濟陷入了持續性的停滯。就業不足會令工薪階層家庭深受其害，因此，微乎其微的經濟增長也讓他們的從中所得變得越加微薄。

我將會在書中闡釋，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正在日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趨勢。在當今競爭極度激烈的全球市場上，工業企業的投資往往難以獲得回報，這導致了製造業部門高生產率活動投資的縮減。這一轉變加速了勞動力市場中業已出現的趨勢：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的工人受雇於服務業崗位。服務業活動通常能夠享受保護性政策，從而得以避免遭受國際競爭的衝擊。然而，服務業崗位的一大特徵是勞動生產率的低位增長，也沒有任何跡象能夠表明人工智能將會帶動服務業平均生產率的提升；與之相反，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轉而走上服務業崗位，生產率增長率正呈現出放緩的勢頭。與此同時，由於生產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後者也同樣出現了顯著的放緩。

對於這一問題，一種解決辦法是通過恢復經濟增長率的方式來恢復就業。政策制定者們已經竭其所能地鼓勵企業加快擴大生產規模。各國政府降低了稅率、發行了公債、放鬆了經濟管制，並廢除了勞動保護政策；然而，這些措施均未取得成效。經濟增長率仍然處於歷史低位。美國非但未能迎來私人投資的激增，反而遭遇了兩次金融泡沫（首先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互聯網泡沫，此後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的房地產泡沫）；每次泡沫之後，經濟增長都會出現進一步下滑。市場改革往往又會縮減勞動保護和福利待遇，導致工人們處境愈加艱難。這些改革也長期伴隨著不平等的顯著加劇。

未來，鼓勵私人投資的努力同樣難獲成功，以技術為重點的努力亦會如此。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之下，公共資助研究對於化解就業問題而言作用甚微。盡管私營創業企業常常被視為創新力量而備受追捧，但事實上是公共資助研究催生了互聯網、觸摸屏幕和全球定位系統（GPS）。雖然優步（Uber）的問世並非這些創新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但這家公司卻利用這些技術壓榨飽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擾的零工求職者。很多企業將會繼續想方設法加深工人們的工作不安全感，以便更好地對他們進行掌控和剝削。

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們認識到，有必要采取激進的行動來擺脫經濟停滯的陷阱。一些經濟學家甚至呼吁開展大規模公共投資，從而在投身綠色轉型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的願景。對於此類擬議投資，關鍵的考量因素並不在於它們的推行能否夠獲利，而在於它們的推行能否創造更為廣泛的社會效益。這些呼聲無疑標志著我們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但在美國等一些國家，富裕的企業主們表達了強烈的反對。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將會削弱這些經濟精英的政治力量。

眼下的要務是通過斗爭的方式，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投資的轉型。我在書中提出，只有對資源分配方式和生產方式進行重大的重組，才能讓後稀缺的世界成為現實。我們需要將投資過程置於集體控制之下，確保將其用於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而非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我們有機會實現大部分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務的無償供應。我們可以重新分配和減少工作，包括目前尚不屬於正式經濟範疇的工作，如家政工作和護理工作。這些變化將會開拓出一方自由的天地，在這裡，人們能夠自由地決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相較於此前任何的時代，現今的技術水平使我們更加接近這一目標。究就其本質，我們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是社會層面的障礙，而非技術層面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