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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農曆八月十五日晚上，薄扶林村居民會舉辦一項與別不同的活動――中秋節舞火龍。插滿香枝的龍身煙霧繚繞，數十名居民帶領火龍遊動全村街頭巷尾，為村民祈求合境平安，並設法讓文化代代相傳。薄扶林舞火龍，這項由來甚久的傳統，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歷史學者鍾寶賢教授、郭錦洲博士帶領研究團隊，長達三年在實地觀察、研究及爬梳歷史資料，寫成《中秋節――薄扶林舞火龍》一書。本書分為六個章節，從祭祀文化、舞火龍的歷史流變與區域分佈談起，再聚焦至香港的舞火龍活動，然後鎖定在薄扶林的舞火龍。在字裏行間與讀者探討非遺的傳承與變改，一同思考這項文化遺產該如何繼續保育下去。

本書記載的就是太古由小型進出口公司演變為環球企業的發跡故事。

本書以商業史的角度闡釋香港影視業百年興衰，但背後訴說的也是一個城市成長的故事。多年以來，在中西文化落差之間、左右陣營夾縫之中、東南亞民族差異之處，香港和它的影視業找到了屬於自已的位置、開拓生機、絕處逢生。但步入21世紀，隨著以上的落差、夾縫漸漸收窄，香港和它血脈相連的影視業應該如何自處，以尋求屬於自己的位置呢？歷史或許已為這答案理下伏線。增訂版新增了〈走進「華語時代」？〉這一章，探討內容包括「港片

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到處可以聽到「太古」這個名字：三里屯太古里、太古匯、太古城、太古糖等，但較鮮為人知的是，這個集團由施懷雅（Swire）家族擁有，創辦人約翰‧施懷雅（John Swire）於1816年成立約翰‧施懷雅父子公司（John Swire & Sons），其子約翰‧森姆爾‧施懷雅（John Samuel Swire）於1866年遠赴中國成立太古洋行。現時領導太古的已是約翰‧施懷雅的

本書按時序形式，歷述銅鑼灣百多年來如何由一處經常有水患和瘟疫的貧瘠村落，經歷英資、華資的開發，以及日資百貨的進駐，演變成今日全球矚目的消費熱點，舖面租金更一度高踞全球首位。本書也深入探索推動銅鑼灣發展的不同動力和條件，從側面書寫出香港的成功經驗和優勢所在。本書特點：1. 本書以香港人的消費熱點銅鑼灣為主角，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曾去過銅鑼灣購物消費和遊樂，對銅鑼灣的日式百貨、商場、大球場、維園、虎豹別墅

本書為《東瀛遺珠：近代香港的日本人紀錄》叢書的第五冊。在第一二冊明治大正時期紀錄的基礎上，本冊內容主要為進入昭和時代，特別是日本在佔領香港以後，圍繞香港社會、政治、經濟、金融等全方位的調查紀錄，既是對處於軍政之下香港的調查分析，亦是對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宣揚，及為自己的侵略行徑進行粉飾。 本書的用意在於為日本佔領當局提供參考，甚至是為其所謂政績進行宣傳，但內容涉及1940年代的香

本書為《東瀛遺珠：近代香港的日本人紀錄》叢書的第二冊，由《香港的工業》、《香港事情概要》、《香港的金融機關》、《香港要覽》四書組成，內容主要為大正時代的日本人圍繞香港政治、經濟、軍事、金融等各方面的調查紀錄。進入二十世紀後，香港的工業與金融取得長足發展，對於香港這一英人治下的殖民地，明治維新之後逐漸崛起的日本，更加表現出一種國家對外的自信與存在感。書中巨細無遺的調查資料，除了向讀者展示二十世紀初期

十九世紀中葉的亞太地區，正經歷風起雲湧的政治變革，西力東漸下衰微的中國，率先喪失了香港。香港也逐漸朝英國殖民地的管治方式發展，漸漸晉身為亞洲先進的行列。關於香港，日本人從來不感到陌生。《明治時期香港的日本人》即為日本領事記錄香港事件與民眾的文本，平實而細緻，既反映了日本早期領事工作的艱難，又忠實記錄了日本領事與中國官僚、香港政要的各類官方交往，儼然是東亞外交史的一個縮影。本書對香港的金融、港口、商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攝影人才輩出，不少人由內地南來香港發展的人，最後踏上攝影師的生涯，鍾文略就是其中一人。一九四七年來港的鍾文略，在和平後的社會最初由戲院學徒做起，漸漸因為對圖像美術多了接觸而對攝影發生興趣。往後更愛上這個嗜好，常常廢寢忘食，一有空餘便到處取景，甚至天天蹲在自設的黑房沖灑照片直至通宵達旦。十年後鍾文略購入人生第一部相機，攝影更成為他生活的重要一環。他喜歡拍攝人情味濃厚的社會寫實照片，

不論是認同殖民地制度的西方學者，還是持國族史觀的中國學者，皆未有著墨於香港人的本土生活及本土認同。到了八十年代，香港才開始有一群受過現代學術訓練的學者以本土的角度進行香港研究。可惜他們的著作都以充滿學術辭彙的英文寫成，並多早已絕版。本書旨在填補這個空間，向以中文為母語的普羅讀者引介這些著作，藉此以本土角度描述香港過去幾百年的歷史。 作者無意僅僅將十二本著作的內容複述一次，而是運用這些著作的資料，按本土史觀描述筆者自己的香港故事。 本書在頭兩章探討香港的史前史：安樂博教授（Robert Antony）講華南海盜，指出香港附近水域一直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海洋中華社會；施其樂牧師（Carl T. Smith）探討在中華帝國底層的海洋族群，如何透過基督教教育，在香港開埠後得到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 第三章及第四章以通史的角度看香港史：高馬可教授指出香港本土精英在開埠初期即已有本土意識，顛覆了主流指香港本土意識要待七十年代才形成的講法；施易安教授（Ian Scott）以認受性危機及行政吸納政治解釋香港政治的治亂興衰，作者則以施氏的理論探討九十年代及主權移交後的政治發展。 第五至第九章，則依時序討論由開埠到戰後初期的歷史：文基賢博士（Christopher Munn）指出開埠初期的香港政府遇上嚴重管治困難，是以香港後期的成就並不能視作殖民管治的必然結果；冼玉儀教授指出1850年代起遷入香港的華商階層，為香港帶來結社自治的文化，促進政府對華人的管治；陳偉群博士探討英商、華商與華人基層的角力，並描述二十世紀初的華人勞工運動；鍾寶賢教授探討香港政府與華人精英在二十世紀初至二十年代初如何介入廣東政治，卻遭到挫敗而最終只能退守本土；曾銳生教授討論在戰後香港商界精英如何與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合謀扼殺香港的民主發展。 最後三章討論香港戰後的政治運動：劉兆佳教授探討香港本土的保守面向，而作者引用近年民調去引證劉教授的功利家庭主義論是否仍然適用；作者引述林蔚文教授對劉兆佳的反駁，描述香港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主要社會運動；作者根據蘇耀昌教授的著作，討論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史，並指出民主回歸論的期望如何淪為泡影。 本書特色： 歷史很多時都是由當權者編寫的，是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一直未有以香港人角度書寫的香港歷史，這些著作當中的香港人都面目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