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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化文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基本與亞歷山大之後希臘人與當地民族的互動程度相一致。多元、統一是其基本特徵。它與希臘古典文化的根本區別在於它是希臘人與被統治民族共存之地的文化，是以希臘人為創造者主體、希臘文化形式為基本載體，同時吸收埃及、巴比倫、印度文明等文化因素之後形成的混合文化。它可能只是流行於希臘化世界上層的精英文化，但它的影響還是會通過錢幣、宗教和政治統治的觸角伸向廣大的社會下層。就歐亞大陸

“犬儒”（the CyniC），作為一種憤世嫉俗、行為乖張的人來理解，可以說古今皆有，只是因時因地因人表現方式不同而已。然而，“犬儒”作為對奉行一定信仰、堅持一定主張、持有一定理想、實踐一種獨特的苦行生活方式的部分哲人的固定的、明確的稱謂，卻是在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社會出現的。按照傳統的說法，犬儒是指蘇格拉底（Socrates）弟子之--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創立的那一學派的成員。從此

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希臘化世界的形成，使東地中海與印度河之間的廣袤區域連為一體，為未來絲綢之路西線的全面開通與拓展奠定了基礎。張騫通西域，使中原華夏文明與帕米爾以西各國文明的接觸和交流變為現實。從黃河到地中海，絲路綿延數萬里，從兩漢到隋唐，絲路沿線及其輻射的地區、國家、民族幾經變遷沉浮。但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帕提亞(安息)、貴霜、羅馬(大秦)、薩珊波斯、粟特以及草原遊牧帝國。它們都曾經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都為歐亞大陸諸文明的交流和發展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的貢獻。同時，它們也是絲路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受益者。正是通過絲綢之路，它們不僅擴大了與周邊文明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和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所謂“四萬裡外”，“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就是這種中外文明交往盛況的真實寫照。這種聯繫的結果就是物質文化的相互補充和精神文化的相互交融。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佛教的東傳和絲綢的西漸，前者成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後者成為羅馬帝國上流社會的時尚。西域的其他的宗教如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羅馬帝國的聶斯托利教，甚至後來的伊斯蘭教也都是通過絲路進入中國的。羅馬帝國對東方香料、絲綢的巨大需求，與安息、印度“交市於海中”又推動了從地中海到中國南海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連通與對接。因此，古代諸文明因絲路而發展，依絲路而興衰，絲路沿線各國事實上構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構想不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提出並實施的嗎？

“希臘化”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二世在位時組織編譯的希臘語sheng jing中，指非希臘人說希臘語，過希臘人的生活。希臘化世界是指在亞歷山大帝國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政治上以希臘―馬其頓人為主導、文化上以希臘文化為主體、同時容納東方當地文化因素的新世界。其範圍東起地中海，西到中亞、印度河，北至北方草原，南至印度洋。存續時間，大致開始於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東征，結束於公元前後。 希臘化世界是亞歷山大東征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在他死後，其部將三分天下，在廣袤的區域內，希臘文化與東方文化長期接觸，相互適應、相互融合，從而孕育了希臘化文明。絲綢之路的開通，使希臘化文明遺產不僅在希臘化世界傳播、接受、改造，而且傳入了遙遠的中原內地，最終融入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洪流之中。從某方面來說，亞歷山大在絲綢之路的開通上，發揮了與張騫同樣重要的作用。 以往研究絲綢之路的中文著作，多從中原視角出發，本書則圍繞絲路的另一端――希臘化世界展開論述。第1編共分3章，論證亞歷山大東征、希臘化世界對於絲路開通的作用；第2編是本書的重點，共分5章，屬￿個案研究，分別論述希臘化文明遺產在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傳播、接受；第3編共3章，論述希臘化文明信息在中國的遺存與影響。各章既獨立成篇，又有內在聯繫，可以全面、系統、立體地反映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的關係。本次出版，並附錄5篇在國外權威期刊發表的英文論文。

本書收錄作者在本科、研究生、博士後三個階段的研究論著，包括本科論文《伯裡克利與雅典民主政治》、碩士論文《希臘化文化宏觀考察》、博士論文《古希臘羅馬犬儒現象研究》、重大課題《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以及若干代表性論文等。上述論文寫作時間涵蓋作者治學生涯全程，均為相應時期起步階段研究成果，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古希臘文明的起源、發展和價值，反映了作者在古希臘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成果，與成熟階段的專著、課題有明顯的區分，折射了作者的學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