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著名教育學家常道直先生早年聽杜威授課時記下的筆記，通過整理後彙編而成，詳細闡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杜威代表作Democracy and Education在中國的最早譯本，曾於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在章節上，大體按照杜威原書次序；在內容上，除根據譯介需要作了適當調整外，還添入了一些原書中未呈現的生動事例與醒目標題。全書文字簡明通俗，是瞭解杜威教育思想的入門讀物。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四卷，為人們提供了約翰·杜威的重要著作——《確定性的尋求：一種知行關係的研究》(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的一個權威版本。 《確定性的尋求》是以杜威於1929年4到5月間在愛丁堡大學所作的吉爾福特講座為基礎而成書的。由蘇格蘭的四所
許多人認為，《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書是約翰·杜威成熟的哲學思想的最全面表達，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廣泛評論和探討的著作。它首次出版於1925年，再版於1926年，並在1929年重新出版時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後還有幾個新的版本，並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發人們思想的哲學著作。《經驗與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兩年時間裡對在卡魯斯講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講演中的三次演講稿的擴充和發展。一些聽演講的評論家曾經一直期待著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在出版之後的短短幾年裡寫了35個評論從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經驗與自然》，直到1951年他寫下那些最後的導言，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開始認識到，要讓自己對“經驗”這個詞語的使用被別人廣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對本卷的導言中所說：“為了避免誤解，他準備在其長期的哲學生涯的最後拋棄那兩個詞（“經驗”與“形而上學”）。對於“經驗”，他寧願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來替代。文化標誌著人在哪裡被塑造成為人，從而將人性與動物本性區別開來的東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導言的草稿中這樣寫道：“假如我今天來寫（或者重寫）《經驗與自然》，我將用《文化與自然》作為書的標題，並對特別的主題進行適當的修改。我會放棄“經驗”這個術語，因為我越來越認識到，對於實際的效果來說，妨礙我使用“經驗”的理解的那些歷史障礙是不能超越的。我將用“文化”這個術語來替代它。因為就現在它確定的各種含義來說，它能夠全面而直接地傳達我的經驗哲學。”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一卷，收錄了杜威在1935―1937年間的所有作品，包括論文、書評、雜文，他擔任莫斯科審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時發表的聲明，以及《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權威版本，還有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講等。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這一時期處於精力充沛的寫作和演講狀態。他從《邏輯：探究的理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書中抽取出一些注釋，寫了3篇文章；並討論了查爾斯·S·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散論，發表在《社會前沿》雜誌的“約翰·杜威專欄”上；在這些散論中，他捍衛學術自由，加入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的爭論，批評羅伯特·M· 哈欽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張，評價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貢獻，勸告教師積極參與社會和勞工運動。杜威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來分析、批評自由主義。當他的頗有爭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出版時，霍拉斯·M· 卡倫（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否仍有可能”這一問題之後寫道，杜威“在他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他所屬時代的語言重新陳述了傑斐遜(Jefferson)在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所屬時代的語言公佈的《獨立宣言》”。莫斯科缺席審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指控他們反對蘇聯，這一事件激起了抗議風暴。為列夫·托洛茨基辯護的美國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公正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此時，杜威已屆77歲高齡，正在完成《邏輯：探究的理論》的撰寫工作。儘管杜威在意識形態上不同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同意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雖然家庭和朋友為杜威著想而反對他承擔這項工作，杜威還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對托洛茨基的訊問，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