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南

本研究以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科技創新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主要經濟體數字科技的發展戰略與治理體系，分析主要經濟體對內與對外數字科技治理機制的聯動規律；整合應用歷史學實證研究的檔案考據方法、政策科學研究的內容分析法及經濟學的博弈論分析方法，從數字科技發展的維度，關注主要經濟體對內科技治理與對外國際互動的聯動關係。研究結果表明，主要經濟體長期以為科技產業政策的推行與對外貿易關係都具有明確的反復規律。在全球科技競爭的格局下，我國應採取綜合科技戰略，對內組合優化創新政策工具、重視基礎研究並加速區域創新集群的形成，對外推廣我國的技術標準國際化。本研究將數字科技的發展依照時間先後和主流產品，分為四個時期，即大型主機、個人計算機、網絡時代、智能型手機，並比較不同時期主要經濟體數字科技的國家創新體系與治理機制的演進規律；其中，美國的發展橫貫了四個時期，而中國則主要在後兩個時期才加入全球數字經濟產業的供應鏈，並成為主要出口國。為我國創新驅動政策與對外貿易政策的整體戰略規劃提供必要的實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