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海

本書研究中國古代立法模式的演進，認為“個人立法”是中國古代立法模式演進的出發點。魏晉時，群體性立法模式出現。“五胡亂華”雖造成法制文明的重大挫折，但孝文帝漢化改革又使重上“正軌”。隋及唐初均延續了“再華夏化”的大趨勢，雙層架構立法模式出現。安史之亂，使組織在立法中崛起。到宋代，終於發展出較為合理的組織立法模式。通過立法模式這一線索，揭示華夏民族如何創造與接續自身文明的努力過程。

與一般的文化交流方式相比，法律移植有其特殊性。在古代東亞社會，亦存在著普遍性的法律移植現象，其中以朝鮮半島對中國法的移植最為持久，取得的成就也最令人矚目，在方法與路徑的選擇上亦最有代表性。在2000餘年的移植過程中，高麗王朝(918-1392)較大規模地移植唐代法的活動，使半島成為了中華法系的一員。但由於高麗對唐代法制的移植是經過了激烈的政治與文化衝突後進行的，故其移植活動採用了特定的路徑與方法——這就是“變異”。本書即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和探討，旨在從歷史為我們提供的更為豐富、厚重、縱深的縱向視野中，從豐富的歷史資源中汲取智慧，從而使我們瞭解中華法系形成過程的複雜性與內部的多樣性，對我們今天的法律移植工作給予一些借鑒和啟示。除緒論外，全書共七章，第一章探討高麗對唐代司法制度的移植與變異，第二章研究高麗在刑罰制度上對唐制的變異，第三章研究高麗在法律文本上對唐制的變異，第四章研究高麗對唐代法律體系的變異，第五章研究高麗變異唐代法制遵循的原則及使用的方法。第六章探討了論世俗主流意識形態對高麗法律的影響。第七章為全書的總結論，從整體上對高麗移植唐代法律的邏輯與效果進行了分析，這種分析主要從變異的必然性、變異的效果、變異與同構的關係三個方面展開。本書研究不僅有助於打破既有之線性的“影響”模式及“律令制國家群”的法制史研究範式，而且可使我們重新思考與認識傳統社會法律移植的意義，增進國人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通過打通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當下的區隔，讓我們得到有益的認識與經驗、教訓，這將對我國現代法制文明的建設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