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本書以國資委大力推行EVA考核為切入點，檢驗EVA考核對企業投融資決策所產生的影響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內容上主要採用規範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具體地，以2005―2014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中央企業和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採用雙重差分法檢驗了EVA考核對非效率投資和負債融資的作用影響。在此基礎上，將負債作為EVA考核影響非效率投資的間接因素，採用新中介檢驗流程和Bootstrap係數檢驗法，檢驗了負債融資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為相關部門進一步完善和協調考核制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本配置優化提供經驗證據。

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玉米、番薯在南方山區推廣最快的階段，之後才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發揮了巨大功用，在南方平原地帶，則一直建樹不多；最終在南方形成了西部山區玉米種植帶和東南丘陵番薯種植帶，雖有交匯，分庭抗禮，邊界在湖廣、廣西。北方玉米、番薯推廣更晚，光緒以降的清末民國時期才有較大發展，最終奠定了一般糧食作物的地位，然地位仍並無二者在南方山區之地位，玉米勝於番薯，尤其在春麥區番薯幾無蹤跡，玉米在北方山區值得一書，在平原也有所發展，在總產量上得以超越南方。美洲作物推廣作為技術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長決定，不能倒因為果。實際上美洲糧食作物價值凸顯的時間在19世紀中期之後，且主要在山區緩解人口壓力。玉米恐怕並非“可以解釋(清代)人口增長的23%”，至遲在19世紀中期，玉米、番薯提供人均糧食佔有量43.83市斤、供養2473～2798萬人。至少太平天國(人口峰值)之前的人口壓力並非源自美洲作物，即美洲作物不是刺激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就全國而言美洲作物發揮更大功用的時間在近代以來，已經錯過了人口激增的階段。依然是傳統糧食作物在中國人口增長的問題上居功至偉。也證明，博賽拉普的反馬爾薩斯理論，人口壓力決定食物生產，更加符合傳統中國國情。

國際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了自1990年國際氣候談判啟動至今三十余年的全球氣候談判與多邊治理進程。本書基於治理嵌構理論，首先從“過程”維度（網絡化拓展）分析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治理的地位變遷、網絡化嵌入模式及其網絡化程度提升的動因；其次從“結構”維度（權威性聚合）分析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氣候治理的權威來源，提升治理性權威的策略選擇，特別是隨著權威影響的提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推進氣候治理碎片化格局積極性協調中的潛力；後探析了國際非政府組織這種嵌構性參與對於後巴黎時代氣候治理模式的深遠影響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內外部局限性。對中國而言，深入理解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嵌構邏輯對我們如何在後巴黎時代積極有為地同多利益攸關方進行互動，從而發揮自身在全球氣候治理嵌構中的協調性和引導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國際體系重大結構性變遷的前提和條件往往是國際能源權力結構的變化，清潔能源(包括以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傳統能源的清潔化) 作為下一代能源體系的主導因素在未來國際體系主導權的爭奪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清潔能源的發展為應對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動低碳轉型提供了一個綜合性解決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潔能源外交的開展已經成為一國優化國際發展環境、保障低碳競爭力以及推進全球氣候能源

工業化時代以大量使用礦產資源為特徵，20世紀中後期，很多集中開採利用礦產資源的城市面臨資源枯竭的境遇，有一些西方工礦企業集中的城市重塑產業結構，建立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構建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策略等措施，在轉型發展的道路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們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資源型城市在轉型發展道路上前進的步伐，也為我們帶來了寶貴的啟示。進入21世紀，我國一些資源主導型城市開始面臨資源枯竭的情況，如何利用國際上戰勝資源枯竭的經驗，幫助我國這些資源枯竭城市擺脫困境，成為很多人關注的重點。本文針對這個主題，結合國際國內的經驗，提出了五大發展理念，以助中國煤炭資源衰退型城市的經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