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

人是社會性動物。人與人之間進行社會交往，必須相互溝通、彼此說服。在此意義上，“通上下之志”的縱橫術更具普遍意義。本書不僅為縱橫家正名，恢復其孔子所傳“言語”科圣賢之學的本來面目，還兩千年的時空，對縱橫術進行了系統總結——由內圣而外王，從心力的培育到具體的說服理論，再到生動的說服案例，使失憶千載的縱橫之學終成完璧。對于身處二十一世紀“新戰國”大爭時代、信息時代的現代人來說，從商業到軍事，再到日常生活

《中國商道：中國商人的長生久富之道》是對中國先秦和明清兩個商品經濟大發展時期商業典籍的第一次系統整理和詮釋。在全球化商業競爭愈來愈烈的今天，本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實用價值。 兩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與諸子百家并立的商家（亦稱“治生者”或“貨殖家”）。兩千多年來，他們的經營思想成為中國商業文明的活水源

一、《國學真相》：當太多人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將百家之母《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等同於儒家經典的時候，中華文化真相不幸被屏蔽了；“黃云萬裡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西周王官學六經衍生出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它們分屬不同社會功用，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漢書·藝文志》說諸子是“六經之支與流裔”，將諸子比作六經的支流與衣裳末尾——六經是母，百家是子，二者血脈相連，這才是中華文化的真相！ 二、《國學與國是》：本書是筆者過去十多年做人做事、研習內聖外王的心得。感觸最深的一點是：學術乃時代之元氣，學術弱則人弱、國弱，學術強則人強、國強。過去一百多年，我們的失誤是拋棄了以經學和諸子百家為核心的經典，失去了中華民族精神上的立足點，這是目前我們軟實力遠遠落後於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的根本原因。收拾破碎的文化山河，返本開新，以中格西，才能走出這一百年歷史誤區。歷史證明：簡單否定自我，盲目引入西學，“以西釋中”是條邪路、死路。 三、《醉春秋》是一部文集，分為三個部分：雜文、問答和詩歌。“雜文部分”主要收集整理了作者研習“外聖內王”這個中華文化核心所經歷的故事，包括演講、書評、記敘、論文等；“對答部分”主要是作者與國學研究者、愛好者之間的書信往來；“詩歌部分”集中了作者求學路上的人生感悟，以深厚的學養為基礎加以闡釋，讓讀者盡享閱讀之美。

欣逢中華百家爭鳴的盛世，玉忠成就了一家之言。他梳理“中華原生文明”，發掘和弘揚法家的治國理念和方略，如重耕戰，社會功勳制，全民監督，常平倉，依法行政，簡令謹誅，賞罰當符而重其輕者，獨特的外交觀，還有道法自然的自然主義世界觀。他試圖描繪一幅“儒化”之前中華“大黃金時代”的圖景，而且毫不掩飾其“托古”的意圖是宣揚當代的“新法家”。無論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思想開放的讀者必然能獲得重要的啟示。讀過此書，我們

本書是對中國先秦和明清兩個商品經濟大發展時期商業典籍的第*次系統整理和詮釋。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篇是對中國商道的先秦典籍《范子計然》的詮釋。先秦白圭“樂觀時變”、範蠡“與時逐而不責於人”，這類經商理念對後世影響深遠，成為歷代大商千年不易的商業訓條。第二篇收錄了明清商業指導書的精髓部分。當時的商人挾著《士商類要》之類商書行走天下——正是他們，讓中國在19世紀以前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第三篇引經據典，整

名學是中國文化由形而上學至形而下學的關鍵所在，是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對於修正西方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術中的還原論思維取向，中國正確引入西方學術以及中國學術的本土創新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名學與西方邏輯學相比較，二者具有十分不同的學術品質。名學更適用於處理複雜的系統，可以直接應用于社會治理，這使名學成為儒家名教之學和法家名法之學的基礎，而西方邏輯學顯然沒有這樣實用性的社會治理功能。站在中國名學的角度反觀西

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已經產生了系統而且豐富的經濟學思想和理論，并在列國大爭的環境下進行了相應實踐。但隨著秦漢的統一，一個中央集權大國的形成，列國經濟學漸漸式微。《管子》中系統完整的經典經濟思想被束之高閣，數千年來鮮為人知曉。兩千多年來，中國一直以一個鮮有競爭對手的東方大國面貌而存在。因物產豐富、地域廣袤，經濟自成一體，國際往來不多，外部貿易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濟學家根本不需要《

本書作者研究中華文化數十年，他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發現東西方即使在人類思維最基礎的二元觀念上有根本的區別，西方文化基礎是二元對立思維，只重相克；而中國文化的二元觀念，除了講相克，還講陰陽相生和陰陽平衡。為此作者對全球範圍內二元觀念和太極圖進行深入的研究。行程三萬公里（從東歐大平原到中國東北雪原）跨越五萬餘年（從舊石器世代到二十一世紀），探尋人類文明的基因----二元觀念及其藝術表達形式太極圖在全球

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一種不落的星辰經那是文明的胚胎，世界上各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大多由此演化而來；在經濟學

過去一百年來，中國諸多知識分子一直希望通過移植西方「新倫理」的方式重建中國倫理道德體系，然而他們的「道德革命」總是無疾而終。為何西方倫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國呢？究其原因，還在於東西方倫理的源流與內容大相逕庭，在中國沒有合適的移植西方倫理的文化土壤。首先，從源頭上說，中國倫理是以人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西方倫理是以上帝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中國人關注現世，其倫理道德是內生的，而西方人的道德來自上帝的啟示，並

“性命”之學與“天道”之學回答了兩個長期困惑人類的重大問題：生命的本質是什麼？人生有何規律可循？並指出了性命所追求的終極之“道”。儒家心法認為雖然“命運無常”，但“性有善惡”，可以通過“窮理、盡性、至於命”的三個步驟“修身養性”，“達及天道”。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方法， 以“仁、義、禮、智、聖”為標準，最後實現整個社會達到清靜無為的太平盛世的目標。“性命”觀和“天道”觀作為一種哲學，

物質文明是一把雙刃劍：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人類需要一種更高的智慧去控制這把雙刃劍。這種智慧是單

本書分兩大部分。上古無文字，上卷“立象盡意”，通過對代表大道的符號“蹲踞式人形”的全球性研究，揭示東西方文明同源――東西方文明的基礎都是原始至上天神信仰，但是東西方文明演化的路徑不同；下卷從中華大道之源（王道）、中華大道之學（道統）、中華大道之用（道術）三個方面，闡發“以人為本”的中國文化，由於其內聖、外王智慧高度發展、高度融合，建立了內聖與外王不二、政教統一的文明體系，體現了中華大道的現代價值。

中國農業社會規模龐大的市場產生了複雜發展的經濟理論，這就是以《管子》輕重十六篇為核心的輕重術。 輕重術是經濟學的“經”，具有歷久彌新的特點，理論上能夠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相媲美。 本書主體分為道與術兩大部分： 思想篇講道。計劃與市場、對外貿易、政商關係、分配關係、期貨與平抑物價、放任與調控、競爭與合作……這些當代經濟命題在中國古典經濟思想中

名學是中國文化由形而上學至形而下學的關鍵所在，是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對於修正西方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學術中的還原論思維取向，對於中國正確引入西方學術以及中國學術的本土創新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名學與西方邏輯學相比較，二者具有十分不同的學術質量：名學更適用於處理複雜的系統，可以直接應用於社會治理，這使名學成為儒家名教之學和法家名法之學的基礎，而西方邏輯學顯然沒有這樣實用性的社會治理功能。站在中國名學的角度反觀西方邏輯學，我們能清楚看到後者的局限性。西方學術建立在對現實的抽象定義和系列假設的基礎之上，一旦沿著邏輯鏈條推演下去，常常發生“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的現象，就是道理上行得通，卻與現實不著邊際。中國名學能夠為本土學術體系提供牢靠的思維防火墻，同時建立起不同文明間交流的“學術海關”，避免出現邏輯概念的混亂。這是西方邏輯學難以勝任的。

《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主要內容：與西方經濟學將生態系統排斥于經濟生活之外不同(西方學者在定義“經濟學”這個概念時所指的“稀缺資源”主要是指能夠生產用來分配的商品的資源)，華夏禮義文明最顯著特點就是從政治、經濟、價值觀、生活方式等角度維系有限自然資源與無窮人類欲望間的平衡。在生態危機越來越嚴重的今天，人類要想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只有走上華夏禮樂文明的康莊大道經由形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