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

本書是眾多日人「滿洲經驗」之一部，亦為「滿洲的記憶」研究會最新的口述訪問成果。6位受訪者中分別男女各半，除了笠原雅子出生於大連以外，其餘幾位都是年幼隨著家族一齊前來滿洲謀生的。他們在中國東北的人生軌跡各異，有人描繪海關日常工作，也有跟隨軍人父親駐守興安鎮；還有參與開拓團、擔任技術官僚或從事其他職務的經歷。更有受訪者的經歷超越滿洲，遠至中越邊境。透過受訪者的敘述，讀者得以窺見大歷史敘事之外的另一面，理解個人在戰爭與殖民背景下的多樣處境與記憶。瀏覽本書的「滿洲經驗」，將有各式各樣地「發現」，包括多元且複數之印象，還有無意間投射出來的心理反映，都深值吾人探討記憶中的意義。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驗，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等媒介及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蘇聯經驗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施政的重要參照座標；但隨著中蘇關係從蜜月到反目的翻轉，中共宣傳「新人」的重點也隨之產生變化。全書藉由比較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背後成因，進而討論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毛澤東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政策，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此外，研究中共所宣傳的新人觀，也有助於了解紅衛兵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養成教育，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毛時代中共對「新人」的宣傳，造成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其影響至今猶見。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一六四四年，南京一位名叫曹君義的出版商，印製了一幅獨特的世界地圖，他稱之為「天下全圖」。其雖沿襲了某些可上溯宋元時期的中國慣例，卻也借鑑了一幅由奧特柳斯（Ortelius）設計、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南京印製的歐洲版世界地圖。本書原是發表在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學術講座的講稿，每章即是以這兩本曹君義地圖中的一本作為出發點，去重建一段世界地圖的歷史，以此回顧早期的中國和歐洲在繪製世界地圖上的嘗試，並展望中國的世界地圖對歐洲地圖學的影響。這段歷史表明了：歐洲人仰賴中國人對亞洲的知識，並不亞於中國人倚賴歐洲人對世界的認識。今日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地圖，正是在這種相互作用下，於焉誕生。

本期共收錄論文三篇：賴毓芝著〈圖像、調查與翻譯：製作長白山「瑞樹」〉、吳昕璇著〈歷史傳統與近代建構：晚清國家轉型中的「苗族」話語〉、王文隆著〈中華民國在南越的農技援助（1958–1975）〉及書評一篇：雲妍撰〈評賴惠敏，《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

本期共收錄論文三篇：孔令偉著〈清朝初期與西藏之間的資訊流通與政教關係〉、Robert J. Culp著 “The Shanghai-Hong Kong-Singapore Network and Maritime Cultural Production”、曹魯曉・程兆奇著〈「寬大」的審判？——國民政府對日戰犯審判的評價問題再檢討〉及書評一篇：徐佳恒撰〈評王龍飛，《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1937–1945）》〉。

本期共收錄論文三篇：呂妙芬著〈明清天主教靈魂論與儒學的對話〉、蔡至哲著〈崇儒排佛之外—朝鮮君主對儒生「闢異端」排佛暴力的批判〉、丘文豪著〈理學的桐城、文學的桐城—方宗誠及其學友與十九世紀的學術傳統建構〉及書評一篇：蔡旻遠撰〈評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