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重返尼布爾》是討論尼布爾政治與宗教思想之關係的一本導讀性書籍。作者從尼布爾在美國政治左翼和右翼中的復興談起，深入淺出地剖析這一伴隨著吹捧、誤讀、批評和深思的現象背後，尼布爾思想在當代生活中的相關性與切適性。在「祛魅」後的世俗社會中將政治期望與某個宗教傳統相連接，這並非是一件易事，而尼布爾巧妙地將自己對聖經、歷史和基督教傳統的理解融入到對當代政治現實之沉疴宿疾的診斷與批判中，展現了其先知聲音的力量與深度。

田立克認為魔魅（demonic）是民族主義的本質所在。也即，民族主義既有正面的積極作用，也同時有負面的破壞性。因此，田立克以神律原則來批判它。但民族主義在當代也是人的主要身分依歸之一，以神律原則來批判，並不足夠。筆者因此整理了田立克的邊界觀。邊界不僅賦予存有以身份與意義，也指向了他者與往復跨越邊界的重要性。田立克的邊界觀不僅整合了他的神律原則，也很好地回應了民族主義有關身份與意義的問題，並且對當今全球化的處境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本書也分析了田立克與希爾斯這兩位神學家對納粹民族主義幾乎是對立的觀點，並指出田立克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有著從含混（魔魅）、到負面（偶像崇拜）及到較正面（類宗教）的一個發展軌跡。他晚年將民族主義看為類宗教，其實反映了他的一個美好願望，也即民族主義若處理的好，在當下也可以是實現上帝之國的一種媒介。

在19世紀末西方偵探小說通過譯介進入中國之前，關於作案及如何解決罪案，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既存的是公案小說——這一以官吏公堂斷案為情節核心的文學體裁。1896年，柯南·道爾的偵探故事首次被翻譯為中文，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作家同時結合來自域外的新興體裁與自身古老的文學傳統，開始獨立創作一種新形式的偵探文學。偵探小說既屬於晚清西學東漸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詳細體現中西思想碰撞與集成的文化產物。因此，它不僅僅投射出一種文學現象，亦能夠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及歷史視域下加以討論。 本書從特定視角檢視承接了悠久歷史傳統又飽經革命洗禮的晚清至民國，偵探小說如何反映作為經濟基礎的社會生活、組織制度，以及從屬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何走向所謂現代轉型的發展脈絡及動態過程，用另一種方式回答了「如何現代，怎樣文學」之命題。 需要強調的是，本書的主要目的並非希望簡單否定「五四」新文學或為通俗小說的價值進行翻案，而是試圖通過理解「主導意識」以外的「民間意識」，為中國近現代文學視域下，傳統與現代；衝擊與回應；國族與他者；模擬性與主體性；文化激進與文化保守等相關課題的討論提供值得關注的新案例。

本書不是為了證明《十二先知書》是否為一卷書，而是嘗試回應便祖威（Ehud Ben Zvi）的斷言：《十二先知書》每卷書都是各自有一個標題句、一個人物、因此是十二卷書。本書從文獻綜述開始，對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關於《十二先知書》作為一卷書的討論作一梳理，並透過對希伯來正典的每一卷書中標題句的討論，以及對與《十二先知書》同為被擄回歸後成書的三卷書－《歷代志》、《以西結書》和《創世記》－中關於最初被擄回歸後的猶大群體對「十二支派」觀念和意義之重視及刻意編排的研究，得出以下三個結論：一、在《十二先知書》中遠超便祖威簡單、劃一的結論，標題句、人物及書卷是極其複雜多樣的：體現在標題句格式、性質、數量以及人物的多少。二、在《十二先知書》以外的希伯來正典中，如前後先知書、五經、著作中發現比該結論更為複雜的情形：有多個標題、多個人物，但仍然為一卷書。 三、在被擄回歸後的三卷書：《歷代志》、《以西結書》和《創世記》中，對十二支派觀念的重視和強調，與處於同一時期的《十二先知書》有極為相似之處。《十二先知書》有多個標題，有十二個人物，但仍然是一個文集，為的是強調和表達十二支派的重要性。這種對十二支派觀念的重視和強調極有可能是將《十二先知書》閱讀為一卷書的主要原因。專業推薦：「黃添華牧師的著作不但是華人教會牧者和學者在研究舊約，十二先知書的佳作，也是中國教會在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的有益嘗試。盼望讀者從中得到啟發，也盼望有更多中國教會的學者的優秀著作面世出版。」――陳逸魯　牧師、博士、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金陵協和神學院常務副院長